艺术史家格罗塞研究了原始民族的用具装璜后说：把一件用具磨成光滑平整，原来的意思，往往是为实用的便利比为审美的价值来得多。一件不对称的武器，用起来总不及一件对称的来得准确；一个琢磨光滑的箭头和枪头也一定比一个未磨光滑的来得容易深入。但在每个原始民族中，我们都发现他们有许多东西的精细制造是有外在的目的可以解释的。例如爱斯基摩人用石硷石所做的灯，如果单单为了适合发光发热的目的，就不需要做得那么整齐和光滑。翡及安人的篮子如果编织得不那么整齐，也不见得要减低它的用途。澳洲土人常常把巫棒磨得很对称，但在我们看来即使不削得那样整齐，他们的巫棒也绝对不至于就会不适用。根据上述的情形，我们如果断定制作者是想同时满足审美上和实用上的需要，也是很稳妥的。
实际上，把审美和实用分开，是我们现代人的观念，在原始民族看来，美和实用是浑然一体的。他们不会算计花那么大力气费那么多时间去把一件工具装饰得那么漂亮，究竟值不值得。只要这件工具使他快乐，只要制造工具本身给了他乐趣，那就足够了。
最能表现原始民族情感和灵魂的艺术形式莫过于舞蹈了。
舞蹈的黄金时代不是现代，而正是原始时代。与原始民族的舞蹈相比，现代人的舞蹈不过是一种拙劣的表演和矫揉造作的雕虫小技，一种退化了的审美和社会的遗物罢了。原始的舞蹈才是原始的审美情感的最直率、最完美，却又最有力的表现。
原始民族的舞蹈以天为幕，以地为台，以明月和繁星为背景，所有的人都是演员，所有的人都是观众，那种雄浑的场面，那种磅礴的气势，那种自然奔放的激情，那种物我两忘的投入，那种原始的生命力的爆发，是任何现代舞蹈都无法比拟的。
原始民族的舞蹈与原始民族的日常生活是交融在一起的。无论是果实的丰收、狩猎的开始、青年入社式、友好部落的会合、军队的出发，都有舞蹈相伴，都有盛大的舞会。
让我们跟随艺术史家格林塞去领略澳洲土人最典型的舞会吧：
舞场是在灌木丛中的一片清理过的地上。场中生着大火，闪烁的赤焰和满月的清光交相辉映。舞蹈者初不登场，都隐身在黑暗的灌木丛中从事化装。在大火的另一边儿则聚集着那些编充音乐队的妇女。一会儿忽然发出一种裂声和一种沙沙的磨擦声，舞者上场了，闯入火光圈里来的是三十个男子，一个个脸上涂着白垩，两眼描着圈环，身上和四肢画着长的条纹。此外，又在脚踝系着树叶，腰间全是裸体的，每人在两膝间绷着一块很整齐很平直的鼠皮，这种鼠皮在旁的时候是作为长袍用的。导演者站在这些女人和大火的当中。他穿通常的鼠皮围裙，两手各执一棒，观众或坐或立的围成一个大圆形。导演者注目巡视舞者之后，转身缓缓地走近那些妇女。他突然把他的两根棒一拍，那些舞蹈者就如闪电似地排成一行并向前进；过了些时导演者察看行列的时候，稍稍停止了一会儿。等全体排列就绪的时候，他就发出起舞的信号。他用那两根棒打着拍子；舞蹈者即时合上那拍子；女人们则击鼠皮而歌。这样，科罗薄利舞就开始了。拍子是令人吃惊地准确；音调和动作也都非常和谐。舞蹈者纯熟地舞着，正像一班经过极良好训练的歌舞优伶。他们取着各种可能的姿势，有时跳在一边；有时尽向前进，有时休止一、二步；或者伸或者缩，或者用手回旋或者将脚顿触。导演者也没有闲着，当他一进一退的时候，一面用棍棒打着拍子，一面忽轻忽重地哼着一种特别由鼻音发出的歌。他没有一刻停留，时而向着跳舞的人，时而向着提高歌喉在尽力歌唱的女人。舞蹈者渐渐地更形紧张，拍子也打得愈急，动作也变得更敏捷、更活泼。舞蹈者扭动全身高高地纵入空际，最后乃异口同音发出一种尖锐的喊声。过了一会儿他们突然隐入灌木丛中和他们来时一样。舞场空了一会儿。后来导演者重新发出一声信号，舞蹈者也再度现身。这次他们排成了一个弧形。从其他方面看来，这一次好像是继续第一次的。妇女们出来时一面打着拍子，一面大声歌唱着，好像连嗓子也震裂了，过了一会儿又发声非常清幽婉转地唱得几乎听不出她们的喃喃之声。歌舞的尾声和第一幕相仿，第三、第四、第五幕也大同小异地继续表演了出来。但是有一次舞蹈者却排成四行的一队：第一行跳向一边，在后面的备行则向前进，群趋妇女之前。于是舞队成了一个由身体四肢构成的不解的结，有人或者会担忧舞蹈者因飞舞着棍棒会彼此击破头颅。但实际上正像先前的跳舞一样，他们都遵守着严密的规律。这时紧张到了极点，舞蹈者高呼着顿叫舞跃着，妇女们发狂似打着拍子，尽力引吭高歌。高照着火光像下急雨似地在野地上分布了一些红色的火花，于是导演者两臂向上高举；一阵重大的拍掌声惊破嘈杂，接着舞者就退场了。妇女及观众也走散。半小时之后在冷月照耀之下除了将熄未熄的残火外更无别物。这就是澳洲的科罗薄利（Corroborry）舞。
与原始民族这种充满生命力的舞蹈相比，今天都市夜总会里的舞会则充满了矫揉造作、虚情假意，前者是伟大的艺术，后者则是对艺术的亵渎。
我们审美的能力并没有随物质的进步而有多大提高，恰恰相反，我们本性中艺术的天份却丢失得太多太多了。就是今天许多号称“艺术家”的人们，也不过是一个熟练的艺匠罢了。
人为什么能成为人
人为什么能成为人，流行的一种说法是因为人能够制造工具。
其实，据科学家的长期观察，发现一些灵长类动物都有制造工具的能力。英国人类学家古都尔曾观察到黑猩猩用树枝弄去树叶变成三尺长的杆子，他们把这根杆子放进白蚁巢内等几分钟，再把杆子拉出来，然后吃掉粘附在杆子上的白蚁。
又有人说人之所以能脱离动物世界，乃在于人的语言能力。
难道惟有人类有语言吗？人类学家的回答同样是否定的。据他们的观察，灵长类动物都能用声音和体态语来传递信息，表达感情，观察人员已经能够分辨出诸如警告、吓唬、防卫、集合等语言。
也有人说人的社会动物的属性使人从大自然中分离出来。
这就更没有道理了。在动物世界，小的如蜜蜂，大的如狒狒，都生活在非常严密的社会组织中。如草原上的狒狒，每群往往超过100个成员。领导集团由公认的有权威性的成员所组成，他们倍受下级的尊重。当狒狒成群结队通过开阔地时，主要的成员和婴儿在队伍中间，由其他成年的雄性狒狒和年轻的狒沸在前面开路，在两侧护卫并在后方作后卫。狒狒这种严密的组织领导维持了秩序，也保证了他们自身的安全，使自己得以生存下去。
那么，到底是什么使人与动物区别开来，从而创造了辉煌的人类文明呢？
看来，在生物基础的范围内很难找到人与兽的本质区别。人类学家在大量研究之后可以证实，无论是人类社会的组织结构、生存保证系统、性形式和功能，乃至学习、消遣、劳动、工具、情感，几乎所有的人类文化，都可以找到与其它高等动物共同的生物基础和原始意义上近似的行为。
在抛开了从生物性上找原因的努力之后，学者们终于发现了人之所以为人的一个头号秘密，那就是宗教！在人的全部文化行为中，唯一与生物基础缺乏直接联系的文化行为只有宗教。宗教行为是人独有的，真正能将人与其他动物完全区分开来的人类行为。
我们这里所说的宗教，是一个广泛的概念，凡是人类用来解释自身和周围世界的意义的说法，都可以说是一种宗教。
我们这里所说的宗教，实际上是人的一种特殊的心理能力，也就是无中生有的心理能力。
而无中生有，正是艺术的真谛，正是艺术的生命。
人在这个世界上，实在是微不足道的，论体力，人别说与猛兽相提并论，就是普通的小动物，也要比人类更善于适应环境。人凭自己的肉体，无法与他身外的自然抗衡，甚至连自我保护都很困难。人的视野、活动范围都是非常有限的，人的生命在宇宙的长河中不过是昙花一现。
但造物主却赋予人类另一种能力，也就是说，他的思维能够超越自身的有限，去感知宇宙的无限。
动物只能意识到它的感官所直接接触到的世界，而人的思维却能跨越已知世界，穿透时间和空间的壁垒，进入无穷无尽的未知世界。如果说动物是“现实主义者”，那么人类就是理想主义和浪漫主义者。
当一种灵长类动物终于学会无中生有时，当“它”创造了“它”的第一个想象时，“它”就变成了“他”，人类的文明就在地球上诞生了。
人的这种无中生有的诗性思维，同样是人的艺术家天性的体现。
这种诗性思维使人从大自然中解放出来，获得了作为人的自由。人的这种自由精神，其实也正是一切艺术的精髓所在。
休谟在他的《人类理解研究》一书中这样说：
“世界上没有什么东西比人的想象更自由，它虽然不能超出内外感官所提供的那些原始观念，可是它有无限的能力可以按照虚构和幻想的各种方式来混杂、组合、分离、分割这些观念。它可以虚构一串事实，好象正是实在的一般，它可以给它们一个特殊的时间和地点，它可以构想它们是存在的，它可以向自己把它们和其它一切细节描写出来，而且它所描写的情节正和它所极其确定的历史事实中的一切事实一样。”
远古的人类探测每一寸土地都要用自己的双脚，但他们的思想却能够插上艺术想象力的翅膀自由地飞翔。
于是，他们就在想象中创造了月亮上的广寒宫，创造了长袖善舞的嫦娥；
于是，他们就在想象中创造了盘古开天地、女娲补天的壮举；
于是，他们在想象中创造了“千里眼”、“顺风耳”……
也许我们会嘲笑古人的幼稚，但在这幼稚中却正蕴涵着人类的伟大。正是这种无中生有的艺术想象，这种超凡脱俗的诗性思维，激发起了人们探索无穷的未知世界的雄心。
今天，人类终于登上了月球，嫦娥奔月的神话变成了现实，人类对宇宙的认识大大深化，而电话、电视、网络不是比幻想中的“千里眼”、“顺风耳”神奇百倍吗？
没有昨天的幻想，就没有今天的现实。
动物只是用它的四肢来丈量这个世界，人却用“神性”来测度自身和这个世界。
荷尔德林的诗篇赞美了人的这种特性：
“既然辛勤劳碌宰制人生，
人还需仰望苍穹倾诉：
吾欲追求汝之高洁？
人必得如此。
只要良善、纯真尚与人心同在，
人便会欣喜地，
用神性度测自身。
神莫测而不可知？
神如苍天彰明较著？
我宁可信奉后者，
神本是人之尺规。
劬劳功烈，然而人诗意地
栖居在大地上。
我可否放胆直陈，
那满缀星辰的夜影，
要比称着神明影像的人，
更明澈洁纯？
大地之上可有尺规？
绝无！”
人是一个矛盾的存在，人是渺小的，又是伟大的。人不能脱离生养他的大地，但他又不能像其它动物那样安于大地的生活。人意识到了无限者的存在，但以他的有限生命将永远无法达到无限，人追求幸福，但却又永远达不到幸福。人的处境酷似古希腊神话中的西西弗斯，他一次次地把巨石推上山顶，巨石又一次次地从山顶滚落下来，无休无止，永远的苦役！
人一旦从自然界分离出来，在感知到无限和永恒的时候，也倍感自己的孤独无依，自己的微不足道，因而他面对深不可测的无限不能不产生一种巨大的恐惧。
帕斯卡尔生动地描述了人类的这种恐惧、孤独感：
“我不知道是谁把我安置到世界上来的，也不知道世界是什么，我自己又是什么？我对一切事物都处于一种可怕的愚昧无知之中。我不知道我的身体是什么，我的感官是什么，我的灵魂是什么，以致我自己的那一部分是什么——那一部分在思想着我说的话，它对一切，也对它自身进行思考，而它对自身之不了解一点也不亚于对其它事物。我看到整个宇宙的可怖的空间包围了我，我发见自己被附着在那个广漠无限的领域的一角，而我又不知道我何以被安置在这一点而不是在另一点，也不知道何以使我得以生存的这一小点时间要把我固定在这一点上，而不是在先我而往的全部永恒与继我而来的全部永恒的另一点上。我看见的只是各个方面的无穷，它把我包围得像个原子，又像个仅仅昙花一现就一去不返的影子，我所明晰的全部，就是我很快就会死亡，然而我最无知的又正是这种我所无法逃避的死亡本身。
“正象我不知道从何处来，我同样也不知道我往何处去；我仅仅知道在离开这个世界时，我就要永远地或者是归于乌有，或者是落到一位愤怒的上帝手中，而并不知道这两种状况哪一种应该是我永恒的部分。这就是我的情形、它充满了脆弱和不确定。”
就像婴儿寻找母亲的庇护一样，人类面对恐惧和孤独，也向自然母亲寻求庇护。
造物主让人直立行走，仿佛就是为了让人仰望。
仰望，使人从无休止的苦役中获得了安慰，激发起了人“追求汝之高洁”的无穷想象力。
苍茫的天地，无穷的宇宙，总是给人带来浓浓的诗意。
人，怎样才能摆脱孤独、无聊、恐惧？那就必须为自身和世界找到一种秩序和意义，按照荷尔德林的说法，就是要用一种尺规来度量自己和世界。
这把尺规不可能在大地上，因为世俗的生活不可能用世俗本身来衡量，正如尺子不能衡量自身一样。
于是人在仰望中找到了自己的尺规。
那就是神性的尺规。
于是，最早的图腾出现了，最早的神话出现了，最早的宗教诞生了。
几乎所有的民族都有自己的图腾崇拜、创世神话和宗教信仰。它们解释了人的来源，解释了人和世界的关系，规定了人生的目的和意义，也为人指出了最后的归宿。
在人自己编织的神话中，世界变成了一个神话世界，人性得到了神性的启迪，升华了，超越了，神圣化了。人，在神话中找到了自己灵魂的家园。
于是，人便成为了真正意义上的人。
于是，“劬劳功烈”的人感到了辛勤工作的神圣和欢愉，在充满诗意的栖居中安妥了自己的灵魂。神性和诗意的尺规象七彩阳光一样，给熬过了没有色彩、没有光芒的漫长黑夜的人们带来了无穷的憧憬和希望。
在诗意的家园里，人将得到永恒的安宁。
酒神的欢笑和自由
艺术的精神，是一种赤子的精神。
人们赞美儿童，实际上就是欣赏他们那颗没有被世俗污染的纯真无邪的赤子之心。
一个人呱呱坠地，赤条条地来到世间，无忧无虑，无牵无挂，想哭就哭，想笑就笑，率性而发，兴尽即止，是何等畅快淋漓！
对于儿童来说，有趣和快乐是至高无上的。他们没有成人那么多考虑，那么多算计，也没有那么多功利目的，没有那么多迎合世俗的媚态，他们的行动最接近人的艺术的天性。
所以，中国古代的先哲老子曾提出了一个响亮的口号：“复归于婴儿。”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