她背对着船，站在河心。月光皎洁得狡黠，照得她的头微微发出寒光。河水在响，是她在撩动它们。过了很久，她回来了，用毛巾迅猛地擦着自己。睡觉去吧！别在这儿坐着了，明天还要卡鱼。她的喉咙像漏风的窗户，把话说得嘶嘶拉拉的。这是她这晚从树林出来后和我说过的第一句话。此后，她再也没开过腔，直到天明。
第二天，母亲史无前例地睡了个懒觉。还是一个想买鱼的加南人在岸上大声叫唤，才使她起了床。舱里的鱼已死了一半。鱼就是
这样，如果不及时把它们卖出去，它们便用死来惩治我们。很显然，上午愈演愈烈的阳光把它们晒死了。母亲仓促看了买鱼人一眼，摇晃着走到稍前的鱼舱，慢腾腾捡了活鱼到篮子里，称给买鱼人。买鱼人接过鱼，交了钱，狐疑地看着母亲和我，爬上岸去了，回了好几次头。
河流一如往常横亘在大地上，古往今来不曾有过改变似的。母亲几天后就恢复了先前的样子：快手快脚地放卡，麻利地提着网兜上岸把鱼卖掉，像跟自己的嘴有仇一样快速地吃饭，大力地挥动竹篙使船箭行在河流上。但她比以往要沉默。在她的脸上，一道男人才有的硬撇纹深深地刻在嘴角，也许这道纹原来就有，只是我先前没有注意到。
母亲的沉默使我有更多的时间与那些“想”相随相伴。我比以往任何时候都要迷恋河流的声音和表情，有的时候，我盯着它们，思绪从一道道涟漪间钻进去，去往许多开阔、混沌的天地。母亲变得亲近中又有陌生，就像加南的河流与大地陌生中给我带来亲近感一样。更多的时候，我担心着母亲。即便我是个小陔，但我终究是个男人。当母亲过于刻意地表现她的强悍时，我反而看到了她的柔弱。我觉得自己有责任安抚她。我的方式却有限，只能是持续地乖巧，卖力地干活。
有一天，母亲把钱罐拿出来，又一次阶段性地盘点我们的卡鱼所得。这是来加南第四十二天。一百二十六元八角三分。母亲咬着嘴唇，睃了我两眼。这样下去不行。我来前想的是，我们至少要带回去两百块钱。还只能在加南卡十几天鱼了，得回去种地了。母亲说，我们得加把劲。加把劲你懂吗？
我说，为什么非得两百块？瓦房那么要紧吗？母亲说，你不懂。你什么都不懂。父亲是在第五十三天出现的。这一次，他不再跟我们捉迷藏，他的船坚定地向我们的船射过来。他坐着撑船，为维持平衡，在伤腿下垫了个矮凳。为了显示他作为一家之主的权威，他即便已经将船撑到我们眼前，也不使脸上露出一丝笑意。我想象他咬紧牙关竭力使自己不笑的心情，觉得他很有趣。就是这样，在那个平淡的清晨，他不执一词地盯着母亲的脸，肃然靠近我们，将他的船与我家的船系在一起。你来帮我撑。他严肃地把竹篙举起来，送给母亲。他们始终没有对话。过了许久，在他们的眼神不小心撞到一起的某个时候，我看到他们齐齐笑了，嘴咧得变形。
对于为什么要装神弄鬼，父亲是这么解释的。很简单，他怕母亲担心他的腿，担心他没有在加南卡鱼的能力。所以他算准了时间跳出幕后。如果他出场的时间过早，很可能母亲会把他赶回去，就算最终他坚持不回，母亲也一准会成天催逼个没完。这种隐瞒其实是有相当大的难度的。首先是河流上可能的突如其来的相遇，其次一个原因，是同村这些与母亲不期而遇又曾与他不期而遇过的人，很可能善意地把他来加南的事告诉母亲。对付前者，他有的是办法，只要自己每天都眼观六路耳听八方则可，对付后者，就得靠他的三寸不烂之舌了。父亲说，他是几乎做过所有遇到过的村人的工作，才使得他们帮他保守秘密的。我这么大的人，待在家里闲着，多浪费啊。他说。
船是租来的，正好生产队有两条闲船，他做通队长的工作，才使他松口把其中一条船借给他。
母亲说，你的腿怎么样了？父亲说，还那样，估计要废了。母亲大惊，欲上前细察。父亲笑了。看你吓的，好多了。你瞧！他示意母亲的目光专注于他的伤腿，尔后，他颇具表演性地在不用双手帮助的情况下把那腿往上抬了抬，还由左至右轻柔地划了一个弧。母亲撇嘴，也笑。
伤个腿要什么紧呢？父亲说，只要不是死人的事，就没什么大不了的。我出来卡鱼，也死不了，对吧？
母亲突地一怔，局促地望了望我，又将眼睛盯住河面。在我们没有任何心理准备的情况下，她弯腰捞起一条水蕴草，恸哭了两声，又警觉地扔掉手里的水蕴草，屏住气息，无声地张望着父亲脑后无际的天空。父亲说，你怎么啦？出什么事了？
过了一阵子，母亲故作轻松，小声说，是啊！没什么好怕的。
命最大，世上没有什么比命更大的。父亲迟迟疑疑地问，没出什么事吧？
没有呢。母亲说，我们都好，我很好，你儿也好，他聪明着呢！一天可以穿九盘卡。
真的么？父亲说，都赶上我了。从未有过的愉悦的时光出现了：父亲借来的船跟在我们自家的船后，我们一家三口在加南纵横交错的河流里来回奔忙。因了父亲的加入，我们这趟卡鱼所得来了一个飞跃，加上父亲卖得的五十几元，我们已经有将近一百八十块钱了。现在我们是三个人，余下的十来天，挣二十块，显然不在话下。母亲再不用担心挣不到计划中的钱数了。
这一段时光几乎是迷人的。是啊，一旦我们没有太大的收入上的压力，就可以匀出心情来享受这种时光本身。我们一天不急不缓地放收三四盘卡，在天色还不太晚的时候就早早地收工。有一个黄昏，收了工的母亲嘱咐我在自家的船上好好待着，尔后她高高地在船头站起来，等待父亲的船赶过来。两条船粘在一起后，母亲一步跃上父亲的船，他们两个肩并着肩坐在那船上。夕阳如饴，我的父亲和母亲没有任何动作，只是亲密无间地坐着，四只眼睛平行望着远处。船随波逐流，像缓慢流淌的时光本身。我很快加入到他们的阵营，蹦到他们身上。河流上是沁人心脾的野菱角的芬芳。
我们的钱终于与计划中的两百块胜利会师的那一天，在我的竭力恳求下，由父亲做通母亲的工作，我们郑重其事地炖了一次鲫鱼吃。
有的事是需要解释的，比如吃鲫鱼。在那个顺利吃到鲫鱼的傍晚，母亲把我拉到她身边。她说，儿！不要怪我心狠。我还是那句话，吃麸子也是吃，吃油条也是吃，吃鲫鱼也是吃，吃鲢鱼也是吃，为什么还要吃鲫鱼呢？要知道，你今天少吃一顿鲫鱼，换来的可能是你的命。一斤鲫鱼可以换多少斤麸子你知道吗？日子要计算着过，要细水长流，要往长远里打算，你想想，万一到年底，我们连麸子都没得吃，那不得饿死吗？
饿死？母亲的话无疑是偏激的，我无法认同。但那个夜晚紧接着母亲和父亲的一段回忆，使我理解了母亲的人生态度。他们从一九五八年那些饿死的亲人说起。母亲说，第一个消失的人是她父亲。先是腿肿了，用热水敷，拼命喝水，都没办法使肿消退。接着浮肿蔓延到了脸，再蔓延到全身，仿佛身体里刚撒过许多酵母，使之不断膨胀。当然，大家很快就知道母亲的父亲得的是浮肿病，因为之前这种病已接二连三在不少人身上发生。绝望笼罩了母亲的家人。树上的皮早被刮净了，河里那里原本给猪吃的水蕴草、紫萍、莕菜都给捞光了，就连家里唯一的一条老式牛皮腰带也在某一天被大家煮了一锅汤，很稀罕地被一家人围在一起分喝掉了。除了等死，似乎大家再也不能做什么。于是母亲的父亲，在一个黄昏，理所当然地死掉了。
然后是母亲的大伯、叔叔、母亲，连着六个亲人，在极短的时间里消失了，再也没有人能见到他们在自家廊檐下走来走去的样子。母亲说，除了烧香，对苍天磕头，再不能做什么。烧香、磕头，但死亡仍持续不断地发生，所以烧香、磕头，也许只是种自我抚慰方式而已。人要死，天都留不住。母亲说，有一次，她从地里回来，途经我一个叫春红的堂婶家，一时内急，停下脚想在春红家的茅房里小解。正巧春红刚刚小解完。母亲说，这是她唯一一次亲眼目睹一个人在瞬间死去的过程。只见不久前得了浮肿病的春红刚站起来，突然跌倒下去，整个人抽搐了几下，就死了。几根稻草因她死前的滚压，还在颤动着。但可怜的春红已经死了。母亲说，就那一次，她恐惧到极点地意识到，她也是会死的，随时随地。她身边所有人都随时随地会死。
那时候我在哪里呢？我问母亲。父母亲面面相觑。
那时候，你两岁。你什么都还不懂。他们只这么说了一句，便不再说我，继续饥饿的话题。
现在轮到父亲回顾。同样是铺天盖地的死亡，饥饿的魔鬼导演
的死亡大戏。同样是短时间内痛失亲人的悲痛。父亲说，唉！所以，所以啊，母亲开始总结了。只要不死，成天吃麸子，又有什么打紧呢？儿！休怪我心狠，我是怕了。那时候我在那里呢？很奇怪，我对这些在我已经出生后发生的死亡之疫没有任何记忆。你怎么会有记忆呢？那时候你才两岁。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