虽曾冀望东亚书院成实业学校组织，然清国气风未稳，现今仍非良机，故暂且顺延其实行。而本季度则主要教养三五公司所用清国人及日本人。观本季，经由本校且现今从事于潮汕铁路公司业务之人有清国人二十名，日本人四名，而在学学生之中则有粤汉及潮汕铁路委托生清国人二十七名。龙岩煤矿及福建铁路方面亦不曾怠慢规划，然胡国廉迟迟未至厦门以致尚不能求得良好方法，甚为遗憾。胡氏虽约定本年七月来厦相会，但其究竟是否前来仍不得而知。福建铁路迩来置于陈宝琛监督之下，但观厦门港附近三里之地均在建造仑库之半途，眼下正处于休业之中。下官乃听闻，其已花费七十余万元，现完全缺乏资金。依眼下状况，盼其完成恐将为遥远未来之事。
一、汕头水道事业
本事业迩来已成潮州汕头二绅团竞相争夺之作业，其间虽有清官介入仲裁，却依旧竞相比拼出资之多，未曾和议，至今仍呈资金充沛却不能起业之奇态而任由时光荏苒，公司则介于二者之间意欲促成协议。
十六、福建省之樟脑事业
三五公司欲完成对岸经营大业所选二大事业为福建省樟脑事业及潮汕铁道经营。那么，三五公司为何着手樟脑专卖事业呢。据后藤伯爵“台湾总督府对岸经营之由来”一文可知，其原委如下：
台湾总督府已然察觉若欲发展帝国殖民政策，则于对岸经营一事上不得草率，且早欲开启对岸经营之企划，明治三十四年八九月之交，探得福建省竟有樟脑专卖之举动，遂设法夺得该专卖权，且通过二项决议即一、保障帝国樟脑专卖制；二、令其（福建）成为对岸经济殖民基地。鉴于第一目的尚未充分达成，为达第二目的，乃派遣爱久泽直哉主当其冲，于帝国驻厦上野专一领事协助之下，由同年十月至翌年三十五年六月间同驻福州福建总督府及北京总理衙门进行多番交涉，终于同年六月四日我帝国真正达成夺得该专卖权之目的，且于相关契约上签字完毕。及至同年八月，爱久泽直哉率部员以福建省厦门为中心，依据该契约开始着手实施樟脑专卖制。
然而，帝国刚在福建树立樟脑事业的霸权，便瞬时引得列强发动猛烈的反对运动。
因此，就清国官宪一事，日本和列强之间爆发了复杂的三角纷争。前述的“由来”一文紧接着这样记述到：
然驻福建省之各国领事，尤其英国领事竟称我帝国意欲通过此举以让国人垄断贸易上之利益，且与各国驻北京公使串通一气，曲解通商条约之条规，就此事已向清国官宪提出抗议。听闻此言，我帝国遂回应此举乃法理之所存，并令清国官宪对这般抗议予以答辨，确保不为担心彼等抗议而中止专卖制之实行。起初清国官宪亦遵守官脑契约之条款，排除他国抗议而庇护我帝国，然各国领事之抗议颇为顽强，我等法理争议之上虽有制胜之理，但觉无实践之力，且彼等（各国领事）竟用种种阴险手段，驱使无赖清人违反专卖条规从事密制樟脑之事且予之不法庇护以对抗清国官宪。伴随脑务之扩张，纷争亦日渐趋多。而各国领事以此为口实，纷纷抗议以致清国官宪烦累不堪。
见此形势，帝国政策随即改变方针即一改往日固定于形式专卖权的做法，而是集中努力联合地方豪族，掌握樟脑事业实权。之所以行此变更一来是因为对前文所述支那社会构成的认识渐次加深，二是由于福建省支那政府的更迭不利于与清国官宪间的联系。《由来》一文这样续写道：
且察创业后一年有余之实验可知，清国政府官宪及人民社会之组织性质多异于我帝国。其地方督抚与地方人民之关系一面虽号称无所限制之专制政治，但另面又称绝对自治制。故而对此种社会之民绅单凭一道法令而盼其实施专卖制实属至难之事，收支相抵亦几乎无望，早晚须变更脑业方法。其后明治三十六七年之交，清国官宪同各国领事之纷争愈加激烈，及至最后，当初携正义而坚持抵抗之闽浙总督许氏以下大官尽数遭免，而后继者则一心废弃脑务专卖杜绝各国抗争之源以致无暇分断是非曲直，尔后竟倚靠各国公使领事声援，对迩来协力御侮之我帝国以专横非法之名义排斥相加且完全无视脑务专卖契约之存在。此种现象于他国身上绝无可能发生，姑息偷安之清国官宪所作此举可谓无理无据。然既事已至此，则我帝国须舍弃一味依赖清国官宪之愚见，而应同地方豪族协作行动。迩来一年有余各项准备渐趋完毕，及至三十八年八九月之交，其方法亦渐次完整，确信废弃脑务专卖契约后仍能掌握脑务实权后，随即于同年十月接受福建官宪之冀望，收得赔偿，废弃迩来纷争根源——专卖契约。
此次实权主义的确立实际上标志着我帝国的胜利。因为尔后虽然列强的反对及清国官宪的迫害从未停止，但三五公司的樟脑业务在此期间得到显着发展，及至明治三十九年末即后藤伯爵离开台湾之时，公司已在福建建立不可动摇之根基。《由来》这样记述道：
其后依三联单之方法，得以平稳继续我樟脑业务。产出额渐次增多，及至三十八年末年产量已达三四十万斤，而从业之日清人数则以千计；翌年三十九年樟脑事业愈加呈现活力，大有年产八九十万斤之势。然不守信义之清国官宪见我事业盛况，预见莫大利益，乃于专卖契约废弃后不足数月之时，忘记前日纷争所受苦痛，再兴脑务专卖制，且以福建官脑局之名义行事，任之处理，试图夺取我帝国煞费苦心所建脑务之利益。明治三十九年四月发生此事后，各国领事再次提出抗议，终于再演前度纷争。我帝国深知为清国所为，便未进行强硬抗议，而是任其所为且依旧联合地方豪族，创机宜之方法而继续脑业。及至三十九年十一月，福建官脑局因亏空数万巨资而不得已闭局，如此一来，我帝国自由脑务之妨害便得以安然除去。依眼下情状，属我帝国处理之本年度福建产脑约八九十万斤，与此同时，去年着手之浙江、江西、广东、湖南各省产脑亦渐次增加。
总而言之，创立福建脑务契约一事因各国妨碍及清国官宪之不守信义以致未能如预期断然实行专卖制，但经过数年经营，我帝国业已基本达成掌握该省脑务实权之目的，此弃名取实之方略实乃帝国遭逢近年清国利权回收热而不得已采取之计策。
如此一来，当初确立之“以福建脑务作为对岸经营根基”第一目的已然就绪，及至三十七年之时，第二目的亦得启开端。
十七、潮汕铁道
三五公司两大事业其二之潮汕铁道是在后藤伯爵指挥之下，爱久泽的奔走之中得到广东省汕头至潮州间的铁道铺设权后兴起之事业。当然建设经营之上，因为受限于外交财政及其他内外关系，并无合适的经费项目，方便起见，于是从台湾罹灾救助金内拨出七十万元借给林某，并且以林的名义使其接受股金。该事业在明治三十七年六月二十八日通过阁议决定后得以立即实行。阁议内容如下：
就铺设汕头铁道一事之阁议
前年以来外务大臣及台湾总督所掌握汕头铁道铺设之商议进行程度，及依此商议所定本国负担及特权之相关条件，一如附页台湾总督申告书所陈。依此条件，该铁道铺设权事实上已尽归我帝国之手。能否取得该权事关我帝国利益线之扩张，故而极有必要速速实行本商议之结论。而实行之时，由帝国亲自经营、抑或交由民间会社等经营应是最为妥当之方式，但此事因牵涉外交财政及其他诸多内外关系，时至今日依旧未达定下最终处理方法之时机，眼下暂且实行如下计划：
一、本邦应付七十万元股金依如下手续所得，作为其使用方法，可将之充于台湾罹灾救助基金内。
1.令林某成为名义上之承借人，令其交付所需金额。
2.林某接受上述金额之股金，而（帝国）提供全部股金以作承借金之担保。
3.上述股票分红全部纳入台湾罹灾救助基金内。
4.股东权利名义上由林某行使。
二、台湾罹灾救助基金现金不足所需金额之时，须买入所属该基金之公债证书于国库存款部。
三、承包铁道建筑工事所得利润须暂时纳入台湾罹灾救助基金。
四、台湾总督须禀告各省大臣且委以实施此事之责任。
五、如上事项为眼下应急之临机处理方法，永久处理方法日后再寻适宜时机决定。
现在看来，潮汕铁道的祸根其实就在于当初的出发点所定下的姑息手续。因为如上阁议虽然明确规定“如上事项为眼下应急之临机处理方法，永久处理方法日后再寻适宜时机决定”，但“永久处理方法”并未轻易实现。
不过，话虽如此，后藤伯爵于台湾在任时，潮汕铁道的经营其实比较顺利。且在明治三十九年十一月之时，建设工程竣工并得以开业。前文所提及《由来》一文这样记述道：
广东省汕头至潮州府间潮汕铁路计划，其铺设事宜全部委任于我帝国，迩来两年有余，其间虽遭遇种种妨害与障碍，但终于三十九年十一月竣工且开业。而就此铁路日后经营问题，依据特许名义人与爱久泽直哉间所缔结秘密契约，实际已交由帝国专理。眼下该铁道主要员工渐次悉数使用国人。本铁道开通以后甚为景气，近来更有扩张之提议，且该地清人正同爱久泽直哉协商之中，而汕头水道布设一事亦随之提出。眼下台湾总督府已派遣技师进行实地探测。
如上，虽然有前述姑息处理方法，但潮汕铁道的经营依旧得以排除所有妨碍和故障，最初制定的目的猛然跃进，此皆因为其指挥者——台湾总督府内的后藤民政长官谨慎控制事态发展。之后随着后藤伯爵荣升至南满洲铁道离开台湾及民政长官继任人祝氏的突然逝去，潮汕铁道顿时失去了团结一心排除万难的实力。在内，痛失确保南清经营大方针的首脑，在外，受到清国朝野的反抗，顷刻间陷入了无法言忍的困境。此困境通过以下爱久泽写给后藤伯爵的意见书内所作记述便可清楚察知：
潮汕铁路事务迩来排除众多妨碍，终得今日良况，如若能削减冗费以谋收利则完全有望营业收支相抵。然北京政府邮电部全为眼下利权回收热所迷失，轻信浮浪学生之辈蜚语，置现状不闻不问，实乃危害清国主权之举，且命令该铁路公司排斥国人一事昨年以来已不知是第几回。至今（帝国）仅制定应急之策，但今日也许已至采取果断处理之季。对此，鄙人当初曾于企划中有所陈述，即如若清国政府加以不法干涉，则以危及股东——台湾籍民林氏资产为由，请求政府后援，此为最佳手段，但近来我帝国政府鉴于各国对清态度，是否能决行此事尚未可知。迩来如愚见所陈，对清国政府及民众须有强弱硬软之主见，若其外强中干倒不如起初便屈从于他。何况若此事牵连至我帝国合作者张京堂则甚为棘手，故决不可轻举妄动。倘若不能采用籍民保护之方法，则于下次问题出现之时，或以张京堂违反契约之名，索求我资金赔款、抑或我方作大让步，避开外部形势纷争，依照清国政府主张将该铁道主管权归于清人之手，我等则坐于外部监督，放任其行，惟图我等资金安全，只能二者择一。但如此行事将对铁路造成显着危害且陷我等资金于危殆境地，故而作为责任者，鄙人不能忍之。且说还须顾及张京堂之心情，张氏虽为清国国民，但暴民暴乱所生冗费全部由其承担，其责任支出甚至为我等资金支出数倍，非但如此，其对我帝国常表好意与信赖。仅因清国政府无理主张，便让如此之人为我帝国背上赔款厄运或叛国之冤，非但于情不忍，且对达成三五公司本来目的亦无益，仅会在将来带来更多障碍。
自此之后，南清铁道经营的相关方针彻底陷入了支离破碎的困境，帝国不仅失去了潮汕铁道，甚至三五公司亦为废止。后藤伯爵的苦心也好希望也罢，最终化为了泡影。新元技师如下回顾道：
伯爵常将台湾作为南清、南洋之策源地，其亦必定以为台湾之生命力亦在于此，故而创立日清合办会社——三五公司，且令之建设汕头与潮州间之铁道。其目的在于将之延长至江西省，以同扬子江沿岸取得联络。而此方针非但是铁道，汕头、潮州等地之电灯、水道等均在其经营方略之内。所幸，潮汕铁道在伯爵监督之下顺利竣工，之后其便撤至内地。吾继承其遗策，时常一有良机便欲践行其意志，多年来从未懈怠注意。之后吾亦曾赴江西省以调查铁道线路。且说不割让福建省本是我国同支那于条约上所规定之事，虽能维持该权利，但铁道通往何处，外务当局并未查明。吾辈以为潮汕铁道之延长乃为台湾经营最为重大之事项，遂锐意努力以期其实现之日，怎料其后时势变迁，最终失去良机，后藤伯爵之希望尽成泡影。潮汕铁道亦终从三五公司之手全然归为支那国所有。即便今日，每每念及此事仍觉甚是遗憾。
如上所述，非但厦门事件因中央政府的优柔寡断而遭遇大挫折，甚而经济上之对岸经营亦不得后继者而中途断绝。难道真无一日本人站出继承桂、儿玉、后藤之遗策，实现南进日本之经纶？吾辈岂要永久放任盎格鲁-撒克逊族人于南太平洋猖狂跋扈、为所欲为？
（鹤见佑辅：《后藤新平》，陈小冲、曹金柱译）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