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遇到过了几次快活的风雪，在火炉边度过了几个愉快的冬夜，那时外面风雪狂放地肆虐，连猫头鹰的叫声也给压下去了。有好几个星期，我在散步时不曾遇到过一个人，除了那些偶尔来到林中伐木的工人，他们用雪橇把木料运到了村里。然而，暴风雪却教会了我从林中积雪最深处开辟出一条路径来，因为有一次我走过去以后，一些橡树叶子被风吹到了我踏过的地方；树叶留在那里，吸收了太阳光，融化了积雪。这样我不仅脚下可以踩着干燥的路，而且到晚上，树叶形成的黑色线条可以给我引路。谈到与人交往，我不禁想起了旧日的林中居民。在乡镇上许多老乡的记忆中，我屋子附近那条路上曾回荡着居民的闲谈声与笑声，而道路两旁的森林，到处点缀着他们的小花园和小住宅，虽然当时的森林比起现在来还要浓密得多。我自己都记得的，在有些地方，浓密的松树刮擦着轻便马车的两侧；不得不只身步行到林肯去的女人和孩子，经过这里往往会非常害怕，甚至狂奔上一段路。尽管这条路只是一条到邻村去的微不足道的小径，或者说是只有伐木工在走，但是当时它的曲折往复和变化多端，曾经给一些旅行者带来极大的乐趣，在记忆之中也留存得更久。现在有一大片空旷的原野从村子延伸到森林中间，当时是一个枫树林的沼泽地区，路基是许多圆木做的，毫无疑问，残留的圆木现在仍然躺在这条多尘土的公路下面，这条公路从斯特拉顿农场，即现在的救济院，一直通到布里斯特山的公路下。
加图·英格拉哈姆曾在我的豆田之东居住过，中间隔着一条路，他是康科德的乡绅邓肯·英格拉哈姆老爷的奴隶，那乡绅给他的奴隶造了一座房子，并允许他住在瓦尔登森林中——这个加图不是尤蒂卡的加图加图（Cato Uticensis，前95—前46），古罗马政治家，在恺撒称帝后逃往北非的尤蒂卡。，而是康科德人。有人说他是几内亚的黑人。有几个人还记得他在胡桃林中的一块小地，他任胡桃木一直生长，以备年老之需；后来，一个年轻白种人的投机家买下了这片胡桃林。不过，现在他也是住在一所狭长的房子里。加图那个残留一半的地窖窟窿至今还在，不过知道的人却没有几个，因为地窖边围着一行松树，遮住了旅行者的视线。现在那里满是光滑的漆树（学名Rhus glabra），还有黄色紫苑（学名Solidago stricta）——最原始的一个品种，也在那里很生长得很茂盛。
就在我的豆田的拐角，离乡镇更近的地方，有一幢小屋，这是一个叫齐尔发的黑种女人的。她在小屋里给村镇上的人织细麻布，边织边唱，她的嗓音响亮激越，整个瓦尔登林中都回荡着她尖细的歌声。最后，在1812年的战争中，她的小屋被一些假释的英国战俘烧掉了，那时恰巧她不在家，她的猫、狗和老母鸡一起都给烧死了。她生活得十分艰苦，几乎是非人的生活。有个以前常来这片森林中的老者还记得，某天中午他经过她的家，他听到她在对着沸腾的壶喃喃自语——“你们全是骨头，骨头啊！”在那里的橡树林中我还见过一些砖头。
沿路走下去，在右手边的布里斯特山上，曾经住着布里斯特·弗里曼，他是“一个心灵手巧的黑人”，做过乡绅卡明斯的奴隶。布里斯特亲手种植并培养的苹果树现在还生长在那里，已经长成了很大很古老的树，可是那果实吃起来还是一股野苹果的味道。不久前，我还在旧林肯墓地里看到了他的墓碑，他的墓靠近一个战死在康科德撤退中的英国无名掷弹兵旁边，有点歪斜，墓碑上他被称作“斯西皮奥·布里斯特”，（他倒有资格被称为“非洲的西庇阿”西庇阿（Scipio Africanus，前236—前183），古罗马统帅和政治家，曾远征非洲。）“一个有色人种”，好像他曾经是无色似的。在墓碑上一个十分瞩目的位置告诉我们，他是什么时候死的；这倒是一个间接的办法告诉了我，这个人曾经活在人世。他那殷勤好客的妻子芬达和他长眠在一起，她能算命，不过是令人非常愉快的，她很壮硕，圆圆的，黑黑的，比任何夜里的孩子还要黑，如此黝黑的圆球在康科德一带可谓是空前绝后。
沿着布里斯特山再下去，靠左手边的林中古道上，还留着斯特拉顿家的残迹。他家的果树园曾经覆盖了整个布里斯特山的斜坡，可是果树老早被北美油松灭绝了，只除了少数树根，那些根上又生出了许多茂盛的野树。
离城镇更近些，在道路另一边的森林边缘，你到了布里德区域，那地方因为一个妖魔作怪而出名。这妖魔并未收录在古代神话中，然而却在新英格兰人的生活中扮演着极重要、极惊人的角色，有那么一天，理应有人给他写一部如同许多神话中的角色那样的传记。他先是乔装成一个朋友或者雇工来到你的家中，然后他实施抢劫，甚至将全家人杀害——号称新英格兰的怪胎。但是历史还不能写下这里所发生的所有悲剧。让时间多少把它们冲淡一点，给它们一层蔚蓝色调吧。有一个模糊的传说，说这里曾经有过一个酒店，一口供给旅客饮料，并给他们的牲口解渴的井，昔日人们在这里相聚一堂，交换新闻，然后各奔东西。
仅在12年前，布里德的小屋已经没有人住了，不过依然挺立着。小屋的大小跟我的房子差不多。如果我没有弄错的话，那是在一个总统选举的晚上，几个顽皮小孩放火把它烧了。那时我住在村子边上，正全神贯注地读着戴夫南特戴夫南特（Davenant，1606—1668），英国剧作家。的《刚迪伯特》，这年冬天我一直忍受瞌睡病的煎熬——说起来，我也不知道这是否家传的老毛病，因为我有一个伯父，刮胡子的时候都会睡着，为了保持清醒，信守他的安息日，星期天他必须要到地窖里摘去土豆的芽；也许另外的一个原因是由于我想一首不落地读完查尔默斯编的《英国诗选》，所以读昏了头。这本诗选完全征服了我的神经。我正读得脑袋越来越低垂，忽然火警的钟声响了，救火车十万火急地开往前去，前后簇拥着四处乱跑的男子和小孩，我跑在最前列，因为我一跃而跃过了溪流。我们以为起火的地点远在森林的南段——我们以前都救过火，谷仓，商店，或者住宅，或者是所有这些全都烧了。“是贝克的谷仓”，有人嚷道。“是科德曼家”，另外的人肯定地说。接着又一阵火花升腾到森林之上的天空，好像屋顶塌了，于是我们都叫嚷着“康科德来救火呀！”马车急速奔驰，上面坐满了人，其中说不定有保险公司代理人，不管火灾发生在多远的地方，他是一定要到场的。然而救火车的铃声在后面不时地响着，变得更慢更稳重了，后来大家窃窃私语地说，跑在最后面的人，就是那放了火，又来报火警的人。就这样，我们像真正的理想主义者向前行进，全然不去理会我们的耳闻目见的事实，直到在道路上拐了个弯，我们听到火焰的爆裂声，真切地感受到了墙那边传过来的热度，这才意识到，哎呀！我们到了火灾现场。然而接近了火却让我们的热忱减少了。刚开始我们想把一个池塘的水都浇上去，但最终的结果却还是任其烧毁，这房子已经被烧得差不多了，而且一文不值。于是我们围在我们的救火车旁，挤来挤去，从扬声喇叭中发表我们的观点，或者低声议论着有史以来世界上曾发生过的大火灾，包括巴斯科姆商店的那一次，甚至我们当中有人想到，要是我们有及时带“桶”指手拉救火车。到那里，而且附近又有个涨满水的池塘的话，我们可以把那一场空前的火灾变成另一次大洪水。最后我们什么坏事都没做便回去了——回去睡觉，我回去看我的《冈迪伯特》。说到这本书，序文中有一段话是关于机智是灵魂的粉饰——“可是大部分的人不懂得机智，正如印第安人不懂得火药一样”。我却不以为然。
第二天晚上，差不多在同样的时间，我碰巧又走过了起火的田地，在那片废墟上我听到了低沉的呻吟声，我在黑暗中摸索着走上前去，发现一个认识的人，他是这家唯一的幸存者，他继承了这一家人的缺点和优点，也唯独他还关心这场火灾，现在他趴在地窖边上，从地窖的墙头看着里面还在冒烟的灰烬，一面喃喃自语，这是他的一个习惯。他一整天都在远远的河边草地上干活，只要一有时间，就立即来看他的祖辈以及青年时代住过的家。他轮流从各个方向，各个地点望着地窖，身子总是躺在地上，好像他还记得有什么宝藏藏在石块中间，但除了砖石和灰烬，什么也没有。屋子已经被烧掉了，他还要望着残余的部分。仅仅因为我的出现，仿佛就意味着他有了同情者，他因而得到了安慰。他尽可能从黑暗中指点给我看一口井被盖没的地方；谢天谢地，井没有被火烧掉；他还沿着墙摸索过去，找出了他父亲亲手制造和架起来的吊水架，叫我用手触摸一端吊重物用的铁钩或锁环——现在这是他唯一还能够抓到的东西了——他要我相信这绝不是一个普通的架子。我摸了它，后来每次散步的时候还注意到它，因为它上面还钩着一个家族的历史。
在左边，能看见井和墙边的丁香花丛的地方，在现在的旷野里，纳丁和勒·格罗斯曾在那居住过。可是，让我们回到林肯去吧。
在森林里比上述任何一个地方还要远些，就在道路最靠近湖的地方，陶器工人怀曼蹲在那里，他为乡亲们制出陶器，还留下了子孙来继续他的事业。在物质方面，他们也是很贫穷的，活着的时候，只能勉勉强强地守住那块土地，镇长还常常来征税，结果是白跑一趟，只能象征性地“拖走了一些没用的东西”，因为他实在是身无长物。我从他的账目里发现过上述的话。仲夏的一天，我正在锄地，一个拉着许多陶器到市场去的人在我的田边勒住了马，询问我小怀曼的近况。很久以前，他向他买下了一个制陶器用的轮盘，他很想知道他现在怎么样。我只在《圣经》中读到过制陶器的陶土和辘盘，但是我从未注意过我们所用的陶器并不是从那时丝毫无损的留传至今的古代陶器，或者也不像是葫芦一样长在某处的树上的，我很高兴地听说在我们附近也有人干这种塑造的艺术。
在我之前，这片森林中的最后一个居民是爱尔兰人休·夸尔（他的名字有点拗口），他曾经借住在怀曼那儿——人们叫他夸尔上校。传说他曾经参加过滑铁卢之战。如果他还活着，我一定要他把战争再重温一遍。他在这里靠挖沟谋生。拿破仑到了圣赫勒拿岛，而夸尔来到了瓦尔登森林。凡我所知道的关于他的事都是悲惨的。他这人举止优雅，像是个见过世面的人，能说出比你所能听得到的还要文雅得多的话来。因为他患着震颤性谵妄症，夏天的时间里，他也要穿一件大衣。他的脸是胭脂红色的。我到森林中之后不久，他就死在布里特山下的路上，所以我没把他当做邻居来记住。在他的房子被拆以前我曾进去看过。他的朋友都认为这是“一座凶险的堡垒”，都是避而不去的。高高架起的木板床上，放置着他那些旧衣服，都穿皱了，就好像是他本人躺在床上一样。壁炉上放着他的破烟斗，而不是在喷泉边的破碗。所谓喷泉，不能作为他失望的象征，因为他对我说，虽然他久闻布里斯特泉水之名，却从没有见过。此外，地板上撒满了肮脏的纸牌，那些方块、黑桃、红心的老K等等。有一只没有给行政官长捉去的黑羽毛的小鸡，它依然栖宿在隔壁房间里。它像黑夜一样黑，像黑夜一样静，连咯咯之声也发不出来，等着列那狐来抓。屋后有一个像园子似的模模糊糊的轮廓，曾经种过什么，但因为他的手抖得厉害，所以一次也没有锄过，虽然现在已经到了收获的时候了。罗马苦艾和叫花草蔓延丛生，叫花草的小小的果实都黏在我的衣服上了。房屋背后有一张绷在那里的土拨鼠皮，这是他最后一次滑铁卢之战的战利品，可是现在他不再需要什么温暖的帽子或者手套了。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