台湾依人口结构，有四大“族群”：闽南（本省籍）、客家、外省及原住民，这是根据人数多寡排序的。若依时间先后，则不同时期的文化积淀，依序是原住民文化、中原文化、荷兰文化、日本文化、西方文化。就近代而言，文化冲击最关键的过程有四：（1）日本统治时期的皇民化（第一次“去中国化”）；（2）战后的西化；（3）两蒋时期的“复兴中华文化”；（4）李扁时期的本土化（第二次“去中国化”）。
经过了这样的文化发展过程，到了目前，可以浓缩提炼出两种对两岸关系有深刻影响的成分：1.雏形的公民社会，亦可称之为前民主政治。台湾的民主虽谓已臻成熟，但人民普遍对民主、自由有正面的评价及追求的意愿，与此同时，对集体主义及共产思想基本上抱持着警惕与排斥的态度。
2.对“中国”，从两蒋时期高度的认同（自认为是中国人，而且是有着优良历史文化传统的中国人），在两种力量的“挤兑”下，逐渐演变为对中国认同的冷却，疏离或进一步地反对。两种力量，在内部是台湾意识的兴起，在外部，是作为中国认同载体的“中华民国”被大陆当局的高度压制。面对此等情势，大陆当局必须能够反省，体谅与调整。“以礼相待，以理相让”是新思维的第二条。
3.从地缘战略上看台湾
台湾是三股力量交汇的中心。首先，是美国围堵中国锁链的枢纽。不仅目前如此，战后如此，甚至早在十九世纪中叶当美国一开始认识东亚时就是如此。
其次，台湾是日本生命线的咽喉。日本资源贫乏，直到目前，2/3的进口资源必须通过台湾东西侧的海域北上抵日，这是台湾对日本无可取代的战略价值。日本非控制台湾不可，要不就寝不安枕。日本占据了台湾，就可以肆无忌惮，发动侵华战争，南洋战争，太平洋战争，甚至偷袭珍珠港。一旦日本未能控制台湾，那么谁“控制”台湾，它就只能听谁的，一如二战之后日本同美国的关系。第三，台湾是中国出太平洋的门户，同时也是侧翼控制南中国海的高地。中国不崛起则已，只要中国崛起，断无被人封锁门户威胁要道之理。
所以，台湾是中、日、美三方兵家必争之战略要地。台湾如能统一，那么，目前的战略形势立刻倒转，日本将别无选择，在中、美之间，向中倾斜。易言之，“反手擒拿，易守为攻”，是新思维的第三条。
4.从国内外战略形势看台湾
对此，我曾有“台湾形势的三个均衡”的论述。大要是：台湾内部是小均衡；北京、华府、台北三方之间是中均衡；全球战略大势是大均衡。只有当三个均衡都处于均衡状态时，台海局面才能有稳定的均衡。否则，任何一个均衡的失衡，都会牵动到其他的均衡，造成更大的振荡，除非，这个失衡被另外的均衡恰好给制衡。
目前的形势，台湾大选的结果显示，蓝、绿是50对50，但这种数学上的平衡恰恰是政治上的高度对峙，足以造成高度的不稳定，也即是失衡。另一方面，大均衡中，近两年来，因反恐缘故，中、美两国处于一种暂时的稳定状态，但其实就美国全球的战略进展而言，这种若大均衡及小均衡任何一个或两个都失衡了，那么，大陆、台湾及美国当前的稳定状态势必会被打破。站在两岸中国的立场，此时必须慎防美国基于其国家利益从中渔利。预见此等情势之可能到来，必须要“观照全局，主导均衡”，这是新思维的第四条。
思维建构，在前途的分析及认知基础上，现在，就可以来谈谈两岸关系新思维的建构了。
在我的新思维架构中，有四根支柱：
1.大陆对台政策，一贯有两个“寄希望”：“寄希望于台湾当局，寄希望于台湾人民”。近年来，对第一个“寄希望”失望了，但另外又增加了一个新的未曾明言却付诸行动的“寄希望”——“寄希望于美国当局”，一如最近“3.20”大选之后的发展。其实，这三个“寄希望”中真正重要的是“寄希望于台湾人民”，但需要强调，不能光“寄”，更要能“争”，争取台湾人民的“民心”。“寄”失之于消极、被动，必须争，积极争取，主动争取。
2.争取之道，理、礼为先，力、利为次；理、礼为主，力、利为辅。天下之事，争不过一个理字。这在处理前文所论及的几个误区及盲点时，尤其重要。再说，“惟智者以小事大，惟仁者以大事小”，理之外，如果能让，而且是礼，就更好了。不要忘记，考量到中国新世纪的战略形势，考量到中国必须和平崛起，该舍即舍，能舍才能得，何况礼让乎。
3.香港、台湾，出于中国，一为“珠”（东方之珠），一为“宝”（宝岛），在思考上，必须做到港、台一盘棋。香港与台湾的政治发展，有高度联动关系，大陆的对港政策及对台政策，必须联立思考。
4.港、台问题不仅彼此联立，还更须放在新世纪中国宏观战略的高度上来处理。如前所云，台湾一如围棋盘上的一颗子，此一子之得失，影响者非仅此一子而已；此一子的得失，牵动到的是全盘战略的得失。换句话说，台湾或两岸问题，不仅仅是所谓的统独问题而已，它攸关到中国能否扭转百多年来它在西太平洋及南中国海的战略局势，也攸关到中国在新世纪能否真正的和平崛起。
总之，就这四大思维架构的支柱而言，要架得起来，必须思想解放。没有思想解放，思维架构就搞不起来，思维架构搞不起来，接下来的一些具体建议也就很难被讨论，更甭说被接受了。
若干政策拟议，现在，分别对大陆内部、对台湾、对国际、对香港及对两岸交流各拟两条建议，并略作说明，其余可举一反三。
1.对大陆内部
在对台政策上，作为争取台湾民心的第一步，最核心的，就是要让台湾人民找回“做中国人”的感觉。一个人，要能自我认同是一个家庭中的一分子，不外两种方式，一是“同辱”，二是“共荣”。先说前者，1970年代，钓鱼岛之争刚开始时，大陆、台湾还有海外侨胞都是站在同一阵线上的，当时，部分海外华人还有着“保钓”与“反共”之间的天人交战，但后来想通了“反共”不等于“反中”之后，就豁然开朗了。如今，时移势异，“保钓”只剩大陆及港、澳了，不再能激起台湾的民气了。但“同辱”难求，“共荣”仍有很大空间，特别是当中国大陆快速崛起的时候，关键是要让台湾人民能够参与，从而能产生“与有荣焉”的感受。2008年中国办奥运是一个很好的机会，不要把目光仅仅放在选手身上，奥运工程本身就是中国崛起的过程与象征，台、港、海外都有人才，何妨共襄盛举。
可再举一例，新世纪中国的发展千头万绪，也需要所有中国人的智慧一齐贡献。大陆可筹办“新中国现代化工程”智库，礼聘所有海内外包括台湾的社会科学家、自然科学家、人文哲学学者等，共同讨论中国面对的发展课题，共冶一炉，一家人的感觉自然就产生出来了。
2.对台湾
大陆对台部门应积极培训，拔擢深入了解台湾、又能熟娴闽南语、客家话的专家，语言最能拉近距离，对台事务高层，甚至中央高层如能勤奋学习，效果更好。新加坡李光耀在1965年出任总理后才开始学习华语，成效斐然。
3.对国际
开放台湾政府当局进入任何国际组织的大门，只要不以“台湾”名义，都可以，中华台北，可以，中华民国，也可以。对任何持有中华民国护照的台湾人民，大陆当局主动协助其在国际间的通行，知会各国政府当局，视同中国人民看待。
4.对香港
考量到香港人民的素质，法治环境及其他民主化条件的相对成熟，允许特区政府以较积极的态度，依据基本法精神，主动规划循序渐进的民主化进程。
另外，在经济的CEPA之外，也可规划设计文化的CEPA——那就是CCPA了，强化香港及内地在文化、教育、社会等各个层面的交流与融合，加速提升香港人民对中国的自我认同感。
5.对两岸互动
一方面促进两岸教育交流，鼓励两岸青年学生到对岸求学，初期可先从鼓励台湾学生到大陆求学开始。二方面针对两岸经贸整合（包括三通）后，台湾部分产业外移大陆所导致的失业问题，应主动研究提出有效对策，以协助台湾失业民众。
以上所举，均可举一反三。要之，两岸关系必须放在一个新的战略架构中思考，两岸当局必须有新的两岸观。大陆必须有新的台湾观，台湾必须有新的大陆观，两岸关系架构才能走出一百多年来被美、日主导的被动形势，为新世纪中国的和平崛起创造最好的条件。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