陈寅恪的表弟、妹夫俞大维（曾国藩的外曾孙），在《谈陈寅恪先生》一文中说，陈先生佩服陶渊明和杜甫的诗，对李白和李义山的诗，虽喜欢，但不认为是上品，俞大维还说：“如果寅恪先生重写《诗品》，太白与义山诗，恐怕将被列为二等了。”对李杜二人，他更推崇杜甫，倒不是陈寅恪一人如此，闻一多、顾准，都如此。杜诗准确地描述了他所处的时代。但这似乎还不够，一定还有另外的原因。俞大维没有解说陈寅恪佩服杜诗的缘由，据我看来，除上述缘由，还有杜诗呈现出的道德观。它是平民化的，为弱者张目的诗歌。李白有他的大天才，却没有杜甫的大情怀。
废名在回忆周作人时说：“……去年偶尔在一个电影场上看电影，系中国影片，名叫《城市之夜》，一个码头工人的女儿为要孝顺父亲而去做舞女。我坐在电影场上，看来看去，悟到古今一切的艺术，无论高能的低能的，总而言之都是道德的，因此也就是宣传的，由中国旧戏的脸谱，以至于欧洲近代所谓不道德的诗人，人生舞台上原来都是负担着道德之意识。当下我很有点闷窒，大有呼吸新鲜空气之必要。这个新鲜空气，大约就是科学的。于是我想来想去，仿佛自己回答自己，这样的艺术，一直未存在。佛家经典所提出的‘业’，很可以做我的理想的艺术的对象，然而他们的说法仍是诗而不是小说，是宣传的而不是记载的，所以是道德的而不是科学的。我原是自己一时糊涂的思想，后来同知堂先生闲谈，他不知道我先有一个成见，听了我的话，他不完全疑问地说道，‘科学其实也很道德。’”
这一段话，我觉得相当重要；我的意思是，废名的话重要，知堂的话也重要。如果道德判断不是以美学判断作为源泉，艺术所宣扬的道德，必然是伪道德，是“只有我正确”的那种道德。艺术是感染人的，而不是教育人的；艺术教育人，也一定是在被感染之后。首先就抱着教育人的想法去从事艺术，做出来的东西肯定是宣传品而非艺术。可是，最高级的艺术，它必然又真的是道德的，真的具有宣传性，它的“记载”，是以道德作底子；艺术到底不同于一加一等于二，不可能不带着某种倾向。更何况，如知堂先生所言，科学也是很道德的。或者说，科学也是需要道德的。
再想到温源宁（民国时期，温源宁与徐志摩、罗昌三人并称北平大学女子师范学院外国文学系教授导师的“梦幻组合”）所写《吴宓先生，一位学者与君子》，里面有这样的话：“非常可惜，吴先生竟然会被白璧德式人文主义所吸引而深陷其中。事实是他所有的观点全都浸染上了那种理论色彩。伦理学和艺术被糟糕地搅混在一起。人们常会尝到困惑，也不知道他是在谈论文学还是在谈论道德。”很显然，温源宁将道德和艺术截然分开了，像水与火那样分开了，事实上它们是没法分开的，没法分开的东西要被强行分开，温源宁应该感到困惑，因为“糟糕”的不是吴宓，而是他自己。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