钟相、杨么。钟相（？一1130），南宋初湖南洞庭湖农民起义领袖。以秘密宗教宣传组织群众达二十余年，提出“等贵贱，均贫富”口号，有众十余万人，后失败。杨么（？一1135），即杨太，继承钟相基业在洞庭湖起义，人数多达几十万，后为岳飞击败，他也被俘杀害。
明教，由摩尼教嬗化的宗教，崇拜日月，认为光明必将战胜黑暗。元末，明教曾多次组织农民起义。
红军，此指元末红军，也称“红巾”。公元十四世纪，韩山童（？一1351）、刘福通（？一1363）等组织白莲教发动起义，以“红巾”为号，称红军。因信奉白莲教，又名“香军”。韩山童被捕杀害后，刘福通等拥立其子韩林儿为小明王，又坚持起义多年。
徐鸿儒（？一1622），明末白莲教领袖，利用闻香教（白莲教支系）秘密活动二十年。天启二年（1622），在山东西北武装反清。
唐赛儿，明初山东白莲教领袖。永乐十八年（1420），在山东益都等地武装反清。失败后不知所终。
“清朝的白莲教”。白莲教宗旨崇尚光明，它源自北宋末的摩尼教，后又渗合了佛教、明教等部分内容。清嘉庆元年至十年（1796—1805），白莲教在四川、湖北和陕西等省发动大起义，主要首领有王聪儿、姚之富。嘉庆十八至十九年（1813—1814），又有天理教（白莲教支系）林清、李文成在北京、河北、河南和山东发动起义。
1958年12月10日，毛泽东读卢弼《三国志集解》，又为《张鲁传》另写批语。全文如下：我国从汉末到今一千多年，情况如天地悬隔。但是从某几点看起来，例如，贫农、下中农的一穷二白，还有某些相似。汉末北方的黄巾运动，规模极大，称为太平道。在南方，有于吉领导的群众运动，也是道教。在西方（以汉中为中心的陕南川北区域），有“五斗米道”。史称，“五斗米道”与太平道“大都相似”，是一条路线的运动。又称张鲁等行“五斗米道”，“民夷便乐”，可见大受群众欢迎。张陵（一称张道陵，其流风余裔经千年转化为江西龙虎山为地主阶级服务的极端反人民的张天师道。《水浒传》第一回有洪太尉误走魔鬼戏极神气的描写，一看使人神旺，同志们看过了吧？）、张衡、张鲁祖孙三世行“五斗米道”。其法，信教者出五斗米，以神道治病；置义舍（大路上的公共宿舍）；吃饭不要钱（目的似乎是招徕关中区域的流民），修治道路（以犯轻微错误的人修路）；“犯法者三原而后行刑”（以说服为主要方法）；“不置长吏，皆以祭酒为治”，祭酒“各领部众，多者为治头大祭酒”（近乎政社合一，劳武结合，但以小农经济为基础）。这几条，就是“五斗米道”的经济、政治纲领。中国从秦末陈涉大泽乡（徐州附近）群众暴动起，到清末义和拳运动止，二千年中，大规模的农民革命运动，几乎没有停止过。同全世界一样，中国的历史，就是一部阶级斗争史。（《毛泽东读文史古籍批语集》，中央文献出版社1993年11月版，第148—151页。又见，《建国以来毛泽东文稿》第7期，第629—630页。）
1960年，毛泽东在读了苏联《政治经济学（教科书）》以后，谈话说：“为了搞经济学，要参考一下古代人怎样搞学问。像《史记》这样的文章和后来人对它的注释，都很严格、准确。裴松之注《三国志》收集了很多的资料。”（《党的文献》1992年第1期。）
毛泽东很赞赏裴松之注。在此前后，他在读《后汉书·光武帝纪》时批语说：“李贤好。刘攽好。李贤贤于颜师古远甚，确然无疑。裴松之注三国，有极大的好处，有些近于李贤，而长篇大论搜集大量历史资料，使读者感到爱看。青出于蓝而胜于蓝，其此之谓欤？譬如积薪后来居上。章太炎说，读三国要读裴松之注，英雄巨眼，不其然乎？”（张贻玖：《毛泽东读史》，中国友谊出版公司1991年版，第25页。）
李贤，指唐朝李贤（唐高宗、武则天之子）注《后汉书》。
刘攽，宋朝刘攽曾为《后汉书》作按语。
颜师古，唐朝颜师古曾为《汉书》作注。
据忻中《毛泽东晚年的读书生活》一文里写道：毛泽东要读《三国志》，逄先知送给的除标点本《三国志》外，还有卢弼撰的《三国志集解》。这部《三国志集解》后来一直放在他的书房里，上面写了许多的批语。其中的两处批语，其一是裴松之在《魏书·武帝纪》一段注释中，引用了曹操于建安十五年（210）十二月写下的《让县自明本志令》。其主要内容是叙述他自己辗转征战的经历及当时许多的心理活动，表明他守义为国，并无取代汉帝以自立的意思。他让出受封的阳夏、柘、苦等三县，以消除时人对他的误会。卢弼对此除做了一些考证、订谬外，对曹操还提出了许多的指责。曹操在令中写道，自己没有背叛汉室之意，他死后，妻妾无论改嫁到哪里，都希望要为他说明这一心迹。卢弼对此指责说是“奸雄欺人之语”。曹操在令中又写道，自己不能放弃兵权，“诚恐己离兵为人所祸也”，这是“既为子孙计，又己败则国家倾危”。卢弼对此指责这是“皆欺人语也”，并说陈寿撰写的《三国志》对这些话“削而不录，亦恶其言不由衷耳”。曹操在令中还写道，自己打仗，“推弱以克强，处小而擒大；意之所图，动无违事；心之所虑，何向不济”。卢弼认为曹操的这些话是“志骄气盛，言大而夸”，并在注中又列举了曹操打过的败仗。
以上的这段文字，特别是卢弼的注，毛泽东看得很仔细，差不多都画了圈点。卢弼对曹操的看法和评价，毛泽东很不赞成，认为这不是实事求是的态度，所以，毛泽东在书的天头上写了这样的一段批语：“此篇注文，贴了魏武不少大字报，欲加之罪，何患无词。李太白云：‘魏帝营八极，蚁观一祢衡。’此为近之。”
“魏帝营八极，蚁观一祢衡”的诗句，引自李白的《望鹦鹉洲怀祢衡》一诗。祢衡是东汉时代人，史籍说此人狂傲而有才气。曹操对这个人的才能不仅没有引以重视，而且还污辱了他，因此被祢衡大骂。祢衡后被黄祖所杀。鹦鹉洲据说是祢衡曾在此作赋的地方。李白的这首诗，对曹操统一北方的功绩是肯定的，同时又指出他轻视祢衡的失误。李白对曹操的这种评价比较符合历史实际，也比较符合毛泽东本人的看法，所以毛泽东在此特引了李白的这句诗。
毛泽东在读《魏书·刘表传》时还写了两条有关曹操的批注。《魏书·刘表传》裴松之的注中，有一段说刘表初到荆州时，江南有一些宗族据兵谋反，刘表“遣人诱宗贼，至者五十五人，皆斩之”。毛泽东读到此注，对“皆斩之”的做法是不赞成的，所以，他在“皆斩之”三字旁画了粗粗的曲线，又在天头上写下了这样一条批语：杀降不祥，孟德所不为也。毛泽东的这条批语，表明了他对曹操“不杀降”的赞许。在《魏书·刘表传》中，卢弼也有一段注释，刘表于建安五年（200）“攻张怿平之”，有“地方数千里，带甲十余万”，郊祀天地，自立为帝。毛泽东读了这段注释又在天头上写了一条批语：“做土皇帝，孟德不为。”这里，毛泽东既表明了他对刘表做法的蔑视，且又再一次称赞了曹操。（忻中：《毛泽东晚年的读书生活》，《党史文汇》杂志1994年第9期。）
李白《望鹦鹉洲怀祢衡》全诗如下：“魏帝营八极，蚁观一标衡。黄祖斗筲人，杀之受恶名。吴江赋鹦鹉，落笔超群英。锵锵振金玉，句句欲飞鸣。鸷鹗啄孤凤，千春伤我情。五岳起方寸，隐然讵可平？才高竟何施？寡识冒天刑。至今芳洲上，兰蕙不忍生。”
3、如何比较《三国演义》与《三国志》
《三国演义》是小说，《三国志》是史书。毛泽东作了界定，他说：“两者不可等同视之。”
他经常用《三国志》印证《三国演义》，使《三国演义》增强真实感；也习惯用《三国演义》解释《三国志》，与人形象生动，使史事栩栩如生。两者互补，相得益彰，以至再上层楼，丰富思维力度，穿插在报告、文章里，或据不同对象作教育、开展，恰到好处。
1958年11月，毛泽东在武昌，他蛮有兴趣地对李井泉、柯庆施等人说：“今天找你们来谈谈陈寿的《三国志》。”他接着说：“《三国演义》和《三国志》，虽然是两部不同类别和不同文体的著作，但从内容上来说，这两部著作具有密切的关系。”
据陶鲁笳（时任山西省委第一书记）回忆：
1958年11月20日正午，毛泽东召集柯庆施、李井泉、王任重和我四个人，到他在武汉东湖畔的住所开座谈会。原来我们都认为，主席要座谈的是预定在明天，即11月21日开始的中央工作会议和相继召开六中全会的问题。谁也没有料到，当主席和蔼可亲地招呼我们在客厅坐定之后，一开头他却说，“今天找你们来谈谈陈寿的《三国志》。”他习惯地拿起一根烟，一折两截，把一截放在桌上，一截插进烟嘴，点燃后轻轻吸一口，然后问大家，“你们都看过这部书吗？”柯庆施首先回答：“看过，还看过《三国演义》呢。”
毛泽东侧身坐在坐椅上，向我们环顾了一下说道：“不过，《三国演义》是小说，《三国志》是史书，二者不可等同视之。若说生动形象，当然要推演义；若论真实性，就是说更接近历史真实，罗贯中的《三国演义》就不如陈寿的《三国志》啰！”
毛泽东还特意说：“比如，旧戏里诸葛亮是须生，而周瑜是小生，显然诸葛亮比周瑜年纪大。这可能是来源于演义。而在《三国志》上记载，周瑜死37岁，那时诸葛亮才30岁，即比周瑜小7岁。”
这时李井泉插话说：“书中那么多人物、事件，看过就忘了，不如主席记得那么清楚。”毛泽东说：“为什么记不清楚呢？要想记得清楚，看书就得讲究方法。读书的方法无非两条，第一条要学会用联系的方法看书中的人物、事件；第二条要学会当评论员。”
《三国演义》与《三国志》，虽然是两部不同类别和不同文体的著作，但从内容上来说，这两部著作具有密切的联系。
毛泽东爱读《三国演义》，也很爱读《三国志》。在毛泽东晚年的读书生活中，这两部不同体裁、不同类别的书，他实际上把它们当作一部书了。（忻中：《毛泽东晚年的读书生活》，《党史文汇》杂志1994年第8期。）
§§§第三节毛泽东如何品评《三国演义》与《三国志》中的人物
历史唯物观，是根据时空的客观环境来臧否人物的。
封建史家的笔法：成则为王，败则为寇。《三国演义》里的好人坏人，通常是以对“汉室”与否而界定的。千古评说，是是非非。
毛泽东是以统一、进步为标准的。
他说：“三国的几个政治家、军事家，对统一都有所贡献。”他指的是三国创建人曹操、刘备、孙权和他们的文臣武将圈。
毛泽东高度评价曹操，他赞同鲁迅的评曹操，“总是非常佩服他。”
为曹操翻案，成为20世纪50年代的一大热点。毛泽东多次称赞曹操。在北戴河高歌《观沧海》时，他写下了《淘浪沙》。在此前后，他还以如椽大笔，抄写《龟虽寿》乐府两份，分别赠与正在养病的林彪和胡乔木。
毛泽东也是肯定诸葛亮的。他多次引用有关“三个臭皮匠”的谚语，又爱唱《借东风》、《空城记》等诸葛亮京剧折子戏，更多的是讲诸葛亮的忠诚和智慧。1950年，他对董其武说：“你看过《三国演义》吧？共产党就是以诸葛孔明的办法办事。那就是‘言忠信，行笃敬，开诚心，布公道，集众思，广众益。’”诸葛亮与刘备的鱼水关系和七擒孟获的故事，更是毛泽东经常提及的。
毛泽东从民族情感和伦理规范相融合的视角，加以解剖和演绎，以其独具的政治思维特色，给予三国的故事和人物以再新的含义。
本书所录毛泽东谈三国的近300个条目里，他先后谈及70几个三国时期的人物。如作定量分析，其中提及人物较多的，有：诸葛亮57条、曹操50条、关羽21条、刘备16条、张飞15条、孙权15条、周瑜12条……
1、高度评价曹操
1916年7月25日，毛泽东写信给萧子升，就10日前总统黎元洪下令惩办洪宪帝制祸首杨度、孙毓筠、顾鳌、梁士诒、夏寿田、朱启钤、周自齐和薛大可等8人事，称“此衮衮诸公，昔日势焰熏灼，炙手可热，而今乃有此下场！夫历史，无用之物也。居数千年治化之下，前代成败盛衰之迹岂少，应如何善择，自立自处？王莽、曹操、司马懿、拿破仑、梅特涅之徒，奈何皆不足为前车之鉴？史而有用，不至于是。故最愚者袁世凯，而八人者则其次也”。（《致萧子升信》，见《毛泽东早期文稿》，湖南出版社1990年版，第51页。）
曹操（155—220），字孟德，东汉末三国时期重要的政治活动家、军事家、文学家，沛国谯（今安徽亳州）人。他从汉建安元年（196）到建安十六年（211），先后击败吕布、袁术、袁绍等豪强集团，统一了北方，为建立三国中最强的魏国打下了基础。其故事在《三国演义》里见第四回《废汉帝陈留践位，谋董贼孟德献刀》等多处。
黎元洪，当时北京政府副总统。袁世凯帝制失败后，继任总统。
杨度等人，系1914年袁世凯解散国会后建立参政会的成员。翌年发起成立“筹安会”，积极策划复辟帝制。
王莽（前45—23），西汉末期贵戚，以此掌握政权，称帝，改国号为新。后世人皆以为篡位者模式。
拿破仑，即拿破仑·波拿巴（1769—1821），法国皇帝，法兰西第一帝国创建者。他建立了竭力强化中央集权的军事官僚国家机构。
梅特涅（1773—1859），奥地利帝国首相兼外交大臣，“欧洲神圣同盟”的主要组织者，力图恢复欧洲封建统治。
1927年，鲁迅在《魏晋风度及文章与药及酒之关系》一文中说：“其实，曹操是很有本事的人，至少是一个英雄，我虽不是曹操一党，但无论如何，总是非常佩服他。”20世纪50年代，毛泽东在读到鲁迅此文中上述论点时，用粗重的红铅笔画着重线，表示他对鲁迅有关曹操的看法是非常赞同的。（孙宝义：《毛泽东的读书生涯》，知识出版社1993年版，第224页。）
1952年，毛泽东读《南史·曹景宗传》，对曹景宗治军不严，他的部下“军士皆桀黠无赖，御道左右莫非富室，抄掠财物，略夺子女。景宗不能禁”作了这一段批语：“曹孟德、徐世勣、郭雀儿、赵玄郎亦用此等人。”（张贻玖：《毛泽东读史》，中国友谊出版公司1991年版，第88页。）
曹景宗（457—508），南北朝萧梁将领。徐世勣，即李勣（594—669），唐初名将；以避唐太宗李世民讳去世字，并赐姓李。郭雀儿，即五代后周太祖郭威（904—954）；因颈项刺雀，所以得此谑名。赵玄郎，即宋太祖赵匡胤小名。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