相较贵州“边地”的心理距离，地理上的贵州并不遥远。从广州到贵阳，只需一小时二十分钟的航程，就可实现回归自然，改天换地。借助成昆线、杭瑞高速，尤其是贵阳至广州的高速公路和高速铁路，贵州距离成渝都市圈、长三角城市群、环渤海城市群，尤其是珠三角城市群，完全能够做到朝发夕至，最多只要十几个小时的车程，就能走出水深火热，投身世外桃源。
这么看来，贵州似乎天然是为旅游而生的。信手拈来，满把的稀奇古怪——稀，稀有；奇，奇特；古，古朴；怪，怪异。神秘莫测，不可捉摸，似乎远在天边，其实又近在咫尺。“咫尺神秘，稀奇古怪”，这是我们震撼之余对贵州最真切的感受。
其实，贵州完全不必在“现代化”面前自卑。人类社会的发展历程本来就是一个不断“试错”的过程。西方世界传统的工业化的发展模式，在当代的中国正日益受到质疑和批判，那种以牺牲生态环境为代价换来的所谓“现代化”，已经使中国的经济发展越来越难以为继。
西方世界在我们之前走出来了，回望历史，对工业化和现代化有着大量的反思与清算，后现代社会的提出可以说就是对“现代化”的一种反动。
1962年，女生物学家雷切尔·卡逊出版《寂静的春天》，针对五六十年代由于大量使用杀虫剂给美国造成的生态破坏，她用寓言式的笔触写道：“这是一个没有声息的春天。一切声音都没有了，只有一片寂静覆盖着田野、树林和沼泽。”这本书在美国掀起人们对工业化带来生态灾难的反思，引发激烈的讨论。
就在《寂静的春天》问世十年之后，罗马俱乐部学者们所著的《增长的极限》问世，他们得出结论：“地球已经不堪负重，人类正在面临增长极限的挑战，各种资源短缺和环境污染正威胁着人类的继续生存。如果在世界人口、工业化、污染、粮食生产和资源消耗方面以现在的趋势发展下去，这个行星上增长的极限将在100年内出现。”
1992年，经过几十年的争论与思考后，在巴西里约热内卢召开的联合国环境与发展首脑大会上，可持续发展成为世界各国共同的心声。会议通过的《21世纪议程》指出：可持续发展分为经济可持续发展与社会可持续发展，而要实现经济和社会的可持续发展，就必须把经济、社会、资源、环境问题结合在一起，把生产方式与消费方式结合在一起，制定可持续发展的战略、政策和行动措施。
这一切都在启示我们：“现代化”也许并非一个不可逾越的阶段；“工业化”更不是实现发展的不二之选。
东部沿海的经济发展是以牺牲自然环境为代价，发达地区的现代化浪潮把历史文脉荡涤得一干二净，使城市与乡村都变成“千人一面”的标准形象。因为落后与封闭，贵州对“现代化”和“工业化”反应迟钝，这反而使之具备了一种后发优势。这种优势可以使之省去“试错”的过程，充分借鉴先行者的经验，躲过此劫，少走弯路，从而实现跨越式发展。
大旅游时代，旅游业已成为中国新一轮区域开发的先行官，是生态环境与产业经济达到和谐共生，实现可持续发展的有效途径。
旅游产业的大发展，已经成为贵州告别传统的“现代化”和“GDP”崇拜，实现从“落后”跳过“现代”直接进入“后现代”，从“农业文明”跨越“工业文明”直接达到“生态文明”的希望所在。
2.五百年后看云贵胜江南
一个咫尺之遥的“清凉世界”充满了无数的神秘与神奇。贵州的原生态、纯天然、欠开发恰恰成就了自身在大旅游时代错位经营、差异竞争的核心竞争力。正是因为山高路险、落后封闭，才使得现代文明不至，原始文明不失，才使得贵州有从农业文明直接过渡到生态文明，实现跨越式发展的可能。
同样位于西部，同样是经济落后，交通不便，同样是资源丰富，民族众多的云南和四川在旅游发展上已经先行一步。
当年，在我们的参与下，1999年的昆明世博会极大提升了云南的区域形象，推动了云南由烟草大省、有色金属大省向旅游大省、生态大省的转型。由于启动较早，云南旅游的主体还是观光旅游。近年来，云南正积极发展文化产业与休闲产业，促进观光旅游产品的转型与升级。
上世纪90年代，四川曾提出“旅游学云南”的口号，随后急起直追。到了2003年，四川的旅游总收入以及旅游对全省GDP的贡献已经超过了云南。此后，四川大力实施旅游强省战略，积极开发“精、奇、特、新”的旅游精品，不仅注重数量的增长而且更重视品质的提高。在2007年，四川省旅游总收入达到121731亿元，首次突破千亿元大关，成为全国第8个旅游总收入突破千亿元的省份。
与云南和四川这两大近邻相比，贵州旅游业虽然在接待人次和收入总量上无法与之媲美，但其增速却是最快的，多年在全国名列榜首。这充分显示出贵州旅游业巨大的后发优势与强劲的增长潜力。
贵州旅游业的发展，经历了上世纪80年代观光旅游的兴起和90年代大众旅游的普及。进入新世纪，贵州旅游迎来了一个关键转型期，倘若战略正确，策略得当完全可以驶入高速增长的快车道，反之则可能徘徊不前，甚至衰退下降。大旅游时代，贵州不能再走云南和四川那种低质化观光旅游、破坏性大众旅游的传统路线，而是需要创新、升级，走向国际化、高端化，大力发展以休闲为主体的生态旅游。这是由贵州原生态旅游资源的脆弱性决定的，也是由大旅游发展的时代趋势决定的。这既是对贵州旅游业发展提出的巨大挑战，也是贵州旅游业后来者居上的宝贵机遇。
“不怕贵州穷，就怕全国不富！”贵州省委副书记王富玉的话喊出了贵州旅游业的世纪雄心。千年等一回，历史的聚光灯终于投射到了西部这一片神奇而又神秘的处女地，天时、地利、人和，大旅游时代的天赐良机，奇货可居的自然资源再加上众志成城的主观努力，放眼中国，新一代西部旅游的领头羊舍贵州其谁？
明朝开国元勋刘伯温独具慧眼，曾有诗云：“江南千条水，云贵万重山，五百年后看，云贵胜江南”。400年前，大旅行家徐霞客专为这方山水而来，惊叹之余曾为其留下珠玑般的文字。500年后，大旅游时代的两台大戏在云、贵上演，云南上半场，贵州下半场。如今，下半场的天幕已经轰然开启，贵州正在擎住大旅游的龙头，把“云贵胜江南”的历史预言，变成活生生的时代传奇。
大旅游黄金法则之七
新生态法则：大开发不是生态开荒
西部大开发绝不是西部大开荒。
大旅游时代，旅游业正成为中国新一轮区域开发的先行官。旅游业作为一种“无烟工业”和“无形贸易”，已成为后进地区经济实现跨越式发展的首选产业。
由于中国区域间经济发展水平的不平衡，导致东部发达地区已步入后工业时代，而广大西部地区却还处在工业化起步阶段甚至还停留在农耕文明时期；东部的两三亿人口率先享受了工业文明的繁荣，同时也在承担工业污染的代价，而西部的人们却空守着蓝天净土、青山绿水而遭受穷苦贫困，世外桃源更成为穷乡僻壤的代名词。
西部未经雕琢的自然生态与人文环境正是东部人们的渴求，而东部的物质文明也正是西部人们摆脱贫困的迫切之需。然而，信息不对称，道路没打通，平台没搭建，有需求没供给，导致“一边捆着草，一边饿着牛”。
西部大开发让广大西部落后贫困地区看到了发展旅游产业的巨大潜力，旅游业被资源禀赋良好的西部和贫困地区当成了优势产业，成为产业结构调整的重要替代产业。然而，最值得警惕的是，这种基于旅游业发展的西部大开发绝不能演变成大干快上的“西部大开荒”。
大旅游时代，广大西部地区正面临着严峻的世纪课题，那就是在大力发展旅游业的同时，如何选择合适的旅游形态，处理好开发与保护的关系，从而实现统筹和谐的可持续发展。新世纪之初，当我们开始不断介入西部各省区的旅游发展战略策划时，便已强烈感受到，破解西部旅游资源开发与生态环境保护的世纪难题是何等的艰巨与迫切。
工业文明的迅速发展在增强人类认识和开发地球能力的同时，也严重扭曲了人类与地球之间的正常关系。人类对自然疯狂掠夺式的发展模式已经走到了尽头，并急需探索新的道路。20世纪80年代，环境和自然保护的绿色浪潮迅速兴起，“可持续发展”的思想应运而生，并日益深入人心。
生存环境的危机使人们的环保意识开始觉醒，绿色运动及绿色消费席卷全球。与此同时，作为一种可持续发展的绿色旅游消费，生态旅游迅速普及全球，现已在美国、加拿大、澳大利亚及很多欧洲国家得到广泛推行。
生态旅游的提倡，使普通游客开始关心那些生活在边远地区的民族的生活环境和生活质量以及他们世代相传的特殊文化；置身于原始、自然的美丽风光，可使人们体会到良好生态环境带来的种种美好感受，为保护环境竭尽自己的所能。生态旅游这种兼顾经济、环境、社会效益的旅游形态正是西部地区和边远贫困地区脱贫致富、坚持可持续发展的重要选择。
正如世界旅游组织秘书长弗朗加利在世界生态旅游峰会上的致词中指出的那样“生态旅游及其可持续发展肩负着三个方面迫在眉睫的使命：经济方面要刺激经济活力、减少贫困；社会方面要为最弱势人群创造就业岗位；环境方面要为保护自然和文化资源提供必要的财力。生态旅游的所有参与者都必须为这三个重要的目标齐心协力的工作。”
当年，我们参与策划99昆明世博会时，提出云南要借助这次世界盛会实现从烟草大省向旅游大省的转变，当时国家旅游局为配合这一目标，就把1999年确定为“生态环境旅游年”，各地也借机推出了一些生态旅游产品，在我国展开了轰轰烈烈的生态旅游实践活动。随着环保观念的日益深入人心和可持续发展战略的实施，我国的生态旅游发展开始驶入快车道。此后，为了在世界各地积极推广生态旅游，联合国把2002年命名为“生态旅游年”。2008年年底，为了进一步加大生态旅游产品推广力度、广泛宣传环境友好型旅游理念、大力倡导资源节约型旅游经营方式、切实满足不断升级的旅游消费新风尚，把我国旅游业建设成为遵循可持续发展原则的绿色产业，国家旅游局决定将2009年全国主题旅游年确定为“中国生态旅游年”，主题口号为“走进绿色旅游、感受生态文明”。生态旅游开始成为中国大旅游时代的主旋律。
经过多年的旅游策划实践，我们深刻地认识到，真正意义上的生态旅游应当把生态保护作为既定的前提，把环境教育和自然知识普及作为核心内容，是一种求知的高层次的旅游活动，绝非一种打着“生态”幌子的普通大众旅游。
我们认为，只有具备“四化”特征的旅游形式才能称得上生态旅游——
1.市场高端化：生态旅游绝不是大众化旅游，而是小众化旅游，甚至贵族化旅游。生态旅游的突出特点是，特殊设计的旅游产品用以满足特殊兴趣的旅游需求，利用全新的旅游产品以游客的质量而不是数量来增加旅游收入。生态旅游者不是没有自己确定的旅游目的、被卷入旅游时尚潮流的盲目旅游者，也不是为追求豪华奢侈的物质享受、认为金钱可以买断自然的旅游者，而是具有欣赏、探索和认识大自然及当地文化的明确要求的较高层次的游客。
2.形态专业化：生态旅游绝不等同于自然旅游。自然旅游主要是利用自然旅游资源吸引大量的游客前来观光游览、休闲度假、娱乐体验；而生态旅游则是强调了解自然、欣赏自然、研究自然，更重要的是在此基础上为保护自然作出贡献。保护性是生态旅游区别于传统旅游的最大特点，就是要尽量减少对旅游资源和旅游环境产生负面影响。
3内涵人文化：从旅游资源上说，生态旅游并不仅限于自然生态，还包括人文生态。为了解、欣赏、研究和保护的目的到特定的文化、民族区域旅游，同样也是生态旅游，其关键是不应干扰、伤害或破坏当地的正常生活方式。西方国家将生态旅游仅仅定位于自然景观，而我国是具有5千年悠久历史的文明古国，自然已经与文化融为一体，所以，中国生态旅游的对象不仅仅是自然景观，而且包括与自然和谐的文化景观。
4.目标可持续化：可持续旅游是一种原则，而生态旅游则是一种旅游形态。生态旅游仅是实现可持续旅游的一种途径，可持续旅游绝不仅限于生态旅游，但做不到可持续发展的旅游也根本称不上生态旅游。
正是基于以上特征，我们认为发展生态旅游应当具备三大前提条件——
1.市场条件：环保意识较强的游客。因为生态旅游市场多在偏远、生态系统脆弱地区，这决定了生态旅游消费远远高于一般的大众旅游消费。所以，参加生态旅游的旅游者多是文化程度较高、环保意识强的经济富裕者，与大众旅游形成了明显反差。
2.供给条件：生态旅游的经营者。在开发经营上，生态旅游是科技含量很高的产业，应该在科学技术的密切参与下运作，要求旅游开发者和经营者必须要对所处地区生态系统的特点非常了解，具有生态环境保护的专门知识。
3.政策条件：必要的监测和保障条件。在发展生态旅游的过程中，世界各国都采取了一系列行之有效的措施，如制定发展战略和计划、立法保护生态环境、进行旅游环保宣传、重视当地居民利益、利用先进技术手段加强管理等。
目前我国很多生态旅游实践并没有达到生态旅游的本质要求，着重强调了生态旅游“走进自然”的一面，而忽略了生态旅游“保护自然”的目标，有些生态旅游产品并不是真正意义上的生态旅游产品，而是自然旅游或者是观光旅游的另一种形式，对这种产品的开发要慎重和缓行，否则这样的生态旅游开发必然会引发大量的环境问题。
目前，关于生态旅游的目标已经得到了党中央、国务院和各部委的基本认同。生态旅游作为广大西部地区兼顾资源开发与生态保护的最佳旅游形态，必将随着我国环保意识与环保产业的不断进步和革新，获得前所未有的发展空间。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