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左联中间，鲁迅不时会感到一种不被理解的孤独。
就拿冯雪峰来说，恐怕难以找到第二个像他这样亲密的青年朋友了，但是由于经历和资质的不同，两人之间毕竟存在着相当的距离。从参加革命至今，冯雪峰在个人的政治道路上未曾经受过任何挫折，产生某种共产党员的优越感是可能的。可是，这种优越感并不同于创造社和太阳社成员的目空一切，惟我独革，却由他笃实的个性而转换为另一种形式。他一切从党的既成的理论和决议出发，确认这是惟一正确、毋庸置疑、万难移易的，并且由此益增了对忠诚于党的自己的确信。这样，也就难免要忽视鲁迅的思想构成的全部的复杂性和独特性，到了后来，甚至力图把这位党外的老战士的思路导入预定的理论和策略的框架之中。而在事实上，他一直保持着对鲁迅的尊重；基于改造中国这一坚定信念上面，他们的友谊始终不渝。
在共产党内，有一位领袖人物同鲁迅的内在关系无疑更要亲密些，他就是翟秋白。
不过，在他们互相认识之前，翟秋白早已被迫离开了政治局的重要位置。六届四中全会以后，王明在共产国际的支持下，迅速掌握了中央权力。这时，瞿秋白作为一个党员的权利，只有不断地检查自己的“调和主义”等错误。他已经完全失去了公开反对王明路线的可能，否则无法留在党内。但是，严重的政治打击并没有改变他的信仰，他忍受着这一切，连同肺病的折磨，一如既往地顽强地工作，参与和领导上海的文化战线上的斗争。然而，他是带着沉重的精神创伤参加这一斗争的。这种伤痛，除了面对鲁迅等极少数至为亲密的“私交”，他根本不可能找到任何袒露的机会。内心的禁闭是人生最大的痛苦。所以，一直延至告别人世的前夕，他才第一次也是最后一次以不可遏止的开放态度写下《多余的话》，因为非此不足以安顿一颗长期遭受压抑的骚动不安的灵魂。正由于他与鲁迅之间，存在着这种潜隐的心理层次的交流，因此彼此都十分珍重结成的友谊。如果说，他们都以能够认识对方为精神上的一种满足，那么，最后的离别，除了事业上的牺牲，不能不说是人生意义上的重大损失。
1931年春，瞿秋白与夫人杨之华一起，留在上海临时中央局宣传部工作。在上海，他们一直过着地下生活。
5月，宣传部机关遭到破坏，瞿秋白夫妇到茅盾家避居。有一天，冯雪峰把几份《前哨》送到茅盾家里，算是第一次认识了瞿秋白。瞿秋白看了《前哨》上鲁迅写的《中国无产阶级革命文学和前驱的血》，十分赞赏，说：“写得好，究竟是鲁迅。”随着与冯雪峰的日益频繁的交往，瞿秋白对鲁迅有着越来越多的了解，并且产生了一种探究的兴趣。
对于瞿秋白，最初引起鲁迅关注的是他的理论和翻译才能。有一次，冯雪峰把瞿秋白对鲁迅从日本转译的马克思主义文艺理论著作的意见转告鲁迅，鲁迅立刻说：“我们抓住他！要是他能从原文多翻译这类作品，那是最合适不过的了！”此后，只要有俄文的或其他可供参考的材料到手，鲁迅总要对冯雪峰说：“你去时带给他罢！”
不久，他们开始了第一次没有见面的合作。
曹靖华利用暑假译完《铁流》的附录部分以后，再没有工夫翻译该书最主要的一篇长序，鲁迅急于出版，于是通过冯雪峰，托请瞿秋白将全文补译了出来。他在《铁流》的编校后记中说：“这书虽然仅仅是一种翻译小说，但却是尽三人的微力而成，——译的译，补的补，校的校，而又没有一个是存着借此来自己消闲，或乘机哄骗读者的意思的。”其中，“补的补”指的就是瞿秋白。
年底，《毁灭》刚刚出版，鲁迅便给瞿秋白送去一册。瞿秋白读罢，随即给鲁迅写一封长信。开头的称呼是“敬爱的同志”，信中写道：“我也许和你自己一样，看着这本《毁灭》，简直非常的激动：我爱它，像爱自己的儿女一样。咱们的这种爱，一定能够帮助我们，使我们的精力增加起来，使我们的小小的事业扩大起来。”他很仔细地陈述了对《毁灭》译文的意见，并由此论及一般的翻译问题。信写得十分自然，没有一点客气话，仿佛对知友说话一般。他把这种感觉告诉鲁迅，说：“我们是这样亲密的人，没有见面的时候就这样亲密的人。”鲁迅很快写了回信，就翻译问题进行认真切磋，直率地表示坚持自己的一贯主张。对于《毁灭》，他说：“我真如你来信所说的那样，就像亲生的儿子一般爱他，并且由他想到儿子的儿子。还有《铁流》，我也很喜欢。……不过我也和你的意思一样，以为这只是一点小小的胜利……”信中称瞿秋白为“敬爱的JK同志”，在鲁迅所有的通信中，这是惟一一次使用“同志”的字眼。
关于翻译，瞿秋白的意见，也同他的其他一些有关文艺问题的意见一样，是比较激进的。他在信中提出：无产阶级要为创造中国现代的新的言语而斗争，人人都要做仓颉。为此“我们对于翻译，就不能够不要求：绝对的正确和绝对的中国白话文”。说到“直译”，他认为，“应当用中国人口头上可以讲得出来的白话来写”，“用不着容忍‘多少的不顺’”。所以，对于《毁灭》的译文的评价，他说“这是做到了‘正确’，还没有做到‘绝对的白话’”。他的立论的着眼点在于大众，显示了一个革命家的勇于实践和彻底改造的精神。可是，在鲁迅看来，由于中国地域广大，方言芜杂，以及文化落后，文盲众多，要做到语言的绝对划一是不可能的，必须区别种种的读者层而有种种的译作。在这里，同样体现了鲁迅的“中间物”思想。他坚持主张“直译”，也即“宁信而不顺”，是一种“不完全中国化”的做法，其目的在于通过翻译，不但输入新的内容，也输入新的表现法。为什么要“中国化”呢？本来目的就是“化中国”！他认为中国话不够用，语法不精密，根本在于思路的不精密。因此，要改造思路，避免糊涂，只好陆续吃一点苦，装进异样的句法去，古的，外省外府的，外国的，后来便可以占为己有。所谓“白话”，也就是“四不象的白话”。白话所以是活的，是因为它不但有些要从活的民众的口头取来。而且还要注入一些到活的民众里去。所以说，“不顺”是必然的，但不是永远的。其中，一部分将逐渐地演变为“顺”，而另一部分，则因为到底“不顺”而被淘汰。这中间，最要紧的是在于我们自己的批判，鲁迅多次著文谈及翻译问题，然而，他的“直译”主张并没有得到人们的普遍的理解和赞同。这一主张，是他的关于改造国民性的整体战略的一部分，其实质在于，通过语言的引进，根本改变了中国人的单一而又混乱的习惯性思维。正因为如此，它遭到了“习惯”的拒绝是理所当然的，即使“直译”比较起来要显得更加切实可行些。
1932年夏天，瞿秋白在冯雪峰的陪同下访问了鲁迅。
这是他们两人的第一次会见。对于瞿秋白，许广平是认识的。那还是在女师大做学生的时候，瞿秋白刚刚从苏联回国，应邀到女师大演讲有关苏联的观感。他留着长发，穿着西装，英俊挺拔，风度翩翩，演讲起来头发掉下来了就往上一扬的神气，许广平至今还记得清清楚楚。可是，时隔十年，面貌便完全不同了。眼前的他，剃光了头，面目有点浮肿，身上穿一件不合身的长衫，好像是从哪一个旧货摊上弄来的。党内的残酷斗争，在他的身上留下了难以磨灭的痕迹。
对于初访者，鲁迅向来不多说话，为此，殷夫生前还特地写一封信，很后悔于和他见面，说他的话又少又冷，很受了一种威压似的。瞿秋白在经受多年的磨炼以后，平时也变得很少说话了。现在，两人一见如故，都恢复了自由的常态。他们边说边笑，有时哈哈大笑，犹如两尾涸辙之鱼，顿时回到了江流湖海之中……
因为说话，彼此放弃了午睡，直到夜色催人才依依分手。瞿秋白身体不好，用饭时，破例随鲁迅喝了些酒。喝酒固然是快意的，但也多少流露了内心的怆凉。
9月，鲁迅带着许广平和海婴，到紫霞路谢澹如家回访瞿秋白。
不速的到访，使瞿秋白十分欣悦。原来，他一直伏在一张特制的西式木桌上弄他的文字改革方案，见鲁迅夫妇来了，立刻站起来表示欢迎。
这次谈话，主要是讨论有关中国语言文字方面的问题。因为许广平是广东人，瞿秋白还从桌上拿出写就的文稿，从中找出几个字来叫她发音，以资对证。如何打破中国语文的僵化和垄断局面，是他们所共同关注的，所以，乍一见面就立刻被这一话题吸引住了。他们互相批判，互相发明，一起享受着探索的愉快。
这一天，鲁迅在日记中写道：“午前同广平携海婴访何家夫妇，在其寓午餐。”瞿秋白笔名何凝、何苦，鲁迅日常谈话时总是习惯地用“何苦”来称呼他。他们认识的时间虽然短暂，往来也不算多，但是彼此都了解，包括对方的隐衷。瞿秋白曾经在写给鲁迅的一封短简中署名“犬耕”，自谓搞政治，好比使犬耕田，实属“历史的误会”。作为一个永远无法摆脱书生气质的人，恐怕是很难适应中国的典型的政治环境的。关于这一点，他在以后所写的《多余的话》中有过深入的剖析，从中不无人生的感喟。“何苦”，使用这个意义凝缩了的称呼，在鲁迅多少是带了一点朋友间的调侃性质的，表明了他对于上述问题的同感。他认为，以瞿秋白的才华，搞文化工作，无疑要比直接从事政治工作于中国有更大的贡献。
“枉抛心力作英雄”，瞿秋白在牺牲前这么写道。对于革命，他可谓九死不悔，却倦于扮演那种叱咤风云，出人头地的“英雄”。他愿意在一个恰当的平凡的位置上，自由地发挥自己和奉献自己。对于居留上海从事文化工作，应当说，他是有着相当自得的一面的，然而身不由己，不久，就又奉命到中央苏区去了。
1932年间，在左翼批评家与“自由人”和“第三种人”之间，展开了一场新的论战。论战的中心，仍然是文艺与政治的关系问题。
早在1931年底，胡秋原在他主编的杂志《文化评论》创刊号上发表了由他执笔的发刊词《真理之檄》，以及《阿狗文艺论》，构成论战的前奏。发刊词宣称，“我们”是自由的知识阶级，没有固定的党见，完全站在客观的立场，去说明一切和批判一切。目前的使命，“就是要继续完成五四的遗业，以新的科学的方法彻底地清算和批判封建思想的残骸与变种”。它表明创刊的意图，固然在于批判封建意识的残余和南京政府的文化政策，但是对于左翼文化运动，也不能没有严厉的批评。因为左翼文化，作为“思想上的十字军”，一样不可避免其党性立场。
在《阿狗文艺论》里，有着同样的暗示。其中说：“艺术虽然不是‘至上’，然而决不是‘至下’的东西。将艺术堕落到一种政治的留声机，那是艺术的叛徒。艺术家虽然不是神圣，然而也决不是叭儿狗。以不三不四的理论，来强奸文学，是对于艺术尊严不可恕的冒渎。”在这里，胡秋原显然把“普罗文学”同“民族主义文学”都看做“阿狗文艺”。但是，文章的矛头，首先是指向后者，指向“凭藉暴君之余焰”的“新的法西主义文学”，却是明显的事实。
对此最早作出反应的是谭四海的《“自由知识阶级”的“文化”理论》一文。它结合对《真理之檄》的批判，指出“文学与艺术至死也是自由民主的”的主张，是“放弃现实任务”，将使“民族及民族利益、民族文化”丧失殆尽。但文章本身，也多少反映了作者对马克思主义关于民族和文化问题的一知半解。几乎与此同时，《文艺新闻》发表没有署名的论文《请脱弃“五四”的衣衫》，强调“大众的”文化运动，反对《真理之檄》中关于“继续完成五四的遗业”这一说法。
针对这两篇论文，胡秋原在《文化评论》第四期同时发表了《文化运动问题》、《是谁为虎作伥？》及《勿侵略文艺》三篇文章。他坚持自己的“自由人”观点，指出不要忘记“中国经济的半封建的形态”，进一步把民族文艺与普罗文艺一并加以论列。虽然，他也曾声明不否认文艺与政治意识的结合，但是在论述过程中却处处反对政治对艺术的介入，表明了他的矛盾的立场和理论的混乱。
《文艺新闻》接连发表瞿秋白不署名的《“自由人”的文化运动》，和冯雪峰以洛扬为笔名的致编者的公开信。
瞿秋白批驳道：“当前的文化运动是大众的——是为大众的解放而斗争的，脱离大众而自由的‘自由人’，已经没有什么‘五四未竟之遗业’。他们的道路只有两条——或者来为着大众服务，或者去为着大众的仇敌服务。”又说：所谓“不准侵略文艺”，“事实上，说客气些，客观上是帮助统治阶级”。胡秋原的“自由人”立场，正是“‘五四’的衣衫、‘五四’的皮、‘五四’的资产阶级的自由主义遗毒”。文章正确地阐明了在阶级斗争的激化阶段，自命为“自由人”的理论立场在客观上的消极作用，但是，却不恰当地把政治同理论问题等同了起来。其中突出的是如何评价五四运动，也即如何看待启蒙与救亡、知识分子与大众的关系问题。这个问题，长时期以来没有得到科学的认识，甚至从此出发，逐步酿成灾难性的后果。可以说，瞿秋白的观点是具有一定的代表性的，在这里，由于片面强调大众的立场和斗争的倾向，他对知识分子和启蒙工作表现了不应有的轻视态度。对于胡秋原，冯雪峰的态度显得更为武断，他针对胡秋原在另一篇文章里对钱杏邨理论的“清算”，指出其动机“不是攻击杏邨个人，而是进攻整个普洛革命文学运动”，“真正显露了一切托洛斯基派和社会民主主义派的真面目”。
这时，杜衡以苏汶的笔名投入了这场论战。在《现代》杂志上，他发表了《关于“文新”与胡秋原的文艺论辩》一文，基本上站在胡秋原一边，提出“第三种人”的观点。从此，关于“自由人”的论争便转化为“第三种人”的论争，论争的中心，也随之由《文化评论》和《文艺新闻》转移到《现代》杂志上。
杜衡把鲁迅等称为“左翼文坛”的“指导者”，“在中国摆下擂台”，“霸占文学”。他把左翼批评家同胡秋原的论争概括为“两个绝对不同的立场”：“一方面重实践，另一方面只要书本，一方面负着政治的使命，另一方面却背着真理的招牌。”他认为，这种“争着文坛的霸权”的论争，只能使“这两种人之外的第三种人”大吃其苦。所谓“第三种人”，便是“作者之群”。尤其是“左翼文坛”，由于他们的“政治家式的策略”，“终于，文学不再是文学了，变为连环图画之类；而作者也不再是作者了，变为煽动家之类。死抱住文学不放的作者们是终于只能放手了”。
左翼批评家立刻起而反击。其中，著名的文章有瞿秋白署名易嘉的《文艺的自由和文学家的不自由》，和周起应也即周扬的《到底是谁不要真理，不要文艺？》。
瞿秋白指出，胡秋原的艺术理论是“变相的艺术至上论”，“资产阶级的虚伪的旁观主义”，“百分之一百的资产阶级的自由主义”；而苏汶，同样作为“反对阶级文学的理论”，他是比胡秋原进行得更巧妙，更彻底的。瞿秋白毫不讳言文艺之为“煽动的一种工具”，他指出：“文艺——广泛的说起来——都是煽动的宣传，有意的无意的都是宣传。文艺也永远是，到处是政治的‘留声机’。”作为文艺理论与批评，全篇不无庸俗社会学的倾向。由于战斗的驱使，他过分重视政治功利的目的性而忽视了艺术本身的特性，如评判艺术“高下”的标准问题，就完全以政治标准代替了审美标准，等等，从而使论辩在一定程度上破坏了它的科学性。周扬的批评简直显得粗暴，他指责苏汶“恶意的歪曲”马克思列宁主义，“攻击‘左冀文坛’”，“第三种人”的理论完全在于遮掩“没落的阶级”“逆着历史的发展开倒车”这一“反动”的“本来面目”，借以“欺骗群众”；“目的就是要使文学脱离无产阶级而自由，换句话说，就是要在意识形态上解除无产阶级的武装”。文章结尾说：“苏汶先生即使没有‘做那一阶级的狗’的话，那么，就做这‘另外一种人’吧。当苏汶先生做了这‘另外一种人’的时候，他大约便可得救了！”
瞿秋白和周扬的论文，表现在政治态度上、方法论以及文风上的缺陷，给杜衡以可乘之机。《现代》同期发表他的《“第三种人”的出路》，再度进行争辩，虽然在理论上并没有提供什么新鲜的东西。
这时，共产党的领导人张闻天在一份内部刊物《斗争》上面，以歌特的署名发表《文艺战线上的关门主义》一文，认为否认“第三种人”与“第三种文学”是关门主义的表现，指出排斥这种文学，骂倒这些文学家是抛弃文艺界上革命的统一战线，对文化运动中的右倾消极与左倾空谈倾向提出了严肃的批评。
接着，冯雪峰署名丹仁发表了一篇总结性的长文：《关于“第三种文学”的倾向与理论》。文章同样从党的政策立场出发，声明要纠正瞿秋白和周扬在论文中的机械论和左倾宗派主义的错误，一方面批判苏汶的倾向和理论所包含的反无产阶级的、反革命的性质，一方面明确地把苏汶划归“应当与同盟战斗的自己的帮手”和“友人”。比较他差不多同时发表的另一篇文章《并非浪费的论争》里对于胡秋原的态度，是很有意味的。文中丝毫无改于过去的判断，即：胡秋原是“社会民主主义派托罗茨基派的文艺理论家”，“他的去过势的马克思主义的文艺理论，恰正形成我所指说的反革命派别的政治主张之在文艺理论上的反映”，在政治上甘心被反革命派所利用，“在群众面前他已经是敌人的冲锋队里面的一个了”。其实，在这两篇文章中，他同样犯了瞿秋白和周扬在态度上和方法上的错误。
鲁迅是在论争几乎接近尾声的时候介入的。
当胡秋原的“自由人”理论已经陷入左翼批评家的火力网中，他仍旧按兵不动。早在几年前的关于“革命文学”的论争里面，胡秋原曾经以冰禅的笔名，发表过与他持基本相同立场的文章；现在，有关“自由人”的论述，也并非一意对付普罗文艺，甚至主要不是对付普罗文艺的。也许鲁迅理解到了这些自由知识分子的弱点？其实，自五卅运动和北伐战争以来，他一直对文艺和政治的关系问题、知识分子问题进行着紧张而严肃的思考。在《奔流》编后记里，就表现了他对于党如何指导文艺这一重大问题的关注态度。主严？主宽？虽然他当时并没有得出明确的结论，但从整个关于“革命文学”论争的过程当中，毕竟可以看出他的基本倾向。他十分憎厌一些“革命文学家”的惟我独左，排斥异己的做法，对于他们以政治宣传代替艺术创造的高调也非常反感，面对于“同路人”的诚实的劳作，倒一贯予以相当的重视和较高的估价。胡秋原所推崇的普列汉诺夫是他所熟悉的，那么，胡秋原是否因为迷困于美学理论而产生对政治的反感？当他把普罗文艺也随同民族文艺一起与“不自由的，有党派”的阶级立场联系起来的时候，是否会发展到对普罗文艺的专一的敌视？是否还需要等一等，看一看呢？对于一个被目为一贯“好斗”的人来说，沉默是不可思议的。
直到苏汶破门而出，鲁迅才发表有关论争的第一篇文章：《论“第三种人”》。这倒并不因为胡秋原曾经在批判钱杏邨的文章中为他作过辩护，而苏汶在提到他的名字时却加以讥嘲的缘故。事实上，苏汶比胡秋原走得更远；作为一个左联盟员，其矛头所向，竟然从民族文艺那边调回到“左翼文坛”来了。
苏汶全文毫无理论价值，纯属俏皮话而已。这种简直近乎叛卖的立场和极不严肃的态度，使鲁迅非常反感。但是，他没有使用他历来对付论敌的近乎刻毒的讽刺笔调，也没有使用如周扬等往往把问题归结为阶级本质的简单化的做法，而是以雄辩的事实和显豁的比喻，辩说苏汶所言及的两个要害问题，即“第三种人”是否存在，以及大众文艺的价值问题。
《论“第三种人”》一开始就向读者介绍文艺论争的现实状况；“沉寂”，“几乎没有人能够开口”。这里有两个例外，其一是“文艺自由论”，它是获得“指挥刀的保护”的，其二就是“第三种人”的理论。下面接着写道：“苏汶先生说过‘笑话’：左翼作家在从资本家取得稿费；现在我来说一句真话，是左翼作家还在受封建的资本主义的社会的法律的压迫，禁锢，杀戮。”所谓“第三种人”何以能够在沉寂的文坛中独得“自由”呢？他们是不是也取得了“指挥刀的保护”？当一种理论或创作，一旦获取指挥刀保护，难道还可以说得自由的吗？鲁迅引而不发，没有其实也无须直接做出结论。他从正面论说做不成“第三种人”的时候，打一个十分精彩的比方，说：生在有阶级的社会里而要做超阶级的作家，生在战斗的时代而要离开战斗而独立，生在现在而要做给与将来的作品，这样的人，实在也是一个心造的幻影，在现实世界上是没有的。要做这样的人，恰如用自己的手拔着头发，要离开地球一样，他离不开，焦躁着，然而并非因为有人摇了摇头，使他不敢拔了的缘故。任何人也摆脱不了现实社会的制约，所谓“第三种人”能够吗？在专制的现代中国，不做奴隶，就是奴才，简直没有逃路。鲁迅多次说过，这里的艺术家是逃不进“象牙之塔”的。他深知中国文人的弱点，没有骨气，没有特操，不管目下说着怎样的逍遥话，结果还是得寻求“指挥刀的保护”。其实又何止中国的文人如此呢？只因为中国的统治过于苛酷罢了，这实在是无法可想的。总之，以“自由”、“中立”相标榜的集团，最后一定要分化，所以在鲁迅看来，论证“第三种人”存在与否并不重要，作为一个理论问题，它的全部意义在于政治实践。
既然注定做不成“第三种人”，那么在矛盾对立的社会中如何确立个人立场，才成了最具有实效性的问题。他认为，左翼作家对此是有着引导的责任的。虽然，杜衡曾经说过“第三种人”也即“作者之群”因为左翼文坛的威吓而搁笔的话，但是由于“第三种人”终究是“心造的幻影”，这种关于“横暴的左翼文坛”的斥责也就自然成了自欺欺人的谎话。鲁迅承认，自有左翼文坛以来，理论家犯过错误，作家之中也确有“左而不作”的，并且还有由左而右，甚至化为民族主义文学的小卒、书坊的老板、敌党的探子的，然而它依然按照固有的方向不断克服着，进军着。他说：“左翼作家并不是从天上掉下来的神兵，或国外杀进来的仇敌，他不但要那同走几步的‘同路人’，还要招致那站在路旁看看的看客也一同前进。”那么，苏汶先生怎么办呢？
“怎么办呢”是杜衡的原话，如今被用作文章的结语。这种特别的安排，意在促使杜衡对自己的理论道路的反省。虽然，对于杜衡回到左翼立场的可能性，鲁迅到底以怀疑的成分居多。本文是经由杜衡本人看过，然后交《现代》发表的，与其说是论战，无如说是一场严肃而友善的谈话。
说到大众文艺、连环图画、唱本，鲁迅并不认为是没出息的。他说，左翼也要托尔斯泰、福楼拜。但不要努力去创造一些属于将来的东西的托尔斯泰和弗罗培尔。他指出，他们两个都是为现在而写的。“将来是现在的将来，于现在有意义，才于将来会有意义。”他十分讨厌那种轻视民间文艺的贵族化观点，并不以为形式是决定一切的，他说：“我相信，从唱本说书里是可以产生托尔斯泰，弗罗培尔的。”民间文艺是伟大的天才的母亲。他多次赞誉流传了千百年的谚语、传说、地方戏曲等等，惊叹于长期被压迫被埋没而尚未泯灭的底层的智慧，欣赏它们的形式美，它们的刚健与清新。关于艺术价值的讨论，不仅仅是一个观念问题。他所以没有忘情于连环图画、唱本，以及托尔斯泰写给农民看的一类小故事，首先是因为他在精神上对底层大众的皈依。
对“自由人”和“第三种人”理论发起的这场论战，由于左翼批评家是从党的理论和政策立场出发的，所以，经由党内领导人物的指示，也就如几十年后的所谓“运动”似的很快地偃旗息鼓了。令人不解的是，迟迟出战的鲁迅，却在同一营垒中人归于沉寂以后，竟独力把论战坚持下去。因为他接连观察到了两种现象：其一是这些貌似超脱的理论的提倡者，已经卖身权门，同其他一些走狗文人为伍；还有一个更可怕的现象是，这些变化了的“第三种人”居然同自己的一些“同志”联成一气，甚至恶意地拿他开玩笑了。开始，鉴于对教条主义、左倾空谈的“革命文学论”的批判刚刚结束，对“第三种人”的批判有可能重新助长这种“革命一来所有人都得死”的类似的极左倾向，而事实上，在进行着的论战中间，有一些批评已经是逸出文艺问题之外的了，这种潜在的危机，使他在使用批判的武器时不能不格外的小心用力。然而，随着情势的发展，尤其在1934年以后，他对所谓“第三种人”的态度也就变得日渐严厉起来。
鲁迅宽容，然而威武。那是不可欺侮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