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82年初夏，老总编调往北京，临走时向省委推荐让流萤接替他的工作。在流萤以副总编辑主持报社工作期间，有关部门的同志多次向报社送来领导同志的长篇讲话稿件，要求在头版全文刊出。编辑部的同志对此议论纷纷，援引宋平同志主持省委工作期间的意见和做法，认为现在这种做法不符合党报的宣传原则，找流萤直接讨论这个问题。因为在此之前，有关部门也一度把宋平的讲话送来，要求全文刊登。当时老总编就直接请示宋平，宋平说，那是他们搞的，不是我的意思，今后我的讲话要全文登报，需经我本人同意。他还说，其实我在一般会议上的讲话不一定登报，有些要登，摘个消息就行了；有的讲话你们觉得重要，可以改成报纸的评论，不必老登领导人的讲话。宋平的这个要求，后来就成了规矩。当天面对这篇讲话，根据以往的惯例，流萤发了一些议论，说我看这是一般会议讲话，还是改成消息，短些精练些，登突出些，效果更好。按照流萤的意见处理以后，也未闻异议。可是过了一段，传说省委收到一些来信反映，流萤批评省委领导人的讲话“没水平”，还经常要求在报上全文刊登。过了一段又有传说，有关方面把那封信送给其他领导同志传阅，传阅的两位领导同志以此为笑话，说批评“没水平”的那个同志倒有点水平。在这期间流萤泰然处之，继续大刀阔斧地在报社推行改革调整，直到第二年初夏，流萤才被任命为《甘肃日报》总编辑，省委宣传部副部长，又过了一段调任省委组织部部长、省委常委。我们中有人曾经把那封信当作笑料，问过流萤，他说：我早听到了那封信的传说，其实，那封信是演绎的，我本是一番好意，根本没有批评别人的意思，我也知道“全文刊登”是下边工作人员的要求，试想，即使我有那种想法，也不能在编前会上当众批评领导人的讲话没水平呀！
流萤从政以后，我们见面的机会少了，他从省人大常委会副主任岗位上退下来后，仍然见面不多。原来他还是想“为甘肃老百姓办些事”，在兰州白塔山修建碑林。资金由省、市投资和自己多方募集各三分之一。甘肃是中华文化的重要发祥地之一，有著名的历代书法大家和丰富的书法遗存。他还亲自四处查阅、八方征集，从出生于敦煌的书法大师、汉代人张芝，到现在的一大批甘肃籍书法家的墨宝为主，兼及全国历代书法大师的遗存，统统搜集起来，镌刻成碑，镶在墙上，配以文字解说，按照历史顺序陈列于庭室长廊，使观者一目了然，不仅增强了人们对甘肃文化遗产的了解，更加深了对中国文化源流的认识。有一次流萤来报社办事，有人问他，碑林不是已经展出了嘛，你怎么还这样来去匆匆？他风趣地说，工程收尾缺钱，不得不继续“上山刻碑，下山化缘。”
我们都已年过古稀，一向身体较好的流萤同志却先我们而去，显然有积劳的因素，给我们留下深深的遗憾。每当经过滨河马路中段，北面山头上那座白墙黄顶、苍翠掩映的建筑群，很自然地便会映入视线，仿佛流萤同志的音容笑貌又浮现在眼前。
2007年1月于兰州
《神州诗书画报》编辑部《鑫报》编辑部
乐观而博学的老人曾在自己的简历中如是说：“问汝平生功业”，做编辑，“为他人做嫁衣裳”；做官，“为他人当敲门砖”；老矣，下山“化缘”，上山刻碑，与塔影河声相伴，以习字读书为乐。
记得我们初识流萤老先生时，他曾把人生的几件大事和人生的要义归结为：做人、做事、做官、做文章。他说的时候是那么轻松而诙谐，但我们在之后的近20年里一直体味与追寻着其中三昧，而总觉不得皮毛矣！假如除却“做人”之根本，将其他三项作为人生的三大阶段的话，做文章、建碑林，则应该是他老人家最为精彩的华彩乐章。
兰州碑林终于在世纪之初的那个6月14日，历经了“十年酝酿，四年筹备，两年建设”后，初步完成了预定的各项计划，开始向社会开放了。提起坐落在兰州白塔山西峰顶部的兰州碑林，那可是兰州人近年来引以为自豪的话题。因为那片面积35亩，有14亩花圃绿地、憩息游园和6000平方米仿古风格的建筑群落，以浓郁的甘肃地域文化为突出特点，以经典的书法刻石为浓厚内涵，汇集了几千年来与甘肃息息相关的名人名笔。它与山下“道通西域”的金城关、高耸入云的白塔和滚滚东去的黄河、横跨百年的铁桥，构成了兰州一个别具特色的标志性文化符号。
可是，当人们沉浸在成功的喜悦里时，再回首时很难体会到酝酿、筹备、建设的历程何其艰辛。
如今，人们来到碑林，无论谁的眼前都会为之豁然开朗：在大片鲜花绿地、松翠杉青的集散广场上，跃入眼帘的，是高大的仿古牌坊正面上方镌刻着的我国著名社会活动家、诗人、书法家赵朴初先生遒劲有力的四个大字——“兰州碑林”。赵朴初先生曾是中国书协副主席、中国作家协会理事、中国佛教协会会长、中日友协副主席。据了解，这是赵先生至今为我国碑林题写的第三块匾额，此前两块是韶山碑林和孔庙碑林。映衬着它的是兰州连云的建筑群落和群山、大河给予它的大气魄。
习仲勋曾经说：“兰州碑林是给甘肃人民树碑立传。”一位不知名的市民曾给碑林留言：“谁说甘肃愚贫穷，请君放眼看碑林。”这一切生动地说明，我们的国家领导人，我们的老百姓真正读懂了碑林，接受了碑林。
为碑林付出巨大艰辛的流老先生说：“碑林开放以来，已经接待了不少的国内外游人，大家都反映景点不错。”
谈到激昂处，先生说，“兰州碑林以鲜明的地域文化为特色，名曰碑林，实则是甘肃若干历史的显示。我认为，碑林向人们展示的绝不仅仅是书法，那里也不只是参观和学习书法的地方。书法只是大文化的一个侧面，从其中我们可以读到的有文学、书法、历史和文字学，以至更多东西，兰州碑林最为珍贵的东西是什么？应该是多民族融合的历史，是众多民族和世界四种古文化在悠长的融合过程中，遗留在甘肃这片土地上的东西。”
东西文化，陇右汇流。这8个大字不正是一代宗师季羡林所说，一代书家朱克敏所写，流萤先生所想要长留在山顶摩崖石刻上方的文字吗？当我们再次说到它时，先生会意地笑了，笑得那么灿烂。
我们似乎穿行在历史的浪花中，我们似乎驰骋于时光的通道中。
8000多年的历史，转瞬间就从身边流过。
每块碑刻，都立着一个可歌可泣的历史人物；每帧手札，都隐含着一段可歌可泣的历史故事；博大精深的中国书法，光芒四射的古人思想，历来就是东方瑰宝中的明珠。走进兰州碑林，就如同翻开了一部中国文学、书法的发展史，隶规篆章，草矩楷法，同源异流，各领风骚；甘肃历史，本土文化，跃然眼帘。其凭借突出的地域文化特色，尽情展示陇原大地著名的碑刻和历代书法大家的作品。凡咏陇佳品，不论古今，不分出处，一概纳而用之。尤其值得大书特书的是展出的精品中，淳化阁帖、秦汉简牍、敦煌写经、怀素自叙帖丙辰本、李白送贺八大诗等已为碑林镇馆之宝，其中不乏有史以来首次面世者。
在这里，我读到最古老的历史诗篇；在这里，我见到了历史生活上的每幅画卷；一会儿，我似乎漫步在古城长安人流如潮的大街上；一会儿，我似乎又看见了远古战场中迷漫的尘雾；一会儿，我似乎又听见了那些为国为民而不顾生命安危激烈争辩的早朝声……哦，碑林，在你面前，我感受到了时光的短暂，我知道了生命的渺小，我明白了生存的可贵。我们也感受到了一位老人的赤子之心！
谈到激昂处，先生说：“中国书法源远流长，博大精深，爱好者日众，特建中国传世书法展厅与陇右书艺院，供人观赏，以资研习。
所有碑刻石料来自陕西富平县凤凰山，刻工来自各方，力求每一通碑诗文好、书法好、石料好、镌刻好。碑林同仁努力将兰州碑林建设为具有历史、艺术、教育、游览休闲价值之文化圣地。”先生介绍说，兰州碑林自建设以来，得到了省市党政领导和社会各界的大力支持及热诚关怀……
转瞬间，我不知是走进了碑的森林还是来到了石的宫殿，那一块块灰黑的灵石，那一行行流动的文字，那一件件凝聚着古今仁人志士血汗心声的珠宝，无不印着智慧的花朵，无不闪着劳动的光彩。这无言的石碑，似乎在诉说千古沧桑的巨变，似乎在表达人类思想光芒的伟大。
游人的脚步纷至沓来的往还中至此驻留片刻，立即会心驰神往，置身于深深的文化氛围之中。古语道：“字如其人。”你看那石碑无语，却组成了一幅甘肃悠远历史的长卷，而持如椽巨笔写就这篇兰州碑林大章的人就是流萤老先生。
碑林延续着陇右的文脉，也延续着老人的生命。他建起的兰州碑林为我们生活的都市人文色彩增加了浓重的一笔。
今年6月，由兰州碑林委托《鑫报》独家为新建仿古建筑和999级上山踏步征集名称的活动，得到了广大读者和众多热心市民的支持，他们纷纷来信、来电或通过其他现代通讯方式提出了各自的想法及建议。在重病中卧床的老先生，听到这个消息后十分高兴，不住地喃喃说道：“好，好，好！这就好了！”
11月22日下午，老先生在弥留之际，还念念不忘他操劳了一生的新闻事业。当杨德儒、黄应寿、杨重琦等几位新闻工作者前去看望他时，他显得特别精神，简直是近十几天中最兴奋的状态，对他们说：“干新闻很累，你们要坚持！办报纸，需要和企业界的同志合作……拜托了。”当《神州诗书画报》的杨德儒社长和黄应寿总编辑说道，希望先生病愈后再为该报写一些书法作品时，先生说道：“我扛呗……”他孩子般忘情的谈话中说到了甘肃的经济、定西的洋芋和其他许多事情。
先生的拳拳之情，日月可鉴。那种眼光、那种语气，激起在场的人多少感慨！
在我们惊闻老先生11月23日不幸逝世的噩耗后，《鑫报》编辑部和《神州诗书画报》编辑部同仁们写下挽联：秉烛逐赤光，仕札在河南，遗爱在河北。鹤鸣星空：做人做事做官做文章，忍吟塔影河声，竟成绝唱；依笔鉴千古，有利于陇右，无愧于平生。鲸吞浩然：立正立史立碑立天下，泪望兰山流韵，真归蓬莱。
（本文执笔《鑫报》社长：杨重琦）
流萤——我永志不忘
王明远
2002年6月，流萤同志将其所著《塔影河声》亲自送到我手，他还写上了“相交六十春秋，此生永志不忘”，并题“明远同学同乡同事留念”。当时我的心情不言而喻。
根本没想到，他的第二句话，竟然变成我对他的永志不忘了！因为他从小到老体质比我结实，我还比他大两岁。所以我对流萤的逝世，感到特别难过，只说“他走得太早太远了……”相交六十春秋，我对流萤是有说不完的话，这里只概括说说。一是他有很强的事业心。他和我在甘肃日报社一起工作了20余年，在一个办公室就工作了8年多，在夜班室一起工作和住宿也有较长时间，他从不迟到早退，甚至加班加点工作。后来在“文革”中他离开报社，在另外的单位，又把我们放到一个办公室了，他还是一样的扎实工作。那时我常迟到早退，有时还发点牢骚。有一次流萤很认真地对我说：“不管怎么样，做好本职工作，就是自己的事业嘛”。这对我影响最深。他对事业做得越来越多越好。大家知道的兰州碑林，还有参与会宁红军会师纪念塔的建设等。为建碑林和编著杨慎之一书，开头都是他和我交谈的，他总怕办不成办不好。我说：“根据你的本事和性格，你愿办的事一定要成；不愿办的无论怎说你也不干。”他听了不说，一笑就过了，事实证明了他就是这样一个人。
二是流萤的性格是胸怀开阔，也是爱说爱笑的。但对工作和重要事情，他是想得多，说得少，甚至是含而不露。在几十年的工作中，他也碰过钉子，受过很大委屈，但事后我从没有听到过他对有关人和事表示怨恨的话。也从没有听过对什么事后悔的话；对没有帮上忙的人和事，总是表示遗憾。
从1983年开始，他进入省委工作，先在宣传部，后到组织部，那时候我在政府大院又办了《甘肃经济报》，和流萤又有了领导与被领导的关系，见的多一些，说的话也不少。我对他说，到高级政治领导岗位上，重要的是和政治家打交道，这既要听人家说出来的，更要听不说出来的。他说：“多少年了，我第一次听这个话。”过后几年，他对我说，“你曾说过的那句话，我亲身体验到了，是有哲理的”。
在我们交往中，这是流萤对我唯一的口头赞许。因此，我想起了80年代后期宋平同志说的一句话：“甘肃流萤的组织工作有理论色彩。”
流萤走了一年多了，他走后我多次梦见我们在一起。实在是“永志不忘”啊。
无愧先贤益后学
——对流萤先生的几点个人记忆
许维
每当在黄河边漫步，透过岸边滨河路旁轻轻拂动的柳丝，对岸翠山峻岭上那座重檐叠轩的兰州碑林，“草圣阁”便遥遥在望。这大概是兰州这座城市最有诗情画意，也最具人文精神的地方。我常常流连河滨，眺望远山。在我的意象里，那高耸云天的“草圣阁”就是一位宽厚长者的雕像，就像罗丹的《思想者》那样，凝神注视着这座城市，也让这座城市的人们怀念着他。
他便是兰州碑林的创建者流萤先生。
流萤先生是我做新闻工作的老领导、好师长。20世纪70年代初，我刚到甘肃日报社不久，住在报社的力行新村家属院。流萤先生也住在那个院子里，我们算是邻居。我只知道他文章写得好，50年代初就是甘肃日报的“四大才子”之一。但因当时他在省农林厅任职，不在一起工作，来往并不多。后来，流萤先生回到报社任总编辑，接触多了起来。那时，社会风气较好，报社还是革命老区的传统。无论总编辑、部主任，还是普通编辑，大家都是互相以“老”字或“小”相称，从来没有以职务相称的。流萤先生姓刘，老同事都直呼其名，我们小字辈实在不好直呼其名，便还是以“老刘”相称。一直到他当省委宣传部副部长、组织部长，我们见了面，还是称“老刘”。他也从不介意。流萤先生十分爱惜人才，重视提携后进。那时候，我才刚刚跨入新闻的门槛不久，采访写作也才刚刚学步。他看了我的几篇通讯后，却鼓励说：“你用散文笔法写通讯，文笔不错。”其实，那些东西现在看来实在还很粗糙，只是那时的通讯大都是一些用滥了的官话、套话，我不过套话用得少了点而已。后来，流萤先生到省委做领导工作。在他任省委宣传部副部长兼报社总编辑时，还曾选调我到省委去工作。我这人胸无大志，只是喜欢爬格子，喜欢报社工作，没有去。他也没有生气，照样对我很友好。直到多年后说起这件事，他还表示惋惜。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