组织工作者最大的职责和欣慰是什么呢？就是自己发现、培养的人才在“四化”建设中作出了贡献。人生最大的欢乐和幸福，应该是全力以赴献身于一种美好的事业。马克思写作《资本论》，整整用了四十年时间。他遭受了那么多的污蔑、攻击和迫害，经受了长期流亡生活所造成的极端贫困和严重疾病的折磨，但是，马克思始终没有动摇，为了全世界无产阶级的解放事业，他把毕生的精力都献出了。今年九月份我到河西出差，路过山丹，特意去参观艾黎同志捐赠的文物陈列馆和为纪念何柯先生而修建的培黎图书馆，看了两个小时，感受非常深，受到了很大的教育。艾黎当年在山丹那样艰苦的条件下，自己无所不干，办学校，办医院，办工厂，办农场，给孩子上课，给孩子理发，教孩子开汽车，给孩子看病。看后的确叫人感动，令人起敬。到现在，艾黎每月还从工资中拿出一百元买书寄给山丹。他收藏的三千七百多件文物，是那么珍贵，全捐献出来。陈列馆里有一张照片，照片上的一个男孩子大概十一二岁，光脚丫穿双很破烂的鞋，屁股也光着，上衣褴褛不堪，腰里束了一条草带，头发也长得很长。这个穷苦的孩子，一般人见了，会嫌弃他，厌恶他，但艾黎认为这个十几岁的中国男孩，是金刚石，是未来中国的建设人才。艾黎没有看表面，看现象，看一时一事。他看得很远，从本质上看问题。为了中国人民的事业，奋斗了近六十年，最近接受了甘肃省荣誉公民的称号。他那种为正义事业奋斗一生的精神，永远是我们学习的榜样。
艾黎的助手何柯，是英国牛津大学的毕业生，二十几岁，漂洋过海来到中国西部，在极端困难的条件下，协助艾黎办培黎学校，真是含辛茹苦，披荆斩棘，鞠躬尽瘁，死而后已。他因感染破伤风得不到及时治疗而快要离开人世时，还用颤动的手，吃力地写下他的心愿：“把我的一切献给培黎学校。”何柯的姐姐在英国还活着，去年说要来，估计年岁太大，行动不便，没有成行。我想他姐姐一定会为他弟弟感到自豪。因为何柯是为了自己所追求的事业而献身的，是为了一个东方大国的正义事业而长眠在那里的。何柯的一生，很值得年轻同志学习。现在，有些青年大学生讲究自我设计，就看你设计的方案是否为时代所需要，是否为社会所需要。去年“七一”，薄一波同志在国务院机关新党员入党宣誓大会的讲话中，引了三句话，第一句话是范仲淹的“先天下之忧而忧，后天下之乐而乐”，第二句话是孙中山的“要立志做大事，而不是立志做大官”，第三句是列宁的“清洗党内那些只图‘享受’当一个执政党员的好处而不愿为共产主义忘我工作的人”。言简意赅，语重心长啊！
第二点，做官是为了做事。有的同志讲：现在有的人只当官不做事，有的人只做事不当官，后来有一个同志又加了一句：有的人既不当官，也不做事。这种现象，确实是存在的。当然，就整体讲，既当官又做事，不当官也做事的同志，是绝大多数。这里，提这么一个问题：当官的目的何在？封建社会比较普遍的说法是：“学而优则仕”、“光宗耀祖”、“改换门庭”、“千里做官，为了吃穿”。也有些读书人讲“穷则独善其身，达则兼济天下”。在旧社会，甘肃老百姓还有一个说法，“好人护一方”。所谓“为了吃穿”，就是搞“三年清知府，十万雪花银”。所谓“好人护一方”，就是我们这个地方出了个当官的，可以把我们这一片的利益保护起来，“有求必应”。我们有些同志，家乡观念太重，一上台，亲朋、同乡一找他，可以不顾国家利益，不顾政治影响，给他的亲朋、同乡办那些不应该办的事情。这是很错误的。社会上也有那么一些人，爱拉同乡、同学、亲戚关系，为他们办什么事，这同样是很错误的。至于那些搞以权谋私、贪污受贿的，更为党纪国法所不容，一旦揭露出来，一定要受到查处。我们共产党人，不管是一般干部，还是领导干部，都要坚持党性，按党的原则办事。
什么叫党性？党性就是人民群众的根本利益，就是共产党员无条件地服从党和人民的利益。共产党人的宗旨就是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为老百姓办事情。小平同志讲：“什么叫领导，领导就是服务。”
这一条，巴黎公社时就明确提出来了。按照巴黎公社的原则，国家机关的公职人员是社会公仆，而不是社会主人。每一个共产党员，无论职位高低，都是人民的勤务员，做官就是为了做事。离开这一条，做官就失去任何意义。这些话虽然是老生常谈，文件上、报纸上天天讲，但真正成为自己的指导思想和实际行动是要经受锻炼和考验的。
粉碎“四人帮”以后，河南的《七品芝麻官》在北京演出后轰动一时，其中有两句台词：“当官不为民作主，不如回家卖红薯。”当时正大量落实政策，平反冤假错案，对这两句台词，人们到处讲，报纸杂志上也写。你既然做官，就要给老百姓作主。《七品芝麻官》的扮演者牛得草也是因为冤假错案坐过牢的。我看过介绍这两句台词产生过程的文章，说这两句精彩的台词经过长时间的琢磨，最后凝结而成。一说《七品芝麻官》，别的台词可能没记下来，但这两句肯定会记住。就是说当官要为百姓做事。韩愈写过一篇《争臣论》，那上面讲了一段很好的话，大家读过没有？“‘仕不为贫，而有时乎为贫’，谓禄仕者也。宜乎辞尊而居卑，辞富而居贫，若抱关击柝者可也”。
当官就是要为百姓办事的，如果只是为了俸禄做官的人，应该辞去职务，做个守大门、打更的小吏就可以了。据说大禹三过家门而不入。
他是为百姓治理水患！孔子曾经做过管理粮仓的小官，也做过放牧牲畜的小官，他很尽职尽责，忠于职守，一定要做到财物清楚，牛羊生息。我们现在考察干部，要考察的方面很多，比如，年龄啊、文化程度啊、思想作风啊、工作方法啊，但是归根到底，最重要的是政绩。
可以这样讲，政绩是考察干部最主要的内容。政绩是啥？就是你做了什么事情？干了一年，总结一下，你干了几件事情。我经常下乡，觉着老百姓评论一个干部，也主要看政绩。夏河县我十几年没去了，这次去，同过去不大一样了，办了那么多工厂，修了那么多房子。那个具有藏族风格的宾馆，虽然内部设计有些毛病，但从外边猛一看，很像深圳搞的度假村。公路也修得平整，还栽了那么多树。县委书记说：“这是贾树德栽的树。”贾树德同志曾在甘南工作，提倡植树，在拉卜楞也栽了许多，现在人们还怀念，这就是政绩！你为老百姓干了好事，老百姓就记着你、感谢你、拥护你。在历史上，一些显赫一时的人物，许多都成了匆匆来去的过客，尘飞烟灭了，而那些真正为人民做过一些好事的人，人民是不会忘记的。在甘肃，说左宗棠，群众都知道。当年左宗棠在西进途中，沿驿道栽了许多树，人称“左公柳”。他的好友杨昌浚写的诗：“新栽杨柳三千里，引得春风度玉关”，就是说这件事的。八月份，我陪刘冰同志去金塔考察农村基层组织建设，见到金塔镇金大村支部书记魏生荣同志，三十七八岁，中学文化。他说，我们这里的老百姓讲，“杨汝林修了个楼”，就是修了一座礼堂，前面带了两层楼的办公室；“吴建仁建了个塔”，就是解决群众吃水用的自来水塔。我问：“你这个书记干个啥？”他说，他上任两年，又修了两座自来水塔，还办起了三个工厂。我听了感受很深。一个干部怎么样，群众心里最有数。一个干部在一个地方工作了一段时间，总得干点事情，有所作为。要多干好事，少干蠢事，坚决不干坏事。要是一个干部在一个地方呆了许多年，那里的面貌没有什么变化，工作没有什么起色，那就要考虑这个干部能不能干下去的问题。为了做好事情，给予一定的权是非常必要的。我们现在搞简政放权，给企业以很大的自主权，实行厂长负责制，其目的是为了把企业搞活，把效益搞上去，给权是为了给人民办好事情，绝不能用来为自己谋利益，也不能让别人用你的权来谋他的私利。我们要切记这一点。
第三点，我们现在做什么事情？耀邦同志今年八月十一日讲：“中央同志已经不止一次地讲过，从现在起，今后几十年内中国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的奋斗目标，大致分三步走：第一步是到本世纪末，实现工农业年总产值翻两番，达到“小康水平”；第二步是到下世纪二十年代，二○二一年，即建党一百周年，达到中等发达国家的水平；第三步是到下世纪中叶，二○四九年，即建国一百周年，把我们祖国建设成为社会主义物质文明和精神文明高度发展的，世界第一流繁荣富强的、现代化的社会主义强国。”我们现在要做的事情，最重要、最根本的，就是耀邦同志讲的这三大步。当然，我们也还有其他大事，要解决台湾问题，实现祖国统一；要坚持独立自主的和平外交政策，反对霸权主义，维护世界和平。在当前，我们要办的事情很多，要改革，要发展，要整党，要纠正不正之风，等等。对祖国光辉的前程，对当前要办的事情，我们要充满信心。美国是一七七六年建国的，至今只有两百多年。以前，那里大部分是荒无人烟的处女地，经过两百多年的开发和建设，成为世界强国。日本从明治维新到现在，也只有一百多年，发展成为经济大国，特别是近二三十年，日本发展很快。我们从一九八○年算起，经过七十年的努力，到下一个世纪中叶，赶上或接近发达国家水平，是完全有可能的。全国国民生产总值以一九八○年为基数，到二○○○年翻两番，就是人均八百美元。小平同志讲：“看来我们达到这个目标是很有希望的。”“七五”怎么办，党的全国代表会议已经从指导思想上定了下来，明年开全国人代会正式确定计划。现在，我们国家正在办举世瞩目的大事情，就拿正在筹建的三峡水电站来说，周总理在世时就在抓，他说这是伟大的共产主义工程，做了大量准备工作，干不干也酝酿了很长时间，现在中央决定干。它的装机容量是一千三百万千瓦，等于十个刘家峡，外国记者说是可以和长城媲美的壮举。在我们甘肃，耀邦同志提出：“种草种树，发展畜牧，改造山河，治穷致富。”甘肃最大的弱点是植被破坏严重，气候干燥，干旱威胁大，如果经过二三十年的努力，把植被恢复起来，那可是造福人民的大事啊！现在，人民要求我们干的事情多得很，就看我们干得怎么样。
第四点，什么叫开拓型干部？我的看法是：按照党的路线、方针、政策，结合自己的实际，提出奋斗目标，扎扎实实，坚忍不拔，干成几件实事，就是开拓型干部。说得很多，干得很少，口气很大，水分不小，搞假、大、空那一套，绝不是什么开拓型干部；不调查研究，不周密计划，心血来潮，乱干一气，也不是什么开拓型干部。至于那些钻改革的空子，违背党的政策，违法乱纪，中饱私囊的，更为党纪国法不容。我们考察干部，一定要保持清醒的头脑，不为假象所迷惑，既要听其言，又要观其行。我们为什么提倡开拓型干部呢？这是因为我们的总目标、总任务是宏伟的，也是很艰巨的。我们的改革，是“摸着石头过河”，在探索中前进。这就是说，我们正在干许多前人未干过的事业。面对这种形式，当然要大力提倡开拓精神，选拔开拓型干部。我曾经想到张骞这个人，他是西汉时期的外交家，为执行汉武帝的外交政策，两次出使西域，历经艰辛，终于加强了汉王朝和西域少数民族的关系，促进了中原和西域的经济、文化交流。据说，我们现在吃的葡萄就是张骞从西域带来的，种的苜蓿也是他引进的。他立了大功，封为博望侯。司马迁评价他的西域之行是干了一件“凿空”的大事。这同我们现在讲的“开拓”差不多。应该讲，张骞是汉武帝的开拓型干部。我经常想，我们做任何工作，不要满足于简单再生产，应该搞点扩大再生产。这个思想，是我去看一位老大夫时，他给我讲的。这位老大夫是陆军总院泌尿科专家张华麟，著书立说几大本。有一次我去拜望他，他说了两句话，“我们当大夫的，上班下班、看门诊、查病房，这好办，兢兢业业就可以办到。”这是一句。再一句是，“要真正在医学上有所建树不容易啊。我们当大夫的，不能仅仅满足于开个处方，查个病房，而要在医学上有所突破、有所建树。”这次谈话对我启发很大。在现代社会里，墨守成规，亦步亦趋，只是简单再生产那不行，必须不断创新。我们都知道，日本在以前并没有什么像样的汽车制造工业，现在日本的汽车在世界各国横行直撞，丰田公司的口号是：“车到山前必有路，有路就有丰田车。”事实确实如此，几乎到处都能见到丰田汽车。为什么？因为丰田公司的创新能力强，能不断推出新产品。我们的“解放”牌汽车，几十年一贯制，一个螺丝也不革新，这怎么能行？好在最近几年，我们的汽车有了改进。我经常对组织部的同志讲，只熟悉组织工作业务，整天忙于干部的任免、调配，那是不够的。组织工作者，也要搞扩大再生产，至少挤出百分之十的时间，研究点问题，学点人文知识、科技知识、管理知识，通过掌握多方面的知识来扩大自己的视野，培养多方面的兴趣，提高对人、对事的识别能力。同时要参加各种各样的社会活动，熟悉各方面的行情，了解各方面的人情。否则，很难做到知人善任。我们讲开拓型，不仅是说上班下班，日常工作处理得过去，而且工作要有所前进。
§§§第三部分做学问
第一点，学海无边。古人讲：“书山有路勤为径，学海无涯苦作舟。”学问确实是个大海洋，它不仅像是南海、东海、黄海、渤海，而且像大西洋、太平洋。进一步讲，地球上的海洋够大的了，浩浩渺渺，一望无际，但毕竟有限，可以计算，面积为三亿六千万平方公里，体积为十三亿七千万立方公里，而学问的海洋则是无限的，所谓学无止境，认识无穷，就是这个道理。随着人类社会的发展，随着人们认识的深化，新的学问层出不穷，知识更新的周期愈来愈短。有人做过统计，十六世纪各种新发现、新发明不过二十六项；十七世纪达一百五十六项；十九世纪达五百四十六项；二十世纪前半叶即达九百六十一项；而六十至七十年代短短的十年，新发现、新发明已超过过去二千年的总和。1745—1785年最早的大英百科全书，是由能够掌握全书范围内知识的一两个人编纂，到1967年修订时，参加这项工作的竟有一万名公认的专家。现在，人们常讲，当代是知识爆炸的时代，新的技术革命已经来临，什么外层空间科学呀、海洋工程呀、生物工程呀，等等，《大趋势》、《第三次浪潮》这几本书，就是讲这个的。紫阳同志讲，这对我们是个挑战，也是个机会，我们要迎接它，抓住它，使我们能赶上时代的步伐。不管你承认不承认，学问的确是无穷尽的。不知同志们有没有这样的感觉，学然后知不足，要不学习，还觉得可以，起草个文件呀，回答个问题呀，还过得去，真正要有所知，有所识，成为“有识之士”，就会感到自己的知识太贫乏。
列宁曾经说过：“最有害的，就是自以为我们总还懂得一点什么。”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