起诉反诉，剑拔弩张上公堂
尽管双方说法不一，但事情的基本脉络已经清楚。如果事情到此为止，无非是两个人的恩怨而已，也许不会被公众所知。在3月1日晚上张博士给吴主编下跪并写下悔过书之后，吴主编对张博士说：“你必须在明天上午十点之前去我们单位，向我们单位的领导澄清这一切！这是你必须做的！”
据吴主编称，“张博士再次当街下跪，山盟海誓，满口答应”。吴主编称，“之所以坚持要张博士到自己单位说明情况，是让张博士对自己所做的事情负责，同时作为一种了结的方式，让双方之间的事情到此结束，对自己遭受别人的不白之冤之后，也是一个交代。”
但是，第二天吴主编并没有等到张博士的消息，吴主编给张博士打电话，张博士称自己在发烧。到了晚上，依然没有得到张博士的消息，怒火未消的吴主编写下了一封公开信《美术界败类张博士之恶行状》。此后，吴主编开始向张博士的导师--中央美院潘院长先生反映这件事。此后，吴主编向中央美院有关部门反映，并将《美术界败类张博士之恶行状》通过电子邮件散发出去。
小饭店当众下跪之后，张博士认为这是法律上所禁止的“胁迫行为”，吴主编的所作所为严重侵害了自己的人格权，内心感到莫大耻辱，受到严重精神伤害。三四天之后，有朋友告知张博士，网站上登出了吴主编的公开信和张博士所写的《悔过书》，中央美院领导和美术界的许多朋友也收到了同样的东西。吴主编那充满辱骂、要挟、恐吓和疯狂的人身攻击的信被公开了。很多人不相信，还以为是新闻炒作。
对此，张博士认为吴主编的行为已经涉嫌诽谤，并严重侵害了自己的人格权和名誉权，在美术界造成很坏影响。2005年3月10日，张博士写了一封《关于吴主编来信的情况说明》散发给朋友。并称，“法律会有公正的裁决，他需要承担相应的法律责任。”
3月15日，吴主编也看到了张博士的这封信，很快对这封信作了“批注”。在这封信中，两人的矛盾开始大大升级。吴主编在批注中称，“张博士继续执迷不悟，那么，我只能通过法律途径解决问题了”。
事情闹到这一步，双方的争论已趋白热化。2005年4月4日，张博士向北京市通州区人民法院提起诉讼，请求法院判令被告吴主编停止侵害，消除影响，在《法制日报》等媒体公开书面赔礼道歉，赔偿原告精神损失2万元。5月17日，被告吴主编向法院提交了反诉状，请求法院判令被反诉人停止捏造事实、诬告诽谤反诉人的行为，消除给反诉人带来的名誉上的影响，并在《法制日报》等媒体上公开赔礼道歉，赔偿反诉人精神损失费1元。
同时撤诉，退一步海阔天空
2005年5月19日，北京市通州区人民法院公开开庭审理了此案，双方当事人在法庭上剑拔弩张。因为这一名誉侵权案涉及匿名信、悔过书、以及有影响的学院、著名网站等敏感字眼，参加旁听的很多都是美术界的同行。在这次庭审中，双方围绕着三个争议焦点展开。
焦点一：匿名举报，是否构成侵权？
原告张博士认为，被告作为一个美术界公共宣传网站的主持人，收受了部分艺术家的作品，对赠送作品的艺术家的宣传势必会多于没有赠送其作品的艺术家，这样做必然会对艺术家和相应作品的宣传产生影响，导致并形成一种不良风气。为此原告把看到的想到的情况反映给被告单位的负责人，从原告的用意和出发点来说应当是公正的，从性质看并不算是一件能令被告产生如此激动的不当行为。虽然被告这种收受行为并不构成违法或者犯罪行为，但势必产生负面影响。原告张博士的行为是有道理的，可能这种置疑、批评和投诉会暂时对被告产生些影响，但如果被告是公正的、敬业的、无私的，必然会经得起检验，因此原告的投诉不失实、不违法、不侵权。
被告吴主编认为，原告到被告家，看到墙上有3幅作品，便心生嫉妒捏造事实，化名以“举报”的名义向被告单位诬告、诽谤被告借工作的机会向艺术家索取钱物，并索取艺术家的作品100多幅，同时声称每幅作品价值人民币3万元。2005年3月1日，在被告找到原告核实上述事实的情况下，原告承认自己是出于嫉妒心而诬告，并自愿写了《悔过书》，同时答应愿意承担相关的法律责任，并愿做任何努力还吴主编先生的清白之身。并承诺第二天去被告单位澄清事实，然而，事后原告出尔反尔，违背了自己的承诺。
关于匿名信中说提到吴主编有画家送的100张画的争议，张博士在一份电子邮件中说自己只是称，“吴主编有许多艺术家的作品，我只写他有几十张画，不是100张。”而吴主编称自己拥有的画不足10幅，是艺术家朋友赠送的，个别还是朋友在自己结婚的时候赠送的。法庭上，证人王画家出庭作证，称自己的画是自愿赠送给吴的。
关于张博士称“红门画廊的老板布朗先生甚至要委托我向吴主编‘意思意思’……”的内容，红门画廊的老板布朗先生向法庭出具证明称，“因为张博士和吴主编关系很熟，我就对张博士说：‘我想请吴主编和红门画廊的艺术家们坐在一起吃吃饭，聊聊天。’此后我和张博士再没谈论过此事，我也没有让张博士给吴主编‘意思意思’”。
焦点二：博士下跪，是否涉嫌暴力威胁？
庭审的第二个焦点是2005年3月1日晚上，张博士在小饭店下跪并写下“悔过书”前后，吴主编是否涉嫌暴力威胁。
原告张博士认为，被告采用胁迫的手段胁迫原告当众跪下，向他道歉，并写悔过书，涉嫌暴力威胁。张博士的代理律师认为，根据被告吴主编在公开信中的描述：他逼迫原告下跪和写所谓的“悔过书”，并对其过程进行详细描述，把所谓的“悔过书”加载在他的文章中供人观赏，在描述中我们可以看到原告是在怎样的淫威和恐吓下完成上述过程。首先表现在被告对原告的语言恫吓上，如被告的怒吼“你给我跪下”等。其次武力威胁如“老子抠了你的狗眼”等。法律保护公民的人身权力不受非法侵犯，而在我国下跪和写悔过书则是最具代表性的侮辱行为，作为一名男子汉在正常情况下是绝对不会无缘无故给人下跪的，能够把人逼到下跪写悔过书的地步，被告所实施的侵权行为是多么恶劣，再把过程细节写在文章中进行广泛散发，所给原告造成的损害和对原告心理的伤害是多么深重。
被告吴主编否认自己有过暴力威胁的举动，并认为“原告是因内心愧疚要想向被告表示歉意而下跪的”。吴主编在《关于吴主编来信的情况说明》的批注中称“你老婆可以作证，她可以说明我不是‘气势汹汹地’来到你家，要你‘摊牌’并‘胁迫’你，你老婆怎么还不报警啊？她有什么理由害怕到不敢报警？”
关于吴主编“在小饭店要啤酒，大口大口地喝着，并摔杯子砸瓶子”的情况，吴主编称，“啤酒是要了，那是向饭店借块地方的借口，但是不是‘几瓶’，是两瓶。熟悉我的人都知道，我没有那么好的酒量。而且我没有‘摔杯子砸瓶子’，可以打电话向饭店老板求证”。
关于张博士称吴主编辱骂、侮辱、威胁、恐吓的情况。吴主编称，“我并没有‘辱骂、侮辱、威胁、恐吓’他，我连一根指头都没有碰，况且，在场的还有餐馆的服务员和数位吃客，他怎么就一声求救都没喊啊？这个餐馆是在张博士家的楼下，并不是在我家的楼下。即使所有的细节都像他说的那样，我‘辱骂、侮辱、威胁、恐吓’他了，但是，在我和他没有任何肢体接触的情况下，他当众下跪……”关于这个情节，饭馆老板的文字证明称，“3月1日晚9点左右，吴主编等3人来到餐厅，喝了3瓶啤酒。在我所见到的过程中，没有发现有暴力事件”。
焦点三：电子邮件，是否涉嫌人身攻击？
法庭争论的焦点是在网上公开的电子邮件中，原告张博士称，“吴主编在美术界和互联网站上发表上述辱骂文章，这样的侵权范围涵盖面异常广泛，体现出被告给原告造成的侵权影响是非常严重的。被告的侵权行为清楚、目的明确，所撰写的文章极尽辱骂、贬低、诋毁原告名誉的词汇，逼迫原告下跪、写悔过书，并在原告的师长、学校、朋友圈及传播范围极广的互联网进行广泛散播，致使原告名誉权严重受损，社会形象降低”。
被告吴主编在反诉意见中称，被反诉人将文章首先于3月16日通过电子邮件的方式大肆散发，并把反诉人此前写的《美术界败类张博士之恶行状》也一并作为该电子邮件的“附件”随信发送，并声称“没有看到吴先生到处散播的信的朋友，可与我联系，我再发给你们”。3月22日，被反诉人通过网络进一步公开诽谤反诉人，在“绿土地”论坛又发表了无端捏造事实，给反诉人的声誉造成极大伤害的文章《关于吴主编来信的情况说明》。3月24日，该文章又在“东方视觉”等网站相继出现，被反诉人的这种行为，使文章在社会上迅速传播，给反诉人在美术界造成了恶劣的社会影响。使反诉人和反诉人工作的网站的名誉、声誉、信誉受到严重损害。
以上法庭上争论的3个焦点，在诉讼和反诉之间，诉讼双方各执一词，都希望法院都够支持他们的诉讼请求。法官在主持调解时，也没有成功。但是，庭审3个月之后的8月18日，双方几乎同时从法院撤诉。
2005年8月23日，记者电话采访了双方当事人。在电话上，张博士说：“庭审之后，我自己作了长时间的反思，我想吴主编也在反思这件事情。其实案件的结果，无论谁输谁赢，都是双输。我向法院提起诉讼所引起的社会反响，已经达到了我维权的部分目的。加上我们两人都在一个领域工作，继续闹下去也没有必要。更重要的是，在法院开庭的前一周，我的母亲去世了。母亲的去世对我的打击很大，也使我对生命有了更多的感悟，生命短暂，我们要做的事情很多，何必把这么多的精力和时间陷入到一场无谓的官司中呢，所以我向法院提出撤诉。等安静下来，我希望能够和吴主编坐下来，好好谈谈。”
而吴主编在电话上也表达了与张博士几乎同样的看法，他说：“首先，打官司是一件耗时耗力的事情，我根本没有时间纠缠在官司中；其次是开庭那天我才知道张博士的母亲去世了，没有比丧母之痛更令人悲伤了，从人之常情的角度不能雪上加霜，我觉得这场官司没有再打下去的必要；再就是一些媒体不负责任的报道和炒作，以及网上一些很糟糕的评论，对我们双方都不好，即使在法庭上要个最终的说法，一样是双输的结果，所以我选择了撤诉。”
在电话采访中，张博士和吴主编都心平气和。其实，他们都明白，这场官司真的由法院作出输赢的判决，对他们双方都是输。也许，撤诉是他们能够选择的最好的一种了结恩怨的方式。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