讲“政治”的近代甬商
19世纪末叶以后，随着宁波商人在上海商界势力的日益增强，他们还积极参与上海社会政治活动，在一定程度上成为上海工商界的代言人和左右公众舆论的重要力量。当时他们常常参与、干涉内政、外交事务，在一些引起社会震动和举国上下关注的重大事件中率先表态、带头发难和开展活动。如1905年抵制美货运动和此后开展的收回权利、保路运动中，宁波商人都相当活跃。1905年上海发生英国领事侮辱华人会审官金巩伯事件，激起上海大规模罢市罢岗风潮。为平息事端，虞洽卿、朱葆三等宁波帮领袖人物积极奔走，居间调停，终于使工部局作出让步。
孙中山先生虽然不是宁波人，但他与宁波帮的关系十分密切。作为一名伟大的民主革命先行者，他领导的资产阶级民主革命代表了包括宁波帮在内的广大民族工商业者的愿望与要求，因而得到了广泛的支持与响应。为推翻清王朝的统治，当时孙中山四处奔波，寻求各方支持，使他与各个层面的宁波帮人士都有程度不同的交往，如宁波帮主要人物虞洽卿、吴锦堂，中小商人赵家蕃、赵家艺兄弟以及家族财团——小港李氏兄弟等等。
1904年，赵氏兄弟同赴日本留学，期间结识孙中山，并加入同盟会，即成为孙中山革命事业最忠实的追随者。次年，赵氏兄弟与革命党人张静江先后去法国巴黎经商，以所获利润全部用于资助孙中山从事的革命活动。“计人杰先后所输金百数十万，君亦数万。”1906，赵氏兄弟回国，他们在上海平桥路三家园的住宅——赵氏馆，成为当时海外革命党支部人与上海革命党支部人联络的秘密地点之一。1907年孙中山先后在两广地区组织发动潮州、黄花岗起义，惠州七女湖起义，钦州、廉州起义，镇南关起义，所需款项巨大，赵氏兄弟从陈其美处获知孙中山困境后十分着急，而当时他们在上海经商，手头现金不多，为此，双双赶回宁波，把祖传田产大部分低价售出，以所得现款悉数捐给孙中山。此后，赵氏兄弟对革命党人仍多有资助，有时甚至不惜变卖饰物相助，此举在革命党人中传为佳话。
孙中山的革命活动还得到海外宁波商人的大力支持，其中孙中山与旅日宁波商人吴锦堂的关系最为密切。吴锦堂出身贫寒，19世纪80年代由上海赴日本经商。由于其不懈的努力与过人的胆识，他迅速成为旅日华人的佼佼者，在20世纪初的日本商界有“关西财阀“之称。但他身在异乡，心系故乡，十分关心中华民族的兴衰存亡，对清政府的腐败统治深恶痛绝。早年，他徘徊于革命与改良之间。1898年维新变法失败后，梁启超逃亡日本，吴锦堂予以隆重接待，但当梁启超组织保皇党顽固反对孙中山的革命活动时，转而坚决支持孙中山。他不但在物质上全力支持孙中山在日本开展反清大业，而且自己也积极投身其中，并与孙中山成为莫逆之交。1895年孙中山组织广州起义失败，清政府疯狂追捕革命党人，迫使孙中山再次流亡海外。当年11月12日孙中山到达神户时，受到了吴锦堂的热情接待。他对孙中山领导的反清斗争充满信心，并在华侨社会中广为宣传中山的民主革命思想。此后，两人来往十分频繁，据日本学者中村哲夫研究，“1900年前后，孙吴的联系几乎超越了吴氏同其他任何人的联系”。期间，吴锦堂还利用租借住友财团的汽艇在向国内运输日本北九州煤炭的海上经营活动中，秘密协助孙中山运送军火。1905年8月，孙中山把“兴中会”、“光复会”、“华兴会”联合起来组成“中国同盟会”，吴锦堂积极参加同盟会活动，后担任同盟会神户支部长，并把他在神户私邸中的一部分房屋借给同盟会办公。此后，同盟会改为国民党，吴锦堂继续担任神户支部长。1912年初吴锦堂还先后资助上海和宁波军政府经费4万元。
1913年辛亥革命胜利果实被袁世凯窃取后，孙中山于同年3月到达日本神户。吴锦堂在神户中华会馆组织盛大的欢迎集会，后又以国民党神户支部长身份邀请孙中山一行到舞子海滨松海山庄做客。1915年，孙中山、宋庆龄新婚旅行到达神户，吴氏又多次设宴热情款待。为褒扬其支持革命之义举，孙中山曾亲笔题赠“热心公益”匾额一方。为表达海外赤子思念祖国之情，1916年，吴锦堂在舞子海滨建成一栋八角形的别庄，取名“移情阁”。1924年12月孙中山带病北上，参加国民会议促进会。途经日本时，孙中山偕同夫人最后一次亲临“移情阁”。在吴的协助下，孙中山在神户女子中学礼堂发表《大亚细亚主义》的演讲，宋庆龄也就妇女解放问题在兵库县高等女校发表演说。
辛亥革命期间，宁波商人在上海等地十分活跃。可以说，他们不仅对孙中山领导的辛亥革命程度不同地表示同情和支持，更有不少宁波商人进而直接参与这场革命活动，为辛亥革命特别是上海及江浙地区辛亥革命的胜利作出了重大贡献。宁波商人参与和支持辛亥革命主要分两个阶段，即在武昌起义前支持孙中山、陈其美等革命党人从事革命活动与反清武装起义；武昌起义后，则帮助革命党人夺取和巩固政权。支持的方式多以经济为主，政治军事为辅。
除以赵家蕃、赵家艺兄弟为代表的宁波中小商人一开始就直接参与这场革命外，以朱葆三、虞洽卿为代表的上海宁波帮领袖人物，也先后涉入其中。
进入20世纪后，宁波帮上层分子尽管对清政府腐败无能、丧权辱国的行径表示不满，但仍寄以幻想。为此，1906年12月当张謇、汤寿潜等在上海发起成立“预备立宪公会”时，朱葆三、虞洽卿、周晋镳、苏葆笙、李薇庄都加入为会员。但随着清朝政府假立宪、真专制面目的彻底暴露和革命党人的影响，他们也逐渐有所醒悟，对革命党表示同情与支持，其中一部分最后选择了参加同盟会。
最早由虞洽卿发起创办的上海商团是上海商会控制的一支武装力量。1911年初根据同盟会的指示，沈缦云、叶惠钧等人将上海商团组织转变为反清武装力量。此事无疑得到了虞洽卿的首肯。同年4月，在虞氏支持下，全国商团联合会在上海成立，虞任名誉会长。随后，上海商团加紧进行军事训练，发展成为一支有战斗力的军事组织，后在光复上海战役中发挥了主力军的作用。当时，他们一鼓作气攻下上海道县公署，接着又攻占了民军久攻未克的江南制造局。
期间，虞洽卿与上海革命党人首领陈其美关系相当密切。虞多次出资支持陈其美，并为其筹款购置枪械，以供起义之用。为掩护革命党人活动，辛亥革命前夕，虞与朱葆三等宁波商入在上海公共租界组织“宁商总会”。该会向香港英政府注册，持有公共租界工部局第一号总会执照，即所谓特别照会。有了这张护身符，公共租界巡捕房也不能随便入内搜查。宁商总会一时成为掩护革命党人活动的重要场所。
1911年10月10日武昌起事的消息传来，上海市面急剧动荡，许多钱庄、银行关门，严重影响各业经营与市民生活。为稳定金融，维护社会治安，陈其美就商于虞洽卿，得到后者的大力支持。虞洽卿一面派人投函，分送工商各界，并以消息形式在报上刊登以消弭不必要的恐慌，一面与沈缦云、王一亭等同盟会员分头向各业广为宣传、解释，全力维护市面，终于使市面渐趋稳定，人心也趋向安定。
武昌起事后，上海革命党人原定于11月5日在上海起义，但11月2日，虞洽卿忽然从宁绍公司汉口分公司发来的电讯中获知清军五艘军舰自汉口下驶，不日将抵上海吴淞口，准备装运江南制造局大批枪械弹药，以接济进攻汉阳的清军。虞立即将此情报告知陈其美，陈感到如果这些军舰被用来对付上海的起义力量，势必会给起义带来重大障碍。与此同时，当时兼任上海道署总账房的朱葆三也向商团司令部（设在今香港“影视大王”邵逸夫之父邵玉轩所设“锦泰昌颜料号”）提供了两江总督关于镇压革命党人的密令：“上海革命事起，商团尽叛，已命南京、松江两地进兵，无论革命党、商团，擒获者全部正法。”形势危在旦夕，上海革命党人决定在清军援兵抵达之前，提前于11月3日举行起义。起义胜利后即于11月6日成立沪军都督府，虞洽卿任首席顾问，随后又担任闸北民政总长。
财政问题是上海光复前后革命党人的最大困难之一，对此当时旅沪宁波商人当仁不让，纷纷给予大力支持。由宁波商人经营的四明银行与沈缦云、周舜卿经营的信诚银行都积极为起义军提供经费。1911年12月，朱葆三应邀担任了沪军都督府财政总长，宁波商人周晋镳、傅筱庵、钱达三等任顾问，以“协筹共济”。不久朱葆三又担任由孙中山发起成立的中华银行董事长，为新政府筹措经费，支持北伐等，奔波联络，颇费苦心……
镇海桕墅方家和小港李家是宁波帮最具经济实力的家族财团。辛亥革命期间，这两大家族都有成员参与这场革命。小港李氏三兄弟李云书、李薇庄、李征五则是上海辛亥革命的风云人物。他们都在辛亥革命前加入了同盟会。上海光复之役开始时，李征五曾募兵组织沪军光复军，自任统领，在攻打江南制造局的战斗中表现出卓越的指挥才能。李云书则担任江浙联军总兵站总监，为保障前方军需供应竭尽心力。期间，李征五曾与虞洽卿、周晋镳、朱葆三等宁波帮头面人物及李平书、王一亭等商界人士组织“敬礼海陆军人大会”，为参加北伐的将士助威。
当然，宁波帮是一个包含各阶层人士在内的地域性企业家群体，出于自身利益考虑，他们对孙中山及其领导的辛亥革命的态度不可能是完全一致的，在不同的时间，即使同一群体对这场革命的态度也会有所变化，如曾为上海辛亥革命积极奔走的虞洽卿，当袁世凯取代孙中山成为“中华民国”总统时，曾对袁氏寄予厚望，为此他反对“二次革命”，竭力阻挠国民党人运动浙江独立之计划，力劝浙督朱瑞持中立态度。但当袁氏公开称帝后，虞洽卿又加入反袁行列，此后他一直支持孙中山及其革命党人。但虞洽卿后来在上海倾力资助蒋介石的反革命活动，曾与黄金荣、杨虎、张啸林、杜月笙一道忝列所谓的“清党”行动“五功臣”之一，成为他一生中的污点。另一个势力雄厚的宁波商人傅筱庵，在抗战期间甘当日本侵略者伥鬼，出任伪上海市市长仅两年时间，就被国人刺杀毙命。
士商并重湖州帮
民间有一句名言：“山不在高，有仙则名；水不在深，有龙则灵。”
民国社会堪称“四大霸主”之一的陈果夫、陈立夫兄弟俩，无论从政治上还是从经济上，都可以说是风云一时的人物，因此，他们的故土浙江省吴兴县就令世人不可藐视了。
吴兴县位于浙江北部，也就是今天的湖州市。境内河湖密布，山明水秀。元朝书画家赵孟頫曾挥笔留下赞美的诗句：“苍峰北峙，群山西迤，双溪夹流，泓波皎澈，山川映发，冲和攸集，星平列斗，势雄乎楚雄。”
湖州除景色宜人之外，这里的物产也十分丰富。其中尤以丝绸和湖笔为最佳，名传海外，自古就有“丝绸之府”的美称。而湖笔也驰名世界，成为文人墨客喜爱的文房四宝之一。
湖州虽是浙江省的一个小地方，但历代都是人才辈出，在近代史上，国民党的一批重要官员都出自湖州这块弹丸之地。其中比较有影响的国民党党政官员有十几人，这些人在蒋介石统治大陆时期，都名声显赫，与蒋介石有着千丝万缕的关系，可谓蒋家王朝的核心人物。
张静江，早年在欧洲经商，回国后参加中华革命党，历任国民党中央执行委员、中央监察委员、浙江省政府主席。
朱家骅，早年留学德国，回国后任北京大学教授。曾任国民党政府教育部长、浙江省政府主席、国民党中央组织部长、行政院副院长。
戴季陶，曾担任孙中山先生的机要秘书十多年，后来长期做蒋介石的谋士。在大陆时期曾任国民中央常委、宣传部长、国民政府委员、考试院长等职。
钱新之，长期从事金融业，历任交通银行上海分行经理，上海银行公会会长，盐业、金城、中南、大陆四行联合准备库主任，国民党政府财政部次长，交通银行董事长。
徐恩曾，曾留学美国，回国后追随蒋介石，先后任国民党中央组织部党务调查科科长，中统局副局长、局长。
同属于一块水土养育的这些人中，陈氏家族首居其中。在战乱年月，陈果夫、陈立夫兄弟俩之所以能权倾一朝，与从这块土地上走出众多的杰出人物也有很大关系，他们利用同乡关系拉帮结派，营造自己的权势，使之形成“蒋家天下陈家党”的局面，成为“四大家族”之半壁。
而民国时期最有影响的湖州人当属陈果夫、陈立夫的亲叔父，孙中山的亲信、蒋介石拜把之兄陈其美。陈其美是“中华民国”早期政治人物，近代著名的资产阶级革命家。他的一生极具传奇色彩——生于1878年，早年在乡间读私塾，15岁的时候，他的父亲为了使自己所经营的商业后继有人，竟要他弃学从商，年幼的陈其美只能唯父命是从，到崇德县北的石门镇的善长典当铺，随杭州人吴小舫学习典当业。在老爹陈延佑的眼里，陈其美是最不争气的儿子。中国的传统是“万般皆下品，唯有读书高”，只有读书有出息，前途才最大。在陈氏三兄弟中，最初都是想走一走科举这条路的，而且老大陈其业和老三陈其采还都中过秀才。唯有老二陈其美是典当铺中的一名小学徒。然而习商之余，他经常阅读报纸，十分关注世界大事、中国国情。对清政府的腐败，他极为愤慨。在致亲友的信中，他“痛言清廷失败，须人民自图振作，20年后方能重振国威，洗雪国耻”。素有抱负的陈其美后来曾题联“扶颠持危，事业争光日月；成仁取义，俯仰无愧天人”用以自勉。1906年，陈其美赴日本入警监学校，同年加入中国同盟会，辛亥革命之后曾担任沪军都督、上海讨袁军总司令、淞沪长官司令等要职，于辛亥革命初期与黄兴同为孙中山的左右股肱。后为人暗杀。孙中山高度赞扬他是“革命首功之臣”。
陈其美是陈氏家族中一颗耀眼的明星，不仅在同辈人中闪射出烁人的光芒，而且还以其光亮昭示了下一代人走向声名显赫的道路。故他死后还极尽荣耀褒赞。在家乡湖州的陈其美陵园中，矗立着一块高大的石牌坊，中心匾额“成仁取义”，为孙中山所题；左边横额“浩气长存”，为林森手笔；右边横额“精神不死”，出自于蒋介石亲题。牌坊的四根立柱上刻有两幅楹联，中间是蔡元培的：“软事足征，可补游侠货殖两传；前贤不让，洵是鲁连子房一流”；两旁是于右任的：“春尝秋禘生民泪，山色湖光烈士坟”。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