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创业之初，李嘉诚并没有足够的启动资金，他打工积攒的积蓄根本就不够。这时候，他待人以诚的品格帮了他的大忙。他向很多朋友借钱，大多数人因为了解他的为人都很爽快地答应了他，这使得他筹到了足够的资金，使自己的事业迈出了第一步。
真诚待人，朋友纷至，这句话一点不错。谁不愿意与真诚的人交朋友呢？大概也正是因为李嘉诚这一可贵品格，所以很多人都愿意与他合作，与他交友。
北美房地产大王李察明曾经一度陷入财务危机，急需找人来帮助他渡过难关，并建立长期的合作关系。这是很多人求之不得的事情，虽然他财务出现了问题，但俗话说：“瘦死的骆驼比马大。”何况李察明的财务危机只是暂时的，谁不想李察明能把寻找合作方的目光落在自己身上呢？
最后，李察明选择了李嘉诚，机会落到了李嘉诚的身上。李察明说：“我相信李嘉诚的为人。”为了表明自己的诚意，李察明将纽约曼哈顿一座大厦40％的股权，以4亿多港币的折扣价拱手让给了李嘉诚。在这笔交易中，李嘉诚的真诚为他赢来了机会，赢取了财富。李嘉诚获得的巨大利润是不言而喻的，更重要的是他和李察明也从此建立了深厚的友谊，为自己事业的发展带来了更大的可能和空间。
不要认为在商场就不可能有真正的友谊和诚挚的朋友关系。对于一个待人真诚的商人来讲，在商场是没有绝对的敌人的，即使是竞争对手，也可能因为某一方面的默契产生“英雄惜英雄”的感情而成为朋友。至于和客户之间，只要对别人足够真挚坦诚就更容易结交朋友了。而不管与竞争对手，还是客户之间，建立良好的朋友关系都可能使他们在你前进的道路上扮演助你一臂之力的角色。
多结交朋友少树立敌人，这是大家都明白的道理。李嘉诚在商界纵横几十年，虽然不能说从来没有和谁有过敌对关系，但是因为他的真诚而结识的各方朋友却是多不胜数的。李嘉诚自己有一个很有意思的观点，那就是：只要友谊长在，生意就不成问题。在李嘉诚迈向一个个成功的过程中，很多时候的确是朋友给他带来了很多支援和帮助。
其实李嘉诚早在做推销员的时候，就凭借自己的真诚结交了很多朋友。每当拜访一位客户，李嘉诚都是先将他当做一位朋友，在建立起了良好的友谊之后才谈生意上的事情。同时，他交朋友也不完全把洽谈业务和联系客户作为选择朋友的标准。李嘉诚说过，即使是与没有生意关系的人在一起，也同样可以成为朋友，因为朋友可以在自己需要帮助的时候帮着出主意解决问题；加上李嘉诚这个人对人热情诚恳，总是乐于助人，而且聪明又有渊博的学识，所以，走到哪里大家都乐意与他交朋友。
另外，李嘉诚在商场上交朋友还有一个重要的前提条件，那就是利益均沾。他认为只有善待朋友，做到与对方共享成果，才能在商场上结识到真正的朋友。以这样的心态去建立朋友关系，自然会得到很多朋友；李嘉诚也因为有了各路朋友的关照和帮助，将推销这项工作做得如鱼得水。
在香港商界，李嘉诚有一个惺惺相惜的朋友，对他的投资生意帮助不小。这个朋友本身也是一个非常有影响力的人，他就是汇丰银行大班沈弼。李嘉诚和沈弼之间的友情，应该从李嘉诚从置地公司的虎口中成功夺下中环地铁上盖权说起。
在那之前，李嘉诚虽然已经在塑胶界大有名气，但是在整个香港商界来看，还只能算是众多默默无闻者中的一个。在与香港房地产老大置地公司争夺地铁上盖权的商战中获得胜利后，李嘉诚立刻名声大噪，受到了各界人士的关注。而李嘉诚在商战中显示出的超人一等的智慧和勇气，也让人惊叹不已，包括汇丰大班沈弼，也开始对这个地产“新人”刮目相看，对他非常关注。
汇丰银行位列全球十大银行之中，是香港的金融支柱，被大家看做是香港首屈一指的财神爷。当时，汇丰银行旗下的物流业旧华人行已经拆除，汇丰正在寻求诚信可靠的合作伙伴重新建立新的华人行。华人行在华人中具有很大的声誉和影响力，而且地处中区黄金地段，几乎香港所有有实力的华资房地产商人都想尽各种方法争取和汇丰银行的合作。
在李嘉诚一炮打响之后，沈弼对他格外关注。经过很短时间的观察，李嘉诚就以他诚实守信的品格和高瞻远瞩的策略眼光获得了沈弼和汇丰银行的信任。在李嘉诚取得地铁上盖权不到一个月的时候，沈弼就作出决定和李嘉诚确立合作伙伴关系来重建新华人行。这对于刚崭露头角的李嘉诚来说，能与汇丰这样强势的对象有合作的机会真是千载难逢。假如能取得汇丰的进一步信任，日后长江实业的发展就会有坚实的后盾和基础。所以，李嘉诚对此十分珍惜，决定不管花多大代价也要让这次联手合作成功。
李嘉诚以最快的速度重建了华人行综合商业大厦，并与汇丰合组华豪有限公司，长江集团的总部也迁进新华人行大厦。从此，李嘉诚和他的长江实业正式立足于大银行、大公司林立的中环地区，在商界的地位也更加引人注目。
拥有诚挚的朋友关系，就会有良好的合作。后来，在李嘉诚收购英资银行和记黄埔的一系列活动中，沈弼和他的汇丰银行功不可没。1985年，李嘉诚更是应邀成为汇丰银行的非执行董事。可以说，李嘉诚后来很多成功的商业运作，都是和汇丰的支援分不开的。在被问到与汇丰合作成功的原因时，李嘉诚说道：“其中没有秘密可言。但我觉得，顾及对方的利益总是最重要的，不能把目光仅仅局限在自己的利益上，两者是相辅相成的。自己舍得让利，使对方得利，最后还是会为自己带来较大的利益。占小便宜不会有朋友，这是我小的时候母亲就告诉我的道理，经商也是这样。”
在商场上舍利求义交朋友，与尽可能多的人建立诚挚的朋友关系，最后会为自己带来利益，这也是李嘉诚成功的另外一个秘密。
大局为重有气度
要经商，就要先学会做人，这是很多大商人最常说的一句话。在他们眼中，经商不如做人重要，只有做好了人，经商之路才会走得更宽广，更长远。而做人，应该把全局利益摆在首位。李嘉诚向内地投资时，已经是成功人士，富可敌国，但他总是不断地提醒自己，凡事应以大局为重，以利国利民为重。
1992年6月，北京市政府向外界表示，可以考虑与外商合作王府井旧城区改造工程。一时间，香港各大财团闻风而动，都想分得一杯羹。
众所周知，王府井是首都最繁华、历史最悠久的商业区，地位犹如上海的南京路、香港的铜锣湾。一般来说，在这些黄金地段，想找一间铺面都是难上加难。现在居然有希望获得以公顷计算的大幅土地租用权，众多地产大亨们喜出望外，谁也不想放过这一千载难逢的良机。要知道，如果能拥有王府井的一块土地，就等于拥有了一个聚宝盆。
1992年6月25日，李嘉诚、郭鹤年在上海闸北联手搞定一块土地后，共同飞往北京，于26日与北京市政府在人民大会堂签署了意向书。
这一消息在香港各界引起了不小的轰动。然而，形势却在时刻变化着。1993年，因经济发展过热，中央政府决定加强宏观调控，压缩基本建设规模。这意味着要与北京方面谈妥这一项目，将会异常艰难。面临此境，不善于谈判的郭鹤年知难而退，留下李嘉诚孤身应对。一时间，发展王府井地盘物业的控股权便顺势完全落入“长实”手中。
李嘉诚依然信心十足，再一次运用他非凡的智慧与谈判技巧，使得有关立项、规划等异常繁杂的手续在1993年间全部获得市政府的批准。该建筑被正式定名为东方广场。
东方广场的建筑高度计划为70多米，地盘面积101万平方米，这比当初意向书中的14万平方米要少许多，但毕竟这一年的形势和去年大不相同，能达成这一协议，已经很不容易。
该大型物业投资预算超过12亿港元，“长实”负责起楼价，合作伙伴东城区房地产公司负责地价，香港是地贵楼贱，内地则正好相反。
在这个项目的运作过程中，本来可能最大的难题是当地居民与商家的搬迁。李嘉诚将这道难题交给北京政府去做，由他负担地价和搬迁费，请市政府做好原住户和业主的搬迁工作。出人意料的是，搬迁过程非常顺利，很快就基本完成了。李嘉诚感叹道：“北京的老百姓真是太好了，这在香港简直不可想象。”令人意想不到的是，全球最著名的快餐集团麦当劳却成了此次搬迁的“钉子户”。王府井麦当劳分店是该集团最大的一家分店，两层楼面共计28万平方英尺，设有700余个座位，每天平均有1万多人光顾。在开业之初，顾客排队竟有几里之长，赢利之丰厚，自不待言。
麦当劳当然不愿意把这棵摇钱树从聚宝盆里连根拔出。但是，北京市政府依照其最新文件，责令麦当劳限期搬迁。于是，麦当劳抛出了它的杀手铜，即麦当劳集团与北京市政府签署的长达20年的经营合同。营业地区为王府井现址，租期要到2010年才满，而现在才经营两年多。
其实搬迁只是北京市政府与拆迁户之间的事，李嘉诚并不需要承担什么责任。但李嘉诚一直奉行以和为贵的原则，不想把事情闹得太僵。于是他出面与北京市政府协商，表示只要麦当劳答应迁出王府井，日后东方广场将留一个比现在面积更大的铺位给它。
北京市政府只好与美国麦当劳公司重新进行谈判。除了李嘉诚提出的条件外，又列出了一系列更优厚的条件，包括批准麦当劳在北京多开若干家分店等。面对如此优厚的条件，麦当劳当然同意搬迁了。
李嘉诚一出手，立刻化干戈为玉帛。一场全球性的风波就这样平息了，兴建东方广场的障碍终于扫清了。
终于，已经空旷无物的王府井地盘开始动工了。按计划，建成后的东方广场将高达70米，不仅可以俯视昔日皇宫里的一砖一瓦，就连稍远的中南海全景亦可尽收眼底。对于见惯百米以上摩天大楼的香港人来说，70米的高度根本不算什么，但在首都北京兴建如此高的建筑，非同小可。很多人都担心如此高大的建筑会破坏北京的人文景观。李嘉诚觉得，建筑现代化与保护古都风貌并不矛盾，是完全可以统一的。但后来的事实表明李嘉诚并没有考虑周全。正式方案公布后，北京各界人士一片哗然。
人们的担忧的确是有原因的。根据国家规划委员会规定，北京市的规划以故宫为中心，其他建筑必须配合故宫的外观。按规定，从故宫中心向外望360度的视野范围内，不应见到任何其他的建筑物。故宫的城墙高有3丈，也就是说，站在故宫内朝外望，只能望到外墙和天空。国务院批复的1991-2010年《北京城市总体规划》中明确规定：“长安街、前门大街西侧和二环路内侧及部分街道的沿街地段，允许建部分高层建筑，建筑高度一般控制在30米以下，个别地区控制在45米以下。”然而，东方广场大厦在“30米以下”的建筑高度区内，却拟建70余米高，显然不符合要求（规定高度只有40米）。
除此之外，东方广场的土地面积比率也超出城市规划要求的7倍，所以这幢大厦不仅是过高的，而且过大了。这样一个庞然大物矗立在天安门广场东侧，必然会夺去附近的故宫、天安门、人民大会堂、革命历史博物馆、人民英雄纪念碑等著名建筑的风头，从而影响到天安门广场的中心地位。
因此，专家们联名上书中央，要求依法调整东方广场工程方案。
1994年，中央召开全国经济工作会议。会议再次决定加大宏观调控力度，抑制通货膨胀。对基本建设规模也作出了要求，即缩小赢利为目的的高档建筑项目，凡不符合国家规定，无正式手续的项目一律要停。
对此，必有损失的长实将作何反应呢？不久，长实集团便发布声明，表示完全服从中央路线，声明指出：“由于东方广场地段所在地为北京旧城危房改造区，根据北京城市规划法例规定，有关地段必须按规定发展，该地段之内土地使用者，必须服从有关城市规划。‘长实’认为北京市有关城市规划法例极为合理，同时，类似城市规划法例亦在西方国家及香港被普遍采用。任何到中国投资的外商均需遵守中国的法律，任何希望通过国际舆论压力，而使其身处中国法律之外的做法均是不当的。”
李嘉诚明白，在大是大非的原则性问题上，中国政府是不会作出半点让步的。但在不违背原则的前提下，也不是不可变通的。于是，“长实”主动与北京有关部门协商修改方案，使项目不致胎死腹中。尽管这样会使东方广场计划遭受一点损失，但绝对不会亏本，只不过是少赚一点罢了。
3月11日，李嘉诚向外界宣布，“长实”与北京市政府的合作非常愉快，只是方案需要修改而已。他强调，在任何地方建任何工程都要经商讨后才能最后确定，东方广场目前遇到的问题并不奇怪。李嘉诚如此回应，“长实”的股东们也就放心了，“长实”股价并没有多少波动。
永远停顿下去是不可能的，东方广场的项目肯定会重新启动。其现址已经夷为平地，这是无法改变的现实，不久，双方决定重新合作。新方案自然严格按照国家规定进行拟定、申报与审批，一切都慎之又慎，以免再出差错。
1996年6月，形势终于有了转机。东方广场项目由国家计委报经国务院得到批准。东方广场一波三折，几经起伏，但总算大功告成了。1999年国庆50周年前夕，东方广场宣告全部竣工。
居安思危更长远
一个成熟的企业家，应当具有非常敏锐的嗅觉，当业务出现滑坡的时候，能及时发现和创造新的经济增长点。在这方面，李嘉诚无疑是个楷模。
李嘉诚认为做生意就要做得灵活，要随着市场的变化迅速调整战略，这样才能在商场立于不败之地。当年正当长江塑胶厂一步步走向辉煌之时，李嘉诚从产品出现停滞的现象中，敏锐地觉察到香港塑胶制品已渐趋饱和，如果不马上推陈出新的话，自己的长江塑胶厂很快就会被淘汰。于是如何找到一种款式新颖、又符合实际市场需要的新塑胶产品成了他时常思索的问题。
一天深夜，李嘉诚随手翻阅最新的英文版《塑胶》杂志，发现在一个不太引人注目的地方刊登了一则消息：意大利一家公司用塑胶原料设计制造的塑胶花即将倾销欧美市场。这则消息成了他日后塑胶业繁荣的敲门砖。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