正是在这种观念的支配之下，《说文》、《尔雅》由以前只是用来“载道”的“文”，变成了当时文化界的神圣经典，成为人们治学的根据。此观念在乾嘉汉学家中十分普遍，如宋鉴（号半塘）就说：“经义不明，小学不讲也。小学不讲，则形声莫辨，而训诂无据矣。《说文解字》乃小学之祖也”（转引自《汉学师承记》卷一，北京三联书店，1998年，第17页。）。甚至出现了有些学者尊信《说文》，竟不作楷书，而以所谓古篆为文的情况，江藩称其师江声说：“先生精于小学，以许叔重《说文解字》为宗，《说文》所无之字，必求假借之字以代之。生平不作楷书，即于人往来笔札，皆作古篆，见者讶以为天书符箓。俗儒往往非笑之，而先生不顾也”（《汉学师承记》卷二，北京三联书店，1998年，第45页。）。尽管江藩在这里是表彰其师的精于小学，将讥笑江声用古篆作文的人称为俗儒，但是，在楷书流行千余年之后，江声此举确是不合潮流的迂腐之举。像天书符箓一样的作品，有几人看得懂？而由江声的迂腐中，可见乾嘉时期的汉学家是如何的迷信尊崇《说文》。所以，乾嘉汉学实是以《说文》为其经典。
清代的汉学以《说文》为其经典，较之汉唐经学以六经为其经典，宋代经学以四书为其经典，不仅仅是经学发展史上典籍主次的历史变化，而且是经学史上不同历史阶段的重大转变。于此，我们可以从典籍变化的角度，将至清代乾嘉时期已有经学的发展史分为汉代至唐代以六经为主的阶段、宋元明以四书为主的阶段与清代以《说文》为主的阶段。这三个不同阶段所表现出来的经典变化，对经学的内容、特点都有着直接的影响。
而《说文》的性质完全是文字训诂的小学著作，与包含着圣人之道的六经、四书是不同的。所以，以《说文》取代六经、四书的经典地位的乾嘉汉学所发生的这一变化，透露出来的正是这样一种信息：经学义理的阐发已经走到尽头，经学的发展只有在典籍的文献整理上才会有所作为。而以文字训诂为中心的典籍文献整理，即使没有西学传入中国的影响，也必然从传统的经学中分化出语言、文字、音韵、训诂、校雠学、史学、地理学、金石学等，西学的传入则加速了经学的这一分离。
庄存与所生活时代正好是汉学兴盛的时期。他与汉学的许多大师差不多是同一个时代的人，汉学的吴派的代表人物惠栋稍早于庄存与，而皖派的代表人物戴震则与庄存与同时。其他如卢文弨、王鸣盛、江声、钱大昕、王兰泉、任大椿、洪榜、汪中等人，皆与庄存与同时。（参见江藩《汉学师承记》相关内容。）而庄存与生活的常州，又是汉学最兴盛的地方。因此，庄存与自小就生活在汉学考据的学术时空之中。
二庄存与的经学道路
尽管庄存与生活在汉学兴盛的时空中，但是，他却走了一条与当时汉学家异趣的道路。而庄存与所以走上与时代学术主流不同的治学路径，与他的家世和一生的经历有密切的关系。
自明末清初以后，江南就是中国文化最为发达的地区，人才辈出，而常州尤为突出。龚自珍曾盛赞常州：“天下名士有部落，东南无与常匹俦。”（《常州高才篇，送丁若士》，《龚自珍全集》第9辑，第494页。）常州的人才之盛，甲于东南。因此，常州在科举与学术上都盛于东南，沈云龙在《常州科名之盛》中说：“有清一代，江南各省之科名，谈者每侈言苏州之盛，实则常州之学术与科名均盛极一时，鲜有能与之抗衡者”（《近代史事与人物》，第43页，（台北）自由太平洋文化事业公司，1965年。）。如明末清初常州就出现过唐顺之、薛应祈、钱一本、张玮、恽日初等著名的经学家。（关于这些常州经学家的大略，可参见王裕明的《庄存与经学思想渊源简论》，载《学海》1999年第4期。）
庄氏更是常州多年来最有名的世家大姓，（可参见庄小虎：《庄存与家族史考述》，载《常州工学院学报》2003年第5期。）朱筠说：“惟常之郡，吴都会所，峨峨庄氏，望族巨室，抱珪曳组，名声隆隆，越几百年”（《祭庄公文》，《笥河文集》第322页，上海商务印书馆1936年。）。同时，庄氏又是常州在科举上成绩最显著的书香门第，刘跃云在《毗陵庄氏族谱序》中称常州流传有庄氏“兄弟词林”、“兄弟鼎甲”、“三世八进士”、“同榜三进士”等佳话（庄寿承：《毗陵庄氏增修族谱》卷首，清光绪元年版。）。而到庄存与出生之时，庄氏家族开始进入兴盛阶段。雍正五年（1727），庄存与的父亲庄柱殿试本已拟为状元，后被雍正调为进士二甲第一名，兄弟五人三为进士、一为举人，一副榜，时人为之语：“几乎状元及第，也算五子登科”（《毗陵庄氏增修族谱》卷一九。）。庄氏家学在经学上极有造诣，《清稗类钞·经术类·庄大久抱遗经》说：“毗陵庄氏之族望，为海内所宗仰，代有闻人湛深经术。”而自明代以后，程朱理学一直占居统治地位，所以，庄存与的家世尤其是家学的风气，使他一出生就受到浓厚的经学义理熏陶。庄存与自小就受到程朱理学的影响，从他自署斋中屏联就可见一斑：
玩经文，存大体，理义悦心；
若已问，作耳闻，圣贤在坐。（庄勇成：《少宗伯养恬兄传》，《毗陵庄氏增修族谱》卷三〇，第29页。）
有此自小所受的熏陶，对日后庄存与的以追求圣人义理为依归起到了较大的影响。
但是，以科举为目标对于当时的许多读书人来说，并无二致。然而，许多与庄存与同时的读书人，却是走向了汉学的训诂考据，唯独庄存与在经学上以探究圣人义理为务。这又与庄存与从小所受教育而形成的个人性格及其一生的经历有关。
庄存与从小就受到经学义理的熏陶，并由此而形成了他的个性。庄存与的弟弟庄培因在殿试策对中曾说：“文章本乎六经，解经即所以载道”；制义“为代圣立言者”（庄培因：《殿试策对》，《虚一斋集》，民国版。），这种学本六经，解经明圣人之道，制义代圣贤立言，可以说是庄氏家学的基本精神，也是中国古代儒家知识分子相沿不变的特性。庄氏家学同时特别注重对圣人之道的践行，如庄存与的父亲庄柱“尤好”朱子心性之学，“一言一动皆遵之……弥入程朱阃奥”（庄勇成：《南村公传》，《毗陵庄氏族谱》卷二〇。）；而庄存与师从的庄绍平，“研极理窟，每灯下比自注日所诵习课程，及言动臧否，小有过错，痛自刻责，几无所容”（同上。）。庄氏父辈在经学上的注重义理，并且将其作为言行的准则予以真正践行的行为，给了庄存与直接的教育与影响，庄存与的性格就是在这样的家学风气下形成的。因此，无论是治学修身，还是齐家为政，庄存与都具有不仅在口头上，而且更在行动上以遵循圣人之道为其神圣使命的性格。正是这一性格，决定着庄存与在汉学盛行的时代，不是斤斤于训诂考据，而是始终以追求圣人之道、阐发经学义理为其目标，走上了以探寻圣人微言大义为主的独特道路。
庄存与在乾隆十年（1745），中一甲第二名进士，被授以编修之职。在三年后，散馆之时，庄存与却以成绩不合格受到乾隆的训斥：
历科进士殿试一甲第一名，即授为修撰，二名、三名授为编修，至散馆时，并无所更易。伊等因以授职，遂自甘怠忽，学业转荒。即如今年散馆，修撰钱维城考列《清书》三等，编修庄存与考列《汉书》二等之末，其不留心学问，已可概见。但钱维城系派习《清书》，或尚非所素习，著再试以《汉书》，候朕阅定。庄存与不准授为编修，则此后一甲之人皆有所警而专心问学。若有仍考列三等者，其例视此。（蔡冠洛等：《清史列传·庄存与传》卷二三、卷二四，中华书局1990年。）
对于庄存与散馆时，考列二等之末的原因，美国学者恒慕义在其主编的《清代名人传略》中，以为是因其书法不工所致。而蔡长林在博士论文《常州庄氏学术新论》第三章第一节中，不仅把庄存与在翰林院的被降级，而且把庄存与殿试的未能抡元，都归结为他的书法不工。而庄勇成则说：“兄笃志好学，而疏于酬应，迄入都就职，不甚当掌院意，散馆名次不前，与钱殿撰惟城同拟散补外任。”（庄勇成：《少宗伯养恬兄传》，《毗陵庄氏增修族谱》卷三〇。）这两种说法中，后一种说法可能更有道理。但是，都不能令人信服的说明庄存与考列二等之末的原因，也无直接的可靠证据。
如果从庄存与的治学以圣人义理为归的性格来探究，他的考试《汉书》不合格，应该是情理中之事。《汉书》是史书，与圣人义理的经书不同，在庄存与这样的经学家看来，经史之间的地位是不可同日而语的。重圣人的经典，而轻视史籍，是他对经典与史籍的基本态度。正因如此，庄存与在以程朱理学为标准答案的科考中能够取得优异成绩，而在翰林院三年后，却会以考《汉书》二等之末的劣绩，受到乾隆的斥责，令其“闭户读书，留心经学”（臧庸：《礼部侍郎庄公小传》，《拜经文集》卷三〇，第29页。），并被削去编修之职。
庄存与被黜后，经过汪由敦的举荐，乾隆知道了其经学造诣精深，故得以在第二次散馆后，得到迅速的升迁，也可以证明这一点。庄勇成说：
汪文端公由敦深知公务实学，钱亦才敏绝人，亟言于上，二人乃得留馆三年。上见兄所进经义宏深雅健，穿穴经窟……于是散馆后，皆不次拔擢。上知兄学有根底，极好深湛之思，可备顾问，命入南书房行走。（庄勇成：《少宗伯养恬兄传》，《毗陵庄氏增修族谱》卷三〇。）
这里的散馆，指乾隆十六年（1751）庄存与的第二次散馆。庄存与在这次散馆时，恢复编修之职。第二年大考，庄存与以其对董仲舒“天人三策”的精熟，被擢升为侍讲，随即得入值南书房，刘逢禄说：“越岁大考，翰詹拟董仲舒天人策第三篇，公素精董子《春秋》，且于原文‘册曰’以下四条，一字不遗。上大嘉叹，即擢侍讲。”（刘逢禄：《记外王父庄宗伯公甲子场墨卷后》，《刘礼部集》卷一〇，《续修四库全书》本，上海古籍出版社，2002年。）从此可以看出庄存与受到乾隆赏识的，乃是对董仲舒经学的高深造诣。这也可以证明庄存与的学术性格在重经学义理，而非史籍故事。正是这种性格，决定着庄存与治经不同于考据训诂的方向，从中也可以看到庄存与后来著《春秋正辞》的某种痕迹。
有此性格，我们才可以理解庄存与为什么敢于当着乾隆的面，指出讲章的舛误的无畏举动。《清史稿》载：
存与……为讲官，上御文华殿，进讲礼毕，存与奏曰：“讲章有舛误，臣意不谓尔。”奉书进，复讲，尽其旨，上为留听之。（《清史稿》卷三〇七《庄存与传》。）
龚自珍在《资政大夫礼部侍郎武进庄公神道碑铭》中也载有此事。其说更为详细：“（公）为讲官日，上御文华殿，同官者将事，上起，讲议毕矣。公忽奏：讲章有舛误，臣意不谓尔也。因进，琅琅尽其指，同官大惊，上意为少留，颔之。”（龚自珍：《龚自珍全集》第二辑，上海古籍出版社，1975年。）庄存与这一引起同官大惊的举动，在他本人不过是维护圣人之道正确性的性情使然。所以，他不管皇帝马上就要离去的不合适时机，也不怕得罪同僚的严重后果，而敢于直言同僚之误，言辞琅琅地详细说明经典之义。
从庄存与的一生来看，他虽然曾一度遭受被削去编修之职的挫折，但是，一生仕途还是很顺利的。在第二次散馆的第二年，庄存与被擢为侍读学士，乾隆二十年（1755），擢升为内阁学士兼礼部侍郎。其后，庄存与三迁内阁学士，入值上书房、南书房达二十余年，（阮元在《庄方耕宗伯经说序》中说，庄存与“通籍后，在上书房授成亲王经史垂四十年”。王裕明在《庄存与经学思想渊源简论》（载《学海》1999年第4期）中说：庄存与“先后被乾隆帝任命在南书房、上书房行走，教授两王子读书达三十多年”。但是，庄存与是在乾隆二十年（1755）擢升为内阁学士兼礼部侍郎的，而在乾隆五十一年退休的，所以，庄存与入值上书房、南书房的时间至多只有三十余年，故阮元的“垂四十年”之说是不正确的。而这期间，庄存与于乾隆二十四年闰六月丁父忧，守丧至乾隆二十七年；又于乾隆四十一年六月丁母忧，至乾隆四十四年服阕。减去为父母守丧的六年，庄存与入值上书房、南书房的时间就只有二十余年，故王裕明“达三十多年”之说也是不确切的。而庄存与的入值上书房、南书房二十余年中，不可能都只是教授两位王子，所以，魏源说他“以经术傅成亲王于上书房十有余载”，是较为可信的。）升迁为礼部左侍郎、礼部右侍郎，直至乾隆五十一年（1786）时，以68岁的高龄退休。在此期间，庄存与还主持过湖北（乾隆十四年）、浙江（乾隆三十六年）的乡试，充任湖南（乾隆十八年）、直隶（乾隆二十一年）、山东（乾隆三十九年）、河南（乾隆三十九年）等地的学政。可见，他的仕途职责主要在做皇家的导师、掌管礼部典礼及主持地方教育上，而无论是教导皇子、教育地方的学子还是执掌礼部，都是以宣扬、维护圣人之道为目标的，这种政治身份与经历，使维护与宣扬圣贤之道成为庄存与大半生的追求。这样，就使庄存与的人生追求与人生经历实现了有机合一，因此，他的治学之路就只能而且必须以讲求圣贤之道、重视经学义理为其学术指归。
§§§第三节庄存与经学思想的概略
庄存与的经学思想表现在他的经学著作中。他的经学著作多是给皇子讲授经学课程的讲稿，具有皇室教科书的性质。这些著作在光绪八年被刊刻为《味经斋遗书》。据庄寿承的《毗陵庄氏增修族谱》卷一六《著述》所载，庄存与的著作共有77卷。徐世昌在《清儒学案·方耕学案》中说庄存与：“著有《彖传论》一卷、《彖象论》一卷、《系辞传论附序卦传论》二卷、《八卦观象解》二卷、《卦气解》一卷、《尚书既见》三卷、《尚书说》一卷、《毛诗说》四卷、《周官记》五卷、《周官说》五卷、《春秋正辞》十一卷、《春秋举例》一卷、《春秋要指》一卷、《乐说》二卷、《四书说》一卷，统名曰《味经斋遗书》，又有《味经斋文稿》若干卷”（徐世昌：《清儒学案》卷八，中国书店，1959年。）。较为重要的经学著作有《彖传论》、《尚书既见》、《毛诗说》、《四书说》等，对后来最有影响的则是《春秋正辞》一书。人们论说庄存与的经学往往多据《春秋正辞》为说，而忽略了他的其他著作，这就难以全面地反映庄存与的经学思想。要较为全面地认识庄存与的经学思想，在《春秋》之外，对其《易经》、《诗经》、《尚书》及《四书》的观点也应该有所论及。为了论说的方便，也为了突出《春秋正辞》一书的意义，这里主要从其《春秋正辞》之外的著作来讨论其经学思想的概略，而将《春秋正辞》留在后面做专门的探讨。
一以六经为宗，不守门户；专明大义，以求致用
对庄存与的经学，阮元有两段十分重要的论说：
其于六经，皆能阐抉奥旨，不专为汉宋笺注之学，而独得先圣微言大义于语言文字之外。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