家里真好。
干休所傍山而建，我们家在干休所的最里面，窗外的对面就是山，葱茏青翠。家里小院的花草树木蓬蓬勃勃，清晨，耳边是一声声鸟叫，新鲜空气直沁脾肺。没有汽车，没有烟尘，没有嘈杂拥挤的人。各种娱乐、生活服务、医疗保健设施齐全，大院门口还有士兵站岗，是一个安度晚年的好地方。
雁南来看我了。
当时我正在跟母亲说《周末》演出前后的情景，用的是章回小说的叙述法，从头道来。把个母亲听得目不转睛屏息静气，随着我的讲述时而叹息，时而紧张，时而生气，时而开怀，一杯泡好的绿茶搁在床头柜上都放凉了，忘了喝了。当我说到我们的那位男主角用筷子从地上夹“酸黄瓜”吃时，母亲放声大笑，笑得全身颤抖泪都出来了。我心里一动，建议母亲去趟北京看我的戏。母亲想了想说算了。我问为什么。她不说。我非要她说。她说：
“要是你爸爸能看到这些，该多高兴啊。”
我哑然。父亲是我们忌讳跟母亲提及的话题，母亲也轻易不提。焉知道父亲已浸透在了母亲四十三年的生活里，事事处处点点滴滴。母亲的不提仅仅是在嘴上，是体谅我们，她的心里，何曾就有过片刻的忘记了？我一下子不知该说什么才好，就是这时门铃及时地响了，我扭脸向窗外看去，高兴地看到了站在院门外的雁南。
雁南的到来使我们静悄悄的家热闹了起来。她给我带来了“奇正藏药”，专治跌打扭伤，敷上后二十四小时即可见效；给母亲带来了一大堆乱七八糟价格昂贵的补品；给保姆小英带了一条七成新的裙子。小英因此也喜欢雁南，洗水果拿瓜子热情空前，并主动请示母亲给客人预备什么饭，从前，小英一向最烦有客人在家吃饭。
刚开始母亲也一块坐了会儿，母亲在场我们聊天的范围就比较局限，无外乎工作啊身体啊什么的，措词也较收敛。这时雁南已调到军区总院了，她退下来的副司令员父亲成功地为她又发挥了一次余热；怀孕也有五个月了，肚子不见大多少，腰明显粗了，两颧骨还长出了妊娠斑，妊娠反应已经过去，现在出奇地能吃。我们谈到了小梅，没细说，不知为什么，我一向不好意思在母亲面前谈论有关“性”的事情。母亲走后，我才对雁南说了那事，雁南说她知道也正在帮小梅想办法，又说：
“那位百祥同志如果完全不行，是不行，首先孩子，从哪来？但要是有了孩子，叫我说，行不行的，无所谓。跟你说韩琳，现在我挺烦那些事儿的。隔几天他就非得来那么一次，有什么意思啊真是的，想不通。”
“新鲜劲儿过去了。”
“可能。我现在挺羡慕你的。”
“莫名其妙！”
“你不可能理解我。”
“该有的你全有了，丈夫，孩子，喜欢的工作，你还想要什么？”
“得到的同时就意味着失去。”哲学语言，让人费解。
“你失去什么了？”
“自由。选择的自由，恋爱的自由，独往独来的自由。”
“绕这么大半天弯子，你是不是又看上什么人了？”
“哪里还有这个资格！”
“那是另一回事。”
于是雁南长叹一声，不说话了。雁南是一个很容易被感动的人，或者说，很容易动心的人。一个忧郁的眼神，一道才华的闪光，一个微笑，甚至苦难、不幸，都有可能使她心动，并且每一次她都会觉着这一次是真的，就是说，起码在她这方面，非常真诚。事后我嘲笑她，说她擦出的那些感情火花就像电焊的光，亮，热，美，但是轻飘，薄脆，短命，没有根基到可以挥手即去。她为自己辩驳说时间连生命都可以更新呢何况感情？雁南动辄爱以生命作比，妇产医生做久了的缘故。我说别人怎么就不像你呢？还是你水性杨花。实际上我的评价对她不完全公正，她同时又相当地传统自律，任心中波涛起伏汹涌，从未付诸过行动。按说像她这种空想式的精神恋爱者，丈夫孩子这些世俗因素本构不成妨碍的，可惜她又生性追求完美，即使仅仅是在遐想的爱河里遨游，也不希望自己有一点点瑕疵。后来，许久以后，我乘车上街路过一家报亭，在众多封面女郎的俏脸中瞥见了一个文章题目，叫做《结了婚的女人想恋爱》，不由会心一笑，想，这不是说的雁南么？
沉默良久，雁南开口了，问我想不想知道他是谁。我问她我认不认识他，她说不认识。那我就不想知道了。如果双方我都认识，还可能会有一点比较、分析、联想的乐趣。否则，这种事情，往往当事人说起来有滋有味惊心动魄，第三者听来却是大同小异似曾相识。说到底，男女间的恋爱不就那么几个套路？雁南的套路比之别人要更乏味一些：她最高潮的一个结尾，也就是同人拥抱了一次，还是在冬天的马路边上，隔着两个人用以御寒的纺织物，那拥抱又要打去许多的折扣。但看雁南兴致勃勃，甚至带着一点恳求——她需要倾诉——我实在不忍直接打击她，只好采取缓兵之计。
“雁南，不要以为这一次就是真的了，早晚还得过去！”
“不一定。这次的感觉和以前绝对不同。”
“每次你都这样说。”
“是吗？”
“是的。”
雁南便有些惶惑，想想，说：“那就让时间来检验吧——三个月！”
“什么三个月？”
“按照心理学的说法，三个月之内，过去了，就过去了；过不去，三个月以后还是忘不了，那就是真的了。”
这话让我心里一动。别看我说雁南水性杨花，心里却非常清楚我跟她差不多少，我是说在对待感情问题的风格上，我也属于很容易心动的那种，否则，不至于带伤仓皇出逃走到这步。也许，其实人人都差不多少，区别只在于行动与不行动？好吧，三个月之后！
进家不久，母亲就开始问我的“个人问题”了。我不喜欢母亲问这些，不喜欢任何人问，但自从父亲去后，无论母亲问什么，我都会表示出极大的耐心。从前，常常什么原因没有，我就会跟父母闹别扭，他们想听我说点什么，我偏不说什么，现在不了。我跟母亲说了我新处的那个男友，母亲全神贯注听完了后，下结论说：这人不行。母亲的态度让我温暖让我感激，她从来不说“差不多就行了”，她仍然珍重我，在她的心里，我仍然不是需要做季节性降价的处理品。自从进入大龄女青年的行列以来，我经常受到这类打击我都烦了。
当时我半坐床上背靠海绵垫子，受伤的左脚下垫着又一个海绵垫子，随意，慵懒，舒适。这是楼上的一个房间，父母从前的卧室，房间窗下就是一架葡萄，密密匝匝仿佛翠绿的地毯；院外一排高大的白杨树，再远处就是那座四季葱茏的山，秋风由窗口吹进，一阵一阵。母亲盘腿坐在我的脚下，手里捧一杯绿茶，从前她一向喝花茶的，父亲去后，改喝了绿茶。于是姊妹们又纷纷往家里买绿茶，比着赛着买，令家中绿茶泛滥。妹妹还从她的无锡同事那里听来了一个保存茶叶的方法：将茶放进铁茶叶桶里，盖子的缝隙处用透明胶带封严，外面再多套上几层塑料袋，搁进冰箱的冷冻层，随喝随取，什么时候都像刚买来时一样新鲜。我的回家母亲显然高兴极了，我躺在床上不能动，她就日日上楼陪我，或者说，我们相互陪着，整天整天地说话。话题不定，想哪说哪，有比较重要的，如我的“个人问题”，大多数都是一些无关紧要、今天说了明天就忘的闲话。母亲的谈话风格与父亲整个相反，擅讲形象的细节，细到连人物彼此的称呼和语气词都不放过。比如说起邻居家成为植物人了的女主人时，她会这样说：
“早晨我说出去走走，一出院门碰上了张玫，”张玫是那家孩子里唯一的女孩儿。“她说，阿姨，吃了吗？这孩子挺有礼貌，回回见了我主动招呼。我说吃了，你妈妈怎么样了？她说她妈妈能听到她叫她了。说，我一叫我妈的眼皮子就动！唉，这孩子！她妈妈每天都是她给擦，洗，换，都不让保姆上手，连她爸爸，她都不放心。这么麻烦，她图什么，她妈也就是个活死人，不就图，每天进家，能有个妈叫着？”
母亲三岁死了母亲，六岁死了父亲，寄居在比她年长二十岁的大哥家里。哥嫂对她还好，家境也好，吃上穿上都跟自己家孩子一样，还尊重她的意见让她一直读完了高小，那时村里女孩子上学的都很少，但这一切无法代替母爱，母亲举例：“在亲爹亲妈面前你可以撒娇，在哥哥嫂子家里，能吗？夜里肚子疼，不吭，挨着，怕吵了别人，一身身地出汗，身上跟水捞出来的一样；天亮你舅舅带我看病，大夫说这孩子再晚来一步就没救了。……家里边来了客，让叫大叔叫大叔，让叫大姨叫大姨，该说说，该笑笑，很会看大人眼色，村里人都夸我伶俐。伶俐？住在人家的家里，不伶俐也伶俐了！”母亲十四岁那年家乡里去了八路军，她就跟着走了，哥嫂并不拦她，一切由她，十八岁她与我父亲结婚从此后才算有了自己的家。
姜士安也说过与母亲类似的话，可惜，不管多少人说，只要那感受还没成为你的感受，你就很难真正懂得。当时我只是想，可能因为从小没有母亲的缘故，母亲才会对大家公认的张玫的孝顺，有着另一个角度的独特解释。后来，五年后，我切身感受到了母亲这个解释的精辟，感受到了无妈可叫时的痛楚。痛得我在几天之内，生出了一大片白发。
曾以为是深谙死亡的，未成年时就见过两起，一次跟同学爬山，在一个山坳里看到了一个死去的女人，衣裤整齐，身材窈窕，脸什么样看不到，她是趴在地上的。我和同学镇定地看了一会儿，就离开了。没感到恐惧，相反，倒有一种终于见识了耳闻、想象已久的事物的满足感。第二次是在军区总院住院，风湿性关节炎，科里一个十九岁的圆脸护士似颇喜欢我，一天晚上她值班，问我想不想看死人，我说想，她就带我去了。那人躺在一间灯光昏黄的空屋子里，平车上，而不是床上，被白被单从头到脚盖住。圆脸护士把被单掀开，露出了那人的脸，胖得吓人，黄绿色，护士告诉我那是浮肿，死于肝癌。回来的路上护士问我害不害怕。我说不。她便显出了一些失望。再以后见到的死人就多了。在护训队上生理解剖课，从福尔马林池子里捞上来一个放解剖台上，打开肚子，看肝在哪肾在哪肠子在哪都什么样；剪开腿上的皮肤，看什么是腓肠肌胫前肌骨四头肌。那些尸体由于浸泡过久已没有了脂肪，肌肉的颜色也仿佛肉贩案板上放久了的猪肉，是一种不新鲜了的暗红。以致每一次解剖课后，好多同学好久都见不得菜里的肉。我没有这种反应。解剖时，亦始终平静沉着，只是在看到那人下巴上的胡茬和指甲缝里的灰泥时，心才动了一动，想，他从前是干什么的？那人据说是一个死刑犯。从护训队毕业进医院后见到的死人就更多了，时而还能目睹从生到死的那个瞬间。
我想我之所以对死亡不惊讶不恐惧，是因为我视它是生命的自然过程；但是，死亡不仅仅具有自然科学层面上的含意，除非是至亲至爱的人的离去，谁都不会真正懂得它。
父亲去世时我一度意趣全无，想，回家来吧，住在家里，守着母亲。什么工作事业人生追求，在父亲的离去面前，显得那样苍白，不足道，甚至是，可笑。
同父亲最后一次相聚是他七十岁的生日。我跟护士长请假回家，护士长不同意，不是因为工作忙，我们医院的最大问题是闲，不是忙，病源不足。领导日常最操心费力的事情之一是怎么给下面安排些事做，一来无事生非，二来一大堆闲人游来逛去，看着也不大像话。护士长不同意我回去是她觉着这算不上理由，并以自己为例：“我父亲七十岁那年，我就没有回去。”我说：“父亲和父亲不一样。”本意是说同为父女，感情的亲疏程度会有很大不同，根本没想到护士长会从另一个角度理解我的意思。护士长出身贫苦，母亲早年间去世，家里还有父亲和一串弟妹，她是家中最出息最有钱的一个，她父亲拿她当银行看待，来信就谈钱，全不考虑他的女儿已有了孩子有了一个自己的家，弄得她一见她父亲来信就紧张，常跟我们诉苦。但是她说行，别人说不行，我的那句话当即就把她得罪了。冷冷地，她道：“是吗？你的父亲就高人一等？”我一听也急了，话赶话地说：“我是说你觉着父亲七十岁生日的时候不必回去，我觉着必须回去！”“光凭你觉着行吗？别人能不回去你为什么就不能？”“别人是别人我是我！”“你和别人有什么不一样的？”“当然不一样！没看还有把自己亲妈都给杀了的人呢！”这本是我从报上看到的一条消息，顺嘴就这么说了，怎么也想不到护士长竟会愚蠢到认为我是指她，真是对我的严重侮辱。但还没等我理论呢她先又哭又喊地跑开了，一头扎进科教导员的办公室，非说我说她把她妈杀了，让教导员为她做主。教导员耐着性子听完了事情的来龙去脉，批评了护士长，并做主准了我的假。教导员是个明白人，很具人文情怀。过去我一向不太关心领导，那次使我印象深刻，感到了领导的水平和风格对一个下属的重要。
我给父亲的生日礼物就是我的那部以他为原型的中篇小说，第一稿，带回去请他提意见。不过六七万字的东西，他关在楼上他为我留出的那间书房里，看了三天，那几天他吃饭都不怎么说话了。母亲几次问我小说里写了些什么，“你爸爸看得脸都充血了，晚上要吃三片安定才能睡！”又说，“你爸爸不能再受刺激了，他这一辈子很不容易了。”忧心忡忡地。弄得我也跟着担心起来。后来，父亲看完了，却没有就小说本身谈什么，跟我谈了许多别的。都是在晚饭后散步的时候，在干休所绿荫遮蔽的甬道上，他讲，我听。但事实上我并没有听进去多少，父亲不善讲述形象、细节的东西，讲得多是思想、体会、结论。以我当时的年龄，那些东西是枯燥的，无从体会也不想体会，那是我日后深为后悔的事，尤其在自己也逐渐年长之后。在那些个树影婆娑的晚上，每当我听得不耐烦时，就要想法打断父亲找一些别的话说。比如，问问他对我小说看法，潜意识里，是想得到表扬。母亲跟我说这是父亲七十岁生日的最好礼物了；她说大多数人一辈子过去就过去了，你却给你爸爸写下来了，做了一个记录，一个总结；更让你爸爸感到欣慰的是，在他退下去的时候，你们及时地成长起来了。父亲从没直接对我这样说过，只是他比任何时候都喜欢同我交谈了。但每遇我打断他时，他也并不坚持。后来，我想，那时父亲已看出我尚没有能力接受他的经验感受了，所以他不说。或者说，其实他说了，那些个晚饭后的漫步长谈，不都是说吗？却被我轻率地忽略掉了。父亲注意到了这忽略，就放弃了。他以一个老人的睿智懂得，有些事情，非阅历不可。
父亲七十岁生日过得热闹圆满，姊妹们从四面八方赶回家来，生日晚餐我们还喝了酒，我的祝辞是：愿爸爸永远与我们同在。
父亲的去世毫无先兆，本来都要出院了，母亲不让，让他再坚持几天，查一查体。父亲不高兴，但还是服从了。我们家里，从来一切生活安排都以父亲的需要为主，领导核心是母亲。那次妹妹电话中说起这事我们还开了玩笑。“爸爸生气了，嫌妈妈不让他出院。”“多住几天有什么嘛！”“爸爸想家了。”“哈！”父亲的家，就是他住的那个房子再加上我们的妈妈。
父亲离休后，刚开始一段时间，他和母亲似乎都不太习惯。从过去的两难相见到一天到晚的长相厮守，是得要一个过程。一次探家，正聊着呢，父亲突然叹了口气，说了句跟刚才的话题毫不相干的话。“你妈妈这个人呀，有时有点霸道。”我顿时严肃。母亲在我们面前抱怨父亲，是常有的事，什么“太固执”呀，“好耍小孩儿脾气”呀之类。父亲抱怨母亲，这于我还是头一次。隐隐觉着事情重大，责任重大。细想，父亲的话绝对有道理有根据。比如，能吃什么，不能吃什么，必须吃什么，都是母亲说了算。固然这是出于好意，但是仅有好意不成，好意也得讲道理主观愿望和客观效果方能一致。我掉过头去就找母亲谈了，自认为谈得很委婉，也得体。大意是，爸爸也知道您是为了他好，不过他感到有点压抑。恰好这时父亲进来，母亲立刻就问：“怎么，我让你感到压抑了？”是笑着说的，但已笑得很不自然。父亲当即矢口否认：“没有啊！怎么回事？”样子非常无辜。我吃惊地看他——这不成我造谣了吗？——父亲根本就不看我。所幸我还明智，没有非要当面对质说出个一二三四，这事就这样过去了。事后我没找父亲谈这事，父亲也没找我。因为那时我已经明白了我的愚蠢。父亲的抱怨不过是随嘴说说，并无要第三者介入解决的意思。第三者的介入无论多委婉，在客观上都是离间。从那以后父亲再也不跟我说这方面的事儿了，令我颇为失落。母亲比父亲小十一岁，但在有些方面，尤其生活方面，她拿他就当孩子，带着一种母爱。后来，当我自己成了母亲之后，才知道母爱有时候就是不由分说不讲道理的。下次探家，就发现父母的离休生活已然由“必然王国走向了自由王国”，一次比一次好，比离休前还好，卸除了人生的社会角色、只剩下了彼此的夫妻生活将他们更紧地联在了一起，生活得规律丰富单纯。按时起居，每天早饭后一块出去走一走，走回来，由父亲给两个人分别泡上各自的茶，父亲喜爱绿茶，母亲喜爱花茶，然后，在客厅里坐下。说话时，絮絮地，细细地；不说话时，各做各的事，安详从容。但只要一个不在，另一个就会变得心神不定，明明在看报纸，你却能感到他或她的眼睛留在了冲着门的后脑勺上。父亲住院，什么时候去医院探视，去时需带些什么东西，就成了母亲每天主要的生活内容。由于算军职干部，每天下午都允许探视，但母亲不能每天去，干休所车辆有限；地处偏远，无论乘公共汽车还是出租车，都很困难。因之母亲每一次探视都令父亲“高兴得像小孩儿似的！”当时在家的妹妹这样说。
常听有军队干部开玩笑半开玩笑：咱也没啥更高理想，能混到退休后有辆车就行。退休后仍有专车坐的须大军区副职以上，父亲才是副军。后来，有一次，父亲对我说：“以后你给我们买车。”我说：“好的。”但到了“以后”，到了我有力量给父母买车的时候，却没有人再需要我！
父亲去世前的几个小时，还同母亲通了电话。他们不能每天见面，就每天通一个电话，通常是在晚饭后时。那天放电话前，父亲说：“我散步去了？”母亲说：“去吧。”就把电话放了。父亲去的时候身边没人，当时他是坐在床上的，腿上盖着被子，那天天很冷，气温突然下降，正是变季的日子，床对面的电视机开着，父亲通常只看新闻联播，新闻联播一结束就不再看，如此推断，他的离去是在晚上七点到七点半之间，护士去的时候已经八点多了。
总院通知了干休所，干休所直接开车到家里去接母亲，去接母亲的人在院外按了门铃。那门铃是我从海岛去北京办创作学习班时买的。那时那种门铃很少，我只在日本电视剧里听过，从此就喜欢上了，注意上了，学习期间去王府井购物发现了它，赶紧买了一个。当兵时我们都喜欢往家里买东西，东北的大豆，博山的瓷器，新疆的葡萄干……我往家里带的自然是海产品，海米、海参、对虾，海米是我买的新鲜小虾自己煮的，晒的，剥的。邻居们都说我们家孩子孝顺，哪里知道我们从中获得的满足和幸福了？能有机会有能力给双亲给所爱的人买东西，是享受。我给家里买的那个门铃声音清脆空灵柔和：丁冬——但是从那个夜晚开始，母亲再也听不得这铃声了，以后，只好把它换了下来；母亲也不能再接电话，因为父亲离去前的几个小时，还在电话里同她说话。是在进家前的头一分钟，我由于思念父亲不得相见而痛得麻木的心才突然感到了一丝细而尖锐的新痛，像有一枚锋利的刀片插入，使我立时清醒。开门进家后我就要往楼上冲，妹妹引我去了楼下的小屋，此刻，那里变成了母亲的卧室。父亲母亲一辈子了，只要都在家，永远是共用一个卧室，任凭楼上楼下其它的房间空着。父亲去后，母亲就拒绝再进楼上的那间卧室，甚至拒绝上楼。夫妻感情过于深厚是一种不幸。我们围坐在躺在床上不声不响的母亲身边，几天几夜，恳求她为我们着想，母亲身体一向不好，曾因心梗抢救过两次。我们已经失去了爸爸，不能再没有妈妈。我拉过母亲的手贴在脸上，我说妈妈呀她们都结婚了都有家了我没有，你要是再不在了我就无家可归了就是孤儿了妈妈你不能不管我我求求你了！……
之后整整一年，母亲不接电话，不上楼，不出门。但最终，她挺过来了。父亲在世时常对我们说：你母亲这个人非常坚强。
我曾对母亲说，妈妈，我干脆转业回来吧，回家，陪你。父亲去后，家里只剩下母亲，姐妹们轮流回来陪一下但也不能长住，毕竟都有着各自的小家。母亲却说：怎么，你才这么年轻就打算混日子了吗？她当然希望有我做伴，但更希望我有出息。接着又补充道：不要让你爸爸失望。
雁南带来的“奇正藏药”果然管用，用上的当天夜里，疼痛就减轻了许多，二十四小时后揭下膏药的时候，不痛也不肿了。但我还是按照请假时获准的二十天，住满了日子才离开的家。
离家还有几天呢，母亲就开始为我的走张罗了。在海岛时每次探家归队我都要带走一大提包的点心、糖、花生什么的，到了北京想买什么就可以买什么，花样品种还比家里能够买到的丰富高级，母亲就不再给我带那些了，而是带一些单身汉没有条件烹制的熟食，煎鱼，熏鱼，煮咸鸭蛋，临走再给我装上一盒煮好的饺子，让我到北京后用开水烫一烫就能吃。但我一直从心眼里不愿母亲为我做这些事，可又不知该怎么跟她说，于是就很烦躁，常找茬儿发脾气。
火车票拿到了，车次是当晚二十二点四十。晚饭后，我在客厅里看电视，小英在厨房里下饺子，母亲到处张罗着找盛饺子的饭盒。每次我走都要带走几个饭盒，却从不想着给带回来，家里的饭盒都快被拿光了。母亲边找饭盒边嘟囔：
“这么多饭盒都哪去了？叫你们想着带回来带回来，没一个记着的。”
“行了妈妈别说了！”我忍无可忍。
“怎么了？”母亲一下子站住。
“不就是饭盒吗？下回我带回来就是了，老说老说！”
“下回带回来？马上我就要用！”
“没饭盒就别带，其实我一点都不想带。那么老远的路，进站出站的，为着盒饺子，还不够麻烦的！”
母亲一下子火了，高声道：“小英！饺子不要下了！”
喊罢转身回了她的房间。我镇定地坐着没动，眼睛视而不见地看着电视，耳朵捕捉着母亲卧室里的动静，什么动静没有。
片刻后小英过来了：“四姨，姥姥哭了。”小英十八岁，跟我大姐孩子同岁，一直随我们家第三代称呼我们。
我去母亲房间。“妈妈。”母亲不响。我说，“妈妈，我这两天有点烦……”
“你烦就冲着我来？我不是个尿盆子，谁想呲就呲！”
我再也忍不住地哭了。我不愿哭，直露情感一向是一件使我不舒服的事，母亲没法了解这些。不是所有情感都能够交流的，不能交流时只好宣泄，曲里拐弯地宣泄，这就很容易引起误解。我昏天黑地地哭着，既然已经开了头了。不知过了多久，母亲开口了。母亲说：
“再过几个月就春节了，春节不是还有假嘛。”
原来母亲什么都知道，都清楚。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