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关于三峡大坝的辩论中，中国公众熟悉了萨凡奇这个名字：1944年5月这个美国高坝建筑专家受政府资源委员会邀请来华，在中国工程师陪同下查勘了三峡，随后提出了报告。这是第一个比较具体的三峡高坝计划。1946年4月，萨凡奇博士再度来华复勘三峡坝区。而中国派出54名工程技术人员去美国参加三峡工程设计工作。
抗战与内战前夕，这个大建设工程，简直是异样的天籁。《萨凡奇计划书》由美国白宫披露，果然轰动世界。最后，这个计划淹没在中国内战的炮声隆隆中。但是，在大多数中国人盼望联合政府那一两年，“萨凡奇工程”代表着中国的希望。
这篇文字要说的，却是一个美国作家对这工程的看法。
有好几个重要的美国现代作家生在中国。韩约翰（John Hersey）1914年出生于天津一个美国传教士家庭。父亲Roscoe Hersey，中国名字韩慕儒，给儿子起名叫韩约翰。父亲在中国传教20年，在天津基督教青年会工作，母亲在南开中学教英文。父亲因赈灾而染上脑炎，愈后得震颤性麻痹后遗症，才于1925年携全家回国。
韩约翰在天津度过童年，记忆深切。1981年他是最早回中国的美国记者之一。他到天津访旧，长篇访华报道发表在《纽约客》上，影响很大。里面写到他那年找到旧居洋房，发现里面竟然住了七户人！
韩约翰年轻时半工半读在耶鲁毕业，就开始笔墨生涯，曾给诺贝尔奖得主辛克莱·刘易士当秘书、司机兼跑腿。不久开始做《时代》周刊的远东记者。二战开始，他赴欧洲战场做记者。但从1944年起，就转到太平洋战场。1946年来华采访战后中国政局。韩约翰是《纽约客》长期撰稿人，这个时期，刊登“上海来信”、“重庆来信”等，颇受公众注意。此时正是萨凡奇二度来华，他为《纽约客》报道过萨凡奇计划在中国引起的轰动。
1943年韩约翰以写西西里战役的《阿达诺之钟》一书获普利策奖，写于1946年的长篇报道《广岛》，本准备《纽约客》上连载，主编读后非常感动，决定破例，全期只刊登此书，一天售出30万份。《广岛》是韩约翰的典型风格，即以一种半新闻体写当代的重要题材。他认为事实本身是短命的，待报纸一入纸篓就完，人的心灵无法对数字差别起反应，死于地震或死于原子弹爆炸的是几万还是几十万人，最后变得不重要。只有写出事件中的人，才能使读者有切身体会。韩约翰最关心的是人在灾难中的生存。他的另一名著《墙》写华沙犹太人反抗纳粹的起义，结果被镇压，男女老少无一幸免。
韩约翰最后一本小说，是长达700页的《使命》（The Call）。小说显然是以韩约翰的父亲为原型：主人公戴维出身农家，想借传教的身份用西方技术改造中国农村，自1905年至1950年在中国乡村传教45年。但他推广农业知识的工作遭到农民知识分子的抵制。二次大战时他被日军监禁，历尽艰辛逃回美国后，发现儿子已死，妻子离异。战后他立意回到华北农村传教，在“土地改革”中，被驱逐出境。回美国后已是孤身一老人，自悔浪费一生毫无所成，对宗教的使命感到怀疑，郁郁而终。
他的写作生涯如此富于成果，因此，1956年他的第八本小说《孤石》（A Single Pebble）评者常认为不是重头戏，就不奇怪了。但是我认为这本小说是韩约翰最佳作品之一。小说的第一人称叙述者“我”，是一个年轻的美国水利工程师，受一个在中国推动三峡工程的大公司所委托，到长江做实地查勘。“我”从宜昌登上一艘上溯至重庆的木船，靠纤夫过三峡。
上船后，餐风宿露的生活就使“我”病倒。船主的年轻妻子素玲有船家女的豪爽，聪颖而秀美，无微不至地照顾他，对“我”讲长江的故事。“我”对素玲，对长江，都产生了隐隐的恋情。纤夫的班头是34岁的“老石”，此人孔武有力，豪放不羁，嗜赌好酒，纤夫们对他敬畏，但素玲对他有好感。在船过车箱峡曲道最危险的时刻，老石潜入急流，救出全船。
船入巫峡，景色瑰丽，但航道益险。栈道只有半人高，一人宽，是在绝壁上开出的走廊，一千年没有加宽，纤夫们匍匐着把船拉过长峡。“我”在此峡谷找到大坝的理想造址，激动不已。
“听着，”这位年轻的美国工程师对大家说，“有200万美元，我就能打通新河。”这时，“我”成了萨凡奇的影子。
但“我”说出自己的理想后，全班船员，尤其是老石，视“我”为仇敌。最后木船陷入险滩，为了救船，老石葬身江流，船主失踪，船员和纤夫认为是“我”的狂妄得罪了河神，带来灾难，最后都离“我”而去。
这部小说，读来好像是对白种人优越感的忏悔，素玲和老石似乎象征了长江或大自然秀美迷人和雄放纵恣的两个方面，“我”所代表的现代技术文明显得苍白无力。但另一方面，纤夫们悲凉的河歌、老石的悲剧，描写中依然透露出现代技术的优越感。究竟是否应当用西方的技术来改变东方？小说把这种两难之境戏剧化，发人深思。尤其在今天，回顾韩约翰半个世纪前的小说，不由得不赞叹他的见识深远。可惜这部小说至今没有中译本。
工程师的敬业精神令人感动，愿望无疑是善良的，但同样明显的是他的事业完全没有成功的希望，明显是知其不可为而为之。韩约翰只写出两难之局，而不给简单化的结论，使他的小说比其他写中国的西方人更为深刻。
美国现代作家，关心中国题材的人相当多，但是像韩约翰那么专注的而且富于成果，还是不多。可惜，他的小说一直没有任何中译本。有时我们中国读书界，对知音，真少恩哉。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