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在安徽合肥生活了六年，合肥那时是一个非常贫穷的城市。城里的马路窄得连一辆汽车都通不过。记得，一九三七年我在读中学的时候，曾回到合肥住过几个月。我家那时离合肥城里最大的一条街相距很近，可是就在那里也没有电灯，只有在那条大街上才有灯。所以，那几个月里，我晚上念书只能用煤油灯，
二十年代的中国，正处于军阀混战的时候。那时，孙传芳的军队曾多次打到合肥。每次军队打到城里，人们都逃到农村、教会或医院去躲避，我一生中第一次记忆最深的，就是在一次出逃回城后，一到“四古巷”家里，就看到房子的犄角里有一个子弹孔。
在我四岁半时，开始由母亲教我认字。五岁时，家里请了一位老先生教我和其他堂兄弟姊妹念书。那时所谓念书，是念一本叫做《龙文鞭影》的启蒙书。这本书我念得很熟。1928年我六岁时，我父亲从美国回来（他是在我一岁时去美国念书的），我和母亲一起去上海接他。然后我们三人一起坐船去厦门，因为我父亲接受了厦门大学的聘书，任厦门大学数学系教授。也许在座的很多同志认识我父亲，他曾经多年在复旦大学任数学系教授。那时我虽然看见过我父亲，但事实上却等于看到一个陌生人。当时他问我念过书没有，我说念过。他说念过什么书，我说念过《龙文鞭影》。他问我是否会背，我便从头至尾背了一遍。他问我是什么意思，我却完全不懂。不过，他还是送了我一支自来水笔，这是我一生中所看到的第一支自来水笔。
1929年，我随父母从合肥搬到北平清华园。大家也许知道，清华园有一个美丽的校舍。我在清华园前后共住了八年，读了四年小学和四年中学。那时中国处于一个动荡的时代。当我的同龄人正遭受困难时，我能在这样一个被保护起来的环境下度过美满的童年，是非常幸运的。
我在清华子弟小学——承志小学念了四年。1933年进崇德中学。1937年抗战开始，我们全家先搬回合肥，后又迁至昆明。我在昆明念了半年中学。由于许多学生都是逃亡者，没有固定的地方，所以当时教育局规定，学生可以不在一所学校念完中学，并可以用同等学历考大学。我就参加了当时的大学考试。1938年我刚进西联大，那里就遭轰炸。我在昆明的七年里，几乎无时没有被轰炸的危险。记得有一天，日本飞机来轰炸，我家园子里正中一弹。幸而我们一家人都躲到了乡下，或进了防空洞，所以全没受伤。每当我从城外往城里走，我都担心着我家是不是遭到轰炸了。那以后几天，我拿着铲子到废墟里去挖。当我挖出几本书时，我兴奋极了。今天就很难想象，在当时的情况下，几本书对一个大学生的意义。
在西南联大，我受到了良好的教育。西南联大的物质条件实在是非常差的。那时的教室是铁皮的房子，下雨时“叮叮当当”地响；地板是泥铺的，下雨后踩成一个个高低不平的坑；图书馆的窗是没有玻璃的，每当刮风时，我们必须拿一样东西把书本压住。尽管物质条件很困难，但教师们教得很认真，学生们学得很用功，所以我在那里还是学到了许多东西。
那时的大一国文课采用的是轮流教授法，即每个教授轮换着讲授一至两个礼拜。一般来说，这种办法极易产生紊乱。但那时西南联大教师阵容很强，这种轮流教授法使我们学到了多方面的文史知识。记得那时教我们的教授有朱自清先生、闻一多先生、王力先生、罗荣先生等很多人。我的大一物理是跟赵忠尧先生念的。赵先生现在是中国科学院高能物理研究所的高级研究员，已经八十多岁了。我的大二电学是跟吴有训先生念的。他曾经很多年任清华大学西南联大理学院院长，后来是中央大学、交通大学校长，解放后任过多年的中国科学院副院长，于1977年去世。我的大二力学是跟周培源先生念的。周先生曾任北大校长、中国科学院副院长，现在也已经八十出头了。
那时，所有的教师对学生的要求都很严，而我们学生学习的态度也确实很认真。
1942年，我在西南联大毕业后，就进了西南联大的研究院。在研究院的两年，对我以后的研究工作有着关键性的影响。
前后六年我在西南联大所受的教育，为我以后的研究工作打下了很深的基础。
在联大给我影响最大的两位教授是王竹溪先生和吴大猷先生。王先生毕业于清华大学，三十年代曾去英国学统计力学，1938年取得博士学位回国，任西南联大物理系教授。四二年我进研究院后，就请王先生做了我的硕士论文导师。他把我引到了统计力学的道路。这对我一生的研究工作具有决定性的影响。直到今天，统计力学还是我最感兴趣的研究方向之一。王先生后来任北京大学副校长，不幸在1983年去世。
吴大献先生现在是台湾中央研究院院长。他在三十年代就取得了美国密西根（Michigan）大学博士学位，回国后在北京大学当教授。在非常困难的情况下，他自己设了一个试验所，一边从事理论研究，一边搞试验。他的研究方向是分子光谱学，工作量非常大。1942年在我快要大学毕业时，由于教育部规定每个得学士学位的学生，必须写两篇学士论文。于是我就去找了吴先生，请他指导我做学士论文。他指导我的方向，是群论与分子光谱的关系。群论是数学里的一个学科。这次论文的写作，把我引导到了群论与物理学关系的方向上，对于我以后的研究工作有着决定性的影响。
1944年我从联大研究院毕业取得硕士学位后，参加了清华大学的留美考试。1945年夏天，我动身去美国读博士学位。这期间，我在联大附中教了一年书。
由于在西南联大受到了良好的教育，打下了扎实的根基，使我得以对物理传统的价值观念有了一个自己的评价。任何一个学科，如果你要想有所创新，就必须有自己的见解；如果只是跟着别人走，就不可能有新的革命性的建树。换句话说，在你学习的时候，必须对自己的老师的风格有所认识。我在西南联大时，就渐渐地使自己达到了能够欣赏老师的风格的程度。当时有三位物理学家是我最佩服的。他们是：爱因斯坦（Enstain）、费米（Fermi）和狄拉克（Dirac）。
我到美国后的第一件事，就是去哥伦比亚大学找费米，因为战前他曾在那里当教授。可是在战时他去洛斯阿拉漠斯（LosAlamos）主持造原子弹的工作。因为他的行踪是保密的，所以一般人都认为他失踪了。使我非常惊讶的是，我去哥伦比亚大学物理系问费米教授什么时候上课时，那里的秘书竟没听说过有一位叫费米的人。
后来我去了普林斯顿大学。在那里我遇到了张文裕教授。他现在是中国科学院高能物理研究所的名誉所长。我曾在西南联大听过张先生的课。他告诉我说，费米打仗期间在洛斯阿拉漠斯，那时他已听说费米要去芝加哥大学当教授。所以我就请求去芝加哥大学学习。
在芝加哥大学，我接触较多的除了费米教授，还有一位是泰勒（Te11er）教授。泰勒先生被称为“氢气弹之父”。他那时是芝加哥大学的一位相当年轻的教授。当时在芝加哥大学有三位教授对我影响较大，他们是：费米、泰勒和另一位实验物理学教授艾里逊（A1lison）。
我在中国曾有一个很扎实的物理学基础，到了芝加哥大学后，我很快就发现，那里的物理学课程远不如西南联大。课程既不详细也无深度，教授也没有很充分地去准备。但这并不是说我在芝加哥大学就没有学到很多东西，事实上，我在那儿学到了许多在昆明所没有学过的东西。其中最主要的就是活用物理学知识的方法。可以说，我在西南联大学的，是演绎法的物理学，在芝加哥大学学的，是归纳法的物理学。所谓归纳法的物理学，就是从实验开始，为了描述、解释实验中的现象，使之成为一个整体的观念，去寻找一些理论上的结论。
泰勒先生就是一个非常注重物理现象，并有许多直觉的物理观念的人。跟他接触后我就发觉他的物理学与我以前学的物理学很不一样。他有非常多的新的先解，我想一天里他至少有十个见解。这十个见解中，至少有九个是错的。不过，也只要有一个是正确的就够了。而且，他给我印象非常深的，是不怕讲错。九个错误的观念，他也总是非常乐意地讲出来。这点我在中国时是无法想象的。
近年来我常常回国来，与国内一些大学的教师、学生有了一些接触。我听说中国有个所谓“四大力学”。这“四大力学”把学生压得透不过气来。“四大力学”是不是重要的呢？毫无疑问是重要的。也没有人能否认“四大力学”是物理的骨干。不过，物理学不只有骨干，只有骨干的物理学是个骷髅，不是活的，要既有骨干，又有血、有肉的物理学，才是活的物理学。
我曾经跟中国的许多教师谈过，觉得在课程里减少一些推理特别严密、演算非常复杂的科目，增加一些与物理的现象有关的科目，这对学生学活的物理学也许会有更多的好处。
我刚才说的关于物理学的价值观念的研究风格，也许学文史的同学不能理解，你们可能会说，物理学研究的是自然现象，是一门科学，而科学是研究事实的，又谈什么“风格”？但我们知道，事实中包括着各种不同的现象，对这些不同现象所产生理论的美妙的感受是不同的，这也就产生了每个人对物理学研究的不同风格，所以，一个人的研究风格对他的研究工作是非常重要的。
我到芝加哥大学后，就感觉到自己对试验物理接触太少。在西南联大，实验设备较差，而主要的课程，都是众多的理论课，所以我当时就下决心，博士学位的论文一定要写实验方面的。
我先去找费米。他既是一个理论物理学家，也是一个实验物理学家。可他说我不能跟他做论文，因为他当时在阿尔岗国立实验室（ArgonneNationalLaboratory）做研究工作，而那项工作是保密的。他介绍我去跟艾里逊教授。以后我就跟艾里逊教授工作了近二十个月。当时艾里逊教授正在制造一套四十万电子伏的加速器，我们五、六个研究生跟他一起做了十五个月。完成后，我们每个人在加速器上做一个试验。我做的试验，是把氧与原子核的两个能极分开，结果不太成功。这使我意识到自己恐怕天生就不是做实验物理的料。
在我们的实验室里还有许多别的研究生。很快我就发现，他们虽然理论考试考不过我，可是他们在实验上却有许多地方是我完全做不到的。举例来讲，做实验时，假如一个线路不对的话，我的办法是：把图纸拿来，仔细研究，对照着再做；可是他们却踢一脚，立刻就好了。后来我也如法炮制，可是结果还是不能成功。
我的同学对我很好，因为我有时可帮他们解决理论上的问题。但他们也常常不留情面地开我的玩笑。我们实验室里有一个玩笑，就是说“凡是有爆炸的地方就有杨振宁”。
我的试验做得不太成功，当时我心里很不高兴。有一天，泰勒教授来了。他说：“听说你这次试验做得不太成功是不是？”我说：“是的。”他说：“你前些时候已经写了一篇理论文章，你不如就用那篇理论文章作你的论文。你不必坚持一定写出一篇实验论文。”这件事当时使我很失望。所以我跟他说：“我得考虑考虑。”两天以后，我觉得他讲的话是对的。这样想后，我感到如释重负似地轻松。这也就结束了我实验物理的生涯。我的朋友却又对我说：“这恐怕是实验物理学的幸运。”
我在四八年取得博士学位后，在芝加哥大学做了一年的教员（instructor）。
有一天，奥本海默（Oppenheimer）到芝加哥大学来演讲。他是一个著名的物理学家，是“原子弹之父”。他当时是普林斯顿高等学术研究所（Instituteforadvancedstudy）的主任。那时，institute里有很多年轻人。他们做的工作是非常杰出的。所以我就跟费米和泰勒说：“我想到instituteforadvancedstudy去呆一年。”请他们给我写推荐信。他们就写信给奥本海默。1949年夏天，我就到了institute。
在我去以前，费米跟我说：“去institute这个地方是很好的，因为在里面你可以学会很多很有意思的工作。不过，那里不是一个可以久居的地方。”因为据费米说：“institute里所做的物理太理论、太抽象。”他说：“institute就像中古的一个修道院。”我是非常敬佩费米的，所以他的话我记得很牢。
到institute一年以后，奥本海默劝我常住下去，芝加哥大学则是要我回去。我考虑了很久，决定还是留在institute。这倒不是因为我忘记了费米的教导，也不是因为奥本海默的话不能拒绝，因为人生不只是有物理学，我那时正在跟杜致礼交朋友，而她又在纽约念书，离普林斯顿很近。所以我就留下了。
我刚才说过，institute里有很多年轻人。每天下午，大家一边在institute大厅外喝茶，一边就交换意见，天南地北地闲聊。由于杰出的人很多，所以竞争非常激烈。通过不断的讨论，不断竞争，我学到了很多东西。
我在四十年代开始念理论物理的时候，很幸运地走到了一个新的方向，这就是今天的高能物理和基本粒子物理。基本粒子物理虽然在三十年代就开始有了，可是，它的大发展是到四十年代末才开始的。也可以说，像我这样年纪研究物理的人，是同这个领域一块儿成长的。
一个年轻人在开始起步做研究工作时，他所选择的方向对于他今后的成就有着重要的、决定性的影响。假如一个人非常聪明，可是他走的方向是没有发展前途的，那么他再怎样努力，也不易作出什么有特别建树的贡献来。
我在学校从事教学已经很多年了，接触过很多很多的学生和成千个从事理论物理研究的人。那里有很多人非常聪明。可是同样是非常聪明的人，几十年后他们的成就却有很大差别。这里最基本的道理，我认为就是，有的人选择的道路，是以后十年、二十年有大发展的，有的人没有走到这些方向，而是走进死胡同里，虽然他们很聪明，也很努力，最后还是不太容易有成绩的。
我刚才说到，基本粒子物理和高能原子物理是在四十年代末、五十年代初开始有大发展的。我恰巧走进了这个领域。回想起来，这是一桩非常幸运的事情。
Instituteforadvancedstudy是一个很小的组织，是一个没有研究生的、纯粹搞研究工作的组织。那里环境非常恬静而优美。我在那里共呆了十七年。无疑的，这十七年是我有最重要成就的时期。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