甲午战败以后，北京城的老少爷们儿却是“满城齐呼叫天儿”。和美国在经济大衰退的时候百老汇却生意红火一样，民国初年开始，中国的戏剧界却出现了畸形的繁荣。伶人，正是这种畸形繁荣的中心。
在过去，没有“表演艺术家”的说法，客气一点，演员们叫做“伶人”，不客气一点，管他们叫做“戏子”，和妓女是划入同一个行列的。
唯一的例外是梅兰芳。梅兰芳有博士头衔的，大家都叫他“梅兰芳博士”。日本有个民俗学家波多野乾一特别把梅兰芳博士请到日本表演，并为此写下了《京剧手帖》一书，成为日本系统接收和学习京剧艺术的发端——这个波多野还向日本介绍了一样东西，那就是“麻将”。
其实梅兰芳先生是很有代表性的伶人。我这个“伶人篇”，用了很大的篇幅写梅先生。
之所以这样说，是因为梅先生有一出戏让我印象十分深刻。
那就是梅先生离开北平时，和杨小楼合演的《霸王别姬》。当时，日军侵占北平，梅兰芳决定南下，身体不好的杨小楼去送他。梅兰芳劝说杨小楼一同南下，杨表示自己身体不好，难以同行。但绝不给日本人演戏。两人在道别的时候，以清唱的形式同演了一出《霸王别姬》。此后第二年，杨小楼病逝，至死没有登台。
几年后，梅兰芳在香港也被日军绑架，但同样拒绝登台。
两人告别时，曾有一段对话，杨小楼大意是——总不能演了一辈子忠臣孝子，末了为日本人唱戏做汉奸。
人言“****无情，戏子无义”。大员们纷纷逃走的局面下，两位伶人，就是这样铨叙“义”的含义。
走进伶人的世界，不仅有义，还有才，时慧宝先生的画，余叔岩先生的字，都好得令人吃惊。
既然如此，索性写一个伶人篇吧，把他们的故事收进去。
一张名片品梨园
提到杨小楼先生，爱好京剧的朋友都不会感到陌生。杨小楼是中国京剧艺术最优秀的武生代表，从清末到民初，始终是梨园最受尊崇的演员之一，被称为“武生泰斗”。《国剧宗师杨小楼》一文这样介绍他——“高大魁梧，扮相英武，有一种非凡的气概，尤其演勾脸戏（项羽、高登、姜维）呈现出别人难以企及的威武之感。他的嗓音也很特别，嘹亮、充实、声腔激越，作家黄裳说他‘倾喉一泻’常令听者赞叹不已。他的念白抑扬顿挫字字分明，长长的一段念白，经过他精湛的艺术处理，可把人物的感情宣泄得淋漓尽致。杨小楼身手灵便，工架优美，身段处处带戏，武打冲、猛、脆、帅，对各种兵器的运用都有独到功夫。他在眼神运用上也别具一格，在人物没有动作或没有台词时总是眯缝着眼睛，等剧情发展到关键时刻，猛地一睁眼，精光四射，显得有威有神。”
有趣的是，我在一位国外收藏家处偶然见到一本影印旧照，里面有一张杨小楼当年用的名片，似未曾在公开出版物见过，顿感杨老板不但戏唱得好，而且人也非常有个性。
为什么呢？您看看这张名片就明白了。
杨小楼的名片不印姓，只印“小楼”二字，下面则是杨小楼自书的小注，文曰：“小楼，安徽潜山人，今寓前门外苕帚胡同西头路北，门牌第二十号，专诚拜谒，不作别用。”
字体清劲而神气内敛，显示了杨小楼出色的书法功底。据说杨小楼少年学艺，没有机会上学，一笔好字全靠自学练成。他的隶书写得极好，笔力和他的性格相似，苍劲有力。他每天都写，而且自写自判。过一段时间，还拿出来自我评定一番。没有特殊原因，他是从不间断的，直到他去世为止。
旧时艺人地位低下，杨小楼自写名片，大约也有不让别人看轻的自尊在里面。区区二三十字，却比一大串头衔让人感受深刻多了。
这里面提到的杨家寓所，是用盖第一舞台的剩余材料修建的，杨收入虽高，但生性豪侠，扶危济困，自己并没有多少余财。
仔细想来，这张名片上的写法颇有讲究，那最后“不作别用”四字让人浮想联翩，想来当年拿了名角的名片充门票的大有人在，所以杨小楼老板也不能不预先提醒了。
如此个性名片，大约是中国艺术界第一号。
根据文献介绍，杨小楼是艺术大师也是爱国志士，1931年日本侵占东三省，1934年他排演了表达爱国激情的新戏《甘宁百骑劫魏营》，1937年冀东伪政权首脑、大汉奸殷汝耕重金邀杨小楼出演堂会，遭他严词拒绝。梅先生当时曾问杨：“北京也变了色怎么办？”杨答：“如果北京也怎么样的话，我就不唱了。”1937年日本侵略军占领北京，杨小楼果然不再演出，次年春因病谢世，享年六十一岁。
有人曾问梅兰芳，在梨园界最佩服的人是谁，梅兰芳毫不犹豫地回答：杨小楼。他说杨是“出类拔萃数一数二的典型人物”。
从梅兰芳后来蓄须明志看来，所谓物以类聚这句话，是有道理的。
称杨小楼为“中国第一个使用个性名片的艺术家”。其实是略带夸张的说法。从我收集的老照片中来看，在清末民初的梨园大家中，不少人都有非凡的艺术功底。所以，在名片上展现一下自己的才艺，只能算是牛刀小试。
例如，这张属于四大须生之首余叔岩先生的名片，其字体亦可堪称金钩铁画，正是余先生自己所书。
余叔岩的名片
余叔岩与杨小楼在梨园都是好字，但两人习字路数不同。杨小楼书出临帖，一度装疯作道士，饱尝世态炎凉，因此虽为武生，而字体绝不锋锐，似处处留有余地。杨小楼装疯一事很是无辜，因到宫中唱戏，其义父谭鑫培随手把赏银交给他拿着，被人误传为“杨小楼入宫，赏银拿双份”，并疑其与慈禧有染。杨为了避祸只好装疯。余叔岩在书法上的功夫是真正拜过师的，师从天津名士魏瓠公，早期的字如钩似剑，颇似乃师。他晚年身体多病，经常练习书法自娱，后期其字多类米芾。这张名片上的字，是他早期的作品。有趣的是余叔岩的老师正是谭鑫培，所以，他与杨小楼还颇有香火情。
余叔岩原名第祺，故此名片上的写法是“余第祺叔岩”。
杨小楼与余叔岩的名片，都是以字为个性，但青衣金少梅的名片更有特色，是用画来表达的。
金少梅的名片
远近景的梅花中点缀着金少梅三字，再加上一角的月上梢头，香远益清，傲雪凌霜的感觉扑面而来，小小名片仿佛一件艺术品，让人对其主人的审美观刮目相看。雍容华贵中只是一抹残月略显冷清，仿佛冥冥中昭示了金少梅早逝的命运。
金少梅，本姓赵，工青衣，师从“同光第一青衣”时小福，与碧云霞、琴雪芬同称“坤伶三杰”，曾红极一时，可惜天不予寿，今天知道她的人并不是太多。
名片左下角有“字韵琴”三字，金少梅与马少山结婚后用名赵韵琴，原来是来自于她的小字。
金少梅在名片上用画，大约与其师门有关。金少梅的老师时小福琴棋书画都有造诣，他的儿子时慧宝也是著名须生，孙菊仙派的传人，也继承了时小福这方面的才能。我手中有时慧宝两幅书画的照片，显示了相当深厚的功底。
梨园大家的艺术功底大多深湛，可能与中华文化强调由内而外，重视修养有关，他们在戏剧上的造诣，想来与此也是或有关系的吧。
时慧宝的字画，签名都用“时慧”二字，不知何意，莫非含义在于“字画可以给你，宝是我自家的，不能给你？”
梅花终是傲雪骨，名伶亦是真丈夫——日本人笔下的梅兰芳
梅兰芳，作为四大名旦之首，他的艺术境界和对戏的不苟追求，至今是梨园中难以逾越的一道高峰，并为后人所敬仰。而他在抗战中蓄须明志的勇气，更让人们肃然起敬。
其实，对20世纪前期的日本来讲，梅兰芳是一个近乎偶像的存在。日本文化界和民间对于梅兰芳的喜爱，至今依然可以从当时保留下来的资料中看到影子。1919年梅兰芳先生访日演出，日本引起极大反响。日本收藏家珍藏的老照片中，至今可以找到梅兰芳先生在那次演出中的神韵。限于当时技术，这些照片均为黑白作品，却更加让人感到拍摄的时代感。
此时的梅兰芳先生26岁，正是他艺术修养臻于大师境界，而形象、精力又正处巅峰的时代。因此，这些照片比较完美地体现了当时梅派艺术的最高水平。
此剧又名《东方夫人》，梅兰芳在此剧中的演出特色是头、二本虹霓关连演，前演东方氏，后演丫环，这样这个戏的“分量”才够做倒二或者大轴来卖座。仅仅半个多小时的头本虹霓关对于他这个主演来说，票房号召力不足。有位票友形容——
“就好像你花正价钱去吃鲍鱼，最后只给你喝了两口鲍鱼汤，鲍鱼什么形状都没见到一样。民国京剧市场发达，不管怎么大师，戏码不够硬整，观众也不买单的。”20世纪50年代，梅兰芳先生等中国京剧艺术家再次访问日本进行演出，引发了日本社会的京剧热。日本三一书房编辑出版了《京剧手巾帖》一书，介绍中国京剧的常识和这次演出经过，扉页即是梅兰芳先生的照片。时隔三十余年，梅先生风采依旧，只是演技更加成熟了。
这部书的跋，是鲁迅的友人内山完造先生所书。而内山完造先生所书的内容，竟然是记述抗战中梅兰芳先生蓄须明志，拒绝与日军合作的过程。
在这段文字中，作为知情人内山先生揭露，日军攻占香港后，日本军部曾专门派出宪兵搜捕避居南方的梅兰芳先生，并将其软禁后挟持赴沪。这与传统上认为梅兰芳先生在香港是感到日军威胁后自行前往上海避祸的说法有一定差异。由于当时的上海是敌占区，梅兰芳先生1937年就是为了躲避日人逼迫，不做文化汉奸而避居在香港的，香港沦陷后他转道已经被日军占领的上海，而不是避居海外或者前往内地确实有不合逻辑之处。内山提供的信息，或可解释这一问题。
内山并提到，在梅兰芳于香港被日军寻获之时，已经蓄起了八字美髯，并表示这是自己告别舞台艺术的纪念，坚决拒绝了为日方演出的要求。
按照内山的说法，日方和汉奸势力很清楚梅兰芳这是在故意推托，因此使用了种种威逼利诱，试图强迫梅兰芳与他们合作。然而，梅兰芳刚毅不屈，“如同磐石一样坚决”。
这种威逼利诱，在内山先生的文字中仅仅短短一段而已，然而，在中方的材料中可以看到这一段话背后的险恶。在史料《抗战时期梅兰芳蓄须明志罢歌罢舞》一文中，可以看到梅兰芳夫妇怎样面对汪伪76号特务头子吴四宝的威胁——
梅夫人来到汪伪政权特务机关的76号宅院。特务头子（吴四宝）劝她说：“几年不见梅老板，听说蓄起了长长的胡须，是不是为了在国民面前要个面子？我看大可不必，太太应该关心他才是。如今日本人当道，还是识相点为好。”梅夫人当即回击说：“梅兰芳是个中国人，岂能出卖祖宗、放弃节操！”吴四宝听后勃然大怒，指着梅夫人恶狠狠地说：“梅老板唱了几十年的戏，大概还没有领教过我吴某所导演的‘舞台’吧。”说完，硬领着梅夫人去看铁门里血淋淋的刑具，接着又陪梅夫人赴宴。梅夫人坐在桌边，始终不动嘴巴，不动筷子，以沉默抗争。特务头子便伸出罪恶之手，端来一罐硝镪水进行威胁，梅夫人毫不畏惧，镇定自若地说：“硝镪水岂能毁掉他的国格和人格！”言罢，拂袖而去。
读到此处，忍不住拍案而起——好一个梅先生，好一个梅夫人！
1945年8月15日日本宣布无条件投降之后仅仅一天，梅兰芳就剃掉长须，参加在上海的救济灾民慈善义演，一时民众欢声雷动，筹款达五十万元。内山完造在他的跋中，也记述了这件事。
在跋的末尾，内山先生慨然道：
“艺术大师梅兰芳万岁！蓄抗战之须的伟丈夫万岁！”
虽然书卷已经发黄，然先生那种梅花傲雪的骨气，依然通过异国的文字扑面而来。于是，忍不住写下这篇文字，算作对这位京剧名家的一点纪念。
孤独的中国女儿——邓丽君
曾看到台湾作家席慕容的一段往事。
小的时候，她最喜欢唱李叔同的《送别》，而她一向严肃的父亲有一天忽然要她唱来听。受宠若惊的慕容于是认真唱起来，但只唱了一句，便被父亲打断——“怎么会是长亭外呢？不是长城外吗？”席慕容说歌词本来就是长亭外嘛，说着要给父亲找曲谱来。父亲却根本不看，只是懊丧地离去，口中喃喃自语——“怎么会是长亭外呢，我一直以为这首歌唱的是我们老家……”
席慕容的老家在长城以外。
当时看这段故事，只是匆匆，而当在外面漂泊了多年以后再读，忽然热泪满眶，终于明白对于一个离开了故乡的中国人来说，这段文字是怎样的让人情不能堪。
邓丽君的老家，其实离长城也不远的，她的父亲邓枢为，是河北省大名人。
如果说得到的荣誉和喜爱，邓丽君，大概是那个时代的歌手中获得最多的了。打开日本纪念邓丽君的网页，扑面而来的，是日本歌迷们对特蕾莎·邓（邓丽君英文名）的爱称——“亚细亚的歌姬”。
这个称呼不能直译，因为日文中“姬”的含义与中文不同，是“公主”的意思。
歌坛上的“亚洲公主”，是歌迷们给邓丽君最贴切的评价吧。
曾问一位日本“中华艺能”的歌手，为何歌迷对邓丽君的喜爱长盛不衰，答曰：“人如其歌。”沉默片刻，又补充道：“美国人可以征服世界，用枪，中国人也可以征服世界，用邓丽君的歌声。”这和为邓丽君《爱人》一歌作词的日本音乐家荒木丰久的看法不谋而合。荒木回答这个问题时说：“因为邓丽君的性格中，有着日本女性已经没有了的那种清纯和温柔。”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