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那次去罗坎到现在，又有十来年了，收集往事的黑花瓶里，又多了几枝干菊花。如今，前夫“石壕吏”新衣新裤跑到美国来看我，那是“朱买臣”来看“会稽愚妇”的架势。他已经爬上了做家长的位置，把多少年前老婆闹离婚丢失的面子挣回来了。他肚子鼓得像个小地球，红领带在紧绷绷的前胸挂下来，狗舌头一样拖在肚脐眼下。头发只剩三条，风一吹，就飘到一边，又被他抓回来，小心翼翼地放回头顶，恰好完成“欲盖弥彰”的任务。他向周围打量了一圈，递过来一张名片，说：“你这房子不错，在美国当个教授也算是够上中产阶级了吧。”我看了一眼他的名片，就知道他其实是说：你不就一个房子么，我这几年官职有了，学术地位也有了，钱也有了，进退自如，比你在美国社会地位高。
从前人给皇帝当官，得精通道德文章，不必“博导”。现在，现代化了，当个县级市的行政官，名片上还得写上“博导，流体力学”。我说：“没听说你读过博士呀。”他说，一九××年以前生的当“博导”不要博士学位。言下之意，你跑到美国白花六年才弄到一个博士，不如我在中国等着，日子一到，直接弄一个“博导”。用生日决定学术水平，这种标准很有中国特色。不知哪个官儿生在一九××年十二月三十一日，定下了这条生死线。我忍不住要开玩笑，说：“原来你是赶上了‘黄金分割’。”
可惜跟“石壕吏”开不出玩笑来，他平时板着一张“衙门脸”，这辈子恐怕只玩过一次幽默。在儿子过四岁生日的那天，他从中国给儿子寄来一张生日卡，上面说：“你爸爸评上正研了！这是给你的生日礼物！”“石壕吏”从政多年，却从来没有和技术断钩，拿个正研究员再一心从政，脚跟硬，现在当官得有高学历，这是他多年的计划。他的幽默是想告诉我：计划实现了。可咱那四岁的儿子，正日夜热衷于恐龙，就像我当年热衷于肥猪一样疯迷，见了一个新物种，立刻就要归类。他摇摇摆摆走过来，举着生日卡，要我给他爸回信，问问“正研”是“翼龙”还是“毛鬼龙”。
两小时很长，我既想装成文明人，大度有礼，又觉得你把一个人看得那么透，还装什么装？那些“当街大吵”早就让我知道他和我骨子里都不是文明人，是毛贼。我是罗坎村养出来的，他是朱家集养出来的，我们其实门当户对，不同的是，他想做官，我想做人。他要像蔓子一样在一个三脚架上爬，那叫“官架子”，搭在那里上千年。一个等级结一个瓜，为了当某个位置上的“瓜儿”，他得使劲往上爬，还得左扯右拉，跟其他的“上瓜”、“下瓜”、“平级瓜”拉扯好了，才能不掉下来。而我，作为一个“官瓜妻”也得站好自己的位置，要当一片硕实肥大的绿叶，托着这个瓜，供着这个瓜，替他吹牛，大声吆喝：“不甜不要钱。”还要别有用心地访问其他“瓜妻”，手里拿着东海鱼油、西海除皱霜。我曾经问过他：既然有经济杠杆了，你那么想当官干什么？他说：“有的人有钱，能办成事；我当官，没钱也能办成事。”这个回答很有一点魔高一尺、道高一丈的味道。要是我说：我是诗人，“安能摧眉折腰事权贵，使我不得开心颜？”那我就只剩下一条路：挣断瓜葛，揭竿而起，战斗到离婚为止。这是一种选择：当傻瓜，还是当人？
现在，我们各得其所，本应无爱无恨，各走各的路，可我却又在心里狠狠地看不起他，而他却踌躇满志，要向我证明他的成功。当我们对面坐着的时候，我发现我那个收集往事的黑花瓶里，与他有关的好事儿就没插进来过一枝。就算谈恋爱时有过几枝好的，也都给我拔出来扔掉了。我们除了小孩子，没什么样话可说。
“石壕吏”问：“儿子在干什么？人呢？”
“到小朋友家研究恐龙去了。”
“别尽让他研究古代的东西，没用。他得走向未来。”
“用不着你操心，未来早有了。人家的儿子叫‘南光’。”
“南——光？”
南光是某本《儿童食物指南》的作者，那本书封面上有个胖脸娃娃，“南光”二字就写在胖脸娃娃头顶上。儿子早就指定那是他的儿子。我当时就肯定了。南光是我孙子。
“石壕吏”说：“我要和儿子谈谈话，叫他好好学习。”
我就拨了电话到儿子的小朋友家。儿子很文明，对他爸说：“您好。祝贺您又结婚了。”
“石壕吏”说：“你还学中文吗？”
“我妈说我太难教，她以后教南光算了。”
“别跟我提南光，谈别的。”“石壕吏”不耐烦咱们这个子虚乌有的孙子。
儿子就换了一个话题：“我妈说你的新太太像个汽油桶。”
这下，我暗暗叫苦，童言无忌。这话是我说的，我出于怨恨、蔑视和看笑话的丑恶心态说过这话。尖刻是我的毛病。“石壕吏”皱着眉头：“嗯，她没有你妈漂亮，不过比你妈年轻。”
儿子又说：“那您要当心，不要生个儿子太丑。”
“还行，他才生下来，还看不出美丑。”
“他叫什么名字？”
“还没取名字。”
“那就叫‘南2光2’吧。”
“什么？这是啥名字？”“石壕吏”对儿子叫道。
我笑，还有点幸灾乐祸。儿子是聪明儿子，他脑袋里想什么，我当然知道。儿子喜欢《星球大战》里的机器人。那个机器人脑袋半圆，银色和蓝色相间，叫“Ｒ2Ｄ2”。“南2光2”，翻译得好，既创新，又科幻。可惜“石壕吏”是朱家集出来的，不懂在我离家出走后，过去的家庭结构就解体了。儿子既不是罗坎人，也不是朱家集人，人家是“新世界人”，前关心恐龙，后关心宇宙，科学得很。他爸那套“学而优则仕”，换成“新世界人”的语言，不过是“找工作”。他爸折腾了半天要当“人上人”，在“新世界人”的时代是“职业歧视”。
“石壕吏”和儿子没话谈，挂了电话，抱怨了两句：儿子没大没小，一点规矩都不懂，真是跟谁像谁。意思是我把儿子带上了邪路，将来恐怕混不到他的水平。此后，我们这两个在闹离婚的过程中，把对方所有老底都骂遍了的旧人，就脸对脸，无话可说了。干等着那两小时过完，他走人。
后来，“石壕吏”想到了一个我们两人都感兴趣的题目：罗坎。他说罗坎村没了，三年前被市里收去当民俗公园了。他邀功说：“罗坎民俗村的建设是我抓的。很有特点，你下次再回老家，就要买门票了。”
“那村里人呢？猪场改的‘祠堂后’幼儿园呢？”我问。没想到一个人的老家还能就这么没了。把一种生活方式存起来，展览给人看，是为了让它更值钱还是更不值钱？
“石壕吏”说：“从我们上次去过罗坎之后，没多久，罗坎村就样样都走了下坡路。村子越来越空，留不住人。到现在，只有那个沾了你家猪场风水的幼儿园还发达。青壮年一个个都进城打工去了。孩子留在罗坎，老年人在家给年轻人看孩子。”
看来“经济杠杆”还真是条金箍棒，一点都不含情脉脉，一直打到农民的老家去。“石壕吏”描述的是一种新的家庭结构，和我小时候见过的四堵白墙一家人，三顿饭一大家子围在一张桌子吃的罗坎家庭不一样了。罗坎的人不再像小铁屑一样被绿油油的水稻田吸引住了，工厂和城市是力量更大的磁场，把农民从土地中拉出去，嫁给社会工业化。七个牌坊撑了上千年的罗坎和我的小家庭一样，说解体就解体了。最后，连“老家”头上也贴上了商标，拿出来卖钱。真不知罗坎人东家的份子，西家的酒席，数不清的礼数和修身养性的情趣在离开土地之后，都变成了什么样子。
“石壕吏”开始对我提罗坎出去闯生活的人，谁最出息，谁最坏。报了几个名字我都不记得了。最出息的那位当了什么“罗总”，最没出息的当了“杀人犯”。“石壕吏”见我记不得这些人，就扳着指头算，算了半天，算出来“罗总”是罗清浏的表妹夫的堂兄，“杀人犯”是罗清浏堂姐夫的表侄。这关系一算清楚，他问我：“这下你该记得了吧？”我说：“我记得罗清浏后脑勺上有块大疤，他叫我用黑蜡笔给他涂成黑色。我花了半小时才涂上去。”
“石壕吏”说：“你从小就喜欢男人头。”他话里带酸带刺，我立刻回击说：“可惜，挑多了，一头也没挑到。”我知道我很讨人嫌，不会让步。但“石壕吏”明显过了吵架的年龄，有了一些领导对待群众的风度，他只是说：“十几年前我们到罗坎，我干了什么坏事，你要叫我‘石壕吏’？要不是我坚持搞民俗村，你老家罗坎恐怕已经给房地产公司拍卖了。”
我也不知道为什么要叫他“石壕吏”，他干的那点儿事，最多也就是个拉大旗作虎皮，既谈不上腐败，又谈不上贪污，但我的容忍度从来比较狭隘。我说：“你拿了人民的权力，只要你不代表人民了，你就是腐败了。”
“石壕吏”说：“跟你说白了，我还真不贪。想当官做事，都得我这样活。这次抓民俗村，整下了罗坎的村长，那才叫‘石壕吏’。利用计划生育睡女人，利用修路卖土地，拿回扣。不像话。”
罗坎村长们在我记忆里都是老农民的形象，一时间怎么变成地主了？也许私欲就像性欲，在人本性里，一刺激就活。金箍棒不仅能打人，还能变成蝇子，钻人肚皮里去，把欲望都给发酵起来。“七个牌坊”和“农业学大寨”的时代，没这个发酵剂。农民是蜂巢里的一只工蜂，和家族不分家，蜂巢在，工蜂才能活。那时的人理解的“个人”，是家庭结构里的个人。每个个人所在的位置都是家庭结构里的位置。他们长得都很像，举止也相似。你放一个屁，我就知道你肚子里要拉什么屎。风调雨顺之时，这些大哥大姐、干爸干妈就喜欢在屋檐底下闹事骂街，屁大的一点事儿也能闹出帮派情仇来。其实，那是因为大家心里踏实。“家”是有的，怕什么？你爸的猪伤了人，你就得去给人割猪草。你做，给你一碗“精神饭”吃，叫你孝顺儿子；你不做，给你一扫帚“皮肉苦”，管着你灭了人欲。碰上为所欲为不听管的，还可以枪毙。大家异口同声，你只好为别人活。
突然，资本成了钻进茅草房的大象，挤倒了桌子，撞翻了凳子，进得来，出不去。罗坎的农民像被人捅了蜂巢的工蜂，漫天飞，自由了。过去对付“人欲”的家法不灵了，手一松，楼房跟着钱流出来，商品跟着钱流出来，农民跟着钱流走了。不会在财富的洪流里游泳的，成了最受欺负的一群：会在财富里游泳的，拿到财富也不知道要财富的目的，一碰就成为最容易腐败的一群。
话讲到这里的时候，老邵来接人了。“石壕吏”站起身，手放在肚皮上，说：“我们谈得很好。以后再谈。趁你俩都在，托你们一件小事：我有个领导，是个老总，最近把儿子送到美国来读书了。就在小戴的大学。能关照就关照一下，小孩子叫罗洋，会点武术。我叫他过两天来拜见你们？”
老邵说：“没问题，校友的嘱托嘛。”
我说：“我不管，老邵愿意老邵管。”
“石壕吏”说：“这个罗老总就是刚才跟你说到的罗坎出的能人。和你的朋友罗清浏沾亲。这罗洋就是罗总的儿子。你不看在我的面子上，看在罗清浏的面子上，他的小表侄子你总该关照一下吧？”我说：“幸亏我没嫁给罗清浏，嫁一个就等于嫁了一县城。我好不容易才和你们朱家集离清了，这又冒出一县城。”
“石壕吏”并不放弃：“这样说吧，那小罗洋还是你的校友，人家也上过几天猪场幼儿园。”
到这时，我完全明白了“石壕吏”今晚专门来看我的目的。离了婚，还指望我继续给他当绿叶子。又扯出我的罗坎旧情，又给我找了个校友，又当着老邵的面说，就是让我不好拒绝。说起来不就是关照一个孩子吗？其实，是他大蜘蛛吐网，离了婚也让你逃不脱。他对你好必是有目的。我说：“你还是‘石壕吏’的风格呀，‘领导’就是你的爹娘。”
几天后，罗洋来访。这个罗洋人高马大，穿了一身全棉的衣裤，耳朵上戴着耳塞，手里拿着ＭＰ3唱机。他属于罗坎式结构解体过程中长大的新一代，在我们猪场幼儿园上到大班，被父母接进城。现在又到了美国，从衣着看，也像个新世界人。说起话来有一点罗坎口音，可以叫做有罗坎特色的世界人吧。他一来，也自称和我是“校友”。我问他还记得多少“祠堂后”，他说记得墙上写的口号是：“计划生育，科学育人”。这个口号让我感到亲切，和咱那“科学养猪好”是亲戚。
罗洋给我带了一条围巾做见面礼，还送了我儿子一支笔。我也没拿那围巾当回事，天冷了就随便扯来一戴。结果在校园里碰见一个越南籍的女秘书，她拿着我的围巾角赞不绝口，说，你有这么好的围巾呀！又说了一个什么名牌。我还没有介意。直到她说，这条围巾要五百美元，我才惊得一跳。我全身上下的衣裤皮鞋加起来也不值五十美元。我受了学生的贿！这样贵重的礼物是什么？明显是具有目的性的财富以社交的方式跑到我脖子上来，把我圈住。罗坎式的显富，在十多年后变成了不显山不显水了。钱来得不声不响，花得也不声不响。当年罗清浏他妈穿在身上的四件毛衣，大概件件都是儿子、老伴给她挣来的；而这条不声不响绕到我脖子上来的围巾，却魔鬼一般狡猾，来处可疑，去处险恶。罗坎农民的小家子气在资本面前像冰山一样化了。
我回到家，到儿子房间找到罗洋给的那支笔。第二天，又拿去给越南籍的女秘书看，人家—看，就说这是什么名牌金笔。怎么能给八岁小孩子玩？给医生律师用还差不多。我说，别说什么牌子，我也不懂，就说值多少钱吧。女秘书说，两百美元。
我到了办公室，立刻打电话叫罗洋来。罗洋来了。我把围巾和笔退还给他，说：“在这里，教授收学生的礼物，止于几块巧克力。这围巾你留着将来送你的女朋友，笔自己用。”罗洋说，这是他父母的意思。别的也没说什么就把围巾和笔收回去了。
过了几天，我看见那条围巾戴在一个中国女学生脖子上了。只当罗洋这么快就找到女朋友了，一问，才知道那女孩并不是罗洋的女朋友，不过是罗洋在请几个中国留学生吃饭时，随手挂在她脖子上的。人家罗洋拿五百美元不当回事。送条五百美元的围巾还真不算行贿。
罗洋很会抓朋友，动不动就请客。只要和罗洋吃饭，都是他付账。有几个中国留学生时常跟罗洋一起上馆子，吃起来热热闹闹，学校附近的餐馆里时常能看见他们高高兴兴地进进出出。到付账的时候，谁也争不过罗洋。据说后来大家也不跟他争了，把“去餐馆”换了说法，叫“陪罗洋”。不是这个陪，就是那个陪，罗洋肯花钱，身边总有几个哥们姐们陪着。虽然去国离家，人家顿顿都吃家庭餐。罗洋有时候也请我，被我拒绝后，他就教育我说，为啥“吃”在中国那么重要？一吃就成了一家人。
有一天，我看见罗洋在校园路中央吻一个女孩子，长吻不止。美国学生不好意思看，绕开他们走，忍着笑。美国学生也拥抱接吻，但在公开场合，没人把事儿做得如此夸张。我路过的时候，在他们旁边立了两分钟，罗洋也没有发现。这让我想起我们罗坎那几个对着公路的公共茅房，男女坐在里面拉屎，来往行人路过，男人女人如太行王屋两座大山，泰然自若，巍巍不动。从罗家一代代喜爱异性的传统方式看，罗清浏老爸捏人家媳妇大腿的事儿，也应该是有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