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华民族有着牢固的凝聚力．广大华侨，虽然身在他乡，侨居异国，但他们一天都没有忘记自己是“炎黄子孙”，自己的“根”在中国。一百多年来，他们始终不渝地爱家乡、爱祖国。在缅怀华侨爱国业绩时，人们不会忘记他们对祖国的经济贡献。
华侨投资国内近代工业可以追溯到十九世纪七十年代初。1872年，南洋华侨陈启源投资数万元，在广东南海创办机器缫丝厂，开华侨投资国内工业之先河。之后，海外华侨在国内投资设厂的越来越多。二十世纪初南洋华侨简氏兄弟投资创办国内卷烟工业的事，十分感人。简氏照南、玉阶两兄弟，早年随父去香港学生意，后到日本经营土产杂货，承办海运事业，几年间使成为南洋有名之富商。但是，他们并未就此过起安逸舒适的日子。他们看到英美商人伙办英美烟公的膏血，十分激愤。兄弟两人激发爱国之心，决心创办民族卷烟工业。1903年，简氏兄弟将全部资金倾出，创办了广东南洋烟草公司。南洋烟草公司从诞生时起就不断遭到外资的联合排斥和打击，并于1908年因亏本被迫停业。面对外资的强大压力，简氏兄弟毫不气馁，决心东山再起。1909年3月公司再度开业，并于1911年开始转亏为盈，从此打破了英美烟公司独霸中国卷烟市场的局面，为中华民族争了气。
1890年，华侨黄秉常在广州创办电灯公司，1904年、1905、1914年爱国华侨分别投资兴建潮汕铁路、漳厦铁路、汕漳铁路，组设广东省宁阳铁路有限公司（1939年时资本已有三百三十万元）、福建铁路公司、漳州至程溪轻便铁路公司等。从1912年-1931年，华侨先后还在广东、福建投资设立了厦门电话公司、厦门电灯厂、厦门自来水厂、汕头冰霜厂、汕头自来水厂和利生火柴厂等各种类型的企业。此外，在闽粤两省的城市建设、汽车运输、内河航运等方面也投入了大量资金。
上海是近代中国的经济中枢，也是华侨投资的重要地区。上海的永安纺织公司就是由澳大利亚华郭氏（郭乐、郭氏）兄弟投资创办的。永安纺织公司创办于1921年6月，起初资本为600万银元，经过他们的艰苦经营，到1930年资本总额增长为1200万银元。到解放前，永安纺织公司已成为仅次于申新纺织公司的第二大棉纺企业，拥有五个纺织厂、印染厂和发电厂，有员工8680人。本世纪三十年代中期，上海国入资本经营之重要工厂、商社、银行约250年，其中资本约3亿两，而华侨投资额占十分之一，“即至少有三千万两”。至1934年，上海华侨投资的企业有80家，解放前夕，华侨投资的企业多达187家。近代华侨大量投资于国内工业企业、设厂制造，开了中国人自办工业的风气，填补了中国的近代工业的许多空白，在一定程度上加速了中国民族资本主义工业的产生和发展。“华侨的投资是中国国内产生资本的来源之一”。华侨企业在某些方面学习和引进外国的先进技术设备、科学和管理方法，使用和培养了中国自己的技术人才，对于促进中国社会生产力的发展是发挥了历史作用的。
在金融方面，华侨黄奕住在1921年发起创设了近代有名的中南银行，这是华侨投资国内金融业最大的也是最有代表性的一家银行。中南银行总行设在上海，北京、天津、汉口、南京、苏州、杭州、厦门等地设有多处分（支）行。除经营金融业务之外，中南银行还先后投资于国内各项事业，如上海新裕纺织公司（占有股份65%）、天津北洋纺织公司（占有股份50%）、天津启新洋灰公司、广州矿务公司等，起到了在资金上扶助民族资本主义工矿业、方便金融融通的作用。
许多华侨抱有教育救国的理想。著名爱国华侨陈嘉庚先生在这方面的义举尤堪嘉书。他一生为发展祖国和家乡的教育事业呕心沥血，卧薪尝胆，倾其全部资财。厦门大学是陈嘉庚先生一手创办的，“前后建筑费及经常费之总数，已达四百万元”。三十年代中期，厦门44%的小学校、45%的中学为华侨投资兴建。
还有许多华侨把自己的钱财用于各种慈善事业的投资。对于无依老幼，他们广济博施；遇有受灾同胞，他们筹款相助。华侨胡文虎在广州、汕头、福州、厦门等许多地方筹资设立超级大国人院、慈儿院、医院等。抗战爆发后，广东潮汕一带旱灾严重，华侨郑午楼在泰国积极组织祖国救荒委员会，开展救荒运动，共给祖国运回价值达三千余万铁的救济米粮。
在中国改革开放的进程中，分布在海外100多个国家和地区的华人华侨发挥了不可替代的重要作用。中国侨联主席林兆枢说，从世界范围来看，中国的海外移民不是最多的，但与其他国家不同的是，中国的海外移民对祖籍国满怀深情的爱。
中国改革开放正是抓住了华人华侨众多的基本国情，4个特区全部设在侨乡，从引进侨资“一马当先”，到各种因素的“万马奔腾”。在“引进来”方面，华商侨资最早进入内地，也是最主要的海外投资来源；在“走出去”的新阶段，他们又与内地企业结伴，一起开拓世界市场。
在中国制造业最发达的珠江三角洲地区，60％以上的外来直接投资来自华人华侨、港澳台同胞，而世界级企业的纷纷落户也与他们的牵线搭桥密不可分。
随着经济全球化，中国加入世界贸易组织，企业与产品“走出去”成为势所必然，物美价廉的“中国制造”凭借遍布世界的华商网络走遍全球。早在1995年12月，新加坡华商总会就正式推出了世界华商网络，这一大型华商资料库，包括53个国家和地区10多万华人企业的信息资料，帮助许多中国企业在东南亚地区打开了局面。
华侨已经成为帮助中国融入世界的重要“推手”，对中国改革开放与经济现代化功不可没。中国国内有3000多万归侨侨眷，海外有5000万华人华侨，此为中国经济发展的一大优势。
中国能够在近20多年里高速成长，是得力于华侨资本和技术人才的支持。中国、台湾、香港加上东协的‘泛中华圈经济’的规模已经达到了世界最高水准。全世界华侨拥有的流动资产超过3万亿美元。
据不完全统计，改革开放以来，侨资占中国吸收外资总额的70%左右，海外华侨华人向中国公益事业捐款达400亿元人民币，仅2005年中国接受的海外移民汇款便达213亿美元，世界排名仅次于印度（世界银行材料）。
相信，随着越来越多的华人华侨在居住国从苦力到主人翁的成功转变，华侨华人让世界了解中国、让中国走向世界的角色日渐凸显。
结束语
华人华侨是历史的产物，是中国海外移民的结果。从中国人海外移民的历史看，人群构成主要有四种类型：第一是华商，这是华人迁移的主要形式；第二是华工，即所谓的“中国苦力”；第三是出国留学人员；第四是华裔，即海外华人的后代。中国人口海外移民的历史，大致可以分为四个阶段：鸦片战争以前的海外迁移通常被称为“古代移民”，基本上是向亚洲国家，特别是东南亚国家迁移；鸦片战争到1949年是“劳力迁移”，迁移目的地主要是东南亚、美州、澳州、非洲等地；1950年到1979年是“限制性迁移”，迁移人口受到政府的严格限制，人口迁移数量小、速度慢；1980年以后，是“开放性迁移”，以欧美等经济发达国家为主要目的地，迁出人口一般有较高的文化水平，人口迁移受到迁入国政府的控制。
中国人移居海外的历史悠久，可以上溯到先秦时期。此后，代有移民，值得一提的是唐代，中外交流十分发达，日本、朝鲜、东南亚、南亚、西亚等地区的人纷纷来到大唐帝国。同样，也有许多唐朝人或东迁到朝鲜、日本，或沿丝绸之路到西亚一带，或南下到东南亚诸国进行商贸活动，有许多人留居于当地。因此，从唐代开始，侨居国外的中国人被海外称为“唐人”，中国人在海外聚居的地方被称为“唐人街”，并沿袭至今。
而大规模的海外移民始于鸦片战争之后，西方列强强行打开了长期闭锁的国门，中国人海外移民从此进入到了一个大的发展阶段。从鸦片战争至新中国建立前夕，是中国历史上规模最大、分布范围最广、产生影响最深的海外移民时期，形成了华人华侨遍布全世界、集中在东南亚的基本格局。这一时期的移民与以往的移民有很大不同，主要是群体性的移民，劳工成为移民的主体，商业移民和政治性移民次之。
19世纪中后期，西方资本主义的工业化进程加快，相应地加紧了对殖民地的原料掠夺和商品倾销，东南亚、北美、澳洲、南非、南美等地需要大量的劳动力，吃苦耐劳、工资低廉的华工成为他们掠夺的理想对象。近代华工移居海外大体有这样几个阶段：
19世纪40年代至70年代为高潮期，清政府与英、法、美等国签定了招募华工的条约，“猪仔”（当时的“契约华工”之称）贸易盛行，许多华工被强迫掳掠、绑架出洋；19世纪70年代至20世纪20年代，由于美国、加拿大、澳大利亚、新西兰等国实行限制、排斥华工政策，使华工出国集中在东南亚地区；同时，法、英、俄等国先后来到中国招募华工，大量华工来到欧洲；20世纪30、40 年代为移民的低落阶段，由于东南亚各国对华人移民进行严格限制，使中国人出国数量减少。
新中国成立后至“文革”前，只有零星的移民。“文革”期间，基本上处于禁止移民阶段。1979年以后，随着我国多层次、多渠道、多形式的对外开放，中国人移民海外也进入一个新的发展阶段，掀起了建国后人数最多、规模最大、持续时间最长的一次移民高潮。其中，留学是移民的主要手段之一。美国、加拿大、澳大利亚、新西兰、法国、英国等是当今华人的主要迁入国。据估计，美国现有华侨华人总数约200多万人，欧洲华侨华人约150万左右。人们习惯上把这些改革开放以来移居国外的人称为“新移民”。
华人华侨在海外的分布很有特点，概括地讲，就是“大分散、小集中”。所谓“大分散”，是指华人华侨的足迹遍布世界各地，所以有“有海水处就有华人”、“有人烟处就有华人”之说。至21世纪初，华人华侨的总数大约5000万，遍居于全球150多个国家和地区。所谓“小集中”，是指在一个国家中，华人华侨多集中在若干个地区、若干个城市。形成华人华侨聚居区，即“唐人街”、“华埠”、“中国城”等。如印尼的雅加达有60万华人华侨，大多居住在巴石河北岸的通多区。美国纽约有名的“唐人街”，居住有华人华侨30万人等。
华人华侨在住在国的经济状况、生活条件、政治地位，有一个由弱到强、由差到好、由低到高不断发展、不断改善的过程。
早期的华人华侨都是为贫困所致而出洋谋生，他们为所在国的开发垦殖、经济建设贡献了自己的血汗，但是，在长达一个多世纪里，遭受到的却是苛虐、迫害等不公正待遇。他们不得不在逆境中艰难而顽强地生存。一部华侨史，就是一部血泪斑斑的苦难史，一部可歌可泣的奋斗史。靠着自己的勤劳俭朴，发挥自己的聪明才智，各地华人华侨苦心经营，由劳工而中介商、批发商，由商业而工业，由小富而巨富，不断壮大自己的经济实力，使华侨经济成为所在国乃至国际经济中的一支重要力量。
20世纪50年代下半期，随着欧洲经济的全面复苏和发展，华人华侨经济也随之而出现好转，整体经济实力增强。商业、零售业、杂货业、食品加工业等，是华人华侨的传统职业，在这些行业从业的人大体在一半以上的。例如40%的美国华人从事服务工作；餐饮业仍然是华人在欧洲谋生的主要行业，特别是英国、荷兰、德国、法国等国华人的经济支柱。
海外华人经济上的飞跃开始于60年代后，现在已经以其雄厚的实力而成为居住国经济的重要组成部分，同时在世界政治经济舞台上扮演着重要角色，对世界经济发生着一定的影响力。突出地表现在：华人经济实力增强，逐步走向集团化，涌现出众多的华人财团；经济结构多元化，突破传统的“三把刀”行业，从昔日的“吃”、“穿”、“用”的狭隘的圈子中摆脱出来，就业领域几乎遍及各行各业；生产经营范围日渐扩大，在种植业、原材料加工业、服装加工业、皮革、批发货行、进出口贸易、食品工业、农场、超级市场等行业，华人华侨经济都有长足的发展。尤其是近二十年的新移民，在工商业、房地产业、金融业和食品服务业等领域的拓展引人瞩目。同时，华人华侨经济日趋国际化、专业化、科技化，发展势头强劲。
华人经济发达地区首推东南亚十国，东南亚50%到80%的商业和40%左右的对外贸易是由华人经营的。金融业是东南亚华人华侨经济的一个强项，其社会化和国际化的程度都比较高，为东南亚各国乃至整个亚太地区提供着各种完善的服务。他们可动用的资金估计为3000亿美元左右，与阿拉伯人、犹太人并列为世界三大金融力量。
华人华侨跻身于高科技领域，并且取得了突出成就。美国著名社会学家莫尼汉曾讲：“在美国的中国人为美国社会四大精华之一，且智慧高超，优于日本人、犹太人和盎格鲁·撒克逊人。”美国曾流行一句俗语：美国人的钱在犹太人的口袋里，美国人的知识在华人的脑袋里。这话虽然不完全是事实，但有一定道理。据1990年美国人口普查资料，华人高中毕业以上者占71.3%，其中大学毕业的占36.6%，分别比美国平均水平高5.3%和19.6%，具有硕士、博士学位的则比美国平均数约高一倍。华人在美国科技界占有突出的地位，为世人所瞩目。华人虽然只占全美人口的1%多，但却有杨镇宁、李政道、高锟等多位诺贝尔奖得主；美国一流的科学家、工程师和教授中，四分之一是华人；在硅谷的工程技术人员和阿波罗登月工程高级工程师中，华人就占了近30%。李政道先生非常自豪地说：“目前，在美国和欧洲的第一流研究机构和著名学府中，成绩名列前茅的青年科学工作者，大都是中国人。他们的专业几乎覆盖了当代科学的所有领域”。当代华人新移民，在一定意义上说是“知识分子移民”、“技术移民”，其发展潜力更是不可估量。随着知识经济时代的到来，华人在科技上的优势也会逐步转化为经济优势。
随着经济实力的增强，华人华侨的政治地位也逐渐得到改善，参政意识日益强烈，开始在当地政坛寻求自己的位置。新加坡从总理到总统都是华裔，内阁成员和部长有80%是由华人担任的。泰国政府官员中，华人占70%。马来西亚国会议员中，华人占四分之一。菲律宾前总统科·阿基诺也是华裔。在美国，华人参政更具代表性。目前，在联邦政府、议会或州县政府、议会担任要职的华人已有上百人。他们作为华人的代表，显示了华人卓越的政治才华，也表明华人已经成为美国社会一支重要的政治力量。
但是，华人华侨在发展中也遇到不少问题。他们在住在国是少数民族，在不少情况下仍然没有摆脱不公正的待遇。种族主义在一些国家仍然有着广泛的社会基础，种族矛盾往往会深深地影响华人以及华人社区的发展。
在东南亚，矛盾的主要根源在于经济的强弱；而在西方国家，矛盾的主要根源在于文化的差异。印尼是东盟各国中贫富悬殊最大的国家，70%的财富控制在华人手里，成为嫉妒的对象和攻击的重点；且印尼人绝大多数信仰伊斯兰教，与华人信仰的佛教或基督教不同，因此常常成为穆斯林袭击的目标。1999年的“五月暴乱”，印尼华人惨遭屠杀，其血腥和残酷的程度令世界震惊，至今回首，犹不堪忆。
菲律宾的民族冲突也不容乐观，华人所面临的形势也相当严峻。菲律宾对华人的敌对情绪在F·塞德所著的《菲律宾政治文化史》中被概括为：“华人是可憎的，因为他们是经济上的支配者；华人是古怪的，因为他们是文化上的异己中；华人是讨厌的，因为他们在文化方面是宗派主义；华人是不忠诚的，因为他们在政治上是不可靠的。”这观点虽非主流，然也影响着一少部分人的心理。因此，绑架华商、哄抢华人商店乃至枪杀华人小企业主的事件，也时有发生。
美国是新华侨增长最多的国家，种族主义近年来颇为猖獗，已成为一种严重的社会问题，除偏执的言论、住房和就业方面的歧视等行为外，暴力事件的发生频率也越来越高。澳大利亚“排亚”风潮的激烈程度也不亚于美国。随着亚裔移民的增多，“白澳政策”死灰复燃，歧视、排斥、攻击亚裔的事件层出不穷。这说明，华人华侨要完全融入住在国主体社会，还有很长的路要走。
附：中国移民简史
华人（古代称唐人）移民海外传说始于商朝。以后各朝代都有不多或不少华人由于经商，逃难，宗教等原因居留海外。明代永乐年间三宝太监郑和下西洋后大批人开始移居南海各国。19世纪中叶鸦片战争后有大量华工，因欧洲工业革命的需求而移居到美洲，欧洲，东南亚及世界各国。“华侨”是指已经在国外取得长期居住资格的中国公民。华侨加入或取得当地国籍，就会自动丧失中国国籍，成为具有中国血统的外国籍人，即外籍华人，简称“华人”。华人华侨是一个特殊的社会群体。华人华侨是海外统战的重点对象。做好华人华侨工作，对实现祖国和平统一和中华民族的伟大复兴，具有十分重要的意义。
商朝
商朝末年，周灭商，箕子拒不降周朝，带着他的封国的民众徙居朝鲜。至今在平壤郊外还有箕子陵、箕子井田等古迹。另有大批商朝军民乘竹筏，流落到中南美洲。
公元前333年，楚威王兴兵伐越，一些越国人逃亡到了越南。
秦朝
战国或秦末有先人从山东半岛放舟美洲。如在墨西哥发现的一块“大齐田人之墓”的墓碑。
《史记》记载，秦始皇为求不死之药，派遣徐市（即徐福）等数千人入海东渡求仙人仙药。这些人据传漂洋过海到了日本。现在日本仍有徐福墓和徐福村。
秦朝末年，韩终和徐福一样，带3000人为秦始皇入海求仙药，据信到达朝鲜半岛南部。
汉朝
汉朝，航海技术进一步发展，开辟了中国到南洋和印度洋的航路，不少中国商人到了东南亚、南亚地区，有些商人留居当地经商。
汉朝日南郡朱吾县居民，不满县吏苛政，逃至屈都昆。
南美洲厄瓜多尔于清咸丰年间，开漕河道，曾获中国钱币数百枚，为新莽时代之物，今尚陈列其国家之博物院中。
南北朝
南北朝，新加坡一个华人坟墓的石碑上刻有梁朝年号。
南北朝时，墨齿国（今墨西哥）派使团回故土探亲，带回蜂鸟朝贡。秘鲁山洞里的一尊奇特的裸体美洲女神铜像，向人们展示了西元五世纪时中国同美洲之间的某种联系：她双手（右臂残）提着铜牌，两牌各铸“武当山”3个汉字，字体近似南北朝的八分书。又秘鲁国公园有华文太岁碑幢。
唐朝
唐朝贞观年间，有一批高僧，到佛逝国取经，其中包括义净、运期、彼岸、智岸，善行、智弘、无行、法郎、孟怀业、道宏、贞固等；其中僧人孟怀业，留恋佛逝，不回故乡。
咸亨年间，丰州僧哲到东印度居留，僧人玄游居留师子国。
唐代是中国封建社会的鼎盛时期，中外交流十分发达，有许多唐朝人或东迁到朝鲜、日本，或沿丝绸之路到西亚一带，或南下到了东南亚诸国交好关系，进行商贸活动，有许多人留居于当地。
从唐代开始，侨居国外的中国人被海外称为“唐人”，中国人在海外聚居的地方被称为“唐人街”，并沿袭至今。
五代
五代（943年），阿拉伯旅行家马素提记录苏门答腊有中国人耕种，巨港华人最多。他们是黄巢起义失败后逃亡至苏门答腊的华侨。
宋朝
宋代，随着中国经济重心的逐渐南移，商品经济的发展，航海和造船技术的提高，朝廷鼓励商人出海经商，使得南部中国人出海贸易成为一种时尚，中国商船频频往来于南中国海、印度洋、泼斯湾等地。不少商人，包括一些文人、罪犯、水手等“过海入蕃”，经年累月不归，称为“住蕃”。
宋嘉佑三年（1036年），嘉佑四年，安南虏走大批中国人到安南。
南宋宝庆元年（1225年），赵汝适著《诸蕃志》蒲甘条记载:“国有诸葛武侯庙”。
南宋度宗咸淳三年（1267年），印度半岛卡弗里河口的纳格伯蒂讷姆城有中国式瓷砖塔，高数丈，上刻汉字：“咸淳三年八月毕功”。占婆国有唐人。
元朝
元朝顺帝至正九年（1349年），航海家汪大渊《岛夷志略》记载，单马锡有华侨定居。元初有大批华人定居在婆罗洲格兰岛。渤泥国敬爱唐人，马来半岛古国龙牙门已有中国人和当地人通婚杂居。
真腊国有唐人居住经商。真腊风俗，由妇女进行贸易，因此华人到此，必先娶真腊女子为妻，方便贸易。
明朝
明朝，中国航海业进一步发展，“住蕃”人数越来越多。洪武八年（1375年），黄森屏出使文莱。黄森屏之女嫁给文莱第二苏丹阿合曼。阿合曼死后，黄森屏之女继位成为文莱国王。此后文莱王位由女系继承，凡20代。
洪武三十年（1397年），时旅居三佛齐的华侨1000多人，拥戴广东南海人梁道明为三佛齐国王。
特别是郑和七下西洋，对华侨出国和在当地从事商贸活动，以及东南亚华侨社会的形成产生了重大影响，马来西亚等地的华人至今在“三保庙”供奉着郑和。
永乐年间，爪哇岛的华人多由广东、福建等地方逃亡来此，多从回回教门受界持斋。
爪哇有一个几千户华侨聚居的村庄，华侨称之锦石（今格雷西），村主是广东人。
爪哇岛东部有一个华侨村杜板，华侨称之为厨闽，有一千多户漳州、广东移民。
爪哇岛苏鲁马益也有中国人居住。
旧港(今巨港）居民多由广东潮州、泉州逃来此地，相当富饶。
郑和下西洋时任命施进卿为巨港宣慰使。
东爪哇有“施大娘子俾那智”传伊斯兰教，施大娘子是施进卿的女儿。
马六甲有唐人居住。
文莱国王是福建人。
爪哇顺塔国王陆自立是广东潮州人，永乐九年遣使贡方物。
正统年间，勃泥有很多华侨居住，曾有漳州人张某成为那督。
成化年间，丁州盐商谢文彬到暹罗国经商，后来成为暹罗国的官员，并出使中国。
正德年间，满者伯夷有来自广州、泉州的华侨几百户。
1572年，西班牙殖民者累加斯皮说，在马尼拉有40位已婚的中国人居住。
隆庆六年（1572年），吕宋有华侨150人居住。
万历年间，旧港国王王连是广东人，婆罗洲国王是福建人。万历二十一年（1594年），吕宋已有几万名华侨聚居。文莱岛有许多华人，系随郑和下西洋留下定居。
柬埔寨的篱木州，以木为城，是华人聚居之地。
16世纪初，黄衷著《海语》，记载暹罗国有奶街，是一条华人寓居的街道。
1613年，葡萄牙人伊里狄绘制满剌加地图，其中表明漳州村，中国村和中国溪，显然是华侨聚居之地。
清朝
郑成功驱除荷兰人，使得原先以南岛语系民族为主的台湾自此迈入汉人优势社会。
康熙三十五年，广州长寿寺主持大仙，被越南顺化政府聘为国师。越南会安港有一条长三四里的沿河街道，名为大唐街，街上福建人开的商店，鳞次栉比。越南风俗，贸易由妇女经营，因此华人到此，必先娶妻，方便贸易。顺化有关夫子庙和闽会馆，尖碧萝有伏波将军庙。
雍正年间，港口国（今越南境内）国王莫玖是广东雷州人。莫玖传位于子莫统，前后延祚一百多年。
乾隆年间，暹罗国王郑昭是广东潮州人。
婆罗洲戴燕国王吴元盛是广东嘉应人。
婆罗洲昆甸国王罗大是广东嘉应人。
爪哇华侨人数达十万人。
嘉庆年间，广东嘉应显人叶来，流寓新加坡。嘉庆末年，柔佛王下令驱逐华人。柔佛华人推举叶来为首，率领众人战胜柔佛王；叶来更购买军械，遣人返国，纠集嘉应县及邻村族人万余，渡海到柔佛，血战八年，平定柔佛全境。其时槟榔屿华人，与土人冲突，叶来率众助战，三年平定槟榔屿。后叶来自量不敌英国势力，将此二地主权交与英国，自保土地所有权。
光绪初年，在雪兰莪和霹雳州采锡矿的华工有十几万人。雪兰莪王待华工苛刻，华工奋战，平定雪兰莪。其时霹雳州华人也平定霹雳。
法国探险家亨利·穆奥《暹罗柬埔寨老挝安南游记》记载，1859年，新加坡有华侨50,043人。
1840年——1870年，欧洲人口贩子将厦门、香港等地70多万中国劳工“卖猪仔”到南美洲当苦力。同一时期，约有100万华人到美国和加拿大“淘金”。
1868年，美国加州因开采金矿和修建铁路，需要大量劳工。美国和大清签订中美通商条约，其第五条定明华人愿常住美国或入籍，皆须听其自由不得禁阻。此条约为美国来华招揽大量华工开方便之门。
19世纪末，到加拿大修筑加拿大太平洋铁路的华工有七八万人。
1876年，郭嵩焘路过马来亚，记录新加坡华人约20万，槟榔屿有福建人广东人10万余。
20世纪初，在加拿大定居的华人约有19000人，以不列颠哥伦比亚省的维多利亚和温哥华人数最多（两地有9000华人）。不列颠哥伦比亚省的华人，多以捕鱼为业。加拿大华人生活贫困，有10万家产的只一二人。
20世纪初，许多地方限制华人入境，加拿大对入境华人，征收500元人头税、澳洲征收100元人头税，新西兰征收30镑人头税。
至鸦片战争爆发前，中国人移居海外约150万人以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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由于资料来源广泛，也由部分来自网络，未能一一列出，在此深表感谢！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