走正道是为了避免走弯路，能够铸造有序经营的坚实基础，因为你走歪门邪道、旁门左道，总是要花很多精力，另外会陷入很多无限的是非，最后有牢狱之灾，所以我们走正道，就能够使企业有序经营。
著名管理学家彼得·杜拉克说：“优秀的管理者最重要的特征是正直感，正直感不是一种单独的美德，而是所有美德的综合，美德决定了商业上的成功，使人们从商务行为本身中获得了自由与幸福”。
冯仑认为“走正道”就是正直，不做违反国家法律法规的事情，通过正当的手段按照公平的原则去获得各方面的利益。“正直”这个词说起来容易，做起来却很难，它需要做好以下四个方面：一是说了就要做，言必行，行必果；二是自觉按照规则办事；三是向上的、积极的、诚信的精神；四是直道而行的气魄。
每一次口号的喊出，都是冯仑思想上的沉淀，也都是冯仑团队自知自觉、鼓足勇气的表现。冯仑正是按照这几个方面去做的，这样做使得万通在20年的历程中没有做出过违法违规的事情，在行业内赢得了良好的口碑，也快速成长为了同类企业中的翘楚。
（第6节）创新就是“导演+制片”
创新是一种价值观，创新是一种生存状态，创新是一种生命的本能。创新要合乎三样东西，首先要合乎人情，要符合中国本土的文化、习惯，所创新的东西不能太离谱；其次要符合事理，就是一般做事的道理；最后要符合商业逻辑。
--摘自《冯仑如是说》
创新是一家企业取得成功的重要条件。在冯仑看来，创新有三层含义：第一，更新；第二，创造新的东西；第三，改变。冯仑对创新的认识来源于对创新理论的研究。
创新作为一种理论，形成于20世纪。哈佛大学的熊彼特教授在1912年第一次把这个概念引进经济领域。他从经济的角度提出了创新，认为创新就是建立一种生产函数，实现生产要素新的组合。20世纪50年代，美国管理大师德鲁克把创新的概念引入到管理的领域，形成了管理创新。在他看来，创新就是赋予资源以新的创造财富的能力的一种行为。
毫无疑问，中国房地产企业的体制和模式也同样需要创新。冯仑把中国房地产的发展模式归结为“地主+工头”模式、“厂长+资本家”模式和“导演+制片”模式。“地主+工头”模式的房地产商由建筑公司转型而来，从土地、资本运作，到工程建设，再到市场销售，完全都是自己一手包办，国内大多地产商即属此类。“厂长+资本家”模式是产业化的运作加上资本运作，地产商就是一个“住宅工厂”，其产品就是“住人的机器”，与现代中国制造业没有本质的差异。“导演+制片”模式是一种国际化的运作模式，冯仑最想做的就是这种模式。在冯仑看来，这种模式主要挣三笔钱，第一笔钱叫权益金，第二笔钱是劳务成本，第三笔钱是营业额超过固定数值之后的分账。冯仑对房地产的发展模式一直在作系统地研究，他认为“导演+制片”模式就是美国模式的进化。
对于当前的中国企业而言，“创新”是耳熟能详的一个词。不过，大部分号称要“创新”的企业，都是泛泛而谈，离严格意义上的“创新”还有距离。几乎每个企业都在谈创新，但有一个共同点：三句话不离本行，都没有脱离自己的产品。刘军在讲联想的电脑；牛根生在讲牛奶；长安汽车的老板在讲汽车；爱国者的老板讲他的MP3、MP4，其他人也都不例外。这些人普遍强调“自主创新”，别让国外企业的新产品掐断我们的脖子，等等。
但对于当前中国一窝蜂似的“创新”潮，潘石屹在其著作《我用一生去寻找》中提出了质疑，他认为，自主创新不可能是每个公司、每个行业在内部自己闭门造车完成的，如果“创新”就是这个意思，那么创新几乎不可能实现。具有可行性的创新，往往发生在新的领域，尤其是那些跨行业的区域、没人关注的领域。潘石屹认为，对于企业来说，创新必须有更为深厚的基础、更为广阔的内涵：
我想象的企业创新，首先要将视野投放到人类广阔的生活需求中去，还要以人类的精神进步为前提。创新最可怕的敌人是不能从根本上以精神的进步为前提，因为只有精神进步才能发现和创造美好，没有精神进步，创新就变成了一句空话，所谓的创新产品也就是一些外表新奇却没有实际意义的花架子。
不得不承认，潘石屹的论断是相当精辟的。按照这个标准，当代中国企业能够有所创新的并不多。不过，即使按此标准衡量，冯仑的万通，仍然算得上是一家创新型的企业，在房地产企业中算得上是走创新之路的领跑者。
冯仑认为创新是一种价值观、生存状态和一种生命的本能。正是冯仑个人的生命体悟，使他创立了独到的企业模式。万通的创新，主要体现为体制创新，以及模式创新，这对万通的长远发展有着深刻的意义。
首先，是体制创新。集中体现在万通与泰达集团的合作。万通地产控股母公司万通实业在2003年3月引入国有资本战略投资人泰达集团，使其成为企业的大股东，于是就形成了民营企业让国有企业控股的局面，这也是党的十六大提出发展混合所有制经济之后，第一个公开实践的案例。冯仑这样做是基于长远的考虑。他认为目前阶段民营企业的体制具有优越性，正在进入快速发展时期，但在五年、十年以后会怎么样呢？民营企业什么时候能够取得国际主流企业的位置？这种思考让冯仑认识到，民营企业存在着有动力无约束的缺限，这种缺限容易造成民营企业盲目追逐暴利。但是国有企业就没有这种问题，而且恰恰相反，国有企业的问题是约束过度，动力不足，于是就变得懒惰和不思进取。如果把国有企业与民营企业结合起来又会怎么样呢？那样，这个企业就会既有动力，又有约束，又能够在资源配置上找到一个更广泛的途径。
冯仑特意写了一篇论述民营资本的文章《跨越历史的河流》，在文章中，他对民营资本与国有资本的合作进行了一番总结：
民营资本从来都是国有资本的附属或补充，因此，最好的自保之道是要么远离国有资本的垄断领域，偏安一隅，做点小买卖，积极行善，修路架桥；要么与国有资本合作或合资，形成混合经济的格局，以自身的专业能力与严格管理在为国有资本保值增值的同时，使民营企业获得社会主流价值观的认可，创造一个相对安全的发展环境。
……不仅如此，今年中央经济工作会议更是强调国有资本的控制力、影响力和带动力。可以预见，今后随着和谐社会的建立和发展，民营资本将以数量多、规模小、就业广、人数多为特征，其生存空间将被局限在与国有资本绝无冲突或者国有资本主动让出的领域。面对国有资本，民营资本只有始终坚持合作而不竞争、补充而不代替、附属而不僭越的立场，才能进退裕如，持续发展。
冯仑对民营资本与国有资本之间的关系分析得相当精辟，不仅考虑了中国当前的现实，而且反思了中国的历史；不仅考虑到了经济，也考虑到了政治。最后的结论是“合作而不竞争，补充而不代替，附属而不僭越”。万通选择国有资本泰达做大股东，正是冯仑多方面权衡利弊的结果，而此举恰与冯仑的“傍大款”思路不谋而合。
很多人对万通的选择不理解，对万通与泰达的合作前景不看好，认为冯仑很“傻”，他们认为民营企业不应该让国企控股。事实上，一年半之后，冯仑的选择就被证实是正确的，而且眼光独到。当时，房地产市场出现了剧烈的周期性波动，但万通因为与泰达的合作而稳若泰山，更为可喜的是，由于天津滨海新区成为继深圳和浦东之后中国经济改革的第三极，万通从而就拥有了更大的发展机会。对此，冯仑在《傻根精神永放光芒》一文中记录道：“我们的傻，其实也是有‘根’的。”
在2008年一次演讲中，冯仑再次表达了自己的观点：和泰达合作是一件正确的事情。在经济学家张维迎看来，中国最大量的资源都由国有企业占据着，但它们由于种种原因，没有能够创造出相应的效率。万通与泰达的合作，开创了优秀的民营企业、优秀的民营企业家与国有资源更有效地发挥作用的新形式。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