有的人从理性上寻找超越。古今中外的许多哲学家都是这样做的。所以，柏拉图说研究哲学是“死亡练习”。柏拉图认为，世界上认何一个特殊的具体的东西都有一个普遍的抽象的东西做它的“原型”，如在一切特殊的苹果之上有一个一般的苹果，即苹果的理念。实体的苹果会被人吃掉、会腐烂，但理念的苹果却是不朽的。用这种观点来看待人，柏拉图就把人分成灵魂与肉体两个世界，肉体会死亡，但灵魂却是不朽的。不朽的灵魂只不过是暂时栖身在肉体中，人的死亡不过是灵魂出窍。死亡是“灵魂离开肉体的监狱而获得解放”。这样一想，死亡倒成了天大的好事，“当我们死了，我们就会得到我们所希望的智慧。”柏拉图不同意自杀，但却渴望死亡，因为死亡使他的灵魂获得了最终的自由。
既然死亡是一个迟早要到来的节日，一件怎么耽搁都不会错过的事，为什么我们不把它悬置起来，尝试着生活？这是一种回避死亡的态度，许多哲人都选择了这条路。
孔子在回答季路关于鬼神的问题时说：“未能事人，焉能事鬼？”季路接着追问，孔子又给出了“未知生，焉知死”的答案。这体现了孔子解决生死问题的智慧：既然生是死的对立面，那么认识了生也就认识了死。后来，宋朝理学家程颐把这一思想发挥得淋漓尽致：“知生之道，则知死之道；尽事人之道，则尽事鬼之道。”与之类似的有西方哲人帕斯卡尔和斯宾诺莎。帕斯卡尔在谈到死亡时指出：“不去想它，然后坦然自若地接受——这是对付死亡最好的办法。”斯宾诺莎则认为，“自由的人绝少思想到死，他的智慧不是死的默念，而是生的沉思。”
伊壁鸠鲁是一位以医治“死亡创伤”而著称的“大众哲学家”，他把对神灵和死亡的恐惧看作最可怕的“心灵创伤”。那么，他是怎样教人们克服死亡恐惧的呢？
伊壁鸠鲁借古希腊的原子论来解释生命现象。在他看来，人的灵魂也是一种物质，只不过比一般的物质更精微、更活跃罢了。灵魂灌注在整个身体中，它是肉体存在的原因，不存在没有灵魂的肉体。但是，从另一方面看，灵魂又不能脱离肉体而单独存在，灵魂一旦离开肉体，生命就立刻结束。人的死亡，是肉体和灵魂的同归于尽。就这样，他否定了灵魂不灭的观念。没有不死的灵魂，就没有地狱，这就解除了人们对死后惩罚的恐惧。
受神灵惩罚的恐惧消除了，另一种恐惧却依然存在——那就是对生命断灭的恐惧。对于此种恐惧，伊壁鸠鲁是这样对待的：
“……一切恶中最可怕的——死亡……对于我们是无足轻重的，因为当我们存在时，死亡对于我们还没有来，而当死亡时，我们已经不存在了。因此死对于生者和死者都不相干；因为对于生者来说，死是不存在的，而对于死者来说，本身就不存在了。”
在死神远离我们时，我们可以把它悬置起来，而当死神逼近我们时，我们唯有正视它。
正视死亡同样具有多种选择。而最基本的则有两种：反抗和顺应。
在陀斯妥耶夫斯基的小说《白痴》中，有一个身患肺病被医生宣判了死刑的人——伊波利特。面对死亡，他以对命运的勇敢反抗而体现了人的自由和尊严。
医生断言，伊波利特至多能活三个星期，面对绝望的现实，伊波利特决定自杀。他写了《我必要的说明》，阐述了他自杀的理由。他说，人们要求我安静地度过这最后的三周，按照医生和家人朋友的安排“合乎道德”地死去，如果自杀则是大逆不道的。但是，“我不承认别人有权充当我的法官，并且知道现在任何法庭都管不了我。”在生命最后的时刻，他要从人群中夺回自己的权利，按自己的意愿走完生命最后的历程。同时，这也是对自然命运的一种反抗：“如果我有权利不出生到世上来的话，那我一定拒绝在这样嘲弄人的条件下生存。但我有权利死去，虽然我退还的只是屈指可数的时日。这不是什么了不起的权利，也不算什么了不起的造反。”“我决不是因为熬不过这三周。哦，我有足够的力量熬过去，而且，如果我愿意的话，单是意识到我受了委屈就足以使我告慰。”“自然法则以其判定的三个星期把我的活动限制到了这种程度，以致自杀也许是我还来得及按我自己的意志善始善终的唯一事情。”
对死亡的命运采取反抗的态度固然体现了人的自由与尊严，但认识到死亡的必然性从而选择顺从的方式，也同样令人肃然起敬。
对于一个崇尚自然生活的达观的人来说，死亡不过是生命的安息，意味着生命在经历了数十年的喧嚣之后，渴望复归于永恒的宁静。就象罗素所说的那样，人的生命如同一条小溪，起初水流很小，被两岸夹住，快速向前奔流，越过峭壁，淌过峡谷，逐渐汇成一条大河。这时两岸渐趋开阔，水流慢慢变得平稳，最后与远处的大海互相融合，毫无痛苦地结束了自己的存在。
道家对死亡的态度就体现了这种“乐天知命”的顺应，庄子在妻子死后，竟然击盆而歌，这是一种多么超脱的境界！那么，这是出于一种怎样的思想呢？
“庄子妻死，惠子吊子，庄子则方箕踞鼓盆而歌。惠子曰：‘与人居长子，老身死不哭亦足矣，又鼓盆而歌，不亦甚乎？’
“庄子曰：‘不然。是其始死也，我独何能无慨然，察其始而本无生，非徒天生也，而本无形；非徒无形也，而本无气。杂乎芒芴之间，变而有气，气变而有形，形变而有生，今又变而之死，是相与为春夏秋冬四时行也。人且偃然寝于巨室，而我黯然随而哭之。自以为不通乎命，故止也。”
是呵，人家就要到天地这大房子里安静地休息了，我这是哭个什么劲儿？于是庄子化悲为喜，鼓盆而歌。在庄子看来，生死不过是气的不同形态，气聚则生，气散则死，这是宇宙的平常事，何苦大惊小怪！生不必乐，死亦不必哀，生则飘然而来，死则飘然而去。这种对死亡的自然境界，是把我们人类看作匆匆的过客，乘着船沿着永恒的时间之河直驶而去，在某一处上船，又在另一处离船，以便其它在河边等候的旅客可以上船，如果我们太执着于生，老赖在船上，那才是人生的悲剧呢！
道家这种对待死亡的境界，高则高矣，但普通人难以做到，能够“心向往之”就不错了，对于我们芸芸众生来说，能够在活着的时候尽情尽性地生活，到死时能够安然地长眠，恐怕该是一种最好的态度了。在活着时，我们想到人是终有一死的，那么我们对身外之物、对生就不会过于贪求；在临死之时想到自己是实实在在活过的，我们就不会将悔恨和遗憾带进坟墓里去。生时不虑死，死时不恋生，我们离庄子的境界已经相去不远了。
鲁迅曾说过，生命从幼到老从老到死，都应该欢欢喜喜地度过。以这种态度来看待死亡，我们最好是把死亡当作人生的最后一个节日。
让我们看看一些哲人是怎样度过他们的节日的。
巴尔扎克和普鲁斯特临终的时刻，脑子里充满了各自创造的人物，一个呼唤着比昂松医生，一个潦草地写着福尔什维勒的名字。
语法学家布普尔老头的遗言是：“我要死了，或者我将要死了。这两种说法都对。”
查理二世谢世时说：“我费了很多时间来死，请原谅。”
画家科罗说：“我真想在天上作画。”
肖邦说：“请弹一支莫扎特的曲子作为纪念。”
解剖学家居维叶说：“头颅正在解剖。”
当过医生的哲学家在临终时对身边的同事说：“朋友，动脉停止跳动了。”
数学家拉尼在临终时，似乎失去了知觉，助手向他俯身问道：“拉尼，12的平方是多少？”“144。”说毕，便与世长辞了。
他们都是以幽默和乐观度过这个节日的。
伟人和哲人能够让死亡变得美丽，普通人同样可以让死亡这个节日更富有诗意。
面对癌症的威胁，一位叫陆幼青的上海青年毅然选择“相约死亡”，以日记方式记录下他的死亡历程，作为对亲人和朋友的最后礼物。
1994年就已被确定为胃癌中晚期的陆幼青，在医生告知他还有100天的生命时，决定用日记的方式让人们了解死亡的尊严。每天清晨6点半，他带着剧痛准时起床，捧着手提电脑“写我真实的生活”，每写一篇日记，要用去他四五个小时，他躺着，倚着，以各种姿势写完它，中间，总会在不知不觉中突然睡去。
“人有死亡的尊严，应该自己选择接受死亡的方式。”陆幼青在生命的最后时刻仍然坚守着创造的自由，他认为，每个人都可以按照自己的方式生活，比如接受不接受化疗，你认为需要就接受，我认为不需要就不接受，他写“死亡日记”就是要用自己倒数的生命告诉人们：不要被动地生活。
在写下最后一篇日记的那天，陆幼青在妻子陪同下赶到一个墓园，亲手为自己挑选了一块墓地……他挑选那块墓地，就像选择自己的家园一样自然，死亡在他看来，不过是“回家看看”。
人生的最后一个节日，原来是可以如此富有诗情画意呵！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