政府对思想文化方面的进一步箝制，使文学创作的局面更趋萎落。鲁迅在《中国新文学大系？小说二集》的《编选感想》中表示，奇怪于现在的有些作品，仍然赶不上新文学运动开始的时候，就是对文学现状的一种检讨。
当然，这里面也有着文学内部的原因。作家或者偏重社会的解放运动而忽略人类的心灵世界，偏重文学的历史价值而忽略审美价值；或者片面强调个体自由而遗忘了时代，鼓吹艺术至上而失去应有的内容，各种主义的单向扩张与消解，致使新文学从五四原初的多元综合的饱满生命导向偏枯。翻译界也同样的不但没有起色，反而蜕化了。轻视翻译于是成了一种风气。无论书店或是杂志社，几乎都一例拒绝译稿。鉴于翻译的厄运，以及中国文学的生态环境的恶劣和创作力量的单薄，鲁迅决计创办一个纯文学的翻译杂志。
1934年夏天，黎烈文由于无力抵抗上海市党部方面的政治压力，和张资平等“无赖”文人的人身攻击，终于被挤出了《自由谈》。他是翻译的好手，这样，正好多出一个同道。为了使黎烈文在生活上和事业上不致造成很大的损害，就在他离职不足一个月的时间内，鲁迅特地约请他和茅盾一起，共同商议成立译文社，编辑出版《译文》月刊。
考虑到文学社编辑黄源同生活书店比较接近，又同茅盾有些交往，因而托请他出面交涉关于承印的事，并挂名做个编辑。
接洽的事进行得相当顺利。书店的条件是：先试办三期，稿费编辑费一概不拟开支，如果销数能超出几千再订合同补算。当然，补给的数目是很小的，反正办刊物也不是为了赚钱，能够找到一个答允出版的地方就很满足了，何况在鲁迅他们看来，条件也不见得很苛刻。
关键在刊物本身。
自从双方做出《译文》于9月出版的决定以后，鲁迅便认真编辑起来了。8月9日这一天，他是从早到晚一刻不停地进行着的，以致引起剧烈肋痛。其时正值酷暑，雅士闲人，也当避往哪一处明山秀水去了，惟战士困守亭子间，不肯稍息。他致信给增田涉时，还很堂吉诃德地说：“上海又是九十度以上，鄙人正以满身痱子，作为光荣的反抗旗帜而奋斗着。”
《译文》第1期的稿件、插图等等均已准备就绪，鲁迅便通过茅盾约黄源到他家里会面，洽谈有关事宜。
不用茅盾介绍，他们本来早就认识的。鲁迅初来上海时有两次演讲，就是黄源做的记录。后来黄源为书店编一套新文艺翻译丛书，鲁迅介绍了一部稿子，付排以后，黄源把校样带到内山书店去，也都偶尔遇见过。因为听人说，鲁迅是不容易对付的，最好不要同他发生关系，便有意回避了。
这次见面，黄源才发现，鲁迅原来是一个最没有名人架子的人。他从前门进来，脱去长衫挂到衣架上，坐下来便谈话，想到什么说什么，随便得很。过了一些时候，他解开包袱，把稿子和画册等都交给了黄源。黄源一看，稿子的次序已经排定，内文用几号字体，插图缩多少大小，都一一加以注明。关于开本，他建议用23开，这样在书肆里可以同习惯使用16开的其他杂志一下子区别开来。茅盾和黄源听了，一致表示赞成。
“排印的格式怎么样？”黄源接着问。
“只要大方一点，由你计划去吧。”鲁迅随口应道，那口气，就像对极熟识的老朋友说话一样。
“那么，等样子排出来，我再送给你们。”黄源说。
“好的，你有信可以寄到内山书店，有事情请茅盾先生找我。”鲁迅嘱咐说。
“校样出来后，也送到内山书店吧？”
“不用了。路很远的，送来送去不方便，还是由你校吧。”
仿佛在故乡遇见多年不见的眼看着自己长大起来的父执辈，黄源感到十分亲切，立刻答道：“好，我来校。”
《译文》的前三期完全是由鲁迅亲自一手编定的。编到第三期的时候，他对黄源说：“从下期起，我不编了，你来编吧！”
以自己的能力担负得起吗？黄源迟疑着，没有说话。“你已经毕业了。”
黄源永远记住了耳边的这个声音。对于每个具有良知，愿意为中国做事的人，鲁迅都极力设法激发他的信心和勇气，尤其是青年。对此，黄源在《译文》的整个编辑过程中是深切感受到了的。黄源接编以后，每遇稿荒，要求鲁迅寄一点稿子，或写或译，总是立即寄来，从来没有拒绝过。但是在平时，黄源是不大向他要稿子的。那原因，固然有怕他太忙太累的成分，但主要还是为了多刊新进者的译品。即使鲁迅的稿子寄来了，在编排上，黄源也是竭力地把它放在一个不很重要的位置上。黄源愿意以认真的工作，体现鲁迅办刊的一贯精神，却不愿把他当做一面大旗来号召。
对于这种做法，鲁迅是满意的。
他愿青年人能够跨过自己前进，而且，完完全全地忘记他自己。
一天，鲁迅得到瞿秋白被捕的消息。他的心，像一件失去牵系的重物一样，一下子沉了下去。虽然消息未经最后证实，但他是相信自己的不良的预感的。
在上海，或许只有瞿秋白一人才真正当得起谈话的对手。故人一去，那份寂寞的记念是可以想知的。瞿秋白在三楼住过的房间，条桌，雪白的桌布，桌面削好了的铅笔，毛笔，墨盒，信封，拍纸簿，桌前的靠椅，单人床，一切布置依旧。他不愿挪动任何一件小器物，仿佛害怕因此给纯净完好的记忆弄出了一道褶皱似的。平时在家里，或是建人来了，有时候他会突然说：“不知何苦怎样了？”与其说是问别人，无宁说是追怀中的独语。
但是，谁也不知道，连杨之华也不知道。
是一个大雪纷飞的黑夜。因为鲁迅生病，杨之华特地跑去探望他。在二楼的房间里，她看见鲁迅坐在火盆边烤火，头发、胡子都很长，脸瘦削得厉害，眼睛深深陷下去，她坐在火盆旁边，问他身体好了一些没有？他没有回答，却问：“听说何苦在苏区病死了，这消息确实吗？”杨之华说：“还没有听到什么消息，恐怕不会吧。”他让杨之华把情况打听清楚以后告诉他，又叮嘱说：“你自己也应当多加小心。”
为了免得他挂念，杨之华走后，特地给他写了一封信，说是瞿秋白牺牲的消息并不确。
不久，周建人亲自带来了一封信，上面赫然画着“福建长汀监狱署”的血红的大印。
一看就知道是瞿秋白写的，署名却是“林其祥”。信里的内容说，“我在北京和你有一杯之交，分别多年没通消息，不知你的身体怎样？我有病在家住了几年，没有上学。二年前，我进同济医科大学，读了半年，病又发，到福建上杭养病，被红军俘虏，问我作什么，我说并无擅长，只在医科大学读了半年，对医学一知半解。以后，他们决定我作军医。现在被国民党逮捕了，你是知道我的，我并不是共产党员，如有人证明我不是共产党员，有殷实的铺保，便可释放我。”在这里，瞿秋白暗示了入狱的情况和口供，希望设法营救。
鲁迅立即把信转给了杨之华。
然而，怎样营救？
实在无法可想，而时间又不容拖延，鲁迅真想变卖了家产，由自己开一家店铺，出面进行保释。后来，杨之华找到一位牧师，说有一个开旅馆的朋友答应作保。他知道情况后，给杨之华送了五十元钱，同铺保一起，由他从邮局寄往汀州。
第二天，报纸便以巨大篇幅登载了瞿秋白被捕的消息。
杨之华知道他不能活了，马上派人去看鲁迅。这时，鲁迅已神情麻木，没有言语，连头也抬不起来了……
但是，即便全然无望，鲁迅仍然极力设法进行营救。后来，许寿裳南来告诉他，说国民党在南京召开高级干部会议，讨论究竟要不要杀瞿秋白时，蔡元培提出像瞿秋白这样的天才人物，在中国不可多得，主张不杀；但戴季陶等坚决要杀。这样，最后一条线路也被切断了！
他写信告诉曹靖华：“它事极确，上月弟曾得确信，然何能为。这在文化上的损失，真是无可比喻。”此间，在给其他几位信得过的朋友的信中，也都同样表露了这种难言的悲愤。
6月18日，瞿秋白从容就义。为了保卫灵魂不受损害，他终于扔掉了自以为无用的躯壳。
鲁迅束手接受这一系列的打击。区区文人，还能做些什么呢？痛定之余，他觉得确有许多事情可做，而且得赶快做。首先想到要做的事情是，将死者的遗文搜集起来出版。除了做事，还是做事。做事就是对抗，是战斗，是生存者的全部价值。
过了几天，他在信中对曹靖华说：它兄文稿，很有几个人要把它集起来，但我们尚未商量。现代有他的两部，须赎回，因为是豫支过版税的，此事我在单独进行。
中国事其实早在意中，热心人或杀或囚，早替他们收拾了，和宋明之末极像。但我以为哭是无益的，只好仍是有一分力，尽一分力，不必一时特别愤激，事后却又悠悠然。我看中国青年，大都有愤激一时的缺点，其实现在秉政的，就有是昔日所谓革命的青年也。
此地出版仍极困难，连译文也费事，中国是对内特别凶恶的。关于出版瞿秋白的遗文，鲁迅跟杨之华的看法不一样。杨之华认为，作品最重要，翻译倒在其次。鲁迅表示说，遗作一时搜集较难，而且单是翻译，已有相当字数。全部付印恐怕既拖时间，又增加了经费，不容易办。因此，倒不如先将翻译出版，一面收集作品，等经济可以周转然后再作他图。集资刊印的几个人，也都一致同意这个意见。
至于出瞿秋白的纪念册，鲁迅是不同意的，声明不予加入，这个主张壕堑战的人，是以此为赤膊上阵，徒然暴露自己呢？还是以为“纪念册”一类的东西太空，不及出版文集实在呢？他不愿意说明理由。
鲁迅一面抚慰杨之华，一面搜集、整理、编印瞿秋白的译稿。其实，在鲁迅本人，是更加看重他的翻译的。
全稿计六十万字。从8月22日至11月4日，编成上卷；次年4月17日起编辑下卷，至9月连同校稿一并完成。在他重病不能执笔时，则由许广平赶校，毫不耽搁。在整个编印过程中，除了编辑校对之外，还得亲自设计封面，选择插图，搜购纸张，拟定广告，几乎承担了全部的工作，只有从排字到打制纸版，由另外几个人出资托开明书店办理。
他是一个十分细心的人，从翻译小说前面的小引，他看出瞿秋白是因为看了原著的插图而萌生翻译的动念的，编印时，也就顾不得体例的一致，将原有的图画全数插入。以插图增加读者的兴味，在这里实在不是重要的，用他的话来说，只是一点“悬剑空垅”的意思而已。
译文集取名《海上述林》。上卷《辨林》，所收为文学论文，1936年5月出版。下卷《藻林》，同年10月出版，所收为文学作品。全书共印五百部，一百部皮脊麻布面，四百部蓝天鹅绒面，装帧和印刷质量是中国第一流的。因为上卷的价值，鲁迅还准备出版普及版。校印的名义是“诸夏怀霜社”。“诸夏”即中国，“霜”是瞿秋白的原名，含义是很清楚的。
《海上述林》上卷出版后，他很宽慰地说：“这一本书，中国没有这么讲究的出过，虽则是纪念何苦，其实在我也是一种纪念。”
许广平听了，觉得不大悦耳，好像包含了什么恶兆：“为什么？”
鲁迅似乎看出了她说话时不大宁静的神气，立刻解释说：“一面给逝者纪念，同时也纪念我的许多精神用在这里……”
到9月份，译文社同生活书店签订的一年合同正好满期。在新的合同签订之前，黄源提出，《译文》从第3卷起增加经费和页数。书店方面询及鲁迅，他说不知道，于是有人便对黄源大加攻击。这时，鲁迅赶紧弥缝，将增加经费的说法取消，但每期须增添十页，也不增加译费。合同经书店同意签字后，他也便签了字，然后再挂号寄给黄源。
黄源刚刚收到合同，还来不及转交书店，就突然面临了一场风波。
《译文丛书》的创办是重要的诱因。还是元旦的第二天，黄源和黎烈文同去鲁迅家里贺年，漫谈之间，产生了出版一套翻译丛书的构想。事情仍由黄源和生活书店接洽。书店经理徐伯昕接受了这个计划，于是工作开始进行。2月，郑振铎从北京来到上海，筹划《世界文库》，并决定由生活书店出版发行。对于这个杂志，鲁迅是热心的支持者。他译《死魂灵》，就是这个时候开始的。8月，邹韬奋回国，情况起了变化。邹韬奋决定由毕云程代替徐伯昕的经理职务，并通知黄源，说生活书店已经有了《世界文库》，不准备出版《译文丛书》。就这样，原来的计划完全被推翻。丛书必须另谋出路。
9月8日，鲁迅还在做着出版作为丛书之一的《果戈理选集》的好梦。他写信给孟十还，叫他赶紧译完《密尔格位特》，好着手译果戈理，说：“假如定果戈理的选集为六本，则明年一年内应出完，因为每个外国大作家，在中国只能走运两三年，一久，就又被厌弃了，所以必须在还未走气时出版。”当晚，黄源就跑来把生活书店不拟出版的情况告诉他了。
“你看怎么办？”鲁迅听了，丝毫不动声色，反问道。
黄源想了一想，说：“要么同文化生活出版社接洽一下看。”
这家出版社是由吴朗西和巴金主持的，吴朗西担任经理，巴金负责编辑。黄源很早以前就认识吴朗西，在东京时期，还曾一起住过。不过，他忧虑的是，他们都是文人，本钱又小，在原来的《文化生活丛刊》和《文学丛刊》之外，再加出《译文丛书》，在经济上是否有能力负担。
鲁迅说：“你先谈谈看。”
过了两天，黄源告诉鲁迅说，吴朗西和巴金愿意出版《译文丛书》，说：“定个日期，约他们在什么地方同周先生亲自谈谈，事情便马上可以定下来。”
“好的。你接洽停当后再告诉我。”
“沈先生和黎先生也请你去约请。”
黄源即刻到巴金那里，商定15日由黄源在南京饭店请客，译文社和文化生活出版社双方正式商定《译文丛书》的出版问题。
这一天晚上，同席一共十人。除译文社四人和文化生活社二人外，还有四位客人：许广平和海婴，鲁迅邀的胡风，以及黄源邀的傅东华。商谈十分顺利，出版条件以及初步计划印的书，也都谈到了。在把出版丛书的事情肯定下来后，大家便任意地谈天。席上，鲁迅还答应给巴金一部小说稿，编入《文学丛刊》。
一次亲切愉快的夜饭过去，紧接着，另一次气氛完全不同的夜饭在新亚公司举行。
17日晚间，茅盾和郑振铎来到鲁迅寓所，说是生活书店请饭，然后三人一同前往。同席的七人是：邹韬奋、毕云程、胡愈之、傅东华、郑振铎、茅盾、鲁迅。
晚饭时，毕云程突然提出撤换黄源的《译文》编辑职务，要鲁迅承认。
这是未曾有过的恶例，到底出了什么事？
肯定是有人把15日夜饭的情况报告了生活书店，因此才迁怨于黄源，以为他从中捣鬼。傅东华？茅盾？为什么事先不打个招呼？茅盾不知道？《译文》又不是我的私产，黄源也不是我的私人，他也是《译文》的主持人之一，为什么不可以表态？我们自己先商量好改换一个人，不是很容易的事吗，何必来这一套？……
局势完全布置好了，——阴谋！什么请吃饭，分明“吃讲茶”！……
鲁迅没有回答书店的问题，连饭也没吃上一口，放下筷子就走了。临走时，他告诉茅盾，请他约黎烈文明天下午到他家去一趟。
这一切，都是黄源所不知道的。
次日上午，恰好黄源收到鲁迅寄出的合同，加上《译文》有一些具体的编辑事务，便到鲁迅家里找他商量。“你来得正好，”鲁迅一见到黄源，就说，“昨夜生活书店约我在新亚开个会，谈《译文》问题，我说有关《译文》的事，是我们译文社自己的事。我已经约了沈先生、黎先生下午到这里来，你就在这里吃午饭，然后一起谈吧。”
下午2时左右，茅盾和黎烈文如约前来。奇怪的是，鲁迅这一天很少说话，脸色很严峻。平时座谈，他不会是这样的。大家坐下不久，鲁迅就从衣袋里取出他已经签了字的《译文》的合同，放在桌面上。
他说：“昨晚的事，沈先生大概和黎先生谈过了吧？”
“谈过一下。”茅盾应声说。
鲁迅接着说：“我在这里不谈了。《译文》第二年的合同，我已经签了字的，昨天他们出来推翻了。”他随手指了指桌上的合同，又说，“这样，这合同不算数了。”接着，他拿起合同，将它撕成纸条，放下后，抬起头说道：“生活书店要继续出版《译文》，我提议，与黄源订合同，由黄源签字。”
茅盾和黎烈文同声应道：“好的。”
“那么，”鲁迅转换了缓和的口气道：“请沈先生通知生活书店。完了。”
会议就这样结束了。
茅盾和黎烈文告辞走后，许广平大约怕弄出什么事情，急忙从内室赶出来。
这时，鲁迅才把新亚夜饭的事情对黄源简单说了：“那天晚上，他们应当找你一起去的，可是没有，搞缺席裁判。我的立场，他们难道还不知道吗？”
许广平等鲁迅转过身，告诉黄源说：“那晚上，大先生气极了，一进门，帽子一丢，就说，‘闹翻了，闹翻了。’大先生这样拼命出力，他们却这样对付大先生……”
鲁迅要黄源签署合同的提议，打乱了生活书店的计划。第二天，由邹韬奋亲自安置在书店里协理事务的胡愈之当面指斥了黄源，并且批评鲁迅，说他在新亚的态度是官僚主义的。最后他提出：“你去向鲁迅先生提出，要他收回成命，申明你不能签字，仍旧由他签字，如果你不答应，后果由你负责。”
三天后，黄源电话里告诉胡愈之，说他不敢向鲁迅说那样的话。胡愈之听了，砰然一声扔下话筒。
黄源挂起电话，立刻去找鲁迅，把胡愈之要挟性的谈话和自己的答复一一如实说了。
“你不应该说你不敢去说，”鲁迅看定黄源，微笑着说，“你要说，我去说了，鲁迅不答应。让他们来对付我好了。他们用的是釜底抽薪战术。不过你已经说了，算了，看下一步吧。”
又过了几天，黄源收到鲁迅的一封信，知道《译文》的事情已经结束了。
信里说：前天沈先生来，说郑先生前去提议，可调解《译文》事：一、合同由先生签名；但，二、原稿须我看一遍，签名于上。当经我们商定接收，惟看稿由我们三人轮流办理，总之每期必有一人对稿子负责，这是我们自己之间的事，与书店无关。只因未有定局，所以没有写信通知。
今天上午沈先生和黎先生同来，拿的是胡先生的信，说此事邹先生不能同意，情愿停刊。那么，这事情结束了。
他们那边人马也真多，忽而这人，忽而那人。回想起来：第一回，我对于合同已经签字了，他们忽而出了一大批人马，翻了局面；第二回，郑先生的提议，我们接收了，又忽而化为胡先生来取消。一下子对我们开了两回玩笑，大家白跑。
但当时我曾提出意见，说《译文》如果停刊，可将已排的各篇汇齐，出一“终刊号”。……他们如付印，就这样的付印，一面并将原稿收好，以免散失，因为事情三翻四复，再拉倒也说不定的。
…………
我想，《译文》如停刊，就干干净净的停刊，不必再有留恋，如自己来印终刊号之类，这一点力量，还是用到丛书上去罢。对于《译文》的停刊，黄源是深感惋惜的。不过，留恋也没有用。好在这几天，他已经有了足够的精神准备；对于未来的出路，也有了具体的想法。
当天，他就到鲁迅家里去，告诉鲁迅说，《译文》既已停刊，在《文学》也站不住了，因此决定向傅东华提出辞职。
鲁迅无所表示。事到而今，不得不如此，但也只能如此了。
接着，黄源提出辞职后将马上去日本的打算。鲁迅也没有什么劝阻的话。本来，人手如此之少，他是很希望黄源留在国内做事的。但是，他想，黄源既做这样的打算，总有一些为自己所不可能理解的原由在的吧？
十天后，他写信给萧军，对于《译文》的停刊，黄源的出走，《死魂灵》的译载诸事，表示了自己的看法：……对于《译文》停刊事，你好像很被激动，我倒不大如此，平生这样的事情遇见的多，麻木了，何况这还是小事情。但是，要战斗下去吗？当然，要战斗下去！无论它对面是什么。
黄先生当然以不出国为是，不过我不好劝阻他。一者，我不明白他一生的详细情形，二者，他也许自有更远大的志向，三者，我看他有点神经质，接连的紧张，是会生病的——他近来较瘦了——休息几天，和太太会会也好。
丛书和月刊，也当然要出下去。丛书的出版处，已经接洽好了，月刊我主张找别处出版，所以还没有头绪。倘二者一处出版，则资本少的书店，会因此不能活动，两败俱伤。德国腓立大帝的“密集突击”，那时是会打胜仗的，不过用于现在，却不相宜，所以我所采取的战术，是：散兵战，堑壕战，持久战——不过我是步兵，和你炮兵的法子也许不见得一致。
《死魂灵》已于上月底交去第十一章译稿，第一部完了，此书我不想在《世界文库》上中止，这是对于读者的道德，但自然，一面也受人愚弄。不过世事要看总账，到得总结的时候，究竟还是他愚弄我呢，还是愚弄了自己呢，却不一定得很。至于第二部（原稿就是不完的）是否仍给他们登下去，我此时还没有决定。
现在正在赶译这书的附录和序文，连脖子也硬的不大能动了……
至于我的先前受人愚弄呢，那自然；但也不是第一次了，不过在他们还未露出原形，他们做事好像还于中国有益的时候，我是出力的。这是我历来做事的主意，根柢即在总账问题。即使第一次受骗了，第二次也有被骗的可能，我还是做，因为被人偷过一次，也不能疑心世界上全是偷儿，只好仍旧打杂。但自然，得了真赃实据之后，又是一回事了。
那天晚上，他们开了一个会，也来找我，是对付黄先生的，这时我才看出了资本家及其帮闲的原形，那专横，卑劣和小气，竟大出于我的意料之外，我自己想，虽然许多人都说我多疑，冷酷，然而我的推测人，实在太倾于好的方面了，他们自己表现出来时，还要坏得远。
…………
我们都好的，我比较的太少闲工夫，因此就有时发牢骚，至于生活书店事件，那倒没有什么，他们是不足道的，我们只要干自己的就好。10月8日晚，黄源同吴朗西一起去鲁迅家里，签订《译文丛书》合同，并向鲁迅告别。出来后，他们再到新亚饭店去。在那里，巴金和吴朗西早已约定了几个朋友，设宴为黄源饯行，可是，到了新亚，黄源竟出人意料地说，他不出国了。
其实，当他还没有走出鲁迅的弄堂时，就做出了这样的决定。他想，留下来还是可以做点事的，至少在翻译方面。他总觉得对不起鲁迅，不愿意离开他……
鲁迅是一定要做完他要做的事情的，即使失败了，他也得采用各种迂回的方式奔向既定的目标。
在他的努力下，《译文》终于复活了。在复刊词里，他否定了关于终刊的“折本”说，不无感慨地写道：“这一回，将来的运命如何呢？我们不知道。但今年文坛的情形突变，已在宣扬宽容和大度了，我们真希望在这宽容和大度的文坛里，《译文》也能够托庇比较的长生。”
他所翻译的《死魂灵》第2部，就发表在这上面，不再交给《世界文库》，即便那是有众多名人撑持的巨制鸿篇；就连在那里发表的第一部，也声明不给生活书店汇印。至此，实际上等于宣布完完全全跟他们决裂了。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