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老讲，谁最先发现这个同志的，应当记奖。我们有些新选上来的干部，从工作看，没有选拔准。是你选拔的人、考察的人，起码经验教训总有点吧！考察不严，了解不细，用人不当，在我们的工作中是难免的。特别是现在情况比较复杂，有的本人呢，又搞点假象、搞点两面派，周围的人再搞点小派性，真正了解一个干部确实不容易。但是我们应当尽量把工作做好，要走群众路线，有点责任制，有点责任心。现在干部的思想情况，比以前要复杂些，所以我们的头脑也得复杂一些，太简单不行。省陇剧团有一出戏叫《假婿乘龙》，是改编别人的，原来叫《春草闯堂》。这个戏编得确实好，里边塑造的一些人物非常生动。戏中写了一个名叫春草的丫环，非常聪明、机智，非常有正义感。里面也写了一个当官的，叫胡进。这个人物，我总感觉现实生活当中也有。胡进一出场，看着就是个糊涂官、浆子官，一天到晚喝酒，一上大堂还提的酒瓶子。实际上，在搞“关系学”上，他一点都不糊涂。他在一个吏部尚书、一个丞相之间权衡利害，左右逢源，哪边轻、哪边重，随机应变。他先是遇到吏部尚书，这得罪不得，要是把这个关系搞得好一些，可能还能提拔。但以后，他碰到丞相，丞相比吏部尚书官还要大一些，他又在这方面做文章。他处理那个矛盾，处理得非常微妙。我说，要说走钢丝绳的话，胡进的钢丝绳走得非常之“好”，要说从夹缝中讨生活的话，胡进也是讨得非常之好。最后，他终于捞到一个首都市长的官。所以，我常想这个戏，像胡进这种官不能要，要了会坏事的。在我们的现实生活当中，也确有这样一些人，看起来“糊涂”，实际“聪明”。在国家大事上糊涂，在个人小事上很聪明。有的人，外号叫“迷糊”，实际上一点不迷糊。
我们选干部，出来当领导，真正按照德才兼备、年富力强、“四化”条件，有些能看出来，有些就不容易看出来。年富力强，这大体上能看出来，档案一翻，多少岁，身体怎么样，有没有病，这一般都可以看出来。德和才，有些能看得见，也能摸得着，有些你摸不着。比如说经验，现在，我们有些人老爱批判什么“经验型”。经验也是才能，不要小看经验。当然，搞成经验主义者，一切按老经验办事，不接受新东西，那不行。但是，经验也是知识、是财富、是才能，不能小看经验。所谓经验，是一个人处理许多事务、经过许多次反复、总结，大体上掌握的行之有效的东西。你是看不见的。德的一方面，有些能看得见，他有表现；有的一下子还看不见，不到一定的时候他还不表露出来。所以，我们按党的政策、党的方针来选干部，不是那么容易的，不下功夫不行。薄一波同志讲过这件事，他说，选干部，主要是思想品德、政治品质，这一点，要特别注意。他就讲张春桥，他当时是在华北局，张春桥在石家庄，柯庆施一定要用这个干部。他当时讲，这个人历史上有问题，有叛变行为，不能重用。但是，柯庆施很欣赏这个张春桥，一再坚持要用。最后他同意了。以后呢，柯庆施走到哪里就带到哪里，走南京带南京，到上海带上海，最后在“文化大革命”中篡权，成了“四人帮”之一，对我们国家的危害非常之大。
以前说，张春桥很能写文章，但他的一些文章是非常错误的，别的不说，就是1958年批判资产阶级法权那篇文章，完全搞错了，把社会主义的按劳分配都批判了，为害不浅。我们选择什么样的人，不同时代，有不同的要求。在新的历史时期，我们要按新时期的干部方针来为“四化”建设选干部。
第四点，官从哪里来？这个问题也是个大问题。怎样选拔干部，渠道也是个大问题。最近，《组工通讯》登载了耀邦同志的一段批语，他认为，目前干部工作当中，他概括了两句话，说“知人渠道太少，用人胆量太小”。我们讲，知人善任，不了解人，怎么用人？我们了解干部的渠道太少，用人的胆量太小了。特别是年轻干部，三十多岁，四十来岁，很有才华，很能干，就是用起来不太那么大胆、放手。现在，我们的苦恼，也在这个问题上。最近，涉及省直单位的一些班子问题，有几个单位非常缺人。领导同志要我找人，我找了半年，现在还未找上，很难。不是甘肃没有人，而是我们没有掌握，不了解。人们常讲，知人善任，我们不知人，确实不行。讲到知人善任，使人想起马谡这个人。刘备认为言过其实，而诸葛亮却委以重任，结果造成“失街亭”之误，逼得诸葛亮西城弄险，最后挥泪斩之。不知人善任是要误事的。在古代社会，所用的人，在新中国建立初期，大体是他那一帮子打天下的文臣武将。刘邦用的就是他那一批开国元勋，像萧何、张良、韩信，还有陈平、周勃等人。刘秀走南阳时，是他的二十八宿那一帮子跟他干。唐太宗也是。他那个魏征原是他的对立面，跟他的反对派太子建成干的，以后他用了此人，很信任，委以重任，为贞观之治出了大力。新中国建立以后呢？宋代大文学家苏东坡，对从古至宋的官吏选用方式作过概括：“三代以上出于学，战国至秦出于客，汉以后出于郡县，魏晋以来出于九品中正，隋唐至今出于科举。”这种科举制沿袭至清，是官吏的主要来源。封建社会搞的科举制，先是在家里念私塾，念到一定的时候，每隔几年考一次，先考秀才，秀才以后考举人，考上举人以后就有资格进京考进士。进士的头一名是状元，第二名是榜眼，第三名是探花。除了前三名，皇帝殿试能考过去，就是进士，能入翰林院的就是翰林。以后的就是进士。未考上的就是落第举子，名落孙山了。凡是考取进士的，都有官做了。封建社会主要是用这种办法来选拔干部的。当然，封建社会搞世袭的，卖官鬻爵的，大大有的是。封建社会也可以买文凭，所谓捐班，就是。捐就是捐款的捐、苛捐杂税的捐，班就是班级、领导班子的班。捐班，就是拿钱买的。前些日子，有部叫《陈真》的香港电视片，那里边演的武状元，就是捐班，名为状元，实际一点本领也没有，是拿钱买的头衔。一般地说，状元是不卖的，但学衔低一点的，是可以卖的，多少钱一个，那是国家国库收入的一种手段。现在，同志们有时候说笑，有些收学费，却不好好教学的刊授大学之类，有点拿钱买文凭的味道，当然不是那么严重……（笑）。但在封建社会确实有，拿多少银子，买个什么头衔，不学无术，却可以光宗耀祖，在大门上竖一块什么“文魁”、“武魁”之类的牌匾。卖官鬻爵的，大大有的是。有的是公开的，捐多少两银子，弄个候补或实差，但那银子是交国库的，有的是暗箱操作，行贿受贿，拿多少银两，买个官，银子流入私人腰包。官，到底应该怎么选拔出来？韩愈有一组《杂说》，其中有一篇叫《马说》的，文中说：“世有伯乐，然后有千里马。千里马常有，而伯乐不常有。”这个话，现在用得比较多。我们现在讲大家都来做伯乐，选千里马，也是一条选拔干部，推荐干部，知人用人的办法嘛。徐迟同志写的《哥德巴赫猜想》，是写陈景润的，其中讲：“熊庆来慧眼认罗庚，华罗庚睿目识景润”就是讲识别人才，发现人才，推荐人才嘛。韩愈的文章确实不错，苏轼文起八代之衰，一言而为天下法。唐宋八大家，唐朝就两个：韩愈、柳宗元。他的一些观点也很不错，比如说，千里马常有，而伯乐不常有。这个话讲得非常好。韩愈的《祭十二郎文》，祭他侄儿子的那个文章，现在读起来催人泪下。但是，韩愈在人们的心目中，好像格调上不是那么高。为什么呢？他求官的心太切了。他是唐朝德宗时考取进士的，一个多月之内连写了三封信上书丞相，要官。看了这三封信，多少给人点感觉：哎呀，你这个人要官的心太切了！当然，我这个观点可能不太对。以后，在宪宗时期，一封《论佛骨表》，却显示了勇气和骨气。以前人们好讲道德文章，就是说，文章好，品德也要好。后边我还要讲做人的问题。道德嘛，还是要讲。小平同志讲，有理想，有道德，有纪律，有文化，还是讲道德。咱们讲“五讲四美”，还是讲道德的。韩愈虽然在做官问题上心太切，但韩愈的千里马之说，伯乐之说，现在我们还经常讲。过去，有的是科举制，考状元，有的是韩愈说的伯乐，实际是推荐制，推荐干部。现在，我们对发现人才、选拔人才，逐渐形成一套办法，就是群众路线的方法，领导和群众相结合的方法。现在常讲四句话，一句话是群众推荐。也搞民意测验，依靠群众举贤荐能，发现人才。另一个是组织考察。我们组织、人事部门，是专门管这个事情的，组织人到单位、到基层、到广大群众中去全面考察了解。再一个是，党委集体讨论决定，不是个人说了算。还有第四条，就是上级批准。现在，我们选拔干部、考察干部，就组织程序上讲，是四句话。有领导，有我们组织部门，有下级，有群众，领导和群众相结合，我们业务部门和群众相结合。我们选拔干部，归根到底，是民主集中制。民主集中制是我们党的根本制度、组织原则，要运用于我们的干部选拔、考核方面。我有时想，谁最全面、最准确地了解干部？第一，领导了解干部。因为经常接触，经常一起共事，经常一起商量事情。一般地说，领导对干部是了解的。第二，他的同级干部了解他。第三，群众了解他。这三个方面，对干部都有所了解，领导有所了解，同级有所了解，他的下级、部属、群众有所了解。但是，比较起来，据我观察，对干部本质上最了解的往往是群众和同级，而不是上级。为什么？因为领导和下边的干部接触的次数、时间不是那么多的，有时接触，有时不接触。这是一个方面。第二，下级呢，有的人思想作风上有毛病，老怕领导对自己印象不好，在领导面前唯唯诺诺、毕恭毕敬，不畅所欲言，不抒己见，甚至看风使舵，阿谀逢迎。但是一个干部在他的同级面前，在群众面前，他的品德、才能、思想作风一般是暴露无遗的。为啥？因为他经常生活、工作在群众中，他的一言一行，一举一动，群众看得最清楚，有的人在领导面前是一副面孔，而在群众中却无所顾忌，他的本质，他的最主要的东西，一般不易涂保护色。一个人，怎么样，让群众说，三言两语就给你说透了。所以我主张我们考察了解干部，既要从领导那里了解，更要从同级和群众这个渠道去了解。当然群众里边有时也存在一些小的派性，或者有一点红眼病，一些嫉妒心理，不是用客观的标准来评定干部，而是用个人的感情来评定干部，用个人的恩怨来评定干部，甚至有时是夹杂一些私心杂念。“唉，他要上台的话，对我可能会有好处，我就多给他说点好话”；“他要当我的领导，将来有可能对我有看法，我就给他说点赖话。”但是，一般来讲，多数群众对一个干部的评价比较公正，比较客观，比较全面。当然我们还可以用其他一些方式。比如，把考试引进到干部考核中来。总之，我们对于如何选拔干部，解决“官”从哪里来这个问题，是我们应该很好研究的一个问题。
第五点，现在社会上有种风气，许多人伸手要官。对伸手要官者怎么办？当然这不是一个学术问题，但我们做组织工作的可以探讨这个问题。中央组织部几位领导同志的讲话里边，一再指出：对伸手要官者，一律不给；不但不给，而且要给予批评。不知同志们碰到这个问题多不多，反正我在组织部工作，在宣传部工作，经常碰到这个问题。这个问题，既是个社会现象，也是个现实问题。所以我经常也想这个事情。有的人讲：“你看么，我已经工作多少年了，是不是给我安排一下。”“我现在还想做些事情，再耽误不起了。”这说的还算含蓄一些。有的赤裸裸地说：“我这个人就是当一把手的材料，你把我派到哪个地方去，让我当一把手，我肯定干得好。”“唉，那个单位还有位子，你让我去吧。”“我也不排在前边，排在后边就可以”。说得很具体，自己给自己“封”官。也有的，夫人参政，夫人出马，“哎呀，我们老头子多少年了嘛，你看他的同学都安排了嘛，我们老头子也不比他差嘛！是不是你们考虑给安排一下，不然我们老头子心情不舒畅，我们也感到不是味道。”也有的，夫妻双双出面。也有的，孩子出来说情，“我爸爸在那个单位里，现在还干得不错。你们考察一下，是不是能用一下？”也有的，托人说情，拐弯抹角。渠道多种多样，而且一个人为要官可以来十次、八次，你一再解释都不行，在办公室里谈，在家里边谈，在什么地方碰到了谈，大有“官不到手”、决不“罢要”之决心。虽然在我们干部中这种人毕竟是少数，但现实生活中确有这种问题。怎么办？我的观点是：真正是为了党的事业、为了“四化”，毛遂自荐可以。毛遂自荐原来作为贬义词，有的人批评人“你不知羞耻，毛遂自荐”，我认为不能这样看。实际上毛遂是很有本事的人。他是战国时期赵国平原君的食客。当时，养士之风盛行，就是吸收、储备干部。孟尝君食客有几千人，鸡鸣狗盗之徒，都能派上用场。平原君的食客也不少。有一年，秦国和赵国发生矛盾，平原君要出使楚国，联楚抗秦，要带二十个人去，当时已经选了十九个人，还差一个，问还有谁跟他当随从，当陪同人员？毛遂自荐说：“我可以去。”平原君平时和毛遂接触很少，以为毛遂是一个碌碌无为、没有本事的人。平原君讲，锥在囊中，会脱颖而出的。你，我咋以前没有发现，恐怕你没多大本事，不然我早就发现，早就知道了。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