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关于“文言合一”的观点。“文言合一”是白话文运动中的根本主张。但在这一根本主张下如何“废文言而用白话”，实现文言合一，新文学革命论者意见是不一致的。胡适主张白话文学“不避俗字俗语”。钱玄同则赞成“纯为白描，不用一典”，主张“须老老实实讲话，务期老妪能解”。刘半农的见解也许更正确一些，他认为文言白话各有所长，不能偏废，两者应相互取长补短，“于文言一方面，则力求其浅显使与白话相近；于白话一方面，除竭力发达其固有之优点外，更当使其吸收文言所具之优点，至文言之优点尽为白话所具，则文言必归于淘汰”。但刘半农的这一见解，只是文章诸多观点中的一个，匆促中并没有展开具体的论述。受此启发，傅斯年及时发现了这一问题的重要性，于1918年2月《新青年》上发表了《文言合一草议》一文，就“文言合一”问题作了具体而详尽的论述。在这篇文章里，傅斯年首先阐述了自己关于“文言合一”的观点，他认为不能把“文言合一”简单地理解为废文言而用白话。原因在于，文言尽管有种种缺点，但毕竟历经二千年的发展进化，内容丰富；而白话虽行于当世，但内容贫乏，表达力弱。正因为文言白话各有自己的优缺点，所以对文言不能全盘抛弃，而应扬弃。用白话也不是照搬当时的口语，而应加以改进。“文言合一”应该是“以白话为本，而取文词所特有者，补苴罅漏，以成统一之器”。这样，取材于语言者，取其质，取其简，取其切合人情，取其活泼饶有兴趣。取材于文词者，取其文，取其繁，取其名词剖析毫厘，取其静状充盈物量。
正确的原则是行动的基本保障，但仅仅停留在原则上是不够的，傅斯年认为必须将这个原则划为具体的方法与措施。他的具体观点是：①语言中代名词、介词、位词、感叹词、助词，应全取白话，如用“你”、“我”、“他”代替“吾”、“尔”、“汝”、“若”，用“拉”、“了”、“麽”、“呀”代替“焉”、“哉”、“乎”、“也”，用“哀呀”代替“呜呼”等，就显然亲切而容易理解。②白话的不足，在于名词和形容词的贫乏与直朴，而文言中的此类词，往往具有审美的价值和“画龙点睛”的艺术表达力和感染力，因此应当有选择地吸收。③中国的文字，一字一音，一音一义，而且同音字极多，容易造成听者理解的困难。对此傅斯年主张用“单不足以喻则兼”的原则予以解决，即尽量少用单词，多用复语，“故白话用一字，文词用二字者，从文词。白话用二字，文词用一字者，从白话”。这样文言中的“今”、“往”就被白话中的“现在”、“过去”代替了。当然对于成语，如“今不如夕”，因是约定俗成，就没有改正的必要了。④重视俗语，傅斯年认为，许多描写事物与表达感情的俗语，非常传神，表现力极强，因此无论雅俗，都应该尽量兼采。⑤遵循“出词贵简”、“贵次天然”的原则评判文言与白话，语言是表达思想的工具，应力求简洁、明了，这是一个根本原则。
（二）关于“欧化的白话文”的观点。1918年4月，胡适发表《建设的文学革命论》，总结了一年来文学革命发难后的理论成果，文中把文学革命的目的化整为零，归结到“国语的文学，文学的国语”十个大字，这标志着文学革命发难期重心的转移，即从对封建文学的批判破坏而发展到新文学的理论建设和实际发展。但在白话文学进入实践阶段的初期，只有理论的倡导无现成的楷模。虽然有《水浒传》、《红楼梦》等旧白话小说，但与新文学的要求亦有相当距离。在文言书海里成长起来的新文学论者要改变自己思维和实践的习惯，无疑不是一件容易的事。因此初期的白话文，“有许多很不可看的，很没文学组织的……‘你’、‘我’、‘尔’、‘汝’随便写去，又犯了曹雪芹的告诫，拿那‘最可厌的之、乎、者、也’一齐用来，成就了半文半白、不文不白、不清不白的一片”，自己扎不下阵角，更遭保守派的讥笑。这引起了傅斯年忧虑，认为当务之急是研究白话文的做法。他根据自己做白话文的经验，撰写了《怎样做白话文》一文，提出了做白话文的两大原则：“一、留心说话。二、直用西洋句法。”
关于“留心说话”——留心自己的说话，留心听别人的说话。傅斯年认为：“语言和文章，在文言分离的时代，是两样东西的，不会做文章的人，可能善于说话，不善说话的人，可能做得好文章。”但“言文合一”以后，文章语言便是一回事，日语文学就是文学国语，这样想做好白话文，便需要把语言的精神，当做文章的内在素质，从而必须善于说话并留心自己和别人的说话。
关于“直用西洋句法”。留心说话，把说话当做白话文的凭籍，这固然是重要的，但仅有此又是不够的。因为文言分离二千年之后，白话由于缺乏修饰与改进，变得越来越苍白、直露，在文典学、言语学、修辞学上都有着若干致命的缺陷，因此中国国语文学的发展，必须于“乞灵说话之外，再找出一宗高等凭借物”，那就是“直用西洋文的款式、文法、词法、句法、章法、词枝（figure of speech）……一切修辞学上的方法”，即使国语“欧化”，成一种“欧化的白话文”。白话文为什么需要欧化呢？傅斯年认为，在句法上，近代西方文章都是一层层叠进，思想意思一层层显出，逻辑性很强，“层次分明”是西洋文的一大特征。而中国的文章则相反，复句少，单句多，一个问题层层分析的句调与文章，就更没有了。傅斯年认为这是中国人思想简单、逻辑性不强的表现。显然，他并没有将国语欧化仅仅视为一个语言问题，而是将语言问题与思想改造紧密联系在一起，他身体力行，《怎样做白话文》本身即是一篇在力去原来的简单，力求层次的发展，模仿西文语法的运用方面体现较明显、较成功的白话论说文。
傅斯年还从“移人情”这一文学的根本功能的角度分析欧化白话文的必要性。他认为，文学的职业，只是普通的“移人情”，文学的根本，只是“人化”。按照这一观点，不合人性，不近人情的旧文学是不足以借鉴的，只有文艺复兴以后体现人文主义精神的西方近代文学才符合“人化”的这一标准。中国文学只要效法西方近代文学，受它的感化与影响，也一定能达到“人化”的境界。由此傅斯年提出了“人化”即“欧化”，“欧化”即“人化”的观点，这种全盘欧化的观点，显示了傅斯年注重文学的思想性，主张文学应反映、表现人性，是人的文学、人化的文学，已经包含着“文学即人学”这一根本的文学观。
《怎样做白话文》提出的创作白话文的两条凭藉，无论在当时和后来都产生了较大的影响。十几年后，胡适在综述中国新文学的成绩时曾予以高度评价，认为这是白话文建设中提出的“两条最重要的修正案”。并为此论述到：“近年白话文学的倾向是一面大胆的欧化，一面又大胆地方言化，就使白话文更丰富了。傅先生指出的两个方向，可以说是都开始实现了。”
（三）关于汉语改用拼音文字的观点。废文言、兴白话的白话文运动兴起之后，表现文言的中国汉字的存废便引起了人们的关注。虽然新文化论者一般都赞成废汉字而行用拼音文化，但如何具体处理，陈独秀、胡适等自认为是：“言语学的门外汉，不配说话了。”因此能够系统论述汉字拼音化问题的，只有傅斯年《汉语改用拼音文字的初步谈》。
文字是语言的工具和载体，傅斯年首先从工具应力求简便的角度分析了“汉字当废”的道理。中国的文字，字数虽少，却是个个独立，所以学习中国汉字，只能一个个去记忆、去掌握，可以说是世界上最难识的词汇，因而应当废除而行用拼音文字。但同时傅斯年又极力反对当时许多人主张的引进外国语作中国的语言。这样他便把全力注重在汉语上，给汉语造一个拼音文字。他认为这是完全可能的，汉语虽是单节，却不是纯粹单音了，这样就可以“拿词（word）做单位，不拿字（charactor）或音（syllable）做单位”。汉字里可以废除单音，拼音文字施行的困难就去了一大半。
在阐述了汉语应当而且可能改用拼音文字之后，他又就制作拼音文字的基本规则提出了自己的观点。
第一是字母选用问题，因为罗马字母在世界上影响最大，傅斯年主张选用罗马字母。但中国汉语的声韵比罗马音多，罗马字母是不够代表汉音的，对罗马字母还须加以变通，不能照搬，由此他提出了具体制作的几条原则。
第二是字音选定问题，拼音文字应该选用“蓝青官话”的字音，因为它已经占了统一的国语的地位。
第三是文字结构的问题，这是制作拼音文字的重点和难点，傅斯年就此提出了几项原则：①在具体和抽象名词、形容词、代名词、动词、位词、介词、感叹词中，凡一个以上的汉字，联合起来作为一个词时，拼音文字即认为是一字；②数词的离合在德文里有固定的规律，但没有限定的次数，傅斯年认为应当仿效德文，无论若干数词，只是表明一个数，都应当连接成一字；③汲取英语的经验，一切的语首根（prefix）和语后根（suffix）皆不独立；④力避革音字，努力多造二音以上的字。
（四）关于白话文学与心理改革相联系的观点。“五四”时期，我国正处于急剧变化的大动荡时代，新思潮如汹涌的波涛冲击着文化思想界，出现了我国现代史上第一次的思想大解放，要表现新思想，反映新时代，歌颂新生活，那些陈旧的僵死的文言、八股、骈体格律等形式，已经成了严重的桎梏，不彻底打破旧形式，不仅影响着新文学运动的开展，而且阻碍着解放思想的新文化运动的发展。虽然胡适、陈独秀在文学革命的发难宣言中都曾触及到文学内容和文学形式两方面的革新问题，但新文学运动中最先受关注和关心的还是语言的形式问题，所以便有了从“文的形式”入手进行文学革命的白话文运动，这是符合“五四”新文学运动特定历史条件的。傅斯年前期所关心的，也还主要是文学的语言形式的革新，如文言合一问题，做白话文问题，汉语拼音化问题，无不是强调语言形式的改革。但是随着新文学运动的发展，在文学革命中也出现了一种片面热衷于语言形式改革而在一定程度上忽视了思想内容革命的偏向。这引起了傅斯年的关注和忧虑：“觉得这白话文学的主义，不久定要风行，然而这白话文学主义的真价值，或者为着速效弄糟了，这真可虑的很。”1919年3月，周作人在《每周评论》上发表《思想革命》一文，对文学的内容革命与形式变革的相互关系，作出了具体的论述，明确指出：“文学革命上，文学改革是第一步，思想改革是第二步，却比第一步更为重要。”傅斯年受这篇文章的感动与启发而发表了《白话文学与心理的改革》，全面阐发了他对文学革命中应当重视内容改革的观点。
首先，傅斯年对周作人关于文学革命中思想改革的意见表示赞同。他认为真的白话文学，应该用白话作材料、有精工的技术和公正的主义，其中尤其强调思想内容的重要性。原因在于中国人普遍缺乏对人生的觉悟，大都醉生梦死，结果就是中国人的思想，虽经形式上的无数变化，但骨子里本质的内容依然如故，“用孔子曰‘每日三省吾身’做题目去作八股，和用‘怎当他临去秋波那一转’做题目去作八股是一种性格的两面”，仍然超不过“高为讲章白话文”的境界。因此，思想的革命在白话文学建设中就显得至关重要了。思想之外，还有感情。思想的革命之外，还有感情的发展。思想是一种理性认识，是认识的最后阶段，因而力量比较薄弱，因为无论在历史在现实中，“思想尽管高明，文章尽管卑劣”的例子比比皆是。而感情是一种感性认识，处于认识的初级阶段，因而对人的刺激力量比较强。他认为伟大文学作品的问世，有赖于中国人深沉挚爱的感情的投入。由此他觉得在文学革命中，单说思想革命，似乎不如说感情与思想的心理改革全面些。
（五）关于戏剧革命中新剧主义的观点。在中国传统社会里，“中国文字繁难，学界不兴，下流社会，能识字阅报者，千不获一”。教育不能普及，传统戏剧（指京剧、昆曲和各种地方戏曲）便以其通俗和活泼的形式，在很大程度上担负了教化的功能。要在思想革命中改变人们的传统思想，就要首先改善担任教育功能的传统戏剧。1918年6月，《新青年》在胡适的主持下，出版了“易卜生专号”，发表了胡适的《文学进化观念与戏剧改良》，傅斯年的《戏剧改良各面观》和《再论戏剧改良》等多篇文章。傅斯年在文章中，首先从内容和形式两个方面系统论述了旧戏当废的道理。从内容上看，戏剧是人类精神的体现，因而应是“近人情”的，而旧戏却“全以不近人情为贵”，它所体现的不过是玩“百衲体”把戏的精神。这是因为旧戏是中国历史社会的产物，而中国的历史社会，按照傅斯年的看法，“自从秦政到了现在，直可缩短成一天看。人物是独夫、宦官、宫妾、权臣、奸雄、谋士、佞幸；事迹是篡位、争国、割据、吞并、宴乐、流离”，戏剧的内容便是这两样东西的写照。因此作为旧社会教育机关的旧戏不能不推翻，新戏作为新社会的急先锋便不能不创造。从旧戏的形式看，无论它的唱工、声音、服饰及意态动作和音乐，都毫无美学价值可言；就戏文而论，傅斯年认为从词句、结构和体裁三方面看，也难入文学之列。无论是内容还是形式，傅斯年都认为旧戏一无可取，应在否定之列。因而他主张戏剧革命，反对戏剧改良。
傅斯年主张戏剧革命，要求创造新剧，但他不同意胡适赶快翻译西洋剧作为新话剧的意见。因为西洋剧本是以西方社会为背景的，中西社会区别极大，中国人不一定能够理解与欣赏西洋剧。因此应该主要取它的精神，弄来和中国的人情、国情相合，“直译的剧本，不能适用，变化的形式，存留精神的改造本，却是大好。”这种“拿来主义”的思想，在一定程度上纠正了戏剧革命中对待西方文化的形而上学倾向。新剧的创造，关键是编制新剧本，为此他提出了六条具体原则：
1．剧本的材料，应当在现实社会里寻找，断不可再做历史剧；
2．注重悲剧的作用，反对中国旧剧结尾大团圆的通病；
3．剧本的事迹，应当是日常生活；
4．剧本的人物，须是平凡人，反对旧戏里多为王侯将相、才子佳人；
5．剧本的观点，善恶分明的说教性不能太强，注意艺术性；
6．编剧要注意思想性。
这些积极的创作理论，实际上为新话剧的编写提出了现实主义的美学原则，特别触及到剧中人物的典型化、主题思想的含蓄深蕴等重要问题，比胡适的主张更富有建设性意义。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