据《汉书·武帝纪》载建元元年冬十月举贤良对策时，武帝批准了丞相卫绾的奏折，奏折中指出：只罢黜法家、纵横家两家，也不提独尊儒术的问题。建元六年五月窦太后去世，同年六月田鼢为丞相。《史记·儒林列传》载，在举贤良对策时，田鼢“绌黄老刑名百家之言，延文学儒者数百人。”这是被后世称为“罢黜百家、独尊儒术”的最早记载。
据《汉书·董仲舒传》载，董仲舒在元光元年五月的举贤良对策中说：
臣愈以为诸不在六艺之科孔子之术者，皆绝其道，勿使并进。邪辟之说灭息，然后统纪可一而法度可明，民知所从矣。
这句话可视为是董仲舒对田鼢提出的“罢黜百家”的响应与建议。从董所说要使“邪辟之说灭熄”看，他是要用愚民政策，禁绝民众对百家学说的了解，只让了解儒术，而后才能达到“统纪可一而法度可明，民知所从”的目的。“罢黜百家、独尊儒术”的执行结果是：以儒家思想取代黄老思想成了国家的指导思想，国家只设儒学博士，其他各家的博士罢黜。儒学地位提高，其他学派地位下降。但是，各家著作可以学习、保存、收藏，各家学者都可以当官。这说明董的意见没有被采纳。《史记·龟策列传》就称赞汉武帝“博开艺能之路，悉延（引）百端之学”，2这与董所说的话是大相径庭的。这说明董仲舒与汉武帝之间是有很大区别的，了解这一点，不仅对于如何评价董仲舒，而且对理解一些历史问题都有帮助。所以，本文仅就此问题谈谈汉武帝与董仲舒区别的意见，供大家参考。
一、汉武帝与董仲舒对法家态度的区别
汉初以黄老思想为指导，就很注意以法治国。马王堆汉墓出土被称为《黄老帛书》古佚书《经法》中说：“道生法。法者，引得失以绳，而明曲直者也。口执道者，生法而弗敢犯也，法立而弗敢废也。”所以，西汉重视以法治国是有传统的。
汉武帝在尊儒后，又非常重视以法治国。汉武帝重法的一个突出表现就是要把儒家的伦理纲常贯彻在严厉的执法过程之中，所谓以《春秋》决狱就是为此。武帝让丞相府长使吕步舒“持节使决淮南狱，于诸侯擅专断，不报，以《春秋》之意正之，天子皆以为是。”结果，严厉镇压了淮南、衡山等诸侯王的谋反事件。这样作，既是尊儒，又是重法，一举两得。不仅对诸侯王如此，对贵戚、权臣、目无法纪的游侠都是如此。汉武帝重法的另一个突出表现是令张汤、赵禹增订法令，条文与案例之繁多是空前的。为把儒学与法令结合起来，让儒生为廷尉史专掌此事。公孙弘的“习文法吏事，缘饰以儒术”，就是要把儒学的纲常伦理精神贯彻于决狱过程之中。这正是重视以法治国的表现。
再看一看董仲舒是如何看待用法律刑罚治国的问题？董在《举贤良对策》中说：
“天道之大者在阴阳。阳为德，阴为刑；刑主杀而德主生。是故阳常居大夏，而以生育养长为事；阴常居大冬，而积于空虚不用之处。以此见天之任德不任刑也。……王者承天意以从事，故任德教而不任刑。刑者不可任以治世，犹阴之不可任以成岁也。”
为政而任刑，不顺于天，故先王莫之肯为也。今废先王德教之管，而独任执法之吏治民，毋乃任刑之意与！”上引董的这段话有三个基本观点：其一，“天道之大者在阴阳。阳为德，阴为刑；刑主杀而德主生。”其二，“天之任德不任刑”，“王者承天意以从事，故任德教而不任刑。”“为政而任刑，不顺于天”。所以，天意是任德而不任刑。其三，那么，天为何不任刑呢？董的回答是，因为“阳长居大夏，而以生育养长为事；阴常居大冬，而积于空虚不用之处。”“刑者不可任以治世，犹阴之不可任以成岁也。”为何阴不可任以成岁呢？注引师古曰：“谓年首称春也”，即每年以春天为岁首，所以冬天是不能成岁的。因此，天任德，而不任刑。董要求把他的主张付诸实践，所以反问现在“独任执法之吏治民”，是不是要用刑法治国呢？
在上述三个基本观点中，第三个观点是董对阴、阳与刑、德的特殊理解。中国古代一般认为阴阳指事物正反两个方面，两个方面的矛盾与发展推动着事物的发展。但董的观点不是如此。董说“天意”已把阴、刑、杀“积于空虚不用之处”。所以天不任刑，不用刑治世。天意任德，任德教治国。这是董对古代阴、阳思想的篡改，董搞的是形而上学的一点论，只要一，不要二。这一点是值得注意的。
在《举贤良对策》所阐发上述思想就是董在德、刑问题上的主要观点。然而，董有时又说“天之志，长置阴空处，稍取之以为助。故刑者德之辅，阴者阳之助。”这种提法在董是极少的，但说明他的思想是混杂的、有矛盾的。然而，董似乎总在掩盖、隐藏他思想的这一面。如在《繁露?阳尊阴卑》中说：“天数右阳而不右阴，务德而不务刑；刑之不可以任以成世也，犹阴不可任以成岁也。为政而任刑，谓之逆天，非王道也。”这一观点与“刑者德之辅”的观点，又是矛盾的，是不相容的。
在《繁露?阴阳位》董进一步说“阳气始出东北而南行，就其位也；西转而北入，藏其休也。阴气始出东南而北行，亦就其位也；西转而南入，屏其伏也。是故阳以南方为位，以北方为休；阴以北方为位，以南方为伏。阳至其位而大暑热，阴至其位而大寒冻。阳至其休而入化于地，阴至其伏而避德于下。……阳出实入实，阴出空入空。天之任阳不任阴，好德不好刑。”从这一段话中，董重点说明了阴、阳所处的地位，及天好德不好刑的原因。
在《繁露?天道无二》一文中董进一步发挥了天“一而不二”的思想。董说“天之常道，相反之物也，不得两起，故谓之一，一而不二者，天之行也。阴与阳，相反之物也。故或出或入，或左或右……其度一也。……天之任阳不任阴，好德不好刑，如是。”又说：“天……一于时。时之所岁，而一为之。故开一塞一，起一废一。至毕时而止，终有复始于一，一者一也。是于天凡在阴位者，皆恶乱也。”又说：“天之道也，故常一而不灭。天之道，事无大小，物无难易。反天之道，无成者。是以目不能二视，耳不能二听，手不能二事，一手画方，一手画圆，莫能成。人为小易之物，而终不能成，反天之不可行如是。”又说：“心止于一中者，谓之忠。持二忠者，谓之患。患，人之中不一者也。不一者，故患之所由生也，是故君子贱二而贵一。人孰无善，善不一，不足以立身。治孰无常，常不一，故不足以致功。诗云：上帝临汝，无二尔心，知天道之言也。”通过这一段的发挥，可以看出：在董看来，天就是要一，不要二，所以，在治国上，就是任德不任刑。如果在阴位，就会“皆恶乱也”。所以是绝对不能用刑罚来治国的。接着董进一步引伸，“君子贱二而贵一”，不然，就无法“立身”，一生就不能“致功”，而导致失败。
总之，董仲舒在《举贤良对策》与《春秋繁露》中所论述的“天任德不任刑”，只用德教、王道治国，反对用刑罚、霸道治国的思想，与汉武帝治国理念根本不同。汉武帝是通过春秋决狱，把尊儒、重法二者结合起来，既是尊儒又是重法；通过严厉执法贯彻儒家的纲常伦理，正君臣关系，加强中央集权。本来罢黜百家是包括法家在内的，然而由于要以春秋决狱，把刑罚与儒术反而栓在了一起；没有刑罚的实施儒学的纲常伦理反而得不到贯彻，儒、法两家连在了一起，无法分离。这使得法家的地位反而提高了。通过实践，汉武帝取得了成功。《汉书·汲黯传》载汲黯的话说，武帝是位“内多欲而外施仁义”，意思是说他“外儒内法”，这似乎已把儒法两家的地位并列。《汉书·元帝纪》载宣帝说：“汉家自有制度，本以霸王道杂之”。这种“霸王道杂之”的制度，应当是武帝到宣帝时实际上实行的一种思想制度。所谓“霸王道杂之”就是儒法结合、霸道与王道杂柔、德教与法治兼用的思想制度。
从西汉初年的以黄老思想为指导、依法治国；到武帝时以儒术为指导、实行“霸王道杂之”的思想制度，同时又“悉延百端”，这是西汉政权思想制度的一次重大转变。在这次转变中，董仲舒与汉武帝有着重大分歧。其表现是：董反对刑罚、霸道，也就是反对“霸王道杂之”的思想制度。实践已经证明，汉武帝是正确的。他按照自己选择思想制度不仅加强了中央集权，而且实现了中国历史上的第一次大统一。如果按照董的只要王道，不要霸道，不能恩威并举，在与分裂割据势力的斗争中，在反击匈奴的战争中，是不可能取得胜利的。在这次思想制度的变革中，董仲舒反对武帝创立的“霸王道杂之”的思想制度，充当了极不光彩的角色。
二、“灭息”百家学说符合历史发展潮流吗？
董仲舒除了对法家的态度与汉武帝有尖锐分歧外，对其他各家也是如此。董主张要让儒术之外各家的“邪辟之说灭息”的。如果真是如此，那会带来极其严重后果的。这种在思想领域要实行专制独裁，与秦始皇的焚书坑儒在思想方法上有相同之处。这在当时是不符合历史发展潮流的。董同时代的人司马谈在《论六家要旨》中指出：
《易大传》：“天下一致而百虑，同归而殊途。”夫阴阳、儒、墨、名、法、道德，此务为治者也，直所从言之异路，有省不省者耳。尝窃观阴阳之术，大详而众忌讳，使人拘而所畏；然其序四时之大顺，不可失也。儒者博而寡要，劳而少功，是以其事难尽从；然其序君臣父子之礼，列夫妇长幼之别，不可易也。墨者俭而难尊，是以其事不可遍循；然其强本节用，不可废也。法家严而少恩；然其正君臣上下之分，不可改矣。名家使人俭而善失真；然其正名实，不可不察也。道家使人精神专一，动合无形，赡足万物。其为术也，因阴阳之大顺，采儒墨之善，撮名法之要，与时迁移，应物变化，立俗施事，无所不宜，指约而易操，事少而功多。
上引这段话中，司马谈引《易大传?系辞传下》中所说“天下人的大目标是一致的然而却有各种各样的思虑与办法，虽然最后能达到共同目标但走的道路却是不同的。”对这一点有的人明白有的还不明白。在上述以治理天下为己任的六家中，道家是西汉初期的指导思想，司马谈又是尊道术的，所以，他说道家能“采儒墨之善，撮名法之要，与时迁移，应物变化……指约而易操，事少而功多”，对道家评价最高，这是可以理解的。对其他各家，他主张要弃其所短、取其所长而用于治国，如对阴阳家，“其序四时之大顺，不可失也”；对儒家，“其序君臣父子之礼，列夫妇长幼之别，不可易也”；对墨家，“其强本节用，不可废也”；对法家，“其正君臣上下之分，不可改矣”；对名家，“其正名实，不可不察也”。他的这一主张，就是对西汉初期以道家思想为指导，又兼用各家情况的描述与总结。这是当时社会的主流。到了汉武帝，他实行的学术思想政策是：尊儒术、“霸王道杂之”又“悉延{引}百端之学”。这是当时的主流。至于董要“灭息”各家学说的建议根本就没有采纳。。
西汉初期之所以要尊黄老，兼用百家，是因为各家之间虽然有区别、矛盾的一面，但也有互补的一面。如道家与儒家，一家“无为”而治，一家积极进取，两家却可以互补。汉初实行“无为而治”，轻徭、薄赋、省刑，推行“便民”、“利民”、“便万民之利”的政策，1使经济得到了发展。《史记·孝文本纪》太史公曰：“汉兴，至孝文四十有余载，德至盛也。……呜呼，岂不仁哉！”景帝元年十月在诏书中说：“孝文皇帝临天下，通关梁，不异远方。除诽谤，去肉刑，赏赐长老，收恤孤独，以育群生。减嗜欲，不受献，不私其利也。罪人不孥，不除无罪。……此皆上古之所不及，而孝文皇帝亲行之。德厚侔天地，利泽通四海，靡不获福焉。”《史记·孝景本纪》太史公曰：“汉兴，孝文施大德，天下怀安。”德治、仁政是儒家的理想，从上述太史公与景帝的三处记述中，可以看出文帝推行黄老的无为而治，却实行了儒家的理想。这不正是司马谈说的“同归而殊途”吗？
“春秋大一统”是从孔子作春秋时就提出的儒家的理想。儒家主张以仁义治国称王道，法家主张以武力、刑罚治国称霸道。从表面上看二者是矛盾的。而汉武帝却用“霸王道杂之”的思想制度治国，严厉镇压了淮南王等诸侯王的叛乱活动，并胜利进行了反击匈奴掠夺、侵扰的战争，为实现中国古代第一次全国的大统一作出了重大贡献。这难道不是用儒法等家学说为实现儒家理想所作出的贡献吗？纵横家擅长于策略，武帝采纳了学纵横术的主父偃的建议，用“推恩分封”的办法削藩，既打击了分裂割据势力，又乐意为诸侯王接受，一举两得。太史公对主父偃的办法评价很高。《史记·孝景本纪》太史公曰：“晁错刻削诸侯，遂使七国俱起，合从而西乡{向}，……及主父偃言之，而诸侯以弱，卒以安。安危之机，岂不以谋哉？”这段话大意是说，晁错动不动把诸侯封国的郡县收归中央，遂使吴楚七国起兵反对中央，……及到采纳主父偃的意见，实行推恩分封，诸侯王的势力才被削弱，国家才安定了下来。国家安定与危险机遇，岂不是因为用谋略的关系吗？从建元元年举贤良对策时纵横学派就是被罢黜的两家之一。而武帝恰恰是用了学纵横术的主父偃的意见取得了削藩的胜利。这不正说明纵横学派可以为实现儒家的理想而贡献力量吗？武帝时的这些事实也证明司马谈的各学派“同归而殊途”结论的正确。
汉武帝当时在用人上是要“悉延{引}百端之学”的，原因有三：其一，这是当时国家选拔人才的制度所决定的。当时选拔人才有多种途径，如公车上书、征召、任子、举孝廉、举贤良方正、求茂才异等等。举贤良只是选拔官吏的途径之一，文、景举贤良不限制学派。
建元元年冬十月举贤良时罢黜了法、纵横两家，元光元年五月举贤良又罢黜黄老、刑名百家之言，所以举贤良只从儒生选拔官吏。再有博士弟子学业完成也要用为官吏。这都是专为儒家学派设置的升官途径。儒家以外的其他学派可以通过其他途径当官。如纵横家的主父偃是通过公车上书当官的，东方朔是在举贤良后、通过公车上书而当官的；张汤从小学律令文书、通过当小吏逐渐提拔为御士大夫的；苏武是以父任子为郎的；霍光是以兄霍去病任弟为郎的；桑弘羊十三为侍中，很可能是通过纳资当官的；司马相如在景帝时以资为郎，以病免，因赋作的好，又被武帝征召为郎。其二，由于事业发展的需要，也要求用各个学派中有才能的人。如元封五年冬因大将军、大司马卫青去世，朝中缺乏人才，武帝下了《求茂{秀}材异等》诏书，“令州郡察吏民有茂材异等可为将相及使敌国者”，并指出就是那些“驾车不循轨辙奔驰的马，放荡不羁，不尊礼度的士人”，“都在任用之列”。这次选拔人材似乎不强调学派的限制，只有一条就是“唯材是举”。其三，一个学派提供不了国家所需的各种人才。如《汉书》卷59《张汤传》载儒学博士狄山与张汤辩论要不要与匈奴和亲，狄山坚决要求和亲，并指责张汤是“诈忠”。武帝为教训他，让其到边境守卫一个防御城堡，一个多月匈奴斩了他的头而去。这个事实说明，儒生不会打仗，选拔军事人才应通过其他途径。所以通过多途径的选拔人才是一种客观需要。
《史记》卷128《龟策列传》载司马迁说：“至今上即位，博开艺能之路，悉延百端之学，通一伎之士咸得自效，绝伦超奇者为右，无所阿私”。这说明武帝即位后，大开艺能之路，悉引百端之学，使通一种技能的人都可以为国效力，有绝伦超奇才能的人为上，无所偏私。这就是武帝所执行学术思想政策与用人路线。这一政策与董仲舒在举贤良对策所说的要“灭息”儒家以外各家之言的主张完全是相反的，完全是对立的。这说明汉武帝没有采纳董仲舒的建议，不是偶然的。而是董仲舒意见的荒诞不羁所造成的。
从西汉初期开始，学者不仅学一家，而且兼学它家或兼学几家，是很平常的事。如：《汉书》卷49《晁错传》载晁错原学申商刑名之学，文帝让太常派人学尚书，太常就派晁错“受尚书伏生所”。因此，晁错就成了兼学儒法两家的学者。《史记·太史公自序》说司马谈曾从唐都学天文，从杨何学《易经》，又追随黄生学黄老之学。公孙弘是位学《春秋公羊传》、又“著《公孙子》，言刑名事”的治儒、法两家的学者。所以，他在职务上能“习文法吏事，缘饰以儒术”，作到儒法兼用。因此，深得武帝的重用，作到了御史大夫、丞相。主父偃是位“学长短纵横术，晚乃学易、春秋、百家之言。”主父偃上书汉武帝，所言九事，其中八事被著为律令，曾一度深受武帝尝识。这说明当时社会需要复合性的人才。
汉文帝对思想文化方面的问题就很重视，如当时朝廷中没人学尚书，只有秦博士伏生教授尚书，就让太常派人去学尚书。据《史记·儒林列传》记载，黄老学派的黄生曾与诗博士辕固生在景帝面前辩论汤武革命，景帝从中作了调解。如果皇帝对两派的学术思想毫无所知，他怎么去调解呢？所以，最高统治者也需要了解各学派的学说。高级官僚也是如此。如《汉书》卷52《田蚡》载：曾任太尉、丞相的田鼢曾学“盘于诸书”，注家解释说盘于二十六篇，系兼儒、墨、名、法的杂家书，后又转而尊儒术。《太平广记》卷三《汉武帝》载武帝幼年时，曾读伏羲以来，“群圣所录”的书籍“数万言”。如果这些书是一家之言的书，就谈不上“群圣所录”，所以这本书很可能是杂家的书。《汉书》卷44《淮南王传》载淮南王刘安“入朝，献所作内篇，新出，上爱秘之。”这也是杂家的著作。从杂家的书中，可了解其他学派学说的新奇的传闻。。董仲舒自己也看儒家以外其他学派的著作。
如董谈阴阳关系时是以人类社会尊卑关系来说明自然界的阳阴关系的，这一思想可能是从马王堆发掘出的《黄老帛书》中继承来的。帛书《称》中说“主阳臣阴。上阳下阴。男阳女阴。父阳子阴。兄阳弟阴”等。任继愈先生指出：“董仲舒以阳尊阴卑强化三纲五常，即这种观念的进一步发展”。另外，董的天人感应说也是继承与发展民俗中的巫术迷信文化与阴阳家的学说而来的。在《春秋繁露》中董详细地论证了他的天人感应说，如果不参考儒家以外的学说，是写不出本书的。董在元光元年五月举贤良对策中所提出的要“灭息”百家学说的建议，恐怕也只是为迎合朝廷提出的罢黜百家的决定而已。他自己并不准备实践这一建议，说的坦白点，他是信奉阴阳学派的，却要朝廷独尊儒术，“灭息”百家。所以。董在这个问题上不过是耍了个两面派而已。
总之，在对待在儒家以外各家学说的态度上，汉武帝与董仲舒有着尖锐的分歧。汉武帝是尊儒术，重法治，悉引百端之学。以这种方针为指导，点子多、套路多、办法多，能够调动各个学派的积极性，他在事业上取得了辉煌成功是与此有关的。董仲舒的意见是“灭熄”儒家以外各家的学说，对各家学说实行专制。这是不符合社会发展潮流的。他遭到汉武帝的冷遇、不受重用，也就不足为怪了。
三、结语
总之，从汉初、西汉中期看，汉文帝、汉武帝都主张以一家思想为指导，博取各家之长，扩大智力资源，治理好国家。这是符合历史发展潮流的。董仲舒在《举贤良对策》中，对朝廷“独尊儒术”的决定，表示响应，这与武帝意见一致。然而他提出要让儒家之外百家学说“灭息”主张，并把主要矛头对准法家，反对霸道、刑罚，反对儒法结合等，要“灭息”百家。这些都是与武帝执行的学术思想政策相矛盾。这些也都是不符合历史发展潮流的。我们不能从形式主义出发，认为董的《举贤良对策》是经武帝看过的，就是武帝同意了的，就是和武帝的意见是一致的。我们应当从历史实际出发，实事求是，来观察事物、认识事物，从武帝与董在具体问题上的矛盾、差别、斗争，来认识问题、观察问题、得出结论。以上就是本文的意见。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