反之，沦为公众公司的和记黄埔，至少不会出现来自家族势力的顽抗反击。身为香港第二大洋行的和黄集团，各公司“归顺”的历史不长，控股结构一时尚未理顺，各股东间意见不合，他们正祈盼出现“明主”力挽颓势，使和黄彻底摆脱危机。
只要能照顾并为股东带来利益，股东不会反感华人大班入主和黄洋行，这便是李嘉诚最初的出发点。
其二，李嘉诚权衡实力，长江实业资产才693亿港元，而和黄集团市值高达62亿港元，蛇吞大象，难以下咽。和黄拥有大批地皮物业，还有收益稳定的连锁零售业，是一家极有潜质的集团公司。香港的华商洋商，垂涎这块大肥肉者大有人在，只因为和黄在香港首席财主汇丰的控制下，均暂且按兵不动。
李嘉诚很清楚，汇丰控制和黄不会太久。根据公司法、银行法，银行不能从事非金融性业务。债权银行可接管丧失偿债能力的工商企业，一旦该企业经营走上正轨，必将其出售给原产权所有人或其他企业，而不是长期控有该企业。
在李嘉诚吸纳九仓股之时，汇丰大班沈弼暗放出风声：待和记黄埔财政好转之后，汇丰银行会选择适当的时机、适当的对象，将所控的和黄股份的大部分转让出去。
这对李嘉诚来说不啻是个福音。长实财力不足，若借助汇丰之力，收购算成功了一半。
其三，李嘉诚梦寐以求成为汇丰转让和黄股份的合适人选。为达到目的，李嘉诚停止收购九仓股的行动，以获得汇丰的好感。
李嘉诚卖了汇丰一份人情，那么，信誉卓著的汇丰必会回报——还其人情。这份人情，是否是和黄股票，李嘉诚尚无把握。
为了使成功的希望更大，李嘉诚拉上包玉刚，以出让1 000万股九仓股为条件，换取包氏促成汇丰转让9 000万股和黄股的回报。李嘉诚一石三鸟，既获利5 900多万港元，又把自己不便收购的九龙仓让给包氏去收购，还获得了包氏的感恩相报。
包氏的船王称号，一半靠自己努力，一半靠汇丰的支持，李嘉诚深知自己与汇丰的关系不如包玉刚深厚。包氏与汇丰的交往史长达二十余年，他身任汇丰银行董事（1980年还任汇丰银行副主席），与汇丰的两任大班桑达士、沈弼私交甚密。
李嘉诚频频与沈弼接触，他吃透了汇丰的意图：不是售股套利，而是指望放手后的和黄经营良好。另一方面，包氏出马敲边鼓，自然马到成功。
1979年9月25日夜，在华人行21楼长江总部会议室，长江实业（集团）有限公司董事局主席李嘉诚，举行长实上市以来最振奋人心的记者招待会，一贯持稳的李嘉诚以激动的语气宣布：
“在不影响长江实业原有业务的基础上，本公司已经有了更大的突破——长江实业以每股71元的价格，购买汇丰银行手中持占224％的9 000万普通股的老牌英资财团和记黄埔有限公司股权。”
在场的大部分记者禁不住鼓起掌来，有记者发问：“为什么长江实业只购入汇丰银行所持有的普通股，而不购入其优先股？”
李嘉诚答道：“以资产的角度看，和黄的确是一家极具发展潜力的公司，其地产部分和本公司的业务完全一致。我们认为和黄的远景非常好，由于优先股只享有利息，而公司盈亏与其无关，又没有投票权，因此我们没有考虑。”
李嘉诚被和记黄埔董事局吸收为执行董事，主席兼总经理的仍是韦理。
李嘉诚的加入，让和黄股票炙手可热。小市带动大市，当日恒指飚升2569点，成交额4亿多元，可见股民对李嘉诚的信任。李嘉诚继续在市场吸金。到1980年11月，长江实业及李嘉诚个人共拥的和黄股权增加到396％，控股权已十分牢固。其间，未遇到和黄大班韦理组织的反收购。
1981年1月1日，李嘉诚被选为和记黄埔有限公司董事局主席，成为香港第一位入主英资洋行的华人大班，和黄集团也正式成为长江集团旗下的子公司。
李嘉诚以小博大，以弱制强。长江实业实际资产仅693亿港元，却成功地控制了市价62亿港元的巨型集团和记黄埔。按照常理，这既不可能，更令人难以置信，难怪当时的和黄大班韦理会以一种无可奈何、又颇不服气的语气对记者说：
“李嘉诚此举等于用美金2 400万做订金，而购得价值十多亿美元的资产。”
李嘉诚靠“以和为贵、以退为进、以让为盈”的策略，赢得了这场香港开埠以来特大战役的胜利。和黄一役，与九仓一役有很大不同，没有剑拔弩张，没有重锤出击，没有硝烟弥漫。和风细雨，兵不血刃，故有人说：“李氏收购术，堪称商战一绝。”
李嘉诚并不以为他有什么超人的智慧，他避而不谈他的谋略，而对汇丰厚情念念不忘：“没有汇丰银行的支持，不可能成功收购和记黄埔。”
事实确如李嘉诚所说的那样。
李嘉诚在沈弼眼中的好印象，早在汇丰与长江合作重建华人行大厦之时就留下了。沈弼以银行的切身利益为重，而不在乎对方是英人还是华人，堪称是汇丰史上最杰出的大班。道理如沈弼自己所说：“银行不是慈善团体，不是政治机构，也不是英人俱乐部，银行就是银行，银行的宗旨就是赢利。”
与香港航运业老行尊——怡和、太古、会德丰等英资洋行下属的航运公司比，包玉刚出道最晚，但他的环球航运集团却是获得汇丰贷款最多的一家。这是因为包氏的经营作风和能力，能够确保偿还汇丰放款的本息。现在，汇丰在处理和记黄埔的问题上也是如此态度。他们信任李嘉诚的信用和能力，足以驾驭和黄这家巨型企业，因此不惜将这家英国人长期控有的洋行交到李嘉诚手中。汇丰不仅摆脱了这个包袱，而且汇丰保留的大量和黄优先股待李嘉诚“救活”后还会为汇丰带来大笔红利。
汇丰让售李嘉诚的和黄普通股价格只有市价的一半，并且同意李嘉诚暂付20％的现金。不过汇丰并没吃亏，当年每股1元，现在以71元一股出售，股款收齐，汇丰共获利54亿港元。尽管如此，仍给予李嘉诚极大的优惠，沈弼在决定此事时，完全没有给其他人有角逐的机会——一锤定音。
消息传出，香港传媒为之轰动，争相报道这一香港商界的大事。
1979年9月26日，《工商晚报》称长江实业收购和记黄埔“有如投下炸弹”，“股市今晨狂升”。
《信报》在评论中指出：
“长江实业以如此低价（暂时只付20％即1278亿港元）便可控制如此庞大的公司，拥有如此庞大的资产，这次交易可算是李嘉诚先生的一次重大胜利……
“购得这9 000万股和记黄埔股票是长江实业上市后最成功的一次收购，较当年收购九龙仓计划更出色。李嘉诚先生不但是地产界强人，也成为股市炙手可热的人物。”
李嘉诚、包玉刚双双入主英资大企业，引起了国际传媒界的关注。
美国《新闻周刊》在一篇新闻评述中说：“上星期，亿万身价的地产发展商李嘉诚成为和记黄埔主席，这是华人出任香港一家大贸易行的第一位，正如香港的投资者所说，他不会是唯一的一个。”
英国《泰晤士报》分析道：“近一年来，以航运巨子包玉刚和地产巨子李嘉诚为代表的华人财团，在香港商界重大兼并改组中，连连得分，使得香港的英资公司感到紧张。
“众所周知，香港是英国的殖民地，然而，占香港人口绝大多数的仍是华人，掌握香港政权和经济命脉的英国人却是少数民族。二战以来，尤其是在六七十年代，华人的经济势力增长很快。
“有强大的中国做靠山，这些华商新贵们如虎添翼，他们才敢公然在商场与英商抗衡，以获取原属英商的更大经济利益，这使得香港的英商分外不安。连世界闻名的怡和财团的大班大股东，都有一种踏进雷区的感觉。英商莫不感叹世道的变化；同时，也不能不承认包玉刚、李嘉诚等华商，可与英国商界的优秀分子比齐。”
这篇文章试图以时代背景探讨华商得势的原因。文章的某些提法偏颇，并含有“大英帝国”的口气，但总的来说还是较全面、较客观的，文中对李氏包氏的评价也还中肯。
这之后，李嘉诚、包玉刚继续成功地收购了英资大型企业，彻底扭转英资在香港占绝对优势的局面。盛誉铺天盖地，而又来之不易。
在一片喝彩声中，李嘉诚并未陶醉其中，沾沾自喜。
世人言：“创业容易守业难”，“前车之鉴，后人之师”。和记黄埔的前大班祈德尊可谓是典型的案例。祈德尊在吞并企业方面可以说是个“大肚汉”，但他的肠胃功能不好，吞进去的没有好好消化，最终把个巨人似的集团给葬送了。
李嘉诚进入和黄出任执行董事，在与董事局主席韦理与众董事的交谈中，他们的话中分明含有这层意思：“我们不行，你就行吗？”
李嘉诚是个喜欢听反话的人，他特别关注喝彩声中的“嘘声”——香港的英商华商都有人持这种观点：“李嘉诚是靠汇丰的宠爱而轻而易举购得和黄的，他未必就有本事能管理好如此庞大的老牌洋行。”
当时英文《南华早报》和《虎报》的外籍记者盯住沈弼穷追不舍：“为什么要选择李嘉诚接管和黄？”沈弼答道：“长江实业近年来成绩颇佳，声誉又好，而和黄的业务脱离1975年的困境踏上轨道后，现在已有一定的成就。汇丰在此时出售和黄股份是顺理成章的。”
他又说：“汇丰银行出售其在和黄的股份，将有利于和黄股东长远的利益。坚信长江实业将为和黄未来发展作出极其宝贵的贡献。”
李嘉诚深感肩上担子之沉重。
俗称：“新官上任三把火。”细究之，李嘉诚似乎一把火也没烧起来。李嘉诚是个务实的人，他总是以实际行动来证明自己的行动是正确的。
李嘉诚做事一贯低调，虽然大股东完全可以凌驾于支薪性质的董事局主席之上，但李嘉诚从未在韦理面前流露出“实质性老板”的意思。李嘉诚作为控股权最大的股东，完全可以行使自己所控的股权为自己出任董事局主席效力，但他没有这样做，他的谦让使众董事与管理层对他更加尊重。他出任董事局主席，是股东大会上由众股东推选产生的。
“退一步海阔天空”——李嘉诚的退让术，与中国古代道家的“无为而治”“无为而无不为”有异曲同工之妙。
李嘉诚较快地获得了众董事和管理层的好感及信任。在决策会议上，李嘉诚总是以商议、建议的口气发言，但实际上，他的建议就是决策——大家都会自然而然地倾向他，信服他。表面上虽然是韦理主政，李嘉诚未任主席兼总经理，但实质上，大权已掌握在李嘉诚手中。
李嘉诚入主和黄实绩如何，数据最能说明问题。
李嘉诚入主前的1978年财政年度，和黄集团年综合纯利为231亿港元；入主后的1979年升为332亿港元；4年后的1983年，纯利润达1167亿港元，是入主时的五倍多；1989年，和黄经济性赢利为303亿港元，非经济性赢利则达305亿港元，光纯利就是10年前的十多倍。赢利丰厚，股东与员工皆大欢喜。
现在，不再会有人怀疑沈弼“走眼”，李嘉诚“无能”了。
一篇综述和黄业绩的文章，用这样一个标题：
“沈大班慧眼识珠，李超人深孚众望。”
今日香港，提起“超人”，无人不知指的是谁。那么，李超人的这一称号，是谁最先提出的呢？
人言人殊，有人说是长江公司的人最先叫起来的，他们对老板最熟悉，也最敬佩。长江公司的人称，是看到报章这样称呼的，大家都这么叫，我们也跟着叫。李先生知道后，还批评过手下的人，他并不希望别人这样称呼他，不过，报章都这样称他，他也就默认了。
还有这样一个说法，某先生看了李嘉诚收购和黄的文章，拍案叫绝，写下一副不算工整的对联：
高人高手高招，超人超智超福。
“超人”之称，先在民间不胫而走。不久，各大小报章竞相采用。“超人”盛名，誉满香江。
另辟蹊径超置地
1972年，长江实业上市时李嘉诚提出赶超置地的远大目标。当时不少人持怀疑态度，单以地盘物业比，拥有35万平方英尺的长实如何比得上拥有千余万平方英尺的地王置地？
1979年，长实拥有的地盘物业急速增加到1 450万平方英尺。而同期香港民间第一大地主置地拥有的地盘物业面积才1 300万平方英尺。长实职员欢欣鼓舞，不到10年时间就实现了赶超置地的目标！
李嘉诚仍不满足于长实拥有地盘物业超过置地。20世纪80年代，他先后推出四大屋村，规模之大，赢利之丰，令人叹为观止。1986年，《信报》首次刊出香港十大财阀榜，长实名列榜首，彻底实现赶超置地的宏愿。
对于过去取得的成绩，李嘉诚由衷欣慰，但他对长实与置地的差距也很清楚。置地是中区地产大王，地盘物业皆在寸土寸金的黄金地段。而长实在黄金地段的物业寥寥无几，两者物值相去甚远。李嘉诚并不急于在中区发展，他更看好港岛中区和九龙尖沙咀以外区域的发展前景。
1978年，港府开始推行“居者有其屋”计划，采取半官方的房委会与私营房地产商建房两条腿走路的方针。建成的房分公共住宅楼宇与商业住宅楼宇两种，前者为公建，后者为私建；公房廉价出租或售予低收入者，私房的对象以中高消费家庭为主。李嘉诚的大型屋村计划就是为这类大众消费家庭推出的。
在港岛北岸的中区、东区、西区，每年都有高层住宅楼宇拔地而起，那是祖传地盘物业的业主和地产商收购旧楼拆卸重建的，地盘七零八落，很难形成屋村的规模。
屋村只有到港岛南岸、东西两角、九龙新界去发展，形成十多个卫星市镇。大型屋村的优点就是综合功能强，集居住、购物、餐饮、消遣、医疗、保健、教育、交通为一体，便于集中管理，统一规划。一个大型屋村往往由政府与多个地产商共同开发，屋村之外还有相配套的工业大厦及社区服务物业。
李嘉诚以开发大型屋村而蜚声港九。20世纪80年代，李嘉诚的长江实业因为先后完成了黄埔花园、海怡半岛、丽港城、嘉湖山庄四大屋村而赢得了“屋村大王”的称号。
兴建大屋村不难，难就难在获得整幅的大面积地皮。李嘉诚有足够的耐心，但他不会坐等机会，他在筹划未来的兴业大计之时，仍保持长实的良好发展势头。1979年3月，李嘉诚与会德丰洋行大班约翰·马登，合作发展会德丰大厦。
4月，与“地主”广生行联手发展告士打道、杜老志道、谢斐道的三面单边物业，建成一座30万平方英尺的商业大厦。
6月，与约翰·马登再次合作组建美地有限公司，集资购入港岛、九龙、新界楼宇物业近20座。
7月，与中资侨光置业公司合组宜宾地产有限公司，以38亿港元投得沙田广九铁路维修站上盖平台发展权，平台面积29万平方英尺，计划兴建30层高的高级住宅大厦和商业大厦。
同年，长实与美资凯沙、中资侨光，三方合作投资香港（中国）水泥厂（长实、凯沙各40％股权，侨光占20％）。投资额创香港开埠以来重工业投资最高记录。该厂地皮面积180万平方英尺，位于新界屯门市，计划年产高标号水泥140万公吨。该厂于1982年年底建成投产。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