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是我们头一次在店里出售奶酪饼和霜淇淋，所以我们这些雇员都趁机吃上一口。我有生以来第一回知道世界上有奶酪饼，太好吃了，我一口气吃下两大块。我把盛红酒的杯子和盛奶酪饼的盘子藏在一个柜橱里，怕让洋老板看见。彼德对我们偷吃偷喝是睁一只眼闭一只眼，只要我们把活儿干好就行。
这次喜筵最让我高兴的是来宾都很有节制，不仅平和而且时间短暂，只持续了两个钟头。也可能因为新郎和新娘以前都结过婚。在我们木基，一般的婚礼都要拖上七八个小时，吵闹混乱，客人们喝了酒还经常动手打架。参加我们店里这次婚礼的来宾都是受过教育的文化人，没有谁喝得醉倒。唯一让人看不顺眼的是那个新郎官儿，好像有点缺心眼似的。我真不明白为啥这个有钱的寡妇要嫁给这个没良心的王八羔子。他离婚后把两个小女儿扔给前妻，根本不管不问。可能是他爹妈是有权势的干部，也可能他别的方面傻，勾引女人却有一套。他肯定是想跑到莫斯科待一阵子，再生个孩子，最好是男孩。费兰看着他摇头说，“真让人恶心！”
客人走了之后，夏皮洛先生和彼德兴奋得满脸放光。他们知道这是牛仔炸鸡店的一个创举。我们的洋老板说他要把我们今天的成功报告给设在达拉斯的牛仔炸鸡连锁店的总部。我们又累又困，但是心情也很愉快。夏皮洛先生说了，如果生意好的话，到了明年夏天他给我们每个人加工资。
当天晚上我没有睡好，一个劲儿地往厕所跑。我估计可能是我的肚子还吃不惯美国食品。我尽管每天都吃薯条和饼干，但是从来没有尝过奶酪饼和霜淇淋，更没有喝过红酒和香槟。我的肚子肯定是消化不了这么多好东西。我感觉非常虚弱，不知道明天早上能不能去上班。
为了不扫大家的兴，到了早上九点钟，我还是挣扎着去了炸鸡店，但比平日晚了半个钟头。开门前的准备工作就是切菜和往鸡块上涂辣味炸粉。大家忙着的时候，我问他们昨天夜里睡得怎么样。
“什么怎么样？”白莎那双不大的眼珠盯着我，就像两把锋利的小匕首。
“我昨天晚上闹肚子。”
“那是因为你小子偷吃得太多了，活该！”她那张绷着的脸长着粉刺，看上去好像有点肿。
“你就没闹肚子？”
“别臭美了，你当别人都像你那样没出息？”
满友说昨天他睡得像头死猪，可能是香槟酒喝得太多了。京林和费兰倒是承认昨晚上也拉痢疾，多少使我心里得到点安慰。费兰说，“昨天夜里我觉着快死了。我妈让我喝了两暖壶的开水，要不我昨天非脱水不成。”她两手捂着肚子，好像随时要往女厕所跑。
京林说，“我觉着我都要把肠子拉出来了。”可不，他那胖乎乎的圆脸今天好像有了尖下巴颏。
我们说话的功夫，电话响了，彼德抓起听筒。听着听着，他的脸紧张得失去了血色，短粗的鼻子冒出了豆大的汗珠。来电话的是个女的，她说昨天喜筵上的食物有毒，吃完了一直不舒服。彼德不住地道歉，保证说我们是非常讲究食品卫生的，但是一定要对此事进行彻底调查。
他刚放下电话，另一个电话又打了进来，从上午十点钟开始电话铃声就没有停过。打电话的人都大骂我们的食物不干净。夏皮洛先生吓坏了，一迭声地念叨：“天啊，人家要告我们呢！”
我们不明白他是什么意思，让他解释一下那些人到法院去告会有什么好处呢？他说，牛仔炸鸡店可能要给他们很多钱才能了结这个官司。“在美国，有很多人就是靠着告状活着的。”我们不禁也担心起来。
到了中午的时候，木基师范学院校方打来电话，正式通知彼德有三分之一参加婚礼的客人发生食物中毒，十几个老师无法上课。新郎的母亲现在还在木基市中心医院里躺着接受输液。师范学院的人怀疑是食物不干净，或是已经过了保鲜期，也可能是霜淇淋和奶酪饼太凉了。夏皮洛先生就像热锅上的蚂蚁一样急得直打转，彼德倒是还能保持镇静，他的两道浓眉紧紧地皱着。
“我跟你说过咱们办不了宴席的。”洋老板气得鼻孔生烟。
彼德嘟囔着，“肯定是那些奶酪饼和霜淇淋让他们吃坏了肚子。我敢保证我们的食物是干净新鲜的。”
“也许我不应该多此一举，把这些东西从北京弄来。现在我们该怎么办呢？”
“别担心，我来跟他们解释。”
从现在起，只要一有电话打进来都是彼德去接。他说我们店里的食品绝对是新鲜干净的，只是中国人的胃承受不了美国的奶制品。这就是为什么那天晚上来吃喜筵的客人中有三分之二没有感到任何不适应。
他那套中国胃的理论纯粹是胡说八道。我们以前都喝过牛奶，怎么没有食物中毒呢？三天以后，《木基日报》上刊登了彼德写的一篇一千两百字的文章。他在文章里说好多中国人对奶制品中一种叫做乳糖的东西过敏，因为中国的传统饮食当中很少有奶制品。他不知从哪儿找来一篇科学杂志上的文章，引经据典地证明中国人的胃口和西洋人不一样。他要求读者在购买牛仔炸鸡店的奶制品之前一定要确认自己对乳糖不起反应。他并且还说，我们的炸鸡店从现在起会继续出售霜淇淋，同时也会卖一些不含乳糖的甜点，像果冻、苹果饼、核桃仁饼和水果罐头。
我不喜欢彼德的文章，我们是吃了店里的霜淇淋后拉肚子的，难道不应该得到赔偿吗？哪怕几块钱也好啊。现在彼德这小子把这点希望也搅黄了。我忍不住跟同事们抱怨，却让费兰一顿数落：“宏文啊宏文，你咋跟个娘们儿一样见识短呢？只要炸鸡店能开下去，咱们不就能多赚钱吗？”
死丫头！我心里骂着。可是想想她的话，也不是没有道理。炸鸡店现在已经快成我们的工作单位了。店里亏损我们也跟着倒霉。再说，要想拿到店里的赔偿，我必须首先承认偷吃喜筵的霜淇淋和奶酪饼，这只能招来罚款和嘲笑。
彼德在店里很快就大权独揽了。我们对此倒乐于接受，因为他会比夏皮洛先生管理得更好。我们给他也起了外号：副支书。他那篇文章在报纸上登出来以后，再也没有人打电话来抱怨了，反而招徕了越来越多的顾客，有人就是为了吃甜点来的。姑娘们喜欢果冻和水果罐头，孩子们吃霜淇淋简直不要命。我们又开始承办结婚酒席，这逐渐成了店里一项主要的收入来源。人们还会经常打电话来问我们办不办“白宴”——也就是丧礼后的宴席。彼德拒绝了所有这些请求，因为和喜筵比起来，白宴没有多少钱赚。另外，整这事儿多丧气啊，要倒运的。
街上的冰雪开始融化了，树枝抽出了鹅黄。夏皮洛先生也不再经常带店里的女孩子出去吃饭了。现在木基城里的大多数饭馆已经把他当成一般的顾客，只要他付中国人的价钱了。有一天，店里打半工的大学生菊菊跟我们说，洋老板头天晚上带她去八仙园吃饭，喝醉了酒以后就开始对她动手动脚，还叫她“宝贝儿”什么的。她说以后决不跟他出去了。我们这些男士趁机警告店里的姑娘们：如果这个臭老头子对她们不规矩，她们应该立即报告警察，或者去法院告他。
到了四月下旬，夏皮洛先生回德克萨斯一个星期，去参加他继女的婚礼。从美国回来以后，他不再跟任何店里的姑娘出去吃饭了。老小子可能是害怕了，这说明他还是聪明人，因为和姑娘们在一起他不可能永远控制住自己。如果他再有什么越轨的行为，让人家女孩子告到公安局，他可就有好瞧的了，最轻的处罚也得是罚款。夏皮洛先生这样做的另外一个原因可能是他认识了一个美国女人。她叫苏珊娜，从北卡罗来纳州的首府罗利来到木基市，在师范学院教英语。这个黑女人可真不一般：她三十岁出头，将近一米八的个子，粗胳膊粗腿，屁股像口小锅。她留着短头发，戴着手镯那么大的耳环。我们常常琢磨她那对金光闪闪的大耳环的成色，是十四Ｋ，十八Ｋ，还是二十Ｋ？甭管多少Ｋ，那两个像篮球筐一样的玩意儿肯定值不少钱。去年夏天她参加木基市的马拉松比赛，专业的长跑运动员差点跑不过她。她赢得了一个“友谊杯”，抱在怀里像个黄铜做的镀金的小水桶。苏珊娜有一副像男人一样的浑厚嗓子，是个非常出色的歌手。她每个星期都带四五个学生来到炸鸡店，教他们用刀叉吃美国饭。他们在店里还经常唱她教的美国歌曲，什么《漂亮的信纸》、《冬日仙境》和《圣诞夜》等。他们的歌声会吸引来行人的注意，对店里的生意很有好处，所以我们很高兴看到她来。夏皮洛先生给他们打八折的优惠，我们看了却很气愤。洋老板这明明是看人下菜嘛！我们店里有规定禁止给顾客打折，但这只是给中国雇员制定的，对老板是例外。不过，我们都认为苏珊娜人很好，在所有的顾客当中只有她给我们小费，而且她的学生吃的饭菜都是她自己付钱。
五月底的一个下午，苏珊娜又带了四个学生来店里吃饭。这时候外面走进来一个尖嘴猴腮的男人。他的头发花白，两颊像刀削一样瘦薄。他的脸抽搐着，手里攥着一个纸团，径直走到彼德面前，用公鸭一样的嗓音说，“我要去告你们，你们得陪我一万块钱。”
我这是第一次听到中国人要为钱打官司。我们围上来，看着他展开手里的纸团，露出一只肥大的绿豆蝇。“我从你们店买的炸鸡里发现了这个。”他的语气很肯定，右手揉着腰。
“你什么时候买的炸鸡？”彼德问。
“上个礼拜。”
“有收据吗？”
那个男的从裤兜里掏出一张纸条递给彼德。
这时候，周围已经围了差不多有二十多个人。那个家伙和彼德争论的时候，夏皮洛先生和苏珊娜从老板办公室里走出来。他看见两个美国人立刻来了精神，冲着彼德又哭又叫，“你们想耍赖啊？我这辈子最恨的就是苍蝇。我看见炸鸡里有这个，栽到地上就昏过去了。我寻思着过几天就没事儿了，可是不行，第二天晚上又吐得死去活来。我现在头疼得要裂开，肚子也疼。耳朵里也嗡嗡响，吃啥东西也没胃口。从上礼拜三开始我就上不了班，每天晚上都睡不着觉。”他又转身对围观的人说，“同志们，我就是他们这资本主义牛仔鸡的真正牺牲品。你们看我多瘦啊。”
“是啊，像只柴禾鸡。”我说了句，逗得彼德也乐了。
“行了，您别在这儿诈唬了，”彼德说，“把您看病的病历拿给我们看看。”
“病历在医院呢，怎么会在我手里？你们要是不赔偿我的损失，我就天天来，什么时候我拿到钱咱们才算完。”
我们听了都气得不行。费兰指着他的鼻子说，“真不要脸，你还是不是中国人？”
白莎也说，“一万块钱买一只苍蝇，亏你想得出来。你的命都不值一万块钱。”
苏珊娜的一个学生把这个人的要求翻译给夏皮洛先生和苏珊娜听，我们的洋老板脸都吓白了。他凑近了那家伙，脸上挤出微笑说，“先生，如果您有确实的证据，我们愿意考虑您的要求。”
那个学生把这话翻译过去，那人的脸上浮起一丝坏笑。我们对夏皮洛先生非常恼火，他又在这里充当好心的菩萨。你如果遇到像这样的恶人，根本就不能那么客气。我们洋老板这套虚伪只能给这个混蛋长脸。
“来了，来了。”满友端着一碗热水走过来，把水放在柜台上，对那个人说，“我要给你这只苍蝇洗个热水澡，看看它是不是从我们店里飞出去的。”他用筷子夹起苍蝇丢到碗里。我们都不知道他在搞什么名堂。
几秒钟过后，满友对大家说，“这只苍蝇不是炸鸡里的。你们看，水面上根本没有油。你们都知道我们卖的是炸鸡。”
几个围观的顾客开始哄笑起来，但是那家伙并不买账。他把苍蝇捞出来，又用纸团包好，说“我不跟你们废话，咱们法院上见。你们不赔钱咱们没完。”
京林干笑了两声对他说，“大叔，咱们都是一家人，有话好好说嘛。走，咱们找个僻静的地方把这事儿唠清楚，行不？咱们犯不着当着这么多人谈条件啊？”
那家伙愣住了，眨巴着圆眼睛。京林用粗壮的胳膊勾住了他的脖子，冲我眨眨眼。这个骗子几乎是被京林拖了出去。
我跟着他们走出店门。外面冷飕飕的，街上的自行车铃声、小贩的吆喝、汽车的喇叭响成了一片。大街的北头有几只霓虹灯在闪亮。我们挟着那人走了大约五十步远，拐进了一条小胡同。我们停住脚，京林又干笑起来，露出了一口烂牙齿。他掏出一把小刀和一张十块钱的钞票，在那人面前晃了晃，说，“我现在赔偿你的损失。你可以自己挑。”
“你拿我打哈哈是咋的，我要的是一万块！”
“那你就他妈的尝尝刀子吧。”
那人并没有被一把水果刀吓住。他咧开嘴笑笑说，“兄弟，你咋帮着美国鬼子呢？”
“牛仔炸鸡店可是我们的饭碗，砸了它我们上哪儿吃饭去？”我回答。
京林说，“你是他妈的中国人的败类！快点，是死是活由你挑。”
看那家伙还是不动弹，京林又说，“我知道你心里打啥主意。你寻思着我用这么小的玩意捅不了你，对吧？我告诉你——我知道你孙子在第二小学念书，我能找着他，用这把小刀挑了他的小鸡巴儿。你们家可就绝户了。老子说到做到，决不含糊。来吧，挑一样。”
这个老骗子像被棒子打了一样愣在那里，看看我，又看看京林。京林的胖脸这时候绷得像块石头。老骗子手颤抖着，抓起了钱，嘟囔了一句“汉奸”，然后转身快步走开，不一会儿就消失在路边的人群里。
我们俩一路笑着朝店里走回去。马路对面，三个衣衫不整的俄罗斯乞丐在街边演奏小提琴和班多拉琴。这些外国音乐家不像中国要饭的那样装出可怜相纠缠行人，而是不言不语地在地上放一个卷边平顶的毡帽来收钱。看他们演奏的专注神情，好像并不在乎你给不给钱。
我们没有向洋老板汇报刚才做了什么，只是说那家伙很满意我们给了他十元钱，再也不会来了。苏珊娜和她的学生们听了鼓起掌来。彼德当场就拿出十元钱给了京林。夏皮洛先生仍然半信半疑，生怕那人再找回来。
“他不会再来找麻烦了。”彼德笑着说。
“你怎么那么肯定？”老板问。
“我有这个。”彼德从上衣口袋里用手指夹出那个骗子的收据。
所有人都笑起来。实际上那人即使有收据也绝对不敢再来了。他并不是怕京林，而是怕他那四个兄弟。他们都是江边码头上的装卸工人，都是打架不要命，出手就是棒子、匕首和撬棍。所以京林才能轻易打发了那人，而不用像我们那样担心遭到报复。
后来我们跟彼德说了我们在小胡同里那一幕。他微笑着说绝不会跟夏皮洛先生吐露一个字。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