爹在省参事室上班。没事，就是开开会、看看报，都是些前国民党的将字号军人，见面打声招呼，然后各看各的书报。有天，爹问李文军来不来参事室，湖南和平解放前李文军是国军少将师长，也是起义将领之一，是有资格进省参事室的。李文军问我爹参事室干一些什么事，爹回答：“也没什么具体事，就是让我们这些人有个地方呆，坐在一起学学文件、看看报，提高觉悟，免得在外面生事。”李文军便摇头说：“那我还是在医院里做点实事好些。”他解释说：“我这么年轻，不干事，难受。”爹就没再劝说。
我上初中，被一大堆功课包围着，家里只有何白玉是个小闲人，他不是看他爹画画、绣花，就是看他老爷爷做木匠。有天，他壮着胆子走出院子找街上的孩子玩，那些孩子不但接纳他还很喜欢他，那些孩子都听大人们说何白玉的父亲是抗日英雄，就对何白玉说：“我最佩服你爸爸。”从此，何白玉就经常上街玩，跟街上那些缺乏教养的男孩混在一起，难免不沾染一些恶习，又像当年他叔叔何正韬和堂叔何大金样，玩起了蛐蛐。他把养蛐蛐的烂罐子、烂杯子塞到自己床下和奶奶的床下，以至于一到晚上奶奶的房里便蛐蛐齐鸣，让奶奶半夜里醒来时还以为自己是睡在何家山村的露天坪上。白玉不光热情高涨地玩蛐蛐打架，还跟街上的男孩子玩“跪碑”和玻璃弹子。有天，一个个子比白玉还高大的男孩哭着来我家告状，说白玉打他。奶奶瞪大了眼睛，以为这个世界轮回了，她的曾孙儿何白玉怎么同她孙儿何胜武少年时一个样，动手打起别的孩子来了？奶奶想真是有其父必有其子，生气道：“我要打人。”何白玉用不着他爹教他应作出何种反应，转身就跑，跑到街上才对奶奶说：“老奶奶，我没打他，是他自己绊倒的，这也怪我？”这回答也跟他爹当年回答奶奶时相差无几。
何秀梅独来独往，大部分心扑在工作上，小部分心用来拒绝男人那厚颜无耻的求爱。青山街上和她所在的学校，有好几个男青年都跟雄蝴蝶样绕着她飞，只要看见她走来，人就像孔雀开屏样，让她既好笑又苦恼。青山街上有一男青年，不知天高地厚，一天傍晚，躲在一株槐树下，待剪着个女式男发的何秀梅缓缓走来时，他像鬼一样突然出现在她面前，吓得何秀梅一跳，他却激动道：“我今天想请你吃晚饭，请你答应我。”何秀梅没有给他任何可乘之机，“你走开，”她冷着脸说，径直朝前走去。
还有一青年，是她们学校的体育老师，父亲是新政府的一个小官员，就觉得自己条件好。有天，趁下雨她没带伞而在教室前等雨停时，体育老师送伞给她，顺便将一封信递到她手上，她没有接，伞也不要了，大步走进凄凉的雨雾中。第二年，从别的学校新调来一个年轻校长，那校长姓顾，顾校长有天借谈工作的机会大胆向她挑明说，自从他看见她起，他每天晚上都想她。她答道：“那你想错人了。”顾校长不死心，过了几个月，一天，他把她叫到办公室，递一张电影票给她。电影她去看了，但在回来的路上，当顾校长吸了口八月的桂花香，再次激动地对她表白时，她把顾校长的话堵在嘴里，说：“顾校长，我有未婚夫，他在朝鲜战场上打美国鬼子，是志愿军的一名副师长。”顾校长呆呆地望着她，“副师长？官不小啊。”何秀梅让顾校长彻底死心道：“而且他很帅。”
何秀梅自己都记不清自己那几年里拒绝了多少男人求爱，没有一个排，至少也有一个班吧？这几个是她记得的，青山街上那个从槐树后跳出来的青年是她的小学同学，另两个是她的同事，还有几个是她不屑于去记的，因为她连眼角的余光也不会放到那几个男人身上。她每天要晚上八点钟才回家，吃几口剩饭剩菜，就扑到桌上批改作业。改完学生的作业，她便给李文华回信。李文华每半个月来封信，都写着“何秀梅亲启”。何秀梅就把信拿到房间里看，就是一个字也不识的张桂花想看看她儿子写来的信，她也不给，她只把李文华在信中说的一句话念给张桂花婶婶听，那句话总是：“请代我向我妈问好”。张桂花婶婶会竖起耳朵问：“还有呢？”秀梅告诉张婶婶：“没有了。”张桂花的脸上就有些失望。
张桂花十七岁那年卖身葬母，被李雁军带进我家，她的大部分青春时光都丢在我们家了！那张原来很明显的河南姑娘的脸，经这么多年的湖南风雨打磨，已不像河南女人了，更像青山街上的中年妇人。张桂花现在已不指望她丈夫的消息了，等了这么多年都没把丈夫等回来，她已经彻底想不起丈夫长什么模样了，即使在梦里，她的丈夫李雁军也成了个模糊人，看不清脸蛋。她心里只装着儿子，她时常问秀梅：“我儿在信里说他什么时候回来？”何秀梅说：“文华现在在朝鲜战场上打美国鬼子，要把美国鬼子打出朝鲜，他才能回家。”张桂花就叹气，脸上的表情因担心而有些怅然、灰暗，“我文华不会有危险吧？”何秀梅比张桂花婶婶还担心，但说也奇怪，何秀梅已长成个能沉住气且很有耐心的女教师，她一脸羞涩和端庄地告诉张桂花说：“张婶婶，文华哥不会有危险。”
张桂花婶婶不放心，自己在房里偷偷供着观音菩萨，每天对着观音菩萨烧香。奶奶看见了，说：“这没用的。”张桂花不是这样看，她说：“有用呢，观音菩萨管全世界呢。”奶奶就不再阻止张桂花烧香拜佛。有天晚上，奶奶跟张桂花在观音菩萨前说了很多话，回到房里，躺下时感到头有些痛，就用手指揉着太阳穴，揉着揉着便睡着了。奶奶梦见了何金石。奶奶说，这个最小的儿子，几十年里从来没走进过她的梦，她就是想梦见他也不让她梦见，可是那天晚上这个儿子突然来到她梦里，还是他上高中时那副自诩自己是天才的模样，表情也是少年时独来独往、瞧人不来的严肃表情，对她说“妈，别出声”。奶奶说给爹和我妈听，让我爹妈替她释梦，爹想也不想地答：“这还用说吗？这个梦是说，金石要回来了。”
我三叔何金石回来了，不过回来的不是人，是几件遗物，这在家里掀起了波澜。我三叔何金石自二十年前离开长沙后就与他爹妈断了联系，二十年里，他既没写过一封信，也没回来打过一个转身。那天下午，长沙市的民众正为抗美援朝的战争取得胜利而敲锣打鼓，游行庆祝时，院子里忽然多了个着一身草绿色军装的男人。他是怎么进来的都没人晓得，宽脸仁厚，脸庞上有些胡子。他有点拘泥的样子搓着手，问扫着院子的张桂花：“请问这是何湘汉同志的家吗？”爷爷正在后院动着脑筋修改给他孙子做的轮椅——那张椅子虽然安了轮子却推不动，张桂花忙去叫爷爷。爷爷放下凿子，走出来，瞅着来者，来者说：“我是湖南军区的，我代表组织上通知您，您儿子何金石同志在朝鲜战场上光荣牺牲了。”
对于爷爷来说，何金石同志只是生活在他记忆里的一个少年，而且是个已陌生的少年。来者一脸抱歉道：“大叔，何金石同志的遗体埋在朝鲜了，遗物只有一口猪皮箱子和何副军长穿过的几件军服。”爷爷没法想清楚这事，怔怔地看着来者，来者愧疚道：“老人家您要节哀顺变，何副军长是被美国鬼子的飞机投下的炸弹炸死的。”
奶奶回来时，一家人坐在客厅里都不说话，奶奶见三个穿军装的陌生人望着她，就猜测家里一定出了什么事。奶奶皱着眉头坐下，三位军人里的一位把何金石穿过的军装和戴过的军帽拿给奶奶看，“这些都是何副军长的遗物。”奶奶说：“我何金石死了？”奶奶尽管有心理准备，还是忍不住哭起来。军人说：“何金石同志参加了二万五千里长征，又参加了旷日持久的抗日战争和接下来的解放战争，临了还带兵上朝鲜战场打美国鬼子，是我党我军的好干部，他的牺牲，我们也很难过。何大妈，您是革命烈士的母亲，您有什么需要组织上安排和解决的，尽可以提出来。”奶奶哭着说：“那有什么用啊……呜呜呜呜。”
全家人里，只有奶奶最伤心，对于其他人来说，何金石只是一个古怪的少年，这个早已让全家人记忆模糊的少年，现在变成几件旧军服回来了。对于我们这些小一辈的人来说，都不知道家里曾经有过这么一个人，几乎都忘记了院子里这棵被雷劈且燃烧过、居然没死的桃树就是“这个少年”亲手栽的。大哥一脸平静地对王玉珍说：“我都没一点记忆了。”
三个军人在我家院子的门上钉了块牌子，牌子是白底红漆字，写着：烈士军属。张桂花问钉牌子的军人说：“你肯定我儿李文华还活着吗？”军人回答张桂花：“应该活着，我帮你打听一下。”三位军人走后，奶奶哭着。爹脸上有些阴郁，爹的这个弟弟在爹的记忆里，也彻底模糊了。有天，爹路过奶奶的房间，见三弟的遗物都整整齐齐地码在桌上，爹盯着三弟穿过的军衣和戴过的军帽，总觉得有什么东西在上面爬。爹问王玉珍：“你看见有什么吗？”王玉珍像爹一样盯着那堆衣帽，也道：“我也觉得好像有什么东西在动。”爹把他三弟穿过的军衣和戴过的军帽仔细翻看了遍，只发现军衣的口袋里有一把三弟使用过的牙刷，那牙刷一定跟随三弟多年，毛都刷倒了。爹把三弟的遗物从奶奶房里拿出来，收在他大柜的底层，上面用棉絮压着。奶奶从吉祥腊味店回来，不见了她一回家就捧在怀里的遗物，丢了魂似的到处找，找到我爹妈房里，问我爹，爹回答：“扔了。”
何金石毕竟只是个已模糊的影子，只是过了几天，笼罩在青山街三号的这种悲伤渐渐散开了，就跟晨雾经阳光一照，消逝了样。家里又恢复了平静，吃过饭，一家人再坐在一块就不谈这个烈士了，奶奶甚至想要我爹把那块“烈士军属”的牌子摘下来，因为这让她老人家每天进门时看着扎眼，仿佛她的儿子何金石被人钉在门上了。“这牌子扎我的眼，”奶奶说，“金山，你把它取下来吧。”爹为了跟上形势，经常看报，觉悟就比奶奶高，“金石是牺牲的，妈，这是政府给的荣誉，”爹说，“别人想要都要不到的。”奶奶就愕然地盯着我爹。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