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种豆南山下，草盛豆苗稀。晨兴理荒秽，带月荷锄归。道狭草木长，夕露沾我衣。衣沾不足惜，但使愿无违。
“暖暖远人村，依依墟里烟。狗吠深巷中，鸡鸣桑树林。户庭无尘杂，虚室有余闲。久在樊笼中，复得返自然。”
山川、草木、明月，狗吠、鸡鸣、人烟……陶渊明描绘的这一幅田园风景画，把中国古代老百姓那种人与自然无间无隙、你中有我我中有你的鱼水关系表现得淋漓尽致。
古代中国人生活中的一切都贯穿着顺应自然的精神，自然的旋律就是他们生活的旋律，他们把这种美的旋律带到了最琐碎的日常生活中。
即使是被认为身份低微的厨师，也能够把他的技术和艺术统一起来，使他的最平凡的最枯燥的工作充满美感。
《庄子》中庖丁解牛的故事是我们所熟悉的：
“庖丁为文惠君解牛，手之所触，肩之所倚，足之所履，膝之所倚，砉然响然，奏刀豁然，莫不中音。合于桑林之舞，乃中经手之会。”
我们仿佛听到了解牛的声音，我们仿佛看到了解牛的动作，那声音富有音乐的旋律美，那动作富有舞蹈的节奏美。庄子把这位厨师的工作与“桑林之舞”、“经首之会”相提并论，实乃惊人之笔。
当文惠君夸赞其技艺之精时，庖丁还有一番理论呢：
“我专心于道，道要比技巧更重要。我开始干这活儿的时候，我的眼睛紧盯着牛的整个身体；三年之后，我不再专注于牛的全体。现在，我是用我的灵魂而非用我的眼睛，在我的感官非常懈怠的时候，我的灵魂却非常活跃。遵循自然的法则，我刀击筋骨连接处的大的缝隙，引向骨节中较大的空穴。我总是用我对牛的本质和身体结构的直觉引导我，经络与筋骨结合的地方，都没有用刀试过，何况大骨呢？一个好厨师每年换一次刀：他用刀割。一个普通的厨师每月换一次：他用刀砍。我用这把刀已19年了，解了几千头牛，可它的刃依然象刚磨过一样。这怎么可能呢？我告诉你，刀刃没有厚度，但关节间总是有空隙的，以没有厚度的东西插入有空隙的空间，岂能不游刃有余呢？这就是我这把刀用了19年而依然能保持得像刚磨过那样锋利的缘故。即便如此，如果我碰到复杂难处理的地方，我还是需要小心翼翼的。我紧盯着它，手停下来，最后只轻轻一动刀，啪的一声已解下来掉在地上了。随后，我握刀四顾，心中不无痛快淋漓的自得感。”
文惠君听罢这一席高论，认为他从中获得了生活的艺术。
其实，庄子用这篇寓言想告诉我们的，正是生活的艺术。即使是解牛这样看似与艺术无缘的劳动，在庖丁手下也达到了与天地、自然旋律的和谐统一。那么，生活中还有什么不能变得更美好、更富有诗意呢？
由于古代中国人发现并融入了天地自然的旋律之中，所以他们更注重过一种心灵的生活，而不是像现代人一样贪婪地向外、向物质世界逐求。这样，从那些深得中国文化精髓的真正的中国人身上，就表现出一种令人震撼的温良之美。
辜鸿铭先生在其《春秋大义》中有这样一段描述；
“我想大家感触最深的是在旧式的典型的中国人身上，没有丝毫的蛮横、粗野或残暴。借用一个动物学的术语来说，我们或许可以将真正的中国人称之为被驯化了的动物。我认为一个最下层的中国人与欧洲同阶层的相比，他身上的动物性也要少得多。事实上在我看来，用一个词可以把典型的中国人所给你们留下的印象归纳出来，这就是“温良”。我所谓的温良，绝不意味着懦弱或是软弱的服从。正如前不久麦嘉温博士所言：中国人的温良，不是精神颓废的、被阉割的驯良。这种温良意味着没有冷酷、过激、粗野和暴力，即没有任何使诸位感到不快的东西。在真正的中国式的人之中，你能发现一种温和平静、庄重老成的神态，正如你在一筷冶炼适度的金属制品中所能看到的一样。尽管真正的中国人在物质和精神上有这样那样的不足，但其不足都受到了温良之性的消弭和补救。真正的中国人或不免与粗鲁，但不至于粗俗下流；或不免于难看，但不至于丑陋吓人；或不免于粗率鄙陋，但不至于放肆狂妄；或不免于迟钝，但不至于愚蠢可笑；或不免于圆滑乖巧，但不至于邪恶害人。实际上，我想说得是，就其身心品行的缺点和瑕疵而言，真正的中国人没有使你感到厌恶的东西。”
在传统的中国人身上，我们还能感受到浓郁的人情美。中国文化以儒家文化为代表，而儒家文化实质上是一种伦理文化。前面我们说，中国人过着一种心灵生活，这种心灵生活不是那种耽于玄想的理智生活，而是一种充满生机的感情生活。
儒家的道德规范可用8个字来概括：孝、悌、忠、信、礼、义、廉、耻。对父母要孝，对兄弟要亲如手足，对国家要忠，而对自己则要严格要求，做到讲信用、讲礼貌、讲义气、知廉耻。
中国历史上有许多人情美的故事，令人感到一种心灵的净化。我们且听辜鸿铭先生讲的两个他身边发生的故事。一个是说他的一位同僚梁先生，当梁首次被任命为上海道台时，发誓要成为一个达官贵人。他得到这个职位时非常快乐。而这并不是因为他多么看重权力，也不是因为他从此可以发财。因为那时他们在武汉时很穷。他快乐是因为他的升迁能使他在广东的母亲感到欣慰和欢喜。另一个是他听一位英国朋友讲的。这位英国人曾雇佣了一个中国仆人，爱说谎、敲诈和赌博，但当这个英国人在一个偏僻的口岸染上伤寒，且身边无一个朋友能照料他时，这位仆人不但没有抛弃他，而且精心照顾他，使他获得了从最好的朋友那里都不能给他的关心。
传统中国人的人情美形之于外，就是中国人的礼仪美。礼貌教育，是中国人家庭教育的重中之重。清代石成金的《传家宝》中这样说：“人生天地间，不可一刻无礼。处家庭之内，父母坐于堂，子侍立于下，见叔伯过而起，与兄长行而随，食必先让，劳必自居。男女不可杂坐，姑嫂姐妹之前切忌亵体，犹不可戏言，皆礼也。处乡党之中，遇长者，必敬，不可慢忽；遇同辈，必让，不可欺侮。衣冠要正，行止要端。迎宾会客，登降跪拜，不可急遽、粗俗。务要雍容和睦，皆礼也。由此可见，凡一言一动，一视一听，皆要合礼，无礼则非人类矣。可不慎欤！”
古代中国被誉为礼仪之邦。礼貌的本质是对他人的理解和同情，是对他人感情的体谅和照顾。儒家的全部道德不是出于逻辑，不是出于推理，而是出于内在的情感。“推己及人”，“己所不欲，勿施于人”，“己欲立则立人，己欲达则达人”……这些儒家的道德准则实在是一种内在良心的感悟。正如辜鸿铭先生所说，中国人有礼貌是因为他们过着一种心灵的生活。他们完全了解自己的这份情感，很容易将心比心推己及人，体现出体谅、照顾他人感情的特性。
中国古人的礼貌、礼仪，总是给人一种从容闲逸之感。
无论是从像陶渊明“采菊东篱下，悠然见南山”那样的诗篇中，还是像《清明上河图》那样的画卷中，我们都能感受到一种闲适的美。中国古人总是以一种审美的眼光看待世界和人生，所以他们能够在物质生活和精神生活之间自然地找到一种平衡，而较少借助于宗教。
在中国古代民间的格言和歌谣中，有许多是劝人闲适的。如清代民间流传的《便宜歌》：
“一年三百六十日，饮酒看花不曾离，烟云变瞬息，日月走东西。悲欢离合都难定，哪有功夫代苦凄。料无大失不过忧，纵有小得何为奇？笑他们奔波劳苦受煎熬，总不如我淡泊自在得便宜。”
再让我们听听《逍遥歌》：
“得逍遥，且逍遥，逍遥之人乐陶陶。请看不会逍遥者，攒眉奔走枉徒劳。富贵前生定，贫穷命里招，任你用机谋，难与天公拗，劝君跳出这樊笼，随意逍遥真个好。杯中酒不空，心上愁须扫，花前月下且高歌，莫催两鬓成衰老。”
其实，闲适并不意味着游手好闲，闲适是一种挣脱了灵魂羁绊的自由感，一种陶然自得的心境。
要说辛苦，一个传统的中国农民是最辛苦的。他们日出而作，日入而息，终年难得轻闲。然而我们在这样一个农民的脸上，却很少看到城市人那种忙碌、紧张的神色。在田头小憩时，他们坐在瓜棚柳架下，看着绿油油的庄稼，是心满意足的；在一天的紧张劳作之后，他们坐在院子里的树荫下，看儿孙在院子里奔跑嬉戏，与邻居有一句没一句地谈天说地，心情是宁静而悠闲的。
传统中国人的这种闲适的人生境界，具有浓厚的审美意味，昭示着一种东方式的审美人生。正是因为传统中国人有这种优游闲适的心境，才给他们进行人生的艺术创造留下了极大的心理空间。于是，传统中国人才成为最懂得生活艺术的带有哲人气息的人。于是，中国文化便成为了一种审美的文化、艺术的文化，浸透着礼乐精神的文化。
可是，在今天中国人身上，还能找到多少艺术的分子呢？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