一听这消息，父亲着急了，明确向儿子表明反对意见。父亲是个老会计，从小对陈晓锋严加管束，见他在大学里干得好好的，怎么说离开就离开呢？父亲想不通。但是，几年的浙大经历已改变了他，路甬祥、潘云鹤这些浙大名师的教诲，使他觉得天变大了，心变宽了，既然命运向你展开崭新的迷人画卷，就该用微笑和激情去面对、去抒情。不是命运左右了陈晓锋，而是陈晓锋真正成熟了起来。
上世纪90年代初的宁波，大环境不似温州的火热，一切都还在渐变的过程中，犹如盘踞着的一条龙，缓缓地抖动着身子。
这与陈晓锋的梦想、激情、干劲、青春热力有所差异。
刚进机关时，他也憧憬过仕途的美好，凭着当官为民的准则实实在在地办了好些得民心之事。但很快，陈晓锋和许多机关干部一样，慢节奏的工作方式使他感到不适甚至厌倦。年轻的心如果倦了，就有可能失去了方向，何谈振翅飞翔呢？陈晓锋的同事后来说：“其实在机关内，他人缘很好，尽管年轻，但干劲十足，也有领导魄力，大家都很佩服他。”机关三年，陈晓锋务实严谨的工作风格、踏实努力的工作态度、虚怀待人的为人准则得到了同僚的肯定、群众的称赞，但追求完美的他总希望能把事情做得更好些，更完美些，而政府机关制度上的束缚，使得他再怎样努力也无法施展身手，大展宏图。最终，陈晓锋选择离开，在旁人诧异和不解的注视下，放下了一个令人羡慕的职位，投向了企业的怀抱。
那个时期，到处都在讲国企改制，陈晓锋想，在这样一个充满变革的时代，企业应当是展现才华抱负的最好机会。于是副总裁、总裁、董事长，一步一个脚印，公司换过几个，但陈晓锋都干得很出色，经他管理过的企业都能保持稳健持续发展。通过国有企业的五年磨砺，陈晓锋更加有责任感，无论从性格、成熟度、能力和魄力都已达到了相当的高度。然而，国企改革的不彻底性以及非效益优先性让他感觉难再更上层楼，国企同样庞大的官僚化运营方式，更是让他“敬畏”三分。他忖道，在机关单位无法施展的才华和实现的抱负，难道在国企就能兑现？他先是怀疑自身的能力，继而打量起所处的环境，思来想去，疑惑总是不减，倒是朋友不经意的话激起了他的又一番“冲动”：以你的才干，为何一定要屈身于什么国企呢！是啊，何不自己创业，做自己想做的事业呢？！于是陈晓锋再次毅然决然地放弃已经获得的一切，从头再来。
如果说前两次身份置换是为了更好地投身实践、回报社会的话，那么陈晓锋的这次“单干”，是真正意义上的“下海”。他加入了浙商群体波澜壮阔的创业大军之中，实则是另一种高度的回报社会。
从公司初创起，他就把自己多年经验所得相授员工，譬如如何去持续地学习，去不断地调整自己，怎样在企业里担任自己适合的角色等等。陈晓锋最在意打造企业的灵魂，多年来一直坚持投入大量精力去创建企业文化，寻找能让企业与员工完美搭配的运营模式。他认为企业做大并不难，保持企业内部和谐及持续发展才是头等大事。他经常劝导员工，抛开打工者的身份，要意识到公司不仅仅是老板的，也是员工的，公司的发展所走的每一步都凝聚了大家的智慧和心血。从一家仅仅几个人的小公司，到如今的多元化企业，陈晓锋都坚持着自己的梦想，努力回报社会。他提出“让有知识的人发挥才干，让有才干的人获得财富，让有财富的人回报社会，让社会更加和谐美好”作为企业宗旨，鼓励大家共同进步，共同创造，把自己的智慧不但贡献给企业，也贡献给这个社会。目前，陈晓锋在杭州、宁波、舟山、江苏及澳大利亚拥有多家公司，主要从事房地产开发、PE投资及外贸等业务。尽管陈晓锋早已是成功者，但他须臾没有止步的想法，年轻时的激情与信念仍在燃烧着他、召唤着他，鞭策他永远向前。
2005年，陈晓锋担任了中国民营企业国际促进会副会长，他力求为民营企业的国际交流与发展作出贡献；他在宁波一所高校设立了奖学金，鼓励青年在人生起点就努力奋斗；他还担任浙江大学客座教授，希望让自己多年的管理心得成为有价值的借鉴。
陈晓锋戴着一副眼镜，斯斯文文，谈吐不凡，尽管离开浙大20多年了，但他仍梦萦着那段难忘的经历。他把感恩之心献给了母校：“同事和领导对我很好，没有把我视作小辈，而是把我当成一个生气勃勃的、前途无量的青年人，教我如何思考，如何决策，如何去梦想，如何把握更大的场面”。真乃学以致用，这些对于陈晓锋做人及经营企业都是至关重要的。如今的他成为一个关心国家命运的公民、一名重视企业和员工发展的领头羊、一位热心公益事业的企业家，这是一位学子对母校、对社会的最好报答。
曾经有记者问陈晓锋：“您认为是什么原因使你有如此丰富的人生之路？”
他答道：“我要感谢时代，是时代造就了人，是改革开放的伟大事业成就了人，我仅仅是其中的一员，见证了改革开放这一伟大历史。实践证明，只要追随时代潮流，只要不断与时俱进，命运就能很好地掌握在自己的手里。”
我们不妨再为陈晓锋梳理一下他的经历：8年高校教师生涯，3年政府“官员”经历，5年的大型国企高管，10年的民营企业老板——如此丰富的履历，的确与一般概念上的浙商迥异。
陈晓锋所走的每一步其实都是自主安排的，他的几度“转身”，我们不说华丽，但也确实成功。自上个世纪90年代中期始，浙江这块地方陆陆续续有官员辞职下海，到了新世纪初叶，温州市副市长吴敏一等人的下海，更是掀起了一股风潮，被称为“浙江现象”之一。如果要作一番比较的话，陈晓锋的下海要早得多，其经历也比吴敏一们要丰富得多，单就这一点来说，陈晓锋是打破浙商群体身份单一化的主要代表之一。
周大虎拔剑“反倾销”
周大虎以“虎”闻名，不光是他的名字，也不光是他生产的打火机品牌称为“虎”，而是因为他的个性，他的行事风格——虎虎生气！
“另类英雄”周大虎曾几经磨难：
小时候曾有个不错的家庭环境，不料当“老革命”的父亲被打成右派、母亲下放乡下，家庭变故让年少的周大虎一下子变得举步维艰；
1969年，17岁的周大虎跟着温州同乡外出谋生，但不久包工队长被抓回来枪毙了，周大虎也被关了一个月，逼得他跑到江西等地去流浪；
1991年，周大虎妻子“下岗”，两口子好不容易办起了一家小打火机厂，谁知不久生意变故，工人跑了个精光，苦闷至极的周大虎在一个星期内，居然骑摩托车接连出了三次车祸……
屡遭困厄的周大虎从此真变成了一只“虎”，办事爱较真，有股不服输、不认栽的蛮劲头。
在生产几近停顿、自己接连出事的情形下，周大虎躲在房间整整思考了好几天。工人当初之所以离开，一来是因为有的跑出去自立门户；二来是被别的工厂挖去了，因为在别处对质量要求不高，工人可以做得更多，赚得更多。当时摆在他面前的路有两条：一是随大流，这样肯定能赚钱，但是牌子就砸了；一是坚持质量。周大虎不顾身边人的反对，执意选择了后者。这样的结果是，其他的温州打火机厂狠狠地捞了四五个月的钱，大虎厂则花钱培训员工，花了四五个月的钱。
由于质量低劣、粗制滥造，很多温州打火机厂商名声扫地，难以接到订单，而大虎厂的境况迅速好转，外国进口商提着钱在厂子里排队都拿不到货。大虎厂出名了！
这时，有些厂家找到周大虎求他卖牌子，由他们生产打火机，贴上“虎”牌卖给老外。这样，每只打火机大虎厂可以赚1~2元钱，一个月就可以赚几百万元。在这样的诱惑面前，周大虎坚决不答应，说“这只老虎我不卖”，他不会为了赚钱而砸掉自己的牌子。
周大虎的“牛劲”最终还导致了一场诉讼，那就是尽人皆知的中国第一例反倾销官司——
2001年9月，欧盟对温州打火机启动技术壁垒的CR程序，规定2欧元以下的打火机要设置防止儿童开启的安全装置。2002年5月，欧盟又开始对中国出口欧盟的打火机进行反倾销立案调查。
大虎的企业和温州同行们逐渐壮大的时候，风云突变，怎么办？大家不但不懂国外贸易法律规则，还缺乏应诉资金、精力和时间，众多温州打火机企业一时陷入惊慌，不知如何应对，都拿眼睛盯着周大虎，向他要主意。
绝不能坐以待毙，周大虎性子一上来，当机立断拍板。
于是在2002年7月，身为温州烟具协会会长的周大虎，亲自上火线，组织打火机行业15家龙头企业积极应诉。他们花巨资聘请比利时和法国有经验的律师事务所，进行“产业无损害抗辩”，在应诉期最后一天，将申诉材料递交到了欧盟。
2002年9月，欧盟官员多次来温州，对中方应诉企业的财务、销售、成本等所有账目进行详细调查，最终对应诉企业提出的意见和事实予以理解和认可。
2002年9月13日，温州市烟具协会接到代理律师转来的欧盟正式终止对中国打火机反倾销调查的官方公报。这意味着历时一年多的中国打火机行业应对欧盟反倾销一案已取得彻底胜利。
对于此次的胜利，周大虎表示，这是中国加入世贸组织后，中国民营企业打赢欧盟反倾销的第一案。这标志着国内中小民营企业正在经历着从怕打洋官司、不懂打洋官司到运用国际贸易规则来从容应对国际贸易壁垒、保护自身利益、打赢洋官司的过程。
“企业遭遇国外反倾销官司不要怕，关键是要按照国际规则办事。”周大虎深有感触地说。同时他建议，国内各行业最好建立行业预警机制，学会如何避免贸易摩擦，并能够在产生摩擦时集中行业力量多方位地进行应对。
打赢国际官司的周大虎也为自己赢得了荣誉，周大虎因此被评为“2003年度全国最受关注的十大法治人物”和“首届浙江商人十大风云人物”。他作为中国企业界唯一代表，出席了国际经合组织“保护知识产权研讨会”，并作了“传统产业面对知识产权的挑战和机遇”的专题发言。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