多一点纯真，我们周围的空气就少一点污染；多一份善良，我们的身边就多一份亲切。
爱心其实对孩子来说，是一件最纯真的事。在他们纯真的眼里，所有的人都是好人，只有当他们在社会的污泥浊水中爬了几个来回，长大知了人事后，才会渐渐体会到人心的险恶，并不是所有的田园里都是鲜花，玫瑰还长着坚硬的刺，更何况人？
人的变化显然是受了各式各样的诱惑之后形成的。事实上许多性情怪乖的人到了老年却变得十分友善和平。所谓老小老小，老人与孩子有许多情感是相通的。从这层意义上来说，一个幼稚的小儿的感觉也许正是一个伟大的人物费了几十年光景琢磨出来的道理，人类最推崇最共通的情感却又是最平凡最简单的。
就在我的家乡附近，有一个八岁的女孩子从电视里看到贫困山区的孩子缺吃少穿，上不起学，当时就流下了眼泪，她对妈妈说，她要把过年攒的压岁钱和平时的零花钱全都拿出来，送给那些上不起学的孩子，让他们也和她一样能每天背着书包上学堂。女孩的爸爸妈妈是一对善良的夫妇，答应了孩子的要求，通过希望工程，以女儿的名义赞助了一位贫困学生。没想到半年之后，这位天使般的女孩却得了不治的白血病，她躺在病床上生命垂危，几度昏厥，但她念念不忘的却是那位从来没见过面的贫困学生，那是个女孩子，比八岁的她还要年长，她们只通过几次信，但在她稚嫩的心里却为这个年长的女孩负有一份神圣的责任，它甚至比自己的生命更让她关注，她恳求爸爸妈妈不要忘了给那位贫困的女孩子帮助，在她留下的遗书中，最大的嘱托便是要求爸爸妈妈供养那个女孩子念完大学。
这个弱小的女孩让所有的大人们都深深为之感动。
就在1998年的长江大水泛滥之时，在湖北荆州的一座小县城里，一处楼房夜里被洪水围困，楼里的居民束手无策，万般惶恐。在一片乱哄哄的人群之中，一个陌生的小伙子站出来，镇定自若地冒着生命危险将一根尼龙绳一头系在楼上，另一头系住洪水彼岸的大树，然后扶着老人孩子和所有的居民沿着绳子一个个滑到安全的地方。人们刚刚脱险，身后那座楼房就慢慢地坍塌了。
洪水后，人们不约而同想到了这个救了大家性命的小伙子，但却没有一个人知道他的姓名和来历，只印象深刻地记得他站在洪水中，身穿一件红背心。于是，小小的县城动用了电视台和别的各种渠道，四处寻访红背心。找来找去，找到一个确实为救人系过绳子的人，可他说自己当时并没有穿红背心，而是一件白汗衫。接下去又找到一个在洪水中指挥人们脱险的人，可他已是人到中年，而那个“红背心”明明是一个年轻的小伙子……找哇找哇，最终也没有找到红背心，他就像蘑菇一样突然从地里冒出来，又突然消失得无影无踪。
人们虽然遗憾，但他留在人们心中许多美好的东西却将永存。人们还记得，因为那个小伙子的无私和镇定，所有在场的人都从一片慌乱中也随之镇定下来，面对那根救命的绳子，没有一个人争先恐后，而都互相礼让着，把老人和孩子挨次放到前面。这说明，爱心是可以培育酝酿的，也许“红背心”正是那种天时地利再加上人和氛围而产生出来的。当今社会，崇高之类的词已经大大贬值，但乡下女孩那种纯洁无瑕的爱心感天动地；红背心的舍己救人仍然让人久久难以忘怀。因为这原本都是人类最基本的情感，或者可以说是人类赖以生存的情感。不敢设想，如果所有的人都没有了一丝爱心，这人与人之间还将如何相处，世界又将是怎样的一片混乱？我们得知就在同一场洪水中，有的人一心想着他人，有的人却趁火打劫，竟然开着大汽车半夜到无人区去偷抢财物；还有的人甚至不顾三令五申贪污救灾粮款，这些人类渣滓的所作所为理应受到严厉的惩治。
丑恶的存在尤其说明善良美好情感的可贵，多一点纯真，我们周围的空气就少一点污染；多一份善良，我们的身边就多一份亲切。慈善平常心，我们每个人都可以是营造者，让我们生活的空间变得更加美好起来。
选择善行，其实是选择一种人生态度
如果人人都献出一颗爱心，那么，生活的大地上就不会长出仇恨的杂草和魔鬼的庄稼。因为爱心是善行的种子。种豆得豆，种瓜得瓜。
关于人性本善与本恶的争论，几乎响彻了历史的整个甬道，至今仍未休止。我却认为：人是自然界的一分子，呱呱坠地的时候，无所谓好坏，无所谓恶善。人的善恶不是先天的赐与而是后天养成的。
黎巴嫩大哲学家纪伯伦说：“当你努力奉献自己的时候，你便是善。”引而申之，当你不择手段寻求私利满足私欲的时候，你便离恶的深渊不远了。善与恶作为两种界限分明的行为，每个人都有选择的权利和机遇。或者说，人降生到这个充满物欲的世界上，其一举手一投足都深刻着善与恶的印迹。
我有一个当医生的朋友名叫杨传礼，久事按摩，自成一派，三十年前便以手法独到而应召中南海。这也应算作当代御医了。杨医生声名在外，却非常谦和热忱，不像有些人偶有所成便端着一个架子，专向上边看。杨医生对病人一视同仁。他的按摩室的墙上，挂满了锦旗，有杨成武将军的，更多的是不知名的黎民百姓的。按摩如同踢足球，技术和体力同等重要。但还有一种无形的力量不可或缺，那便是精神，一种敬业和奉献的精神。杨医生从医四十余年，他的两只手，不知使多少人恢复了青春。如今，他已六十有余，却仍站在病榻前，一遍一遍地按、摩、摁、压，常常是半日未竟，早已汗流浃背。但只要有病人躺下来，他就不会歇息。我曾因腰疼两次让他按摩过，不能说手到病除，只那双健劲有力的大手从你身上碾过，便立时感到如释重负，浑身轻爽。再看看杨医生，他的汗水和笑意一同漾在脸上，让你恍如见到大慈大悲的菩萨。菩萨是理想的仁慈的化身，而现实中确实有驱魔除妖，忧济元元的真人。他们选择了善行，孜孜以求之，耿耿以怀之，善始善终，至死不渝。杨医生当是其中极普通的一员。
选择善行，其实是选择一种人生态度。大自然很公平，它给予每个人的生存空间、时间和物质食粮大致相同。谁也不能占有谁。占有即是剥夺。大自然又太不公平，它常常将一些人推向生命的绝境，使之苟延残喘于饥饿、贫穷和凄凉悲惨的旷野。这就需要爱的相助。人们相聚一处或邂逅异国他乡，都应视为一种天赐的缘分。如果人人都献出一颗爱心，那么，生活的大地上就不会长出仇恨的杂草和魔鬼的庄稼。因为，那爱心是善行的种子。种豆得豆，种瓜得瓜嘛！沈阳有位马淑芬，72岁了，参加过闻名中外的百团大战。进城后，她本来可以选择（或者说听从上级安排）一个高位，即使不养尊处优，也可以发号施令，但她却选择了居委会，三十几年夙夜操劳，为老百姓办事，她永远记着徐向前、彭绍辉的一句话：“要热爱老百姓，要对老百姓好！”因此，老百姓有什么困难，她都尽全力去解决。有一个小孩掉进化粪池，别人都不敢下去救，她，一个老太太，跳进粪池就把孩子抱了上来；有一个孤寡老人年三十想吃豆芽馅饺子，她赶紧回家把饺子包好送了去……无怪乎《中华名人大典》收进了马淑芬的名字，选择善行的人理应名垂青史！这里，我还想罗嗦几句。马淑芬之所以选择居委会，是因为“那里离老百姓近”，可以“为他们做点服务性工作”。然而并非在离“老百姓近”的岗位上，就能真替老百姓排忧解难。有一些村长、乡长，为了向上爬，或为了一己之私欲，千方百计勒索百姓，成了一方恶霸和地头蛇，于是才有乱摊派之风的蔓延和民不聊生的悲剧。这里边有一个非常鲜明的对比：马淑芬是能上而不上，主动到“离老百姓近”的地方去，其动机是为老百姓办事；地头蛇们则是身在“离老百姓近”的地方，却想方设法讨好上司，以老百姓为鱼肉，丰盛为其上司接风除尘的筵席，以求飞黄腾达。这样两种人生追求，自然是不能同日而语的。
写到此处，我突然想起我家的老祖宗颜回。颜回是孔子的最得意的门生。孔子对颜回的赏识表现在颜回死时，老夫子几乎痛不欲生。这是为什么呢？我想了许久，觉得主要的还是颜回的品德。颜回居陋巷不改其乐，是安贫乐道的圭臬；颜回不迁怒，不贰过，是宽恕忠厚的典范。我想，选择善行，其实也是选择一种品格。品格是道德风范的外化。中国传统道德的核心是儒家学说的“仁”，剔除其糟粕，吸取其精华，概括起来，大约不外是为官要爱民、忧国，为民要爱人、尚义；穷而不坠其志，富而乐善好施；对己严格自律，对人宽厚真诚；忠于信仰，威武不屈，富贵难惑；忠于朋友，胸怀坦荡，不藏不匿；商海无涯，信誉为岸；世风险恶，廉洁是帆……有一位哲人说：“爱虽给你们加冠，也将钉你们在十字架上；他虽栽培你们，也将修剪你们。”我们既然选择了善行，也将受到道德的约束，每时每刻都要反省自己，警策自己。这就是品格的修养。一个品格高尚的人，其善行的脚步如同流水向东，是不需要号令的推动的。然而在商品大潮摧岸崩堤的今天，我们提倡善行，选择善行，决不能忽略对伪善者的警惕。不要以为给钱就是善举。香港有个商人刘盈福，1993年口头答应捐资肇庆市体育中心建设，市府为表谢意，白送他一辆豪华奔驰600型轿车，价值人民币二百多万元。结果，刘盈福坐上车一去就不回头了。像刘盈福这样的伪善之人，商界有，政界有，文化新闻出版各界都有。我之所以提出这个问题，是因为那些明火执仗的恶人一眼就可以认出来，惩恶扬善顺理成章。而这些伪善者则常常以假象蒙蔽了真诚的向善者的眼睛。不让伪善者得逞，及时剥下他们伪善的外衣，也应是所有选择善行的人必然的选择。
选择善行，我们这个世界将会更加美好。选择善行，虽然我们不会太富有，心灵世界却可以与大千世界融为一体。每个人都有一座完整的围墙围城的目的是防外，这正合中国人之观念：对自己以外的世界，他们首先感到的不是新鲜，而是恐惧，是害怕别人坑了自己的防范心理。
假如有人问：世界上哪个国家的围墙最多？此世界之“最”毫无疑问得留给我们自己，古往今来城城有墙，村村有墙，甚至家家都有墙。由墙引申出的之“最”还不止一个。大约五千多年前，父系社会的中国人便开始以墙围房子，不敢说这是天下最早的围墙，但起码可以算得上“之一”。中国的围墙最高，北京的古城高达4丈有余，超过12米，它也最厚，足足6丈宽，最宽处竟有24米。
中国的围墙最长，这无须举例。长城就摆在那儿，其结实也堪称世界之最。
中国人为何如此喜欢用墙把自己围起来呢？这正说明中国传统文化的封闭性。
应该再谈谈“封建”这两个字。在古汉语中，“封”之本意是块地，有说是50里，也有说是10里，后来引申为皇帝赐予下属的土地。“建”义明确直接：立也。受封之后把它围起来，这就是“封建”。《诗·商颂》曰：“封建履福”，厥为就之意。可见，中国人早就把得到的地围起来视为一种幸福。汉高祖便认为“高筑墙”是大汉兴盛的第一保障。当然，历史上并非无人认识到封建之弊。孔子便曾经指令其门徒去摧毁封建之墙，而且认为对这墙的大小高低都应做出规定。解放后，形形色色的城墙、村墙曾被视为封建余孽而一举荡平。北京就是一例，而且还在故墙的墙址上修起最现代化的环城地铁，以示化腐朽为神奇之意。
但人心不古，城墙拆了，可中国人那种墙可以安内防外的信念却没有拆掉，形形色色的院墙越建越多，越垒越高，以至于搞不清楚今天的北京城里到底存在着多少小北京。围城的目的是防外，这正合中国人之观念：对自己以外的世界，他们首先感到的不是新鲜，而是恐惧，是害怕别人坑了自己的防范心理。于此不妨套用黑格尔的一句话做描述，他说，对德国人来说，每个人都有一个完整的世界，那么对中国人来说，每个人就都有一座完整的围墙。
如果说“围墙”作为中国历史上的产物，其存在有其一定原因和理由，那么，在改革开放的今天从心理上拆除作为专防外来文化的“围墙”，用马列主义的观点对外来文化有分析、有鉴别地进行吸取，就是新的历史时期一项十分迫切的工作了。
善于比较，从比较中发现自身的不足，才算明智的比较
人生并不回避比较，关键在于怎样比，比什么。比吃喝，人生将是吃喝的人生；比享乐，人生将是行尸走肉的人生。
俗话说，人比人气死人。这并不意味着人与人不能比。与他人比较是人生常有的事。但是，由于个人所处的环境、机遇以及工作性质不同，与人比人的方式和内容也应有所不同。否则，不但比不出好结果，甚至还会把人比进人生的死胡同。当前社会上就刮起一股攀比风，比排场、比阔气、比富斗狠，比的花样五花八门。比如你请局长来剪彩，他则要请市长来讲话；你请客摆50桌，他则要摆上100桌；你买的是皇冠，他则要买奔驰；你房屋装修成三星级，他则要装修成五星级。有的人甚至连小孩上的幼儿园、小孩的穿着、小孩的长相等也要比一比。如此比来比去，结果是比出了铺张浪费的社会风气，比出了爱慕虚荣追求享乐的世俗心态，甚至比出了腐化堕落的罪恶悲剧。
有这样一则趣闻：有两个生产队长，都是第一次进省城参加会议，其间参观过钢铁厂和公园。回到生产队后，两人谈及参观省城的感触时，一个生产队长对社员们说：工人老大哥真了不起呀！那么热的天，工人们还在炼钢，相比之下，我们真应该加油干哪！另一个生产队长则对社员们说：我们不是人哪！我们面朝黄土背朝天地干活，别人却穿裙子打阳伞手拉着手逛公园。两人参观同一座城市，为什么得出的结论截然相反呢？显然，两个人比较的内容不一样。前者比的是工作环境和工作干劲，更进一步来说比的是吃苦精神。其比较的方式是：工人的工作环境比我们苦，但是工作干劲很大，我们没有理由不加油干。后者比的是生活待遇，更进一步来说比的是享乐。其比较的方式是：城里人，是人，乡下人也是人，既然都是人，自己却不能“打阳伞穿裙子手拉手逛公园”，因而发出了悲叹。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