佛蒙特的“落后”受到法律保护，这是人们自愿选择的生活世界，这个镇没有因为不思进取而被强力摧毁。熟人或素不相识的人整日里彼此微笑、打招呼。小镇上大白天也难见到一个人影，见到的话，那必是一位朝你招手微笑致意问好的陌生人。就是汽车里的驾驶员也会向在人行道走着的人招手致意，居然为此而减慢车速，我的印象，没这么做的只有动物。每星期六，人们定时在乡村音乐会和教堂里聚会，清教主义占着上风，自由主义和个人主义也得到尊重。小镇像一支队伍，稀稀拉拉地沿着吉河两岸展开，全镇上走一圈也就半个小时。这个小镇的魅力藏在它周围的山水中，比如，搭一块毛巾，走上五分钟，你就可以在吉河的一处深潭里游泳。或者在晚餐前提着篮子到外面林子里拾几个刚长出来的蘑菇，才开始炊事。吉河不深，秋天的时候大部分河段可以涉水而过，河道成梯级流下，乱石嶙峋，形成许多小瀑布，日夜响着。居民的住宅散落在河岸的树林、草地中，彼此相隔着草坪、花园、停车场和劈柴堆。镇中心有一座钟楼、两所教堂（一所古典的，一所现代的，设计得像个谷仓。）一家咖啡馆、一个小学校、一家书店、一个工具店、一家泰国餐馆、一家洗衣店、一家按摩店、一家理发店、一个殡仪馆以及墓地（有只老黑猫整日在里面逛来逛去）和1842年开业的毛纺厂……作为一个生活简朴、不尚奢华的美国外省小镇，居民日常生活所必需的一切设施都齐全，居然还有四五家二手店，卖古董、廉价服装、旧家具和瓷器。有家古董店的老板去过北京，他以此为荣，把天安门的照片放在显眼位置。日复一日，许多人在此地度过了一生，在出生的房间里长大，在出生的房间里寿终正寝。
这一套在美国只意味着萧条衰落破败，这个小镇不被投资者看好，许多房子空着，等着出售。但卖到房子都奄奄一息了，就要垮塌、家具死光，水管锈断，还卖不出去。我够头朝一所死屋看了看，房间里面已经结满蜘蛛网，一面灰蒙蒙的镜子里有个模糊的人影在张望，是不是鬼，不是，是我自己。
此地有一个1984年建立的作家艺术家工作坊，每年都有诗人、作家、画家、摄影家、艺术家从世界各地到来，在这里工作。许多人都来过，布罗茨基、卡扎赞基……钟楼对面那个白色小教堂非常有名，每个晚上，来自世界各地的诗人、画家或者作家中的一位会在那里朗诵、演讲。吉河岸边有几栋房子，作为来访者的工作室和卧室。我住在一栋两层楼的木屋里，门前草坪上有一棵枫树。屋后是另一家人的草坪，堆着一大堆劈柴。我对面的房间不知道有没有人住，门有时候整夜大开着，有时候又关起来。房子很旧，地板某处在漏水。简朴、实在。没有电视机。每个房间外侧都没有配锁，你睡觉的时候可以在里面插上插销，但你出门就不能锁门，人们确信这里没有小偷。如果发生盗窃，那必定是革命了。卫生间的马桶盖上放着一幅未完成的油画，画了一个忧郁的黄色男子。似乎只有我一个住在这里，有时天花板传来脚步声，没有下楼、关门的声音，声音最后走进墙壁里去了。太安静了，太安静了，安静得仿佛世界已经死去。不仅是风景如画所致的安静，是世界本身的安静，人们活着，大地在着，万物轻声细语地做着各自的事。其实这楼里住着八个人，有诗人、有艺术家。“现代主义已经变得温文尔雅了”“培育出一种文雅而不热烈，文明而无反抗精神的诗歌”（《哥伦比亚美国文学史》詹姆斯.E.B.布雷斯林）。这本文学史描述的诗人们就住在我隔壁。
我仿佛穿过时间隧道，回到了过去，我童年时代的云南，大地上没有一个人，只有树叶在摇晃，太阳的叶子搭在树上。我长睡不醒，真个是“草堂春睡足，窗外日迟迟”。
我梦见小矮人。我早晨醒来就记录下这些梦，可惜失去了细节，我无法回忆起场景、颜色，只记得大概的事情。我不确定我是否做过这些梦。也许只是在我写下它们的时候我才开始做梦，写作也是一种梦游。有个梦或者几个梦里面我梦见这些小矮人，我少年时代看过一个苏联的动画片，许多小矮人住在一个木钟里。我从来没有梦过它们，但在佛蒙特，它们出现了，迟到了四十年的梦。在中国的床上，我从来没有梦到这些，我的梦总是与一些黑房间、隧道和危险的山路有关，我总是在寻找到某地去的路。
有一个小矮人是卖面包的，他的面包永远只有一个人买。那个人是他的情妇。谁告诉我的，已经记不起来了，我梦见面包铺旁边站着韩旭，他是我大学的同学，但他没有戴眼镜。这个小矮人并不在乎面包是否有人买，他在乎的是让大家知道他是一个面包师。
有一个小矮人是洗衣裳的，她洗的衣裳是云穿脏了脱下来的，她每天都要到钟楼的顶上去收这些有点发黑的被单。
有一个梦里出现的是一位鞋匠，他的手艺是把穿在脚上的那双看不见的鞋脱下来。每个人都以为自己上床的时候已经脱掉了鞋，其实没有，还有一双鞋穿在你脚上。那双鞋没有号码大小，规格统一，能使你在梦中也不停地跑啊跑。这个鞋匠是个白胡子老头，他的铺子里全是卸下来的假肢。
有一个小矮人是个妓女。她披着红头发，穿着长丝袜，骑着一根撬棍，站在教堂的台阶上大声唱歌。
还有一个小矮子是个警察，他的警棍是用巧克力做的，镇上的人每天围着他，逗引他来逮捕他们，他的手铐是一对面包圈。
工作坊的中心是一所漆成土红色的木房子，就在吉河边上，窗外正对着一处矮瀑布。这房子过去是磨坊，磨坊主的儿子没有继承父业，当了画家。
他是乔恩·格雷格。乔把父亲的磨坊献出来，改成了艺术家工作坊。他是现实人物，做的事情却像小说。他是一个高大的白发男子，戴着眼镜，他喜欢骑着自行车到处逛。每个早晨，工作坊的全体成员都会聚集在红磨坊里用早餐，他总是穿着印度长衫容光焕发地走进来，和每一个人打招呼。他热爱印度和佛教，我估计印度长衫他买了一打，几乎每天换一件。他的画室正对吉河，可以一边听着吉河在石头上碎裂又复合的声音一边画画。他像十世纪的中国山水画师那样，夜晚临窗而卧，听流水在岩石上演奏天籁，白天对着淙淙流水作画。他对水墨毫无感觉，这里永远不会产生黄公望。
我的工作室也在吉河岸边，隔着落地窗可以看见河岸，一头旱獭整日在我窗外的草地上拱来拱去。我则在一堆文字里拱来拱去，我们都要找到自己的食物。
1842年约翰逊毛纺厂在钟楼旁边，它开设了一个营业部。如果你购买产品的话，就可以参观工厂的车间。天气很冷，才初秋，人已经冻得皮肤发紫。我买了一件猩红色的呢子外衣，女士就带我去参观这个工厂。一千年前，这里是参天巨木，就像亚马逊那样。两百年前，这里变成了草原，出现了羊群、羊毛和毛呢。两百年后，这里又长满了树林，穿轻盈暖和的羽绒服成为时尚，毛纺厂就成了古董，产品只是吸引些老派游客。他们怀旧，喜欢将自己裹在厚重古板的毛呢短大衣里。这个工厂的冰人牌羊毛衬衫、夹克和裤子是名牌。女士说，这些衣服可以传代，你穿了你儿子可以穿，你孙子可以穿。
肥胖的女士打开侧门，里面藏着一部楼梯，走下去就是生产车间，几十台缝纫机正在嗡嗡作响。工人都是中老年人，许多是妇女，文质彬彬，戴着老花眼镜，像一群古董。200年前，也是这个景象。有个男裁缝放开了一匹毛呢，用粉块和米达尺在料子上画着线。我忽然想起姨妈，她在武成路的棉布店卖布，那是四十年前。我一放学就去她的铺子里看她裁布，我很喜欢布匹被大剪子破开的声音。那时我只比桌面高出一个头，姨妈像个女巫似的挥舞着剪刀，在我头上晃来晃去。
每周六下午三点，小镇上会有一个集市。四五个摊贩开着车来到，每次都是这几家，就在教堂旁边的空地上摆开货摊，一家卖果汁和自家腌制的黄瓜，一家卖蔬菜，番茄、土豆、黄瓜、草莓。另一家也卖蔬菜，品种只有扁豆和土豆，一家卖烤面包、一家卖快餐。镇上唯一的泰国餐馆的老板娘也不失时机地把她的肉丸、酸菜、煎饼和米饭盛在一只只锅子里，排列在长桌上。
阳光灿烂的下午，居民三五一群坐在集市中间的长桌上，喝点饮料，吃点什么，狗显得很高，草地上落满阴影。
这一天6点钟都要举行乡村音乐会，音乐会是在一块足球场那么大的草坪上展开。下午5点左右，居民就三三两两朝那边走去，外面的人也开着车子一家一家从森林里钻出来。唱歌的有来自外乡的流浪歌手，新秀、过时的流行歌曲大师，也有本地的家庭乐队。蓝调、小提琴、吉他、黑管……谁想唱都可以，但只有唱得好的人才会上台。月亮升起来了，很大很亮，就像我青年时代见过的那种月亮。并没有人特别注意到它，美国的月亮里面没有住着嫦娥。大人坐在草地上听音乐、闲聊、嚼爆米花，小孩就赤着脚到处乱跑，在草坡上翻滚。也有卖食品的摊子，总是那几家，卖爆米花的、卖比萨饼的、卖烤鸡腿的。还有些姑娘卖她们自己手工做的项链、手袋什么的。有两姐妹在黄昏就开始布置她们的摊子，她俩搭了一个小帐篷，里面挂着彩色的挎包，立着一面镜子，还插着两瓶鲜花。石头磨成的耳坠是姑娘们在河滩里捡来、自己打磨出来的，她要8美元一串。她并不在乎是否卖得掉，搭棚子这件事使她心中喜悦。
盖瑞是佛蒙特工作坊的负责人，红脸膛，长得像个希腊神话里的英雄。
他带着儿子上台去合奏几曲，儿子拉小提琴、他弹吉他，获得满堂喝彩。他的职务其实就是作协主席一类。这里没有主席台这样的地方，因此这位主席从来没有发表过讲话，他只是主持活动时介绍一下主讲者，就坐到后排去了。
工作坊就像大家约好了在一起玩似的，吃吃喝喝，谈谈艺术，彼此看看作品，我感觉王维他们那时代也是如此。
外地来的蓝调大师留着白胡子，杵着一根手杖，上面悬着一些石头、骨头什么的，打扮得像巫师。一位奇丑无比的老巫婆扶着他上台，大师已经老到连歌词都记不住了，要看着一张纸才能唱上几句。他唱几句忘了词，下面的为他提词。鼓掌非常热烈，人过时了，但尊重永不过时。他下台时。有些他青年时代的崇拜者上去与他握手，大师和他的粉丝都是老耄。
月亮当空的时候，音乐会结束，草坪黑暗下来。汽车一辆辆衔着灯走了，像回家的马匹。有几个青年余兴未尽，还在台子上演奏。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