广州是开风气之先的城市，自宋元以来就有大批的外国人来此经商。他们来自海外的蛮夷之地，乘的是巨大的木帆船或者喷着烟的蒸汽船。人称蛮夷或白鬼子，鸦片战争以后更多。他们向一个个梳着长长大辫子的中国人讲述着黄金的故事——在隔着大洋的另一边，在一个名叫加里福尼亚的地方，有成山的金子供人挖掘，不论是谁，只要到了那里，挖出黄金后就能成为富翁。为了扩大影响，一些中国人被雇来充当中间人，在各村游说，他们不厌其烦地散布着挖金发财的故事。他们说，白鬼子有船，可以把人带到他们国家。如果没钱买船票，可以借贷，或由中间人代付旅费，等以后发财了再还债……
听的人，议论纷纷着，半信半疑着，犹豫不决着，但也不乏跃跃欲试者。
因为在1840年鸦片战争之后，特别是经过太平天国的蹂躏，东南地区满目疮痍，民众生活困苦，农村更加凋敝。与其在家等死，不如出海闯生路。当时的清政府也不得不向世界打开门窗，时值美洲发现金矿，而被西方殖民的东南亚种植园经济也方兴未艾，急需大量劳工。于是，面对中国庞大的劳力资源市场，各国纷纷在中国东南沿海一带设立招工公所。清政府迫于西方压力，也不得不允许西方国家在东南沿海招募华工。因为应募者要订立契约，时人称为“契约华工”，又叫“卖猪仔”、“当苦力”。
1845年，英国在厦门开设“大德记卖人行”和“和记洋行”；1850年，西班牙又在厦门开设“瑞记洋行”。汕头、香港等地也都常年设立有“卖人行”、“猪仔馆”。这些口岸一度成为西方各国贩卖“契约华工”最猖獗的地方。
道光二十七年（1848年），是不起眼的一年，可开启了一段可歌可泣的史诗。
据记载，最早出洋到美国的中国人，是没有留下姓名的两男一女，他们是第一批达到美国的华工。他们从广东某地，勇敢地登上了一艘外国人的蒸汽船，离开广州港，在茫茫的大海中远去……他们在海上飘了几个月后，来到了那个传说中遍地黄金的美国西部港口弗朗西斯科。几个月以后，果然有小袋的金块和金粉寄回到他们的家中。于是，受到了极大诱惑的中国人兴奋起来，激动起来，也勇敢起来了。第二年（1849年），大约有800多名男人和2个女人追随着他们的同胞去了。又过了一年（1850年），又有3000多男人和5名妇女踏上了汪洋之路。
此后，越来越多的华人移民，在白人设在亚洲的招募处应募，他们口灿莲花，半蒙半诱地将许多中国人弄上了驶向美州的船，他们被称之为“苦力”。
西方殖民者在招募的同时，也往往采取诱拐、绑架等非法手法，从事掠夺华工的勾当。1852年，英国赫姆斯号船长菲希伯恩曾描述过他在厦门港口见到的情景：
“那些‘苦力’都被关在奴隶屯集所一样的木棚，10—12人一间，里面肮脏不堪，每间12x14呎，只有卧身之地，棚顶极低，地面铺竹。他们总共有500人左右，都是一丝不挂，门外挂有‘闲人免进’的英文招牌。”
这些洋行、公所通过雇佣“客头”、“猪仔头”，将贫民诱骗至“猪仔馆”，签订契约，以出国后的工资为抵押，换取出洋旅费，成为所谓的“契约华工”。
被拐卖的漳州籍契约华工大多数从厦门出洋，诏安、东山、云霄等县部分“契约华工”则从广东汕头出洋。据《古巴华工事务》一书统计，漳州一带被拐卖当“苦力”的就有5万余人。《岭东六十年纪略》记载，1879年，经由汕头出国的诏安籍华侨有216人。
“契约华工”像牲畜一样的被扔在船舱的最底部，空气龌龊，拥挤不堪。每天只有很少的食物，死人的事每天都在发生。他们忍受不了这种旅途中的煎熬侮辱，为求活命，只有奋起反抗了。比如，1852年3月21日，美国船只“罗伯特?包恩”号，装运着410名华工，从厦门出发开往美国的旧金山。华工上船后，美国人即逼迫华工在卖身契上签字，不签者立即遭到鞭笞。途中，华工忍受不了船上美国人的迫害和侮辱，奋起抗争，却遭到更严厉的报复。但报复愈猛，反抗愈烈。他们打死了船长、大副、二副和水手共6名，控制了船只。在返航途中，华工误认为琉球群岛即为台湾岛，有300多名华工兴奋地在琉球的石垣岛登陆。留在船上的小部分华工，继续向西航行，却被追赶过来增援的美国军舰截住。他们都被捆绑起来，载回厦门。登上石垣岛的华工，也遭到英、美海军的追捕，不是被打死，就是被逮捕。据日本冲绳县编写的《历代档案》统计，这批起义华工中，多来自福建龙溪县、海澄县、南靖县等。最后仅有35名幸存者，另有17人被诬为“海盗”，遭到判刑。
此后，“卖人行”为了防止华工反抗，无不把华工捆绑上船，关进底舱的夹层里。因颠簸、潮湿、饥渴、憋闷而致疾病蔓延而病倒的，不计其数。每天清仓，他们都把病号抬到甲板上，任凭风吹、日晒、雨淋，而不积极救治。对那些重病患者，则于三更半夜拋进大海。此外，还有饿死、打死以及受不了虐待而自杀身亡的，途中死亡率往往达一半以上。少数幸存者到达目的地以后，被迫从事繁重的劳动，所受奴役和剥削的残酷，实为资本主义发展史上所罕见。
这些华工，一般很难偿清契约的重债，在劳役期间所得的菲薄收入，顾主和工头还通过高价赊购日用品，设赌局、开烟馆等方法，进行勒索和盘剥，直到血汗榨干，老死异邦。
这一时期，也有部分华人以自由劳工的身份前往东南亚从事商业、手工业与农业活动。
也有一些人因政治原因移居海外。譬如太平天国起义失败后，侍卫官李世贤曾经带领一支部队驻扎在漳州，坚持斗争。不少漳州人迫于生计，也加入到这支太平军中。后来起义军在广东被打败，许多士兵纷纷逃往南洋避难，成为华侨。除此之外，尚有部分人是因为灾荒而不得已出国谋生的。
被压榨的契约华工由于深受“猪仔馆”和船主的非人待遇，不断反抗，各界舆论也纷纷质疑、抨击。后迫于内外压力，各殖民国家相继出台了改善华工状况的条例。但实际上华工的待遇依然没有多少改善。直到1912年中华民国成立，临时政府颁布禁止贩运“猪仔”与保护华侨的法令后，罪恶的苦力贸易才告终结。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