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32年1月，在那次批评毛泽东“机会主义”、“狭隘经验论”的赣南会议之后，毛泽东又病了。他带着贺子珍以及警卫班13个人，到东华山去了。东华山在瑞金东面二三十里外，山上树木蓊郁，山顶上有座古庙。毛泽东看中了这座古庙，住了进去。毛泽东在东华山住了50来天，连春节也是在那座古庙里冷冷清清地度过。直到3月上旬的一天，周恩来派项英专门来请毛泽东下山。毛泽东在世外桃源般的东华山，埋头于读书，津津有味地读《水浒传》、《三国演义》之类。（叶永烈：《历史选择了毛泽东》，上海人民出版社1993年版，第295页。）
据汪澍白编著的《毛泽东思想与中国文化传统》（厦门大学出版社1987年12月版，第34页）：“1932年临时中央到达根据地，不但剥夺了毛泽东的军事指挥权，而且在《革命与战争》等刊物上连篇累牍地发表文章，从理论上对他进行批判。教条主义者嘲讽毛泽东的军事路线‘把古代的《三国演义》无条件地当做现代的战术；古时的《孙子兵法》无条件地当做现代战略；更有好些博览的同志，拿半个世纪以前的曾国藩作为兵法之宝’。”
20世纪60年代，毛泽东曾多次这样谈及：1935年前后，当时党内有同志说我打仗的方法不高明，是照着两本书打的，一本是《三国演义》，另一本是《孙子兵法》。其实，打仗的事怎能照书本去打？那时，这两本书，我只看过一本——《三国演义》，另一本《孙子兵法》，当时并没看。那个同志硬说我看过。我问他《孙子兵法》共有几篇？第一篇的题目叫什么？他答不上来。其实他也没有看过。从那以后，倒是逼使我去翻了翻《孙子兵法》。（黄允升：《〈遵义会议纪实〉若干史实辨正》，《中共党史研究》1992年第2期。）
《孙子兵法》，又名《孙子》，相传为春秋末年孙武所撰，现存13篇。这是中国和世界最古老的兵书，曹操曾为它作注和编“辑要”。
1960年12月25日，毛泽东在他的67岁寿辰时，在与部分亲属和身边工作人员聚餐时的谈话中，他又谈到了这件事。他说，在第二次国内革命战争时期，他先后受到过3次大的处分。“那时我没有事情做，走路坐在担架上，做什么？我看书！他抬他的担架，我看我的书。他们又批评我，说我凭着《三国演义》和《孙子兵法》指挥打仗。其实，《孙子兵法》当时我并没有看过，《三国演义》我看过几遍，但指挥作战时，谁还记得什么《三国演义》？统统忘了。”（忻中：《毛泽东晚年的读书生活》，《党史文汇》杂志1994年第8期。）
因为爱读《三国演义》和《水浒传》，长征行军途中，他还让警卫员去给自己找书来看，以致引起误会，闹出取来“三国”、“水壶”的笑话。
据喜民编著的《璀璨的星系》（解放军文艺出版社1993年版）：毛泽东对他自己的学习一直抓得很紧。他在长征途中，有一次，因随身带的书看完了，到一个村子驻扎后，他对警卫员讲：“你去给我弄部《水浒》和《三国》来。”警卫员找到一户读书人，说要借个“水壶”和“仨锅”用。老先生看了看他，知道他是为穷人打天下的红军，就把自己正用的水壶借给了他，并说家中没有三口锅，只有一只；且自家每天都得用，实在腾不出来。
警卫员谢过老先生，提起借来的水壶，兴奋地去见毛泽东，一进门就说：“主席，水壶拿来了，仨锅没找到。”毛泽东抬头一看，禁不住笑了。他把警卫员叫到身边，耐心地告诉他：“我要的不是烧水的水壶，也不是烧饭的大锅，而是中国的古代名著《水浒》和《三国演义》。这是两部古书。”说罢，他又拿来一片纸在上面写出来，交给了警卫员；并告诉他今后注意抓紧时间学习，干革命可不能闹笑话呀！
1942年，邓宝珊将军在榆林时期，常和部下讨论毛泽东在这些著作中阐明的观点，认为毛泽东精通辩证法，对问题看得远、看得深。他还说毛泽东学问渊博，读书很多，住的窑洞的书架上有马、恩、列、斯著作，也有《三国演义》、《红楼梦》等古典文学作品，还有陕北各县的县志。（《肝胆篇》，《武汉文史资料》1986年第4辑，第13页。又见，全国文史资料委员会等编：《邓宝珊将军》，文史资料出版社1985年6月版，第186页。）
1944年6月12日，据赵超构访问延安的回忆：晚餐以后，我们在大礼堂看戏。这是由此间的平剧研究院演出的，演的是《古城会》、《打渔杀家》、《鸿鸾禧》、《草船借箭》四出戏。和我比肩的，正是毛泽东先生。戏早已上演了，他非常有兴味地听、看，从始到终。对于《古城会》的张飞，对于《打渔杀家》中的教师爷，对于《鸿鸾禧》中的金老头，对于《草船借箭》中的鲁肃，他不断地发笑，不是微笑而是尽情捧腹大笑。当演出张飞自夸“我老张是何等聪明之人”那一副得意的神情时，当教师爷演出种种没用的丑态时，当金老头在台上打诨时，他的笑声尤其响亮。在这时，我理解到毛先生是和我们一般人所共通的幽默与趣味的。他并不是那些一读政治报告，便将趣味性灵加以贬斥的人物。他虽自谦“对于平剧没有研究”，但也承认：“很喜欢看看。”（赵超构：《延安归来》，南京新民报出版社，上海1946年2月再版。）
“关羽、张飞在古城相会”，见《三国演义》第二十八回《斩蔡阳兄弟释疑，会古城主臣聚义》。
1945年8月，毛泽东赴重庆谈判前夕，江青替他准备了一批书，但他只挑选了《红楼梦》、《三国演义》等几种。（李清华：《雾都较量》，中共中央党校出版社1994年版，第46页。）
1946年12月1日，朱德六十大寿。毛泽东题词：“人民的光荣”，以向朱德祝贺；晚上还参加了祝贺晚会，观看了京剧《捉放曹》和《定军山》。（阎长林：《英明的决策——回忆毛主席1947年撤离延安的日子》，见《工人日报》1978年12月26日。）
《捉放曹》，据《三国演义》第四回《废汉帝陈留践位，谋董贼孟德献刀》。故事写曹操献刀谋刺董卓没有成功，逃亡回乡。途中在中牟县被捕，但县令陈宫却弃官与曹同奔。路遇曹父故友吕伯奢，在他家留宿。吕家磨刀杀猪款待，曹操闻刀声顿起疑心，杀死吕伯奢及其全家。陈宫怨曹操残忍，夜投宿时，题诗弃曹而去。
《定军山》，据《三国演义》第七十一回《占对山黄忠逸待劳，据汉水赵云寡胜众》。故事写东汉末年，曹操大军攻葭萌关，诸葛亮用激将法，命老将黄忠迎战。黄忠杀退曹军勇将张邰，攻占屯粮的天荡山；又以逸待劳杀死夏侯渊，夺取了要塞定军山。
1949年，七届二中全会期间，华北军区政委薄一波，派李和曾为团长的华北京剧团到西柏坡演出。毛泽东一连两天都观看了演出。第一天，第一出戏是《宋江杀惜》，这是宋江逼上梁山的一个故事，李和曾演宋江。第二出戏是《王佐断臂》，这是阿甲的拿手戏。最后一出戏，演的是《失空斩》，由李和曾扮演诸葛亮。（阎长林：《在大决战的日子里》，中国青年出版社1986年版，第184页。）
《失空斩》，即《失街亭》、《空城计》和《斩马谡》。《失街亭》三出戏的合名。故事写诸葛亮初出祁山，选择将领守街亭（今甘肃庄浪东南）要塞。马谡讨令驻守，但他刚愎自用，不听副将王平劝告，竟在山顶扎营，被魏将张邰断了水道，蜀军大乱，失了街亭。《斩马谡》是写马谡失街亭后，与王平回营请罪。诸葛亮虽然惜马之才能，但因军律，只得挥泪把他处死。
1950年初，李和曾多次到中南海为毛泽东演出。据他回忆，有一次，他给毛泽东清唱高（庆奎）派代表作《逍遥津》以后，毛泽东说：解放以后的演员应当高歌，黄钟大吕，不要阴沉沉的。高派的唱法是好的。所有的流派，包括高派，都要继承，又要发展。（李和曾：《毛主席给了我艺术生命》，见《毛泽东同志八十五诞辰纪念文选》，第196—197页。）
《逍遥津》，即《曹操逼宫》，据《三国演义》第六十六回《关云长单刀赴会，伏皇后为国捐生》。故事写曹操因伏皇后和其父伏完受汉献帝密诏，拟联合孙权、刘备，里应外合，以铲锄威逼汉室的曹操。不料泄密，曹操带剑入宫，把伏皇后乱棒打死，并杀了伏完全家。
1958年9月11日，毛泽东到湖北武汉军区司令部参加晚会。据张治中日记称：该部文工团演出“农业大跃进”的舞蹈，相声《洋迷信》、河南梆子《洗菜歌》和龙舞等精彩节目。相声《洋迷信》是对洋迷信讥讽嘲笑，使人笑痛肚子，主席也为之大笑不止。在对群众进行社会主义教育中，相声确实是一个通俗有力的工具。最后，由武汉市京剧团演出《长坂坡》。（张治中、余湛邦：《张治中与毛泽东——随从毛主席视察大江南北日记》，陕西人民出版社1995年版，第8页。）
“长坂坡”，指张飞在长坂坡一人拦住曹操百万大军，威不可档。此故事见《三国演义》第四十二回《张翼德大闹长坂桥，刘豫州败走汉津口》。
他从不轻易放过别人研究三国的成果。20世纪50年代末，他在《北京日报》上读到了作家吴组缃的《关于〈三国演义〉》（三），就嘱咐秘书去找前载的两篇来看。
据《社会科学论坛》1995年第l期一篇文章中说，1959年4月23日，毛泽东阅读本日《北京晚报》连载的吴组缃《关于<三国演义>》（三），在旁作批示：“请秘书代为查找该文的第（一）、（二）两节，想看看。”
1960年，毛泽东在浙江杭州南屏召开会议期间，在文艺晚会上，聆听了宋宝罗唱的京剧《空城计》。（李林达：《情满西湖》，中央文献出版社1993年12月版，第242页。）
1961年5月1日，毛泽东在上海过“五一国际劳动节”。据当时在上海市委机关从事接待工作的张玉华回忆：当天早上3时，他们几个人接到通知，说毛主席请我们同桌吃饭，一起欢度节日，真使我们喜出望外。我们上了主席餐车。吃饭时，毛主席对我们说，今天是“五一国际劳动节”，很快过端午节了，你们为我工作很辛苦，我请你们共同过节，表示感谢。当时，餐车上放了粽子。毛主席问我们端午节为什么吃粽子？我们回答，是纪念屈原，但具体原由讲不清楚。毛主席说，我把关于屈原的故事讲给你们听，然后你们每人吃两只粽子，不然我就吃亏了嘛。一番话说得我们大笑起来。当毛主席讲完故事，我们把粽子吃掉后，毛主席很高兴地说，看来你们的饭量都不小，为了帮助消化，我再唱一段京剧助助兴。随即他唱了一段高庆奎的《逍遥津》。（中共上海市委党史研究室：《毛泽东在上海》，中共党史出版社1993年版，第231—232页。）
据毛泽东的卫士尹荆山回忆：1962年的一天，毛泽东走出书房，在台阶上住了脚，仰天凝视，深吸一口气，忽然放开喉咙，唱出两句京戏。记得是《空城计》。卫士们一怔，随即交换眼色，无不流露欢颜。这两句京戏似乎宣告了三年困难时期的结束，我们都产生出“一唱雄鸡天下白”的感觉。到吃饭时间了，在尹荆山的建议下，毛泽东和家人一起吃了一顿饭。家常便饭，四菜一汤。毛泽东并不因为与家人一道吃饭而破坏习惯，仍然是手不释卷，边吃边看。不过，这次看的是小人书《火烧连营》，完全是休息脑筋的一种独特方式。（孙宝义：《毛泽东的读书生涯》，知识出版社1993年版，第157页。）
1965年12月21日，毛泽东在杭州的一次讲话中说：“国民党的军官，陆军大学毕业的都不能打仗，黄埔军校只学几个月，出来就能打仗。我们元帅、将军，没有几个大学毕业的。我本来也没有读过军事书。读过《左传》、《资治通鉴》，还有《三国演义》。这些书上都讲过打仗，但是打起仗来，一点印象都没有了。我们打仗，一本书也不带，只是分析敌我斗争的形势，分析具体情况。”（王子今：《毛泽东和中国史学》，中共中央党校出版社1993年版，第158页。）
老不读“三国”。但在20世纪70年代，毛泽东患老年性白内障，仍然还坚持读《三国演义》，经常在书房里翻阅各种版本的《三国演义》，有平装的，也有线装的；又读有关三国的史传，如《晋书》的《羊祜传》、《杜预传》。
据忻中的记载：“1973年，毛泽东还先后两次向我要过《三国演义》，一次是3月9日，一次是5月26日。这两次送给主席的《三国演义》，都是徐业夫秘书让我从中国书店新购来的。”忻中还看到，毛泽东晚年在游泳池的书房里，除存放着多种平装版本的《三国演义》外，还一直放有两种线装木刻大字本的《三国演义》。其中一种是上海涵芬楼版，全名叫《三国志通俗演义》。他在生命的最后几年里，还常在书房里很有兴趣地翻阅这两部不同版本的《三国演义》。（忻中：《毛泽东晚年读书生活》，《党史文汇》杂志1994年第9期。）
1975年8月13日，芦荻向毛泽东请教《三国演义》、《红楼梦》和《水浒传》等几部古典小说的评价问题。这天，毛泽东先谈了《三国演义》、《红楼梦》等几部书，接着又谈了《水浒传》。（杨建业：《在毛主席身边读书——访北京大学中文系讲师芦荻》，《光明日报》1978年12月29日。）
3、他也一直在读《三国志》
1912年，毛泽东第一次接触到三国史事的记载，源自符定一给他读的《资治通鉴》。当时符定一是湖南全省高等中学校校长。他得到这本书后，如饥似渴，有好多天，天天阅读，很多章节还能倒背如流。1918年，他在北京，因患足疾，住在协和医院1个月，也读了1个月的《资治通鉴》，且作了眉批。
1918年4月，罗章龙去日本。临行前，新民学会在长沙北门外的平浪宫聚餐，为他饯行。毛泽东写七古《送纵宇一郎东行》：
“云开衡岳积阴止，天马凤凰春树里。年少峥嵘屈贾才，山川奇气曾钟此。君行吾为发浩歌，鲲鹏击浪从兹始。洞庭湖水涨连天，艟艨巨舰直东指。无端散出一天愁，幸被东风吹万里。丈夫何事足萦怀，要将宇宙看稊米。沧海横流安足虑，世事纷纭从君理。管却自家身与心，胸中日月常新美。名世于今五百年，诸公碌碌皆馀子。平浪宫前友谊多，崇明对马衣带水。东瀛濯剑有书还，我返自崖君去矣。”（《毛泽东诗词集》，中央文献出版社1996年版，第161—162页。）
“诸公碌碌皆馀子”。诸公，指当时的当权人物。《后汉书·祢衡传》：“常称曰：‘大儿孔文举，小儿杨德祖。馀子碌碌，莫足数也。’”
文举，孔融字；德祖，杨修字。他们二人在《三国志》中均有传。
纵宇一郎，罗章龙（1896—1995）的化名。
1931年春，毛泽东作《渔家傲·反第一次大“围剿”》。词作后有其自注：“关于共工头触不周山的故事，《淮南子·天文训》：‘昔者共工与颛顼争为帝，怒而触不周之山，天柱折，地维绝。天倾西北，故日月星辰移焉；地不满东南，故水潦尘埃归焉。’《国语·周语》：‘昔共工弃此道也，虞于湛乐，淫失其身，欲壅防百川，坠高堙庳，以害天下。皇天弗福，庶民弗助，祸乱并兴，共工用灭。’（三国时吴国韦昭注：贾侍中（按指后汉贾逵）云：共工，诸侯，炎帝之后，姜姓也。颛顼氏衰，共工氏侵凌诸侯，与高辛氏争而王也。）《史记》司马贞补《三皇本纪》：‘当其（按指女娲）末年也，诸侯有共工氏，任智刑以强，霸而不王，以水乘木，乃与祝融战，不胜而怒，乃头触不周山崩，天柱折，地维绝。’”毛按：诸说不同，我取《淮南子·天文训》，共工是胜利的英雄。（《毛泽东诗词集》，中央文献出版社1996年版，第34—35页。）
韦昭（203—273），三国吴史学家。曾任太史令、侍中，著有《吴书》等多种。因触犯吴主孙皓，下狱被杀。他在《三国志》中有传。
贾逵（30—101），东汉经学家，扶风平陵（今陕西咸阳西北）人。著有《国语解诂》。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