随着左联的解散，一个新的统一组织的成立也就必然地提到议事日程上。其实，作为实践中前后出现的这样两个问题，在周扬方面最先是同时加以考虑的。
而贯穿此间的，是“国防文学”口号在文艺界的影响。
早在1934年10月，周扬就以“企”的笔名在《大晚报》副刊“火炬”上介绍苏联的“国防文学”，并且在文中提出“国防文学”作品的创作在中国的急迫性。一年过后，周立波进一步撰文确定“国防文学”的内涵，“是反帝反汉奸的广大群众运动中的意识上的武装”。他说：“国防文学营盘里的任何朋友的通行证，上面只有简单的两句话：‘我是中国人！我反对汉奸和外敌’！”与此同时，何家槐等也发表了关于“国防文学”的文章，还列举了岳飞、文天祥、史可法等古代的文臣武将，鼓吹“民族英雄”的“复活”。在中国，“国防文学”作为一个统战口号被大力提倡，是由周扬定调的。1936年2月，他征得文委内部的章汉夫、胡乔木、夏衍等人的同意，设法在组织上传达贯彻这个口号的精神，然后通过各种渠道和媒介进行广泛的宣传。一时间，不仅上海、北平、广州，连日本东京的左联盟员和文化界，也都纷纷发表赞成这一口号的文章，于是，迅速形成了一股“国防文学”热。
3月间，原先叫“作家协会”而后叫“文艺家协会”的新组织积极筹备起来。
出面同各方面联系的是郑振铎和傅东华，而这两个人，在左联常委分工中是归周扬负责联系的。郑振铎和傅东华为了加强号召力，又拉了茅盾做发起人。茅盾自觉到他在文坛中的特殊地位，当左联内部明显地分成两派的时候，他不愿意失去任何一方，总是小心翼翼地保持着大体均等的距离。现在，平衡打破了，“国防文学”派，也即大家所称的“周扬派”，已经明显地呈现出压倒的优势。他必须趋同，即使不想重新获得什么，至少也要保持原有的位置。
对于茅盾，鲁迅是了解的。他最不满意茅盾的地方，是在《译文》事件中的暧昧态度，以及传播有关胡风的谣言。
《子夜》出版后，左联内部有过很热烈的讨论，周扬还曾写过一篇讨论总结。大家认为，《子夜》是五四新文学运动以后，特别是左联成立以后，我国长篇小说的最大成就。而它最重大的意义所在，就是以艺术的形式，形象地回答了思想界关于中国社会性质大论战中所接触的问题。鲁迅对此是持保留态度的。虽然他也认为《子夜》的创作为叭儿文人所不及，但是作为一个艺术家，他并不认为这部作品具有永久的价值。他不喜欢太客观的东西，茅盾求他为《子夜》的英译本作一篇序，他不愿意写，便把这件“很麻烦的事情”转托了胡风。让茅盾求助于一个有“内奸”嫌疑的他的朋友，本身就是一件很带戏剧性的事情。
虽然在他与茅盾之间存在一定的隔阂，但是，还不至于发展成为很大的矛盾。总的说来，茅盾还是尊重他的意见的。
在一封信里，茅盾谈到全国的救亡形势时说：“看来春天真的要来了。”他回信说：“现在就觉得‘春天来了’，未免太早一点——虽然日子也确已长起来。恐怕还是疲劳的缘故罢。从此以后，是排日＝造反了。我看作家协会一定小产，不会像左联，虽镇压，却还有些人剩在地底下的。惟不知想由此走到地面上，而且入于交际社会的作家，如何办法耳。”对于这个在左联中还能较为保持中立的人，他一如从前，坦率地表白自己的看法，根本想不到茅盾居然会成为作家协会的核心。
他一直认为协会与郑振铎的经营有关。在4月1日致曹靖华信中，他批评郑振铎使用权术，指出许多青年作家远而避之的情况。到4月26日，他告诉曹靖华，茅盾已经同郑振铎站在同一阵图里了，并且掌握了指挥权。究其本意，是为了“救《文学》”。也就是说，这里边同样包含了借“统一战线”以营私的性质，保护的还是个人或小团体的利益。十天后，他信中再次讲述了这种情况，说：“此间莲姊家已散，化为傅、郑所主持的大家族，实则藉此支持《文学》而已，毛姑似亦在内。旧人颇有往者，对我大肆攻击，以为意在破坏。但他们形势亦不佳。”“莲姊家”，即左联；“旧人”，包括了左联的同人；“毛姑”，就是茅盾。
在同一封信内，鲁迅还写道：《作家》，《译文》，《文丛》，是和《文学》不相合的，现在亦不合作，故颇为傅郑所嫉妒，令喽啰加以破坏统一之罪名。但谁甘为此辈自私者所统一呢，要弄得一团糟的。近日大约又会有别的团体出现。我认为这是好的，令读者可以比较比较，情形就变化了。这里透露了一个新的消息，就是文艺家协会以外的“别的团体”的出现。
鲁迅所以对组织别的团体发生兴趣，是因为可以借此打破由周扬等人计划，傅、郑出面主持的“大家族”的一统天下。整个文坛的情状令人十分忧虑。曾经与鲁迅发生论争的创造社的一群，开始同原来对立的文学研究会合流。人际关系发生新的变化和组合。多年来尚未消除的思想矛盾，经过左联这一共团体的阻遏，而今有了进一步扩展的趋势。集结在鲁迅侧面甚至背面的这批人，当年还是文学新人，现在快要成为“元老”了。这是一股无论凭资历或是实力都是足于左右文坛的力量。如果能够端正方向，致力于中国现代文艺运动的建设当然很好，但是问题恰恰不是这样。这个由少数几个人以党或国家民族的名义组织起来的“众数”，居然以最时髦最堂皇的理论和口号威吓同类，排斥异己，把大众的事业当成为“大家族”的产业。鲁迅何尝不知道“统一战线”的重要呢？早在左联成立的时候，他就一再强调战线的扩大问题。他指出，“联合战线是以有共同目的为必要条件的”，还警告说，“我们战线不能统一，就证明我们的目的不能一致，或者只为了小团体，或者还其实只为了个人”。然而，“统一战线”的倡导者而今居然成了“破坏”者，甚至还放出有关他的什么“托派”之类的流言！所谓“统一”的目的是什么呢？据说是“国防”。如果说，“国防”在苏联还可以看做是防卫工农国家的话，那么在中国，防卫的岂不正是屠杀工农的国家吗？“国防文学”的引进，一开始出于周扬等少数人的教条思维，可是到了后来，这一口号从理论到实践都直接受到了宗派主义的影响。作为一个以“统一战线”为目标的组织，文艺家协会表面上是扩大了“团结”的范围，骨子里头仍然是关门主义。宗派主义本质上具有排他性。惟“国防”中心，惟“国防文学”中心，像这样一种中心意识怎么可能有浩浩荡荡呢？如果这也可以算作“统一”的话，那么，它跟历来的封建主义“大一统”有什么大区别？
鲁迅的批判思维使他无法接受一个与中国的政治现实不相符合的结论，不论它来自共产国际或是其他的权威机构，而他的反抗众数的尼采思想和叛逆性格，也都支持了他的选择。我们固然不能做外国人的奴隶，但也决不能做本国人的奴隶。奴隶的地位是没有优劣之分的。因此，不管周扬怎样反复派人游说，让他加入协会，他都加以拒绝。具体到人事问题上，无论是周扬、夏衍，或是郑振铎、傅东华，这时候都是为他所厌恶的。这老头子太倔了。他宁肯一个人独立于飞沙走石的世界上。
在一次谈话中，邓洁对他说：“我们有现代武器，何必用原始武器呢？”
他立即回答说：“要看这现代武器掌握在什么人手里。”
所谓“现代武器”，就是指的这类统一的庞大组织。相对言之，“原始武器”当然是指独立作战的方式了。问题是，鲁迅并不注重组织形态。左联前后的变化所给予他的教训太深刻了！
从2月到5月，他在多次通信中，表明了对于协会的决绝态度。
另一方面，随着协会的筹组所显示出来的可预期的效果，以及在实际上给予他和其他一些青年作家的压力，成立另一团体以打破目前的作家阀式的垄断局面，一度成为他的意愿。但是，也仅仅属意愿而已。从根本上说，他不属于周扬一类的组织家和活动家。
中国文艺家协会经过四个月的酝酿，终于在6月7日正式成立。
成立大会在大西洋西餐馆举行。到会有七八十人，青年人不多。会议通过了主席团，宣读了茅盾起草的宣言，还有协会章程。按照会章规定，加入者得由会员两人介绍，再经理事会通过；会员要缴一元入会费，两元年费，资历和经济条件都有着严格的限制。在组织方面，由会员大会选举理事九人，候补理事五人，成立理事会；由理事会选出常务理事五人处理经常事务，理事会设总会、出版、调查、研究、联谊等五部，每部设正副主任各一人及干事若干人。机构重叠，颇有衙门化的倾向。照章选出的九位理事，其中四位是《文学》的主编和支持者，还有两位是原文学研究会的，另两位是《光明》的主编，徐懋庸则属文委。茅盾是常务理事召集人，计划中是可以统领整个协会的工作的。周扬、夏衍不在宣言上列名，宣言中不提“国防文学”的口号，都是会前早经布置好了的。虽然会上也仍然有人提议把“国防文学”写入宣言，但是没有被通过。这时候，人们已经开始习惯于听从领导的安排了。
会议议决，把周扬等人办的期刊《文学界》当作协会的会刊，由徐懋庸负责。此外，还一致通过了致鲁迅的慰问信。给一个拒绝本团体的人致以慰问，也当算是会议上的一件颇具喜剧色彩的事情。
不过，鲁迅曾经参与筹划的别一团体始终没有成立，只是在文艺家协会成立后的一个星期，发表了一个宣言，名为《中国文艺工作者宣言》。
《中国文艺工作者宣言》由巴金和黎烈文起草，经过鲁迅作某些文字上的修正。与《中国文艺家协会宣言》不同的是，它不是通过大会上宣读通过的办法，而是采用分头联系，说明原委，个别协商，征求签名的方式。两个宣言在字面上没有太大的区别，实际内容却也有着微妙的出入。《中国文艺家协会宣言》强调“全民族一致救国的大目标”，贯穿着“国防”的精神。《中国文艺工作者宣言》一开始就从民族危机的长期存在引发对“现实”的思考，在“争取民族自由”的大前提之下，强调宣言者保持“各自固有的立场”，本着“原来坚定的信仰”，沿着“过去的路线”，加紧“从事文艺以来就早已开始了”的工作，也就是强调斗争的持续性和多面性，强调构成“民族”的分子的自由。这种个体自由，不应因为“统一战线”的确立而泯灭。
有一个名叫时玳的文学青年，写信请教鲁迅是否加入文艺家协会，鲁迅的答复是：“我看你也还是加入的好，一个未经世故的青年，真可以被逼得发疯的。加入以后，倒未必有什么大麻烦，无非帮帮所谓指导者攻击某人，抬高某人，或者做点较费力的工作，以及听些谣言。国防文学的作品是不会有的，只不过攻打何人何派反对国防文学，罪大恶极。这样纠缠下去，一直弄到自己无聊，读者无聊，于是在无声无臭中完结。假使中途来了压迫，那么，指导的英雄一定首先销声匿迹，或者声明脱离，和小会员更不相干了。”信中还说到文艺家协会的发起人向他射“冷箭”的事，劝他不妨和大家接触，以便在实际中明白协会是怎么一回事，以及所谓的“作家”，还有“指导的英雄”到底是什么东西。
恰好，在写给时玳的另一封信中，谈到协会之外的流产了的别一团体的宣言：《文艺工作者宣言》不过是发表意见，并无组织或团体，宣言登出，事情就定，此后是各人自己的实践。有人赞成，自然很以为幸；不过并不用联络手段，有什么招揽扩大的野心，有人反对，那当然也是他们的自由，不问它怎么一回事。无论有无组织和团体，鲁迅所看重的是“各人自己的实践”。实践来源于各人的自觉性和自主性，那是不能以行政或非行政的“手段”来加以规限的。
协会成立后，除了热衷于口号问题的争论，并没有什么活动。在章程中所列举的像组织分会、召开例会、从事研究诸项，都不过是慷慨一时的空言。当然，这同会员的立场本来不够坚实，战线是“吓成的战线”有关；而鲁迅态度的公开化，对于这个统一体也不无分化的作用。到了10月份，协会的重要领导人茅盾便离开上海，回家乡写他的长篇去了。
早在协会成立前夕，鲁迅就这样向曹靖华说起这个组织的情况：“作家协会已改名为文艺家协会，其中热心者不多，大抵多数是敷衍，有些却想借此自利，或害人。我看是就要消沉，或变化的。”推测的话，竟成了一种预言。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