认识流萤老，那还是十多年前的事。当时他刚从省人大离休下来，正筹备建设兰州碑林。我第一次见流萤老还是在1994年，他去兰州市工人文化宫南部访碑。在文化宫院内有几通古碑，我当时在“兰州聚文社”办《聚文报》，跟书画打交道，聚文社内有几位老前辈跟流老比较熟悉，特别是胡晓（原名胡占玺）老先生曾经和流老在甘肃日报共过事，经胡老引见，我得以认识流萤老。当时，他穿着一件褐色的夹克衫，人很精神、很和蔼，一副平易近人的样子，谁能想到他是位副省级的领导呢。第二次见流老是在一个书画展上，没想到，流老却记住了我，这令我非常惊讶，心里暖烘烘的。第三次见流老，是在1998年10月兰州书画家协会成立的大会上，我作为协会的副秘书长，招呼书画界的同仁们，会后和流老一起留了影。这也许就是一种缘分吧。后来经鲁克俊先生推荐，使得我从1999年起跟随他老参加了兰州碑林的建设。近7年的工作时间里使我向他学习到很多知识，也对他老人家有了更多的了解。
当时，碑林的工作量非常大。在我的印象中，碑林的工作事无巨细，他老人家事必躬亲，尤其是碑刻。流老经常讲：“碑刻任务是碑林建设的首要任务。到碑林来看什么，就是甘肃的历史、文化、书法艺术。每一通碑后面都有一个人物，一定要搞出兰州碑林的特色来。”
所以无论是碑刻的内容、刻碑的方法，都是经过他老人家反复考虑并征得专家认同才定下来的。在刻制敦煌写经时他走访了敦煌学者郑汝中、马德等先生，听取他们的意见，由他们来选定碑刻内容；复制淳化阁帖时，他亲自征询老专家秦明智先生；关于少数民族碑刻，他又请教于陈炳应、郝苏民、巴图格日勒、尕藏才旦等先生；汉简的刻制，是由著名书法家、碑林艺术委员会的主任赵正主持的。正是在这些专家、学者的支持下，碑林才顺利完成了西夏碑、西宁王碑、御制大崇教寺、敦煌写经、淳化阁帖、秦汉简牍等重要内容的刻制工作，也正是流老在社会上的崇高威望，才使得这些专家学者为碑林的建设作出了无私奉献。
为了搞清楚甘肃的古代碑刻，他老人家翻阅了大量的资料，什么《积石山录》《金石萃编》《陇右金石录》《二十五史》《辞海》，还有各地县编的史志一类书籍。这些书，他经常置于案头、床边，以便随时阅读，所以对甘肃境内的碑刻他老如数家珍，能清楚地说出渊源，这可令我们年轻人敬佩不已。这些都得自于他长期对文史的热爱与积累吧，再加上博学强记的非一日之功啊。对于甘肃一些古代碑刻资料的搜集，只要有价值的，他总是不辞劳苦，亲自去实地考察，了解碑刻、资料的保存情况，然后制作拓片拿回来后细细整理加以研究。甘肃成县的《西狭颂》是汉代的三大颂碑之一，这通碑刻其实是件摩崖，许多书籍介绍碑刻的拓片上有一繁体的“創”字，其下面的“口”字清晰的为早期拓片，不清晰的为晚期拓片。他老亲自考察并细心地用手摸刻石以后发现，由于是摩崖，石头打磨得不够光华，“口”字处凹下去，所以拓片时不容易拓到，由此纠正了书籍上繁体“創”字下部无“口”字为晚期拓片的讹传。流萤老不光是碑林的开拓者，也是研究者。除了查找、搜集资料、组织建设外，流老的大部分时间都是对碑刻资料进行分析、研究。现镶于兰州碑林草圣阁一楼的丙辰本《怀素自叙帖》，就是流老搜集到清代的拓片，在根据卷后的题跋内容和明末清初甘肃陇西书法家王了望《怀素自叙帖》的书法文章，校之于台北故宫博物院所藏丁巳本《怀素自叙帖》加以研究，得出于清代陕甘总督那彦成刻于道光年间的《怀素自叙帖》是怀素书写的三本自叙帖之一。此帖在书写的过程中漏一“鱼”字，初藏于蜀中的冯当世家，后流入河南。明末清初时，陇上书法家王了望的弟弟家楹在河南灵宝打仗，兵燹后从许氏家带归，于是此帖留存到了甘肃，以后那彦成花了五百两金从民间购得并摹刻于兰州。岁月更替，几经变迁，于今原书法作品与刻石荡然无存。为保存资料，流老决定根据原拓复制于兰州碑林，并将其来龙去脉亲自撰书、题跋。甘肃平凉泾川的王母宫内保存有一通八思巴文碑刻，碑阳刻的是八思巴文，碑阴刻着汉文“镇海之碑”四个大字和一些小字，残损较为厉害，如何复制这通碑刻呢？西北民族学院的郝苏民教授是研究这方面的专家，他给流老找了许多关于这通碑刻的资料并为此碑作了说明，但还是存在一些问题，为什么叫“镇海之碑”呢？此块碑残损得较为厉害，如何复制？他老从翻阅的资料中发现中国社科院近代史研究所蔡美彪先生的一篇关于八思巴文碑刻的研究文章，文章的旁边配有较为完整的碑刻拓片，这下流老可乐了，当时碑林的各项建设任务正紧张，所以他老将遗留的问题记录下来，以备将来适时解决。终于在2004年的冬天，我陪流老去北京办事，经过多方打听，见到了这位大名鼎鼎的历史学家蔡美彪先生，76岁的蔡先生热情地接待了我们，并为我们解答了多年的疑惑。经蔡先生的介绍才知道：“镇海是人的名字，不是寺院，是元朝忽必烈的左右手，当时管理西北，这通碑刻部分被后人抹去刻了圣旨（八思巴文），就变成现在这个样子。这通保存较为完整的碑刻拓片是清末民初的史学家、金石学家缪荃孙捐献的，现保存在北京大学图书馆里。”他还介绍北京大学图书馆的胡海帆先生给我们，正是在蔡先生的帮助下才使我们找到了这通碑较为完整的资料，也更多地了解了关于这通碑的历史，这也正体现出流萤老一丝不苟、严谨治学的态度来。流老将自己的身心全部投入到碑林的建设中去，将碑林建设撰写成《塔影河声》一书。他在后记中这样写道：“翻刻的古碑，拓片拓来以后，要逐字逐句辨认，字迹模糊的要找资料查对；古偏字要查阅字典；特别是大篆、草书，没有把握的，要向专家请教；断句、释译也颇费斟酌。再比如，文章涉及任何事，要一一核实，避免错误。”对于一位老人，其艰辛可想而知。
2005年是我终生难忘的一年。在这年的5月底，我陪流老第二次到北京。一是，碑林还需要增加文化内涵，在国图、北大图书馆查找一些资料。二是，例行前一年动过的结肠癌手术复查。三是，拜访一些学者，征询碑林建设的意见。到京以后，我们一方面联系医院的大夫预约检查的时间，一方面去国图、北大图书馆查阅资料，一天工作的时间总是安排得满满的。流老将每一天要做的事情总是记在他随身携带的小笔记本上，他老人家做事情总是这样有条理，所以什么事情都是按计划有条不紊地进行。眼看进京已有一月时间，身体的各项检查结果大都已出来了。可是谁知道，就在最后出来的血液报告中又出了问题。经过北京医院进一步的检查确诊，胃部又有了病变，得住院做手术，可是北京医院的床位较紧张，得等一个星期左右才能住上。
流老决定让我先回兰，因为想到碑林的工作，便对我说：“志刚，你想陪我的心情，我理解，还要等一个来星期才能住上医院，你回去处理一下工作吧。”我很难受，心想去年他老动了次结肠手术，今年又是胃，他老人家身体一直很好，可得起病来，竟来得这么凶猛。但愿他老人家吉星高照！我心里面默默地祈祷着，只得听从安排。就在离京的那天早上，我陪老人家吃过早餐（由于心情不好，基本上已经没有了食欲），但他老人家仍是勉强笑容地对我说：“不要紧的，做了（手术）就好了么，你要多吃点，免得路上挨饿……”我也勉强带笑地宽慰老人。吃完饭后，我去收拾行李，向流老告别（当时我们住在甘肃驻京办），流老对我说：“路上注意安全，兰州那面有接你的，我已给碑林李主任打电话了，我送送你吧。”这哪里敢啊？我坚持不让老人家出门，但流老也一再坚持，没办法只得听从，可我的心别提多难受了。我们坐电梯下了楼，驻京办的小刘，早已将车停在宾馆门口等我，老人家目送我上了车，我也转身挥手：“您老保重身体！”
眼泪在我的眼眶中涌动。我再次来到北京已是十多天以后了，他老人家已是动完手术的第二天。我下了飞机，顾不得吃饭，叫司机小刘直接送我去医院。到了医院进病房，流老还在昏睡中，脸色十分憔悴，看着他老人家安详的脸，心里也平静了许多。我静静的守护在病床前，等待他老人家的醒来……好久好久。当他老人家睁开眼睛，我赶紧上前，轻轻地说了一句：“流老，我来了。”，流老轻轻地点了点头，喉头滚动了一下接着又昏昏沉沉地睡去了。
流老是个很坚强、乐观的人，动那么大的手术，硬是没有喊过一声痛，除了手术的麻醉之外没有用过其他麻醉药。他积极配合大夫的治疗，就连他的主治大夫黄主任都感到意外：“您这么大年龄（78岁），伤口长得这么快，这么好。再恢复一下就可以出院了。”听到这个消息，我们真高兴，掐指一算又过了一个多月。流老已经能够吃一些零食，每天早晚坚持走两百步了。七八月份的北京，天气热得让人喘不过来气。征得主治大夫黄主任的同意，在基本正常的情况下，流老出院了。他老人家的大脑又开始活跃了起来，在每晚散步的时候，他总是谈碑林的建设，谈稿件的搜集，谈将来的发展。在他老的心里面真是有太多的事要去干……但是，我也知道，动那么大的手术，像老人家这个年龄，的确需要好好地静养一下了，再不能操过多的心劳累自己，可有什么办法呢，老先生心里面惦记的是碑林的事业啊！
我们于8月底离开北京回到了兰州，顾不得休息，我又投入到碑林的工作中。各界关心流老身体健康的人士很多，我也不便打扰。我想经过一段时期的休养，不要太累，他老人家也许恢复得更快。尽管我是这么想的，可是流老却没有闲着，经常给我电话，询问碑刻的情况，让我查对资料的事情……他对我说：“等我身体再好一些，还有一些资料要整理，将来便于利用。”可是，谁知道，病魔正一步步向他靠近。记得那还是10月国庆节的一天，因为工作中的事情，我到他家里。刚步入客厅，流老坐在靠椅上，看见我进来，扬扬手，语调不高地说道：“志刚，来了，你看我最近气色怎么样？”我站在客厅的门口，端详着他老人家，毫无隐瞒地说：“流老，您的气色不太好，不如在北京出院时，来看您的人多，休息得不好吧？”流老示意我坐下，说：“你陪我那么久，最有发言权了，最近不太想吃饭，胃口不好。”我说“您不要太累了……”流老慢慢地给我说工作上的事，我知道他老人家很累，所以尽量不插话。大概有一个小时的时间吧，我不能再呆过长的时间了，赶紧起身告辞说：“流老，您太累了，好好休息，别忘了长假过完，您老还要复查身体。”谁知道，等长假过完后，流老去例行检查，癌细胞已经扩散到肝上，已经没有更好的治疗方法了，当我知道这个消息后，心里非常难受，泪水情不自禁地顺着脸颊滑落。
流老走完了他的人生长路，“我是甘肃人，我要为甘肃老百姓做事。”这句话是他人生践行的目标，虽然他老人家带着睿智和未完成的事业匆匆走了，给我们留下无限哀思之情，但经他亲手开创的兰州碑林文化事业却永远载入史册。正如唐太宗在《温泉铭》中记述的那样，“人世有终，芳流无竭”。流老的名字——流萤，将永留我们心中！
一个人？一座山？一本书
李义牛庆国
作为甘肃人，他说：“我是甘肃人，我要为甘肃老百姓做事。”
这句话原本是他的《塔影河声》中的一句话，他去世后被著名书法家黎泉书写成横幅，挂在他的遗像上方。
作为会宁人，他说：“虽久居金城，到外奔波，心却时常萦绕着家园故土。家乡的山和水，家乡的人和情，如此令人难以忘怀，每想起来，总使人牵肠挂肚。月是故乡明嘛，游子赤心，最难将息。”这是他为会宁文史资料《古道名城》所写的序言中的一句话，多少年了，一直铭刻在会宁人心里。
他，就是流萤老先生。
1995年11月初，一个天高云淡秋高气爽的日子，时任会宁县政协文史委副主任的牛庆国和会宁县委办公室的王作政主任有幸采访了他。虽然在这之前，因为编辑《慎之先生》一书，庆国跟着县政协主席王价见过他，但第二次见还是有些拘谨。虽然他那么平易近人，但一个农民的儿子见这么大的官，心里还是有些忐忑。虽然他一再说：“我看过小牛写的文章，很不错。”而且亲自给他们沏茶，放到面前的茶几上，但庆国还是像个听话的小学生那样，端端正正地坐着，认认真真听他用普通话夹杂着会宁乡音讲过去的事情和对当下一些问题的看法。
这一次，他的老伴李凡英给庆国和作政讲了这样一件小事：改革开放不久，很快就有不少外地人、乡下人来闯兰州的市场，兰州也很快出现了市场繁荣的势头，特别是街头小摊蜂拥而至，熙熙攘攘，令人眼花缭乱。那时，身居兰州的流老常常在想：会宁那么偏远，那么闭塞，改革的风能否一下子就吹醒那块贫穷的土地呢？他真想下去看看啊，只是实在太忙太忙了，中午常常不能回家吃饭，在机关胡乱吃点了事，晚上时常到很晚方可回家休息。忽然有一天，老伴下班经过市场，见一位穿着入时的女青年在叫卖烤红薯，听口音似曾耳熟，她便走过去搭讪。原来这女青年是从会宁来的，到兰州已有数月，收入也相当不错。一想老流一直喜欢吃烤红薯，便买了两只带回家来。一听这事，他眼里流露出亲切和欣慰的目光。不容易啊，家乡人终于敢于走出来了，敢于赚大城市人的钱了。假如有更多的人能这样勇敢地走出来，会宁的脱贫就有希望了。那两只红薯是他有生以来吃得最香最甜的。他还情不自禁地对老伴说：“你也尝尝，这红薯烤得多好！”这仅是一件鲜为人知的小事。其实，他在会宁红军会师楼的维修和会师塔的修建、加拿大援助项目和“两西”资金的争取、110千伏变电工程的立项、桃花山新区的建设、青江驿小学和老君坡市场的建设等方面都曾为家乡出了不少力。为争取引洮工程的立项，为会宁彻底解决水的问题，他在省上一些大型会议上多次大声疾呼：水是会宁的根本问题，水的问题解决不了，会宁就无法翻身。在会宁红会煤矿的筹建中，从立项到争取资金，划分资源，他都付出了艰辛的努力。
他说，这个煤矿是要办的，而且要办好。为争取资金，他托熟人直接找到了国家煤炭部；为争取资源，他给靖远矿务局的同志讲：矿务局也有困难，这我知道，但比较而言，是你们困难大，还是会宁困难大？会宁那么贫困，要解决几十万人的吃饭问题是一个大事。煤矿办成了，但很少有人知道其中的细节。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