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童年时候，家里对我最好的女人，就是张桂花婶婶，我穿脏的衣裤都是张桂花婶婶替我洗，我洗澡也是张桂花婶婶替我洗。梨花伯妈嘴里好，但不会像张桂花婶婶那样具体到行动上来。有时候我嘴馋，张桂花婶婶会买糖果或梅子啊姜啊给我吃，对我说“拿着”。她的儿子看见了，她会对她儿子说：“你不要跟文兵抢，妈再给你买。”李文华比我大十岁，当然不会跟我抢吃的。我大哥何胜武和李文军，成了另一拨人，两人已是准男子汉，他们只跟他们的同学玩，他们的同学在童年的我眼里，个个身材魁梧，他们来了就直奔何胜武或李文军的房间，于是就爆发出洪亮的笑声和同样洪亮的说话声。如果是吃饭的时间，他们会留下来吃饭，吃饭时他们仍是说他们的事，视奶奶、我二妈、梨花伯妈和张桂花婶婶和比他们小的弟妹们于不见，他们的目光始终在他们同学的脸上，声音完全是男人的声音了。我大哥因是长孙，自然赢得了充满传统意识的奶奶的格外善待，他说什么，他出去或进门，奶奶都用溺爱的笑容相送或相迎，这就使得我大哥年轻的时候基本上目中无人，对两个同父异母的妹妹和我这个同父异母的弟弟，更是望一眼都觉得多余。
二哥正韬、堂哥大金和李文华则是另一个圈子，这个圈子是个三人世界，这个世界是排斥家桃、秀梅和我的。二哥正韬爱吹竹笛，没事就举着竹笛站在葡萄藤下吹，李文华却在一旁拉着二胡合乐，大金没有音乐细胞，他吹过一阵笛子，最终放弃了，二胡他摸一下都嫌麻烦，而且他觉得这不是什么了不起的乐器。他在一旁看，脸上一片深思，对只比他小一岁的堂妹家桃找他说话爱理不理，至于比他小五岁的另一堂妹秀梅和比他小八岁的我，他更是懒得理睬。他待正韬和李文华合乐累了，才跟他们说话。他长到十岁后，谁也弄不清是什么原因，也许是他母亲那方遗传给他的一面渐渐抬头了，也许是奶奶于不经意中说了句什么话，伤了他，他性格突然变孤僻了，时常一个人坐在窗前仰望星空。有时候他会对正韬说：“不晓得我爹妈是否还活在世上？”正韬就安慰他说：“肯定还活着。”
正韬没有这种思想包袱，他的亲妈还在他没睁开眼睛时就死了，他是在奶奶怀里长大的，幼年时候，他把奶奶当成妈，他开口学话时，叫奶奶就是叫妈。直到三岁了，爷爷才告诉他，搂着他睡觉的是奶奶，他才朦朦胧胧地意识到他叫错了。家里的男孩子里，奶奶特别宠他，就因为他是奶奶一把屎一把尿带大的，他要买什么，奶奶几乎从不拒绝。二哥和大金睡一张床，我和大哥睡另一张床，大哥常把我挤到只有半尺宽的边上睡，之所以没掉下床是因为我睡里面，半晚上，我常感到泰山压顶，出气不赢，醒来才知道大哥的一条修长的腿压在我胸上，一双汗脚极臭地支在我脸前。我费力把大哥的脚搬开，可是没过多久，他的脚又压在我身上了，又让我感到泰山压顶。他这样睡舒服些，所以睡着后，他的脚就搭了上来，害得幼年的我不得不跟他的一双大脚没完没了地抗争。正韬也经常来些同学，他们都爱好文艺，一个叫张东魁，手里捏支竹箫，一个叫胡麓山，肩上常背着脏兮兮的黑布袋，用绳子系着，解开绳子，拿出的是一把板胡，一拉，声音又尖又亮，他一边拉，一边嘻嘻笑，他在我童年的记忆里十分幽默，笑起来像猫脸。他们来了，一定会把青山街三号的沉闷气氛驱逐掉。只是苦了我二妈、梨花伯妈和张桂花婶婶，因为他们一来就被正韬留下来吃饭，年轻孩子正吃长饭，吃得很多，得多做饭菜才能喂饱他们。
二妈的两个女儿又是一拨，她们自然受到奶奶的格外宠爱，上辈人是重男轻女的，但奶奶的传统思想一落到她两个孙女身上就出了问题，偏不轻这两个孙女，常搂着我二姐发号施令，对我大姐只称呼一个“桃”字，称呼我二姐就更加细腻，叫“乖孙女”，令我二姐特别骄傲。二姐会毫不客气地使唤奶奶说：“奶奶，我口干。”奶奶忙去为乖孙女倒水。二姐慢声细气地说：“奶奶，我的鞋子湿了。”奶奶忙去找双干鞋子给乖孙女换上。在年龄上，我和二姐最接近，她只大我三岁，按说是该照顾我和带我玩的，但由于奶奶对我很冷漠，看我的目光好像我是街上的小乞丐，二姐当然就对我不客气。二姐总有一些好玩的东西，比如布娃娃，或者张桂花从街上买回来给她玩的有着漂亮羽毛的小毽子。有时候，我拣起她丢在地上的毽子，她会喝斥我说：“喂，你别拿我的东西！”
有一年，不记得是我五岁还是六岁那年，二妈的爹，那个从来没来过青山街的马驼子中风了，二妈得知这消息，突然就回了何家山村，从此，她两边跑。逢年过节，二妈会来，一是想女儿了来看她的两个女儿，二是（我猜测）来会我爹。但自从我爹当着全家的人殴打她喝令她“滚”后，二妈再蠢，心里也明白在争夺我爹一事上，她已经不是我妈的对手了。所以，这也是二妈把心和感情往她爹妈身上移植的原因。就跟所有的人都有自尊心样，二妈也有自尊心，那自尊心让她的心渐渐结了冰，开始的时候她来，还打扮自己，后来她来得少，来了也是一副乡下女人的装束，因为她把她那颗爱心打上封条，藏在地窖里了。
不记得是哪一年的端午节，二妈来了，脸晒得黑黑的，因是过节，她穿一条黑缎子裤，那黑缎子在阳光下很亮，裤腿上还绣着茶花，很醒目。上身一件红绸子短袖衫，胳膊露在外面，也晒得很黑。手里拎着她亲手做的一篮粽子，另只手上拎着一篮咸鸭蛋。奶奶高兴道：“秋燕，啊呀，你真是——的！”二妈答：“都是我自己做的粽子和咸蛋。”过年的时候二妈也来过，那次她带来的是一大包干酸菜、干豆角和一坛她自己剁的剁辣椒，这让奶奶也十分高兴。奶奶就爱吃这些东西。奶奶总是夸二妈说秋燕像她。其实，家里除了奶奶自己，没一个人觉得二妈像她。二妈来了，自然是二姐撒娇的日子，二姐会扑到她妈身上，坐在她妈腿上，不断地跟她妈亲热。大姐不像二姐那么爱撒娇，她似乎一生下来就比她妹妹成熟，妈来了，她只是叫一声“妈”，就站在一边，任其妹妹与妈嗲声嗲气地说话，不跟妹妹争宠。端午节那天，吃中饭时，二妈装不经意的样子问她大女儿：“桃子，你爹呢？”大姐答：“不知道。”二妈脸上就茫然，那茫然的目光会投向墙角，想她又白来一趟。
奶奶问及她爹妈的身体，她怔了下才告诉奶奶，她妈还好，爹很糟，中风后一直瘫痪在床上，吃饭喝水都要人喂，屎尿如果没人管，就只能拉在床上。吃饭时，全家人都在剥二妈带来的包着红枣、黄豆和花生的粽子吃，我剥粽子时，二姐从我手上抢过粽子说：“这是我妈的，不给你吃。”我哭了，二妈瞟全桌人一眼，见没人说话，她也不吭声。
我成年后，审视我八岁前的童年，基本上是青山街三号里孤立无助的游魂，是这个以上辈女人为主的错综复杂的家庭里的多余人，是狐狸精的儿子。我八岁那年，被日本侵略军的残暴行径激愤得无比英勇的我二哥何正韬，背着爹愤然从军，他所在的军开到常德，与日军在德山一带发生遭遇战时，不幸战死在德山了。而先一年，我大哥那双修长的、经常于黑夜里把幼年的我压得喘不过气来的腿，在日本鬼子第三次攻打长沙的战场上，被日军的迫击炮弹炸飞，成了残疾人，我这个孙子才从奶奶的眼窝深处凸显出来。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