5月的一个晚上，鲁迅在冯雪峰的陪同下，前往爵禄饭店会见共产党的一位举足轻重的人物：李立三。
在总结和批判陈独秀右倾机会主义和第一次左倾盲动主义的中共“六大”召开之后，共产国际“六大”接着召开了。这时候，共产国际实际上已经被置于联共的指挥棒下面。由于联共反倾向斗争的影响，共产国际“六大”指出左倾冒险主义的“第三时期”理论，给中国革命和世界革命带来灾难性的影响。然而，作为权力中心的意志是不可逆转的。中共代表发言人瞿秋白即使在会上对“第三时期”理论提出不同意见，表示不可理解，也只能受到严厉的指责。1929年，共产国际连续给中共中央发出三次函件，将中共中央的路线、政策继续向左推进。10月，中东路战争发生。为了使苏联赢得对张学良东北军作战的胜利，防止日本发动反苏战争，共产国际迫切希望中国国内迅速出现全国武装暴动等计划，以确保“国际正确的路线”的执行。1930年上半年，在中国，左倾路线和行动仍然处于潮涨状态。
见面以后，李立三直截说明了约见的意图。他向鲁迅介绍了全国的形势，以及关于城市暴动等系列行动计划，请他配合党的任务，做点具体的政治宣传工作。
鲁迅很坦率，当即表示说，他是不善于宣传的。
李立三举了法国作家巴比塞的例子，问鲁迅是否可以像他那样发一个宣言？如果可以，那么将会给革命带来很大的帮助。
巴比塞确曾发表过不少政治宣言，影响也相当广泛。可是，巴比塞是巴比塞，鲁迅是鲁迅，而且中国也不是法国。鲁迅认为，中国革命不能不是长期的、艰巨的。中国有中国式的战法，总之，他不赞成赤膊打仗，而应更多地采用“壕沟战”、“散兵战”、“袭击战”等战术。不打算进行“韧战”是不行的。其实何止搞文学如此，搞政治也当如此。因此，在他看来，眼前的共产党还是幼稚的，教条的，冒险的。
他说，如果他要学巴比塞那样发一通宣言，就很难在中国呆下去了。
李立三表示，可以让他到苏联去。
他想的可不一样。他觉得中国更需要他，他必须留在中国，而且只有留在中国，才能打上一两枪，起点作用。到外国去住起来做“寓公”，于个人来说，舒服是舒服的，但对中国革命有什么益处呢？况且，自己也过不惯舒服的生活……
四五十分钟过去，会见也就结束了。
没有结果。
回到家里，鲁迅突然记起临别前同李立三握手的情景，对冯雪峰嘻嘻笑道：“他的手真软呵！”
接着，他摇了摇头，摊开双手说：“你看，我们两人还是各人谈各人的。”
理解人不容易，理解作家更难，理解富有思想深度的作家尤难。以鲁迅的“学生”、“战友”、“知己”自炫或炫人者可谓不少，而真正理解他的有多少呢？倒在外国朋友中，有几个人是深刻认识了他的存在的。
史沫特莱便是其中之一。
出于女性天生的敏感，由底层生活所锻炼出来的理性，以及介入政治生活的热情，史沫特莱几乎从见面的头一天起，就像熟悉自己的亲人一样熟悉这个中国人。
她说：“鲁迅是位伟大的作家，有些中国人称他为中国的高尔基，可是在我看来，他真正是中国的伏尔泰。”
她说：“鲁迅是中国现代作家当中惟一具有我们所谓‘天才’的那种奇异和稀有的品格的人。中国原有许多有才具有能力的作家，但鲁迅是惟一天才的作家。”“作为一个作家，作为一个笔杆的战斗者，他是具有天才的，而伴随这天才，便是一种深不可拔的执拗性。”
她说：“在所有的中国作家当中，他恐怕是最和中国的历史、文学与文化错综复杂地连结在一起的一个人。他的某些政治评论几乎是无法译成英文，因为，由于不可能公开地攻击反动统治，他的文章经常是用中国过去最黑暗时期的某些人物、事件和思想来影射讽刺的镶嵌品。”“通过这些政治评论，中国的和西方的两条丰富的文化巨流在畅流着，它们的风格简直像蚀刻铜版画一样优美地表现出来。”“他认为思想和表现的自由，是人类成就的要素。他的文字的风格是与众不同的，因此即使用了许多笔名，也无法掩护他……”
这个出生在美国的“大地的儿女”，于1928年底作为德国《法兰克福日报》的特派记者来到中国，从此加入中国人民的斗争的行列。自从通过翻译家夫妇董绍明和蔡咏裳的介绍认识了鲁迅，她就深深地为鲁迅的思想和人格所吸引。她把德文译本的自传体小说赠送给鲁迅，并在扉页上写道：“赠给鲁迅，对他为了一个新的社会而生活和工作表示敬佩。”
一个炎热的下午，董绍明夫妇访问了史沫特莱，请求她租一家小的外国餐室，好在那里举行庆祝鲁迅五十诞辰的招待会和晚宴。
这是一件危险的事情。因为那天将被邀请的人，是代表着“危险的思想界”的。董绍明叫她放心，说所有的客人都只是口头邀请，并且发誓保守秘密；同时，在通往餐室的各个路口，都将会安排专人放哨，不会发生意外的。
9月17日下午。很好的阳光。
史沫特莱同董绍明夫妇站在一家名为“苏腊巴业”的荷兰西餐室花园的门口，看着从前面交叉的马路上陆续前来的客人。
鲁迅在夫人许广平和爱子海婴的陪同下很早来到。他身材矮小而又虚弱，穿了一件淡黄色的长衫和一双胶底布鞋；光着头，没有戴帽子，短头发刷子似的竖着。从外貌看来，他的面孔同普通的中国人一样，却非常富于表情，一种充满生气的智慧就从这上面流露出来。他见到史沫特莱很高兴，用德语简单地作了交谈。他的风度，他的语言，他的每一个手势，都放射出一种完美的人才可能具有的魅力。在他的面前，史沫特莱突然感觉到自己像一个呆子似的粗野笨拙和局促不安。
客人们很快到齐了。这时，鲁迅便回到花园里去。史沫特莱再三转过身来看他。他因某些手势而举起来的细长而生动的手，紧紧地攫住了她的心。
这是一个混杂的而又令人兴奋的集会。到会的不下二百人，这种景象使史沫特莱感到惊异。她就住在附近，知道这一带布满侦探，可是这么多人的集会却居然瞒过了他们的眼睛。在这些客人当中，有作家、美术家、教授、大学生、演员、新闻记者、学者。还有一个是红军协助会的代表，一个刚刚出狱的反帝同盟的代表，一个地下出版的共产党报纸的编辑。还有两位有地位的人士，他们的光临，并不是因为同意鲁迅的信念，而是对他的正直、勇气和学识表示尊敬。
暮色降临时，有一半客人走掉了。另外有几个人前来代替史沫特莱他们放哨，于是他们来到餐厅里，同几十个人一起进晚宴。
宴会过后，宾主作了热烈、恳切的祝词，演说接着开始。
老板是熟悉的，而且不懂中国话，因此他并不使史沫特莱感到担忧。可是，那些中国侍者却是可注意的，对于知识者的集会，他们居然那么全神贯注地从旁倾听。每当有侍者走出房去的时候，史沫特莱都注视着他的行动，留心他是否去打电话给警察。
青年人的发言总是带有激进的色彩，听着令人鼓舞。他们谈着近代的思想，谈着黑暗的现实，谈着红军的成长，谈着文化团体的组织，谈着鲁迅五十年可宝贵的生活，欣慰于他的健康，希望他永久地做他们的领导者和保护者。
今天鲁迅真美！——大约当他快乐的时候，或是对于什么东西发生兴味的时候，他总是这么美丽的……史沫特莱猜想着，目光不时地从演讲者那里移到鲁迅身上。她发现，他的脸老是那么动人，眼睛老是带着智慧和情感而闪耀着，只是在今天特别的美丽。他身上的绸袍增加了他的美，增加了他的一份尊严。
鲁迅自始至终仔细地听着青年的发言，把他的注意力从一个演说者迅速地转向另一个演说者，而他的食指，一直在缓缓地抚摸着面前的茶杯的边缘……
当所有的人演说完毕，他便站了起来，开始平静地讲话。
史沫特莱是第一次听鲁迅的演说。她一面细心捕捉外面街道可能出现的捕人车的隆隆的声响，一面仍在倾听着鲁迅的声音和朋友的翻译。渐渐地，她竟忘记了捕人车的事了，所有的侍者也都因静听鲁迅的发言，而忘记了侍候客人。
鲁迅说着自己平生的故事。从中国到异邦，从乡村到都市，在平静的讲叙中，时时快刀似的切入对于自己的解剖。他说，现在被请出来领导无产阶级的文学运动，还有他的一些年轻朋友要求他当一个无产阶级作家。他要是真的装作一个无产阶级作家的话，那就未免太可笑了。他的根，他的创作生活，是植在半封建的乡村中，在农民中和知识分子中的。除了自己的故乡和周围一些知识者之外，对于其他任何的知识集团知道得很少。可是，他又一直不满于学生及其他知识者思想中的一些古老的阴暗的东西。关于无产阶级文学，他知道自己不能写，但可以翻译。如果把苏联作家的重要作品译成中文，对于中国青年作家是有指导意义的。
他又说，他也不相信中国的知识青年，没有体验过工人和农民的生活、希望与痛苦，便能产生出无产阶级的文学。他希望受过教育的青年，能分享工人和农民的生活，从他们的生活中汲取素材和必要的养分，当然也不能忽略对西方文学艺术的学习。总之，创作是从经验中，而不是从理论中产生出来的。
集会快要结束时，一个青年人把身子弯向史沫特莱，摇着头，低声地说：“太令人失望了！你说是吗？我说的是鲁迅对待无产阶级文学的态度，这种态度，只能使青年人为之沮丧。”
史沫特莱出生于工人家庭，当过烟厂工人、书刊推销员，生活培养了她对职业的知识分子的敌对情绪。在她看来，中国的知识分子从来没有做过体力劳动，他们的写作，是一种同实际经验脱了节的职业。对于他们，甚至连“青年”这样一个普通的名词，也仅指学生而言，对于工人和农民从来采取一种同情但却是优越的态度。他们创造出许多自称为“无产阶级文学”的东西，多是人工造作的，是对于苏俄文学的一种笨拙的模仿。
于是，她对那青年回答道：“我完全同意鲁迅的意见。”
真正的革命艺术家不只是关心艺术目的，还关心艺术生产的工具和手段。所谓“倾向性”，就不仅仅是思想的呈现，它必然地从艺术形式上反映出来。
中国知识分子在物质生活上带有极大的依附性和寄生性，因之在思想意识上也多表现为上倾性，忽视了广大的下层社会。像鲁迅这样始终保持着一种下倾的态度，对劳苦大众表现出近于宗教的献身的热忱，是极其少有的。但是，他愿意做一个精神引导者，虽然并不承认自己为“导师”，却不肯迎合和取媚大众。他知道，中国文字是如何的繁难，在短时期内做出“平民文学”来是根本不可能的事。在语言文字的运用方面，他执意保留自己的个性，创造着有点古奥有点艰涩的既热烈又凝重的风格。然而，在他的意识深处，却有着一种负罪感。为了偿还这笔精神债务，在他所熟悉的艺术种类中，他觉得惟一可以转让的是作为视觉艺术的绘画，而木刻，是其中最富有大众品格的。
木刻，也即版画的材料极其简单，只须一把小刀和一块木板，再配上纸墨，就可以产生一种艺术了。当革命时，版画的作用更广，虽极匆忙，也顷刻能办。在鲁迅看来，中国画的表现力是不够的，而油画和水彩画的颜料又太贵，目前大约只有从木刻艺术中培养新型的艺术家。现代艺术最坏的倾向是沙龙绘画，而他们是应当有着与之完全不同的方向的。加以在中国，印刷技术相当落后，倘美术家自己画，自己刻，自己印，就不但可以使原作避免失真，流布也能较为广远，不再如那些巨幅或长卷，固定一处，仅供几个人鉴赏。中国人有着欣赏水墨画的习惯，年画，小说绣像，在乡间也都不难觅得，而且确实曾经赢得少年时的自己的喜欢。
鲁迅不但热爱美术，而且重视它的社会效能，许久以前便把它当成为大众美育的重要方面。出于这种由衷的热爱与关心，他一直追踪世界美术的流变，翻译过厚厚的一本《近代美术史潮论》。此外，在左联举办的“暑期补习班”以及其他艺术学校和团体里，他还多次向文艺青年介绍过现代美术理论。但是，对于木刻，他的认识是逐步深入的，以致终于想到要提倡现代版画运动。
他编书的脾气很特别，就是喜欢插图。为了给《奔流》月刊预备插图，他多方搜集美术书籍，仅1930年，这类书籍的购置就超过文史书籍的三分之一。这时，他开始沉迷于外国版画，于是分头搜寻，托商务印书馆及个人，如陈学昭、徐诗荃、曹靖华、史沫特莱等，分别从英国、法国、德国、苏联购入大量木刻插图和画册，还托日本友人搜集浮世绘版画。为了求得苏联木刻家的手拓木刻，多次购寄宣纸，以作交换。他所收藏的外国版画原拓，附有木刻插图的文学作品等，据统计有千种之多，居中国公私藏家之冠。其中，又以德国和苏联版画为最多。虽或远在这两国的朋友较为相知，搜集方便，但是这些作品的粗犷与豪迈是足以吸引鲁迅的，那上面，黑白分明地记录着人类的挣扎，搏斗，永不屈服的尊严。
为了便于保存、传播和艺徒的学习，鲁迅开始着手木刻画集的出版和介绍工作。最先是在朝花社，以《艺苑朝华》的名目出版定期画集。在已出的第一辑的五种中间，有三种是木刻集，即两本《近代木刻选集》和一本《新俄画选》。他还为这三本画集写了《小引》和《附记》。此后不久，又自费出版了德国青年版画家梅斐尔德的《士敏土之图》。可怜的是，画册只影印了二百五十部，而且几乎尽是德日两国人所购，中国读者只有二十余人。他曾经为此鸣过寂寞，但是，对于版画在中国的前途并不悲观。
鲁迅对版画的热心感动了内山。在他的影响下，内山也加入了由他默默开始的中国现代版画运动的组织工作。
“我想把先生搜集的版画让人们欣赏一下，举办个版画展览会，可以吧？”
“很好，那么我就选画，你准备画框。”
就这样，一个小规模的世界版画展览会很快地计划成功了。
这是中国的第一次版画展览会。会场设在北四川路上海供销合作社二楼的日语夜校的教室里。德国和苏联版画大小一共七十余幅，都装上了端正的画框，作了编号，写上原文和汉文对照的国名和作者名字，印刷了展览目录。为了避免不必要的麻烦，还安插了不少日本版画，因为凯绥？珂勒惠支的连环版画富有反抗性，展出时，也就特意分散到几个房间里去。
对于这次展览，日本人有不少评论，而参观的中国人却不多，但无论如何，总算唤起了中国文化界对木刻艺术的注意。
后来，内山还协助鲁迅举办过两次类似的版画展览，为了开展创作，鲁迅委托内山在日本定购了木刻刀，并配备木板、油墨、木拓等出售。于是内山书店也就成了我国第一个木刻用品代销处。
由于一个偶然的机会，鲁迅又发起组织了中国最初的木刻讲习会。
那是1931年初秋。一天早饭过后，完造夫妇和初到上海的胞弟嘉吉，以及后来成为他爱人的片山松茂在书店后屋里聊天。话间，完造拿出三张版画明信片给大家观赏，井上喜美子觉得很好玩，问画是怎样做成的。恰好嘉吉来时就做打算刻些上海风景之类的，特意带了一些木刻用具，这时便到楼上把东西拿了来，迅速地把桌上的火柴匣画在木板上，一面讲说一面雕刻，喜美子和松茂在好奇心的怂恿下，也跟着刻了起来。
就在这个时候，鲁迅进来了。他听了内山的介绍，看了日本孩子的木刻画片，观察了在场三个人的操作和嘉吉的指导，突然提出一项要求，要嘉吉教上海的美术学生作木刻。
这不是笑话么？嘉吉不过是一位小学美术教员，连各国名家的作品也没有见过，怎么能教美术学生呢？嘉吉感到非常为难。鲁迅的“师道”就这样特别，他并不在乎是否名家，只要有一点长处，小人物一样可以为人师。他认为，艺术是不可能传授的，因此多次声明说不相信什么“文学入门”“小说作法”之类，但是作为一门技艺是可教习的。他告诉嘉吉，近来学习木刻的绘画学生多了起来，但是却不懂木刻的基本技术，只是摸索着干，因此，只要能教些入门技术就行了。
在兄嫂的再三劝说之下，嘉吉推辞不掉，只好勉强答应下来。
讲习会场设在日语学校里，这是鲁迅向校长郑伯奇商借的。平时只穿旧大褂的他，讲习的几天穿了一件很讲究的雪白的夏布长衫，表现出罕有的兴致。
讲习会于8月17日开始，每天上午9时至11时为讲习时间，主讲是内山嘉吉，鲁迅担当翻译。讲的内容主要是木刻技法方面的知识，后来也结合学员的习作，一面示范一面谈些具体的意见。讲课余下的时间，用来观摩鲁迅每天带来的一包袱各国的版画作品，这时主讲就轮到他自己了。他向学员们讲说浮世绘版画，非常赞赏那些色调鲜明而富有生活气息的造像；介绍作风秀丽的英国木刻时，连带批评了英国出书的风气：印刷精，印数少，以昂贵的定价显示书的名贵。他还特地带来珂勒惠支以整整五年时间创作出来的一组著名的腐蚀版画《农民战争》，这是由史沫特莱花了很多周折才买到的。对于珂勒惠支的作品，法国作家罗曼？罗兰称之为“当今德国一支最优美的歌”。鲁迅在谈话中也表示了由衷的敬佩，在讲述珂勒惠支的生平和艺术成就时，竟没有吸上一口烟！
会员大都是二十多岁的青年，一共十三人，基本上属于“一八艺社”的成员。一八艺社是中国左翼美术家联盟公开活动的团体，入盟前，曾经在上海开过三次展览会。鲁迅参观过，捐过款，还为最后一次展览写过引言。在引言中，他热情地评介了这批幼小者的作品：中国近来其实也没有什么艺术家。号称“艺术家”者，他们的得名，与其说在艺术，倒是在他们的履历和作品的题目——故意题得香艳，漂渺，古怪，雄深。连骗带吓，令人觉得似乎了不得。然而时代是在不息地进行，现在新的，年青的，没有名的作家的作品站在这里了，以清醒的意识和坚强的努力，在榛莽中露出了日见生长的健壮的新芽。这是第一批种子。
珂勒惠支十分喜爱歌德的一句名言：“谷种不该磨粉！”为了使种子不致在政治高压底下成为粉末，鲁迅，这位中国现代版画之父，从此出席木刻展览会，给展览会和创作的木刻集作序，与青年木刻家谈话、通信，为保护和支持他们耗尽了一生的心血。
鲁迅所提倡的木刻是现代新兴木刻，它所接受的是欧洲创作木刻的精魂，与我国古代木刻历史不相干。当然，它也可以采用传统版画的材料和某些技法。作为形式上的东西，是可能独立承传的。但是在这中间，鲁迅更为强调的是学习西方最新技术的必要性。只有改变了传统的艺术观念，更新了传统的艺术手法，中国的现代版画才能开拓出宽广的道路。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