读完《追风筝的人》。一年前，听李敬泽推介过这本小说，今年去北京，又听李建军推介，我虽然在大半年前就买下了，但一直未读。数日前去“新农村”采风，黎民泰带着这部小说，我俩同住一室，有天夜里，凌晨三点过，他的呼噜声闹醒了我，我拿着《追风筝的人》，端张凳子去卫生间，开始阅读。在外面没读完，回家来接着读。我感觉到，这部小说前半部相当好，好在那种萦回不去的忧伤；后半部写了很多事，大事，这些事情能够说明许多政治上的问题，但于小说，却不再具有前半部的那种动人色彩。因为这个缘故，《追风筝的人》是一部好书，但不是顶好的书。
“2003年，重返喀布尔。我看到穿着传统蒙面服装的女性三三两两走在街头，后面尾随着她们衣着破烂的孩子，乞求着路人施舍零钱。那一刻，我很想知道，生命已将她们带往何处？她们会有怎样的梦想、希望与渴望？她们谈过恋爱吗？丈夫是怎样的人？在蔓延阿富汗三十年的战争岁月中，她们究竟失去了什么？在写作《灿烂千阳》之际，她们的声音、面容与坚毅的生存故事一直萦绕着我。”
这一段话，是《追风筝的人》的作者卡勒德·胡赛尼说的。他最近有一本《灿烂千阳》翻译过来，这段话附在书腰。作为作家，胡赛尼思考了他应该思考的事情。
前两年的批评界，有一种说法，是针对“底层叙事”而言的，意思是：悲悯底层人生的作家，有“苦难焦虑症”，那些生活在底层的民众，自得其乐，根本不是你说的那么苦——是的，他们表现出来的没有那么苦，但并非苦难的不存在，而是他们的坚毅和对苦难的顺从。作为写作者，无法忽视苦难本身对他们的纠缠和伤害。我相信，阿富汗的女人们，当她们遇到大方一些的施主，多讨了几张钞票，她们也会笑的，说不定还乐不可支，按照某些批评家的说法，胡赛尼不看到她们笑，却要去思考什么生命、梦想、希望以及她们失去的东西，显然是得了“苦难焦虑症”。
聂鲁达说，任何艺术工作者实质性的敌人都只在于他自己的无能，“在与最受愚弄和最受剥削的同代人相互理解方面的无能”，所以关于“苦难焦虑症”的论调，体现出的其实是一种无能——因隔膜产生的无能。再往深处说，“隔膜”不过是借口，是遁词，最深的因由，是某些既得利益者，比如政客、奸商，还有在虚肿的文化环境中突然发迹的学者、教授、作家和批评家，希望维持现状，好让他们无所忧虑地发财，无所忧虑地吃香喝辣，无所忧虑地舔舐胭脂。人家正在那里乐呢，你却在一旁大叫社会的不公、文化的虚肿、道德的沦丧，这很可能叫醒几个梦中人，搓搓眼睛，黑着面庞，握紧拳头，生出事端。如此，坏了人家的好事，人家就不高兴了。即便那醒来的几个人，很快又会在既得利益者虚构的现实里睡过去，根本构不成什么危险，也势必败了人家的兴致，人家照样不高兴。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