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36年4月下旬，冯雪峰从陕北来到上海。
他此行担负着共产党中央给的四个任务：一、在上海设法建立一个电台，把获得的情报及时报告中央。二、同上海各界救亡运动的领袖沈钧儒等取得联系，宣传共产党的抗日民族统一战线政策，并同他们建立关系。三、了解和寻找上海地下党组织的情况，为中央下一步恢复上海党组织的工作做好准备。四、附带管一下文艺界方面的工作，首先是传达党的抗日民族统一战线政策。
行前，中央总书记张闻天（洛甫）几次嘱咐说，到上海后，务必先找鲁迅、茅盾等，待了解一些情况后，再找党员和地下组织。
到达上海后的第二天，冯雪峰立即来到鲁迅家里。这时，鲁迅同许广平看电影去了，幸好老女工还认识他，便把他领到二楼去。在静候的当儿，他总抑制不住内心的兴奋，想象着别后几年第一次见面的愉快的情景。
终于，传来熟悉的脚步声。
冯雪峰立刻站起来，迎上前去同上楼的鲁迅握手。客人的突然出现，并没有使鲁迅感到特别兴奋。他不习惯地伸出手来握了握，就抽了回去，悄然说道：“这两年我给他们摆布得可以！”
这倒是冯雪峰没有想到的。
当晚，冯雪峰留住在三楼的后楼，直到两个多星期以后找到了房子才搬走。住下来以后，冯雪峰才发现，先生的精神面貌起了相当大的变化，虽然仍然固守着人格中的那些最基本的成分，而某些信念却遭到了损害。
冯雪峰认为有必要向鲁迅灌输更多的光明的、乐观的信息，因为他一直陷身于黑暗的包围中间，要完全避免压抑的情绪是困难的。晚饭前和吃晚饭的时候，冯雪峰滔滔不绝地谈苏区，谈长征，谈党和毛泽东，还有目前的政治形势以及党的最新制订的策略，全都告诉了他。他微笑着，一面慢慢呷酒，撕火腿，不发一言。只是临末，他才半认真半开玩笑地说了这么一句：
“你们从那边打过来，该不会首先杀掉我吧？”
横站的士兵/反抗死亡人间鲁迅（下）晚饭后，继续着同一主题的谈话。鲁迅在藤躺椅上从容地抽着烟，脸上泛着酡红，不知是因为烧酒或是话题本身的刺激，样子颇有点亢奋。但当冯雪峰停止了说话，微笑着期待着他的反应的时候，他却又用嘲讽的口吻说话了：“看来，我可真的要落伍了……”由于冯雪峰一点也不了解他的处境，不明白他的感慨到底从何而来，一时没有话说；而他也并不需要什么回答似的，自说自的话。他说话时很平静，简直让人怀疑，他在独自赏玩着他的牢骚：
“近来我确实觉得有些乏味，真想到什么地方玩玩去，什么事情也不做……”
“我成为破坏国家大计的人了……”
“……脾气也确实愈来愈坏，我可真的愈来愈看不起人了……”
牢骚话说得多了，便不能不引起冯雪峰的注意。
可是，鲁迅又好像不以这样的牢骚为然，偶尔也会说些笑话，缓和一下空气。最后，他还说了他很想到什么富翁家里去做门房的话来，认为那是最省力和最不会惹是生非的职业，说得自己也笑了。
“不”，冯雪峰接着说，“那也不见得安静，人家哪里会打听不到呢？鲁迅做门房——又是小报最好的题目！那时候，将会天天有人访问你，人数加起来，肯定比到动物园里看动物的人还要多！”
说罢，两个人就忘记了一切似的高声哄笑起来……
哄笑过后，鲁迅忽然记起了什么，起来走到桌子跟前，检出两年间他所印的画集和插图的书，送给冯雪峰；接着说起他正在编校瞿秋白的《海上述林》的事情，这时，冯雪峰也就把瞿秋白在瑞金时的情形，以及被捕和就义时的一些事情告诉了他……
第二天，鲁迅比往日起来得早，9点过后，就衔着纸烟上三楼看冯雪峰来了。这时，他谈得最多，大约在他的观察中，冯雪峰同周扬他们毕竟不是同一气类的人，是可以信赖可以说话的吧。他毫无保留地倾泄着对周扬、夏衍和田汉等人的不满和憎恶，在列举他们的种种表现以后，就不只一次地说着这样的话：“就是这样一群‘战友’！一群‘指挥家’！……”说的时候，有时皱着眉头，有时又流露出轻蔑的态度，并且加以哄笑。最令他气愤的，是因为不赞成“国防文学”的口号和拒绝在“文艺家协会”发起人中签名而遭到的各种攻击。他说：“‘国防文学’不过是一块讨好敌人的招牌罢了，真正抗日救国的作品是不会有的。”又说：“还提出‘汉奸文学’，这是用来对付不同派的人的，如对付我。你等待着看吧。”他还告诉冯雪峰：“我曾经几次被指为‘汉奸’，去年小报上又说我将要‘投降南京’。现在，他们又说我‘破坏国家大计’，‘托派’……”
关于生活书店、《译文》，以及茅盾日渐疏远他的情况，他也都说了。他并不想到要冯雪峰为他做什么事情，他说起这些，仅仅出于一吐积悃的愿望而已。孤独是一种哲学。他不需要借助任何力量拯救自己，而且根本不相信存在这样的力量。
冯雪峰不愧为党的忠实的卫士。对于鲁迅，他一方面力图以党的政策立场影响他、改造他，使他符合党外布尔什维克的标准要求，符合某种规范；另方面又把鲁迅当作战斗的工具，武器，一种伟大的力量加以利用，以实现党的战略意图。在他返沪以后，鲁迅实际上成了统战的对象，同时又是统战的力量。当然，鲁迅始终没有忘记坚持自己，例如加入文艺家协会一事，就拒绝了冯雪峰的劝告。鉴于斗争情势的逼迫，他也不是没有过任何克制，迁就，或妥协的地方。如对茅盾、对郭沫若、对周扬，甚至关于“托派”一类时行的提法。但是，所有这些，并不意味着他可以放弃一贯的原则。无论是个人的人格，还是大众的利益，都不许蒙受损伤。
按照原定计划，冯雪峰很快同茅盾见了面。一个星期之内，他还会见了宋庆龄、沈钧儒，以及史沫特莱等人。关于上海文艺界，他了解到，茅盾的基本倾向接近周扬，而与胡风相对立。对于胡风，茅盾竟毫无掩饰内心的不满情绪，这是他所意想不到的。
最早见到的党员是周文，其次是王学文。大约过了二十天左右，冯雪峰请王学文约周扬见面，周扬拒绝了。周扬不相信他是从陕北来的，要他把证件拿出来，并且散布说他“假冒中央名义”、“钦差大臣”、“勾结胡风”、“假借鲁迅名义”等等。其实，冯雪峰遭到拒绝的真正原因，是他来到上海以后没有首先找周扬和“文委”的人，而先找了胡风，特别是没有同他们商量之前，就和胡风商量提出与“国防文学”口号相对立的“民族革命战争的大众文学”的口号，显然，周扬拒绝会见是对冯雪峰的抗议。
面对这样一个充满矛盾和纷争的文坛，应当如何动作呢？冯雪峰经过一段时间的调查和体验，心里颇感为难。
从个人情感上说，冯雪峰是偏于胡风而远离周扬的；从党性原则上说，周扬的确有着严重的宗派主义、关门主义和投降主义倾向。但是，“国防文学”的口号是有号召力的，事实上也已经产生了很大的影响。他们把它当作一面旗帜挥舞，容易投合人们的爱国热情，在“统一战线”的名义底下，可以网罗许许多多人物，包括左翼文坛的反对者。作为一种现象来看，又有谁说得清楚权力欲和革命性的区别呢？周扬长期担任左联的领导人，左联解散以后，他不但没有失去如鲁迅所说的“元帅”、工头、“总管”的位置，反而扩大了影响，而几乎覆盖了整个的上海文坛。局面已经形成。在与周扬为代表的错误倾向做斗争的同时，是必须注意维护党内的团结的。不要一下子就搞乱了。平衡斗争与团结是一门吃力的艺术。说到底，周扬还是同志。
从思想到行动，冯雪峰不可能成为一个独立的战士。他首先是属于党的，然后才是个人的。以同周扬斗争的全部情况来说，他既是新口号的制订者、论战的参与者，又是中间的调停人。而这，也正是他与鲁迅所表现的很不相同的地方。
胡风是在内山书店得知冯雪峰返沪的消息以后，主动到鲁迅家里看望他的。
征得冯雪峰的同意，鲁迅让许广平把胡风引到楼上。这时，他们正在静静地谈话，招待胡风坐下后，又继续说下去。
前几天，中央特科的吴奚如要胡风替军委向鲁迅要了三十元钱，然后把一个小纸卷给了胡风，算是收条。胡风把这收条交给鲁迅，鲁迅连看也不看，就把它放进烟灰缸里。
冯雪峰用谈闲天的口气谈长征情况，谈党内斗争，和毛泽东从中表现出来的出色的策略和顽强的性格。他说：“周先生的韧战精神，后继有人了……”
对于毛泽东，他是十分佩服而且友善的，并且力图以此感染和影响鲁迅。所以，才有了以鲁迅的名义赠送火腿，在他代鲁迅草拟的公开信，以至后来的鲁迅治丧委员会的名单上写上毛泽东的名字一类事情。从正统的马克思主义文学理论工作者到走过二万五千里路的革命实际工作者，他不能不为领袖的个人魅力所吸引。而对中国传统宗法社会的一切生成物，包括思想意识的透彻理解，他究竟缺乏一种更为宏放的超越的目光。
次日，胡风如约去看冯雪峰。话间，提到“国防文学”口号，冯雪峰觉得不大好，还说潘汉年也觉得不妥当，让胡风提一个口号试试看。胡风想了想，提出了“民族解放斗争的人民文学”。冯雪峰说，不如用党中央提的“民族革命战争”，“人民文学”则改作“大众文学”。胡风说，“大众文学”在日本是指类似中国鸳鸯蝴蝶派和武侠小说的，冯雪峰认为，以前有“大众语”、“文艺的大众化”的说法，有一定基础，加上在正确的意义上使用，是不至于引起误解的。
又过了一天，冯雪峰告诉胡风，口号确定为“民族革命战争的大众文学”，周先生也同意了，要胡风写文章正式提出来，当晚，胡风翻阅了手头的有关材料，便以饱满的激情，写了《人民大众向文学要求什么》。
文章针对“国防文学”口号在政治原则上的阶级投降主义和在文学思想上的反现实主义，阐明“民族革命战争的大众文学”这个口号的现实的生活基础，以及反映在文学方面的新的美学基础。它着重提出，“民族革命战争的大众文学”应该说明劳苦大众的利益和民族利益的一致，说明在民族革命战争中谁是组织者，谁是克敌的主要力量，谁是自觉的或不自觉的民族奸细。文中强调作为反帝运动的最高形态的民族革命战争，以及以民族革命战争为统一主题的文学同人民大众生活的血缘关系。
胡风把文章送给冯雪峰，冯雪峰不作任何改动就交还了他，并说鲁迅也看过了，认为可以，要他找个地方登出。结果，他交给聂绀弩，转给《文学丛报》发表了。
徐懋庸以同样的题目，著文在《光明》予以反击。他责问在提新口号的同时，为什么只字不提“国防文学”口号，说：“这在胡风先生，是不是故意标新立异，要混淆大众的视听，分化整个新文艺运动的路线呢？”文章仍然是这样一种逻辑：我们的民族革命战争乃是国防战争，需要国防政府，所以文化工作也需发挥国防作用，文学之应为“国防文学”，其理自明。
半个月以后，周扬同在《光明》发表《现阶段的文学》一文，对胡风作了同样的指责，说“如果不是一种有意的抹杀，就不可能不说是一个严重的基本认识的错误”。
胡风感到有责任再作一些解释，正当他试图撰文反驳时，被冯雪峰制止了。
冯雪峰说，沉默有时是最好的回答，一切由他调整处理，胡风服从了。冯雪峰担心把事情闹大，给“统战”工作带来不必要的阻力。其实，应当说，他是力避同周扬们发生正面冲突的。前些天，他曾通知胡风说已特准入党，并在组织上和他单线联系，但是后来又说党内难搞，让胡风留在党外。显然，他有他的难言之隐。
此前，徐行有文章批评“国防文学”口号。虽然文章强调斗争而否定联合，存在着如其他一些“彻底”论者的不切实际的缺陷，但是其对大有产者的揭露，和对穷苦大众的反帝力量的披示，无疑地给了“国防文学”口号以有力的针砭和补正。此刻，“国防文学”派的所有枪头，都从徐行那里掉转来对准胡风，和由他著文提出的“民族革命战争的大众文学”的口号。至此，正式揭开了中国现代文学史上一直烟腾雾罩的所谓“两个口号论争”的帷幕。
胡风是沉默了，但支持“民族革命战争的大众文学”口号的文章也都陆续在《夜莺》、《现实文学》、《文学丛报》上发表；《夜莺》还出了一期“民族革命战争的大众文学特辑”。徐懋庸和周扬的文章一发表，同类的文章也就纷纷出现在《文学界》、《光明》等刊物上面，以及于日本东京《质文》；《文学界》也出了“国防文学特辑”。比之对方，攻势愈加猛烈。
这时，冯雪峰觉得很棘手，甚至有些惶然。
当胡风的文章还未发表以前，文艺界便已经引起了有关新口号的各种议论，有说口号是陕北来人某某提出的，有说胡风提的口号是陕北来人批准的，有说是请示过鲁迅的，不一而足。“国防文学”派的文章有许多反对胡风的话，其中有不少是针对鲁迅的。这样，他，还有鲁迅，便同胡风的名字一起，被连带扭到两个口号的纷争里去了。
他的任务本来是搞统战工作的，结果是分裂和对立的情况更为严重。然而，撒手不管已不可能。作为调整手段，除了压胡风以外，就是通过王学文，或者茅盾，劝告周扬从根本上改变对鲁迅的态度，不要再散布说鲁迅“反对统一战线”之类的话。对于口号问题，也从原来的立场上退了一步，试图采取正确解释“国防文学”口号的办法，以期达到和新口号同样的目的，于是提出两个口号并存一说。最重要的是，借用鲁迅的威望，动员鲁迅正面发表拥护党的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意见。无论如何，鲁迅的作用是无人可以替代的。
就在这个最需要旗手的时刻，鲁迅病倒了！
也恰好在这个时候，鲁迅收到一个署名“陈仲山”的来信，以及附寄的刊物。此前，不是有流言说他是“托派”么？如今“托派”果然找上门来了，可见影响之巨。他从来无党无派，十年前就明确反对许广平加入严密的政治团体，现在竟然有人拿什么组织的罗网来套他，怎么不叫他愤怒呢？
来信首先反对的是“斯大林党”、“莫斯科官僚”，其次是“中国康缪尼斯脱”，再就是联合战线这“背叛的‘新政策’”。在苏联，大规模的清洗运动虽然没有开始，但是在显示着卓著的建设成就的同时，确也并存着不少制造冤案和死亡的事实。由于后者尚未成为足以威胁全社会的重要趋势，因此，在苏联仍然处于帝国主义的包围，包括为国民党政府所敌视的情况下，维护苏联的声誉仍然是每一个有良心的中国人的责任。对于苏共党内的派别斗争，鲁迅应当有所了解，不管他的留苏朋友对此做出怎样的反应，至少他的书账中就列有《论新反对派》的书目。但是，现在不是全面评价托洛茨基，“托派”，以及苏联党内斗争的时候，重要的是打破关于“托派”的流言的包围。他必须一边倒。斗争的情势不容许他有片刻的犹豫或耽搁。而到了需要公开表态的时候，他也决不会像一些聪明的理论家那样只说些不着边际或模棱两可的话。关于政党，他所重视的并非纸片上的纲领，而是政治实践中的表现。在中国，比较在朝的专制腐败的国民党，他只能选择在野的，至今仍在为人民大众的事业而流血奋斗的共产党。即使在实际生活中出现周扬一类共产党员的纠缠，也未致改变共产党在他心目中的整体形象。他在《“题未定”草（六至九）》中论及“党社”，说是应当以“好人多还是坏人多”为判断根据，不会是无的放矢的。对来信称共产党把战略重点从城市转向农村的政治军事路线为“军事投机”，他是不以为然的。他不满意这种类乎诬陷的说法。为什么一定要仿照苏联十月革命的范式呢？他最了解中国，尤其是中国的现代统治者。虽然，“在农民基础上制造Reds”，将会在未来的历史上出现许许多多难以克服的弊端，但是，道路别无选择。而这些“中国的康缪尼斯脱”，却的确是在踏踏实实地战斗着的。对于战斗的人们，还有什么可以指责的呢？如果说到民族的希望，希望不在这里在哪里呢？难道可以指望一个以屠杀同胞为惟一事业的政府，统领整个民族去抵御外侮？他们不是早就把自己的民族推向黑暗的深渊里去的吗？
关于战争，鲁迅曾经指出：“战争又的确是他们在指挥着，这指挥权是不肯让给别人的。”所谓“国防文学”，其“国防”不也正是对他们的指挥权的确认吗？“昨夜的魔鬼，今朝的良朋”，这样的“联合战线”不是他所能接受的。从前，他在《〈行路难〉按语》中写道：“要别人承认是人，总须在自己本国里先争得人格。否则，此后是洋人和军阀联合的吸吮，各处都将和香港一样，或更甚的。”作为奴隶的一群，不但不去努力争得自己的基本人格、基本权利，反而出让这种权利！一个丢失了个体人格的国度，有什么可能赢得独立健全的“国格”？
然而，争取个体人格并不意味着对联合战线的否定。惟有联合战线的力量才有效地阻遏、抵抗政治当局的叛卖行径，有效地打击侵略者。重要的是，在联合的同时，必须确立它的主体和核心，不要由自己出卖自己。除了帝国主义及其走狗，谁也不会赞成取消联合战线的，为什么要如此嫉恨联合战线呢？
在接受《救亡情报》记者的采访时，鲁迅对于联合战线的态度，已经有了再明确不过的表达。他说：“民族危机到了现在这样的地步，联合战线这口号的提出，当然也是必要的，但我始终认为，在民族解放战争这条联合战线上，对于那些狭义的不正确的国民主义者，尤其是翻来覆去的投机主义者，却望他们能够改正他们的心思，因为所谓民族解放斗争，在战略的运用上讲，有岳飞文天祥式的，也有最正确的，最现代的。我们现在所应当采取的，究竟是前者，还是后者呢？这种地方，我们不能不特别重视。”所谓“最正确，最现代”的民族解放斗争，就是同社会解放斗争结合在一起的斗争，是人的解放的斗争。
基于这种思想，他同意提出“民族革命战争的大众文学”的口号。这里不仅仅是一个“领导权”问题，对他来说，作为一个文学运动的口号，就不但是几年来的普罗文学的合理的发展，而且应当是一定程度的由于前者的偏枯，以及其他原因而致濒临中断的以“人的文学”为标志的五四文学运动的启蒙精神的连续。他的思想深度，超越了具体的现实政治而到了无人追及的境界。即使冯雪峰，即使胡风，或者侧重于确立共产党的领导，或者侧重于反对国民党政府，都无法对这样一颗伟大的心灵做出全面透彻的理解。
某种程度的隔膜，误解，善意的利用，在他都可以想见的，可以接受的。最令他愤慨者，是有意的歪曲和无耻的诽谤，而且竟出于“同人”！现在，叫“陈仲山”的不就找上门了吗？“托派”居然把你引为同志，向你表示亲热，你有何话说呢？
一天下午，冯雪峰去看他。他见到冯雪峰进门，马上从床上竖起身来，探手到枕头底下取出“陈仲山”的信和随寄的几本刊物，递给冯雪峰说：“你看，真的来了！可恶不可恶！”
冯雪峰来前，便打算劝他就统战问题发表一个意见，这时正好碰上了机会，读罢信，随即鼓动说：“他们自己碰上来，就给他们一个迎头痛击吧！”
鲁迅说：“让你处理吧！”
冯雪峰回到自己的寓所，立即代鲁迅拟了一封回信。写好以后，便约了胡风夜里一道去见鲁迅。这时，鲁迅的病情很严重，静静地躺在床上不能动弹，听得冯雪峰念完以后，没有说什么，点点头算是表示同意。他从中注重的只能是大的方面，实在无暇顾及任何细节了。
鲁迅的同意鼓励了冯雪峰，回去后又用鲁迅答问的形式拟了《论现在我们的文学运动》一文，试图总括鲁迅，实际上也是他所要求的关于两个口号的意见。其中说：新的口号的提出，不能看作革命文学运动的停止，或者说“此路不通”了。所以，决非停止了历来的反法西斯主义，反对一切反动者的流血的斗争，而是将这斗争更深入、更扩大、更实际、更细微曲折，将斗争具体化到抗日反汉奸的斗争，将一切斗争汇合到抗日反汉奸斗争这总流里去。决非革命文学要放弃它的阶级的领导的责任，而是将它的责任更加重，更放大，重到和大到要使全民族，不分阶级和党派，一致去对外。这个民族的立场，才真是阶级立场。第二天夜晚，冯雪峰带上稿子，又约了胡风一道去见鲁迅，念给鲁迅听。鲁迅依然没有说话，只略略点了点头。
关于口号，本来他无须再说什么。提口号发指示一类本不是他要做的事情。他从来不把自己看做是运动的领袖。他重视的是实做，何况对此早就表示过自己的态度。但是，既然冯雪峰出于工作的需要，认为有必要由他再声明几句，那么就再说一回吧。文稿说“民族革命战争的大众文学”是一个总的口号，“国防文学”是随机性的具体的口号，又说两个口号并存是无碍的、有益的。这种表述符合他一贯的开放态度。左联解散了，虽或说新口号可以算作它的灵魂而存在，然而，这灵魂是只能以自身的强壮吸引和改变异己者，而不是排斥异己者的。他重视实质性的问题，可是又并不主张把所有作家“统一”到一个口号之下，尤其是文学思想，那是无法以同一个模式来规限的。无论批评或创作，文学应当有着非常宽广的道路。对于冯雪峰来说，从原来提出新口号以代替旧口号，到主张两个口号并存，则多少融合了协调文艺界关系这样一种实际的考虑。他们在步调一致的情况下，反映了十分微妙的差异。又如对周扬的批评，鲁迅始终没有放过人格方面的审视，正如当年批评“创造脸”一样，而冯雪峰则完全出于党内的思想原则的斗争。
两篇文章都署名O。V笔录，故意使人猜想是胡风的笔名谷非的头字，免得怀疑到是冯雪峰自己。看来，他现在每走一步都颇费苦心。
文章在创刊的《现实文学》中同时刊登了出来。为了扩大影响，冯雪峰还送到周扬等领导的《光明》半月刊去，但是被拒绝刊登。后来，他找了茅盾，又请托茅盾把文章转给周扬、徐懋庸主持的《文学界》。结果，《文学界》只登了其中的一篇，即《论现在我们的文学运动》，排在后面一个很不显眼的位置。但是，跟着排了茅盾以致编者信的形式写成的对于此文的解释，再就是编者写的《附记》，说明编者实际上仍然是重视它的。
茅盾假借胡风的文章引起青年方面的疑问和不安这一情况，努力表明胡风的“缺陷与错误”。他提出一个简直无懈可击的观点，说“口号本身并不是万能的，口号的力量，在于给它的解释者如何以及它的正确的运用”，实际上是要保持“国防文学”口号已经占得的地盘。
《文学界》的编者按走得更远。它一再指责新口号的提倡者对“国防文学”口号采取无视的态度，还说新口号的理论基础是错误的，大背“统一战线”的原则。编者利用鲁迅的名字作为招牌，却以摘句的办法歪曲了鲁迅的基本意向。如果说，茅盾的文章以拥护两个口号并存的方式肯定“国防文学”口号，那么编者按则以“阶段的特殊的现实”推翻并存说，维护“国防文学”口号的正统地位。
鲁迅的文章发表以后，赞成的文章并不多，而宣扬“国防文学”口号，反对“民族革命战争的大众文学”口号的文章却连篇累牍，有增无减。
上海是两个口号论争的漩涡中心，但是波及的范围很广，远至日本东京，也都引起过不小的骚动。
东京左联支部建立于1933年秋冬之际，由魏猛克、陈辛人、欧阳凡海、黄新波、林焕平等流亡青年逐步组成，长期以来，一直被置于周扬的领导和影响之下。1935年7月，任白戈就是受命到日本领导东京支部的。在一个短时间内，还仿照上海方面的机构模式成立了文总，把左联、社联、剧联、学联等工作一并统了起来。
左联相当活跃，经常举办文艺座谈会和各种活动，先后出版的刊物有《东流》、《杂文》、《质文》等。大革命失败后亡命日本的郭沫若，成了左联盟员和留学生群的精神领袖，他住在千叶，不时出席左联的聚会，指导工作，甚至修改文章。刊物约他写稿，丛书要他作序，是从来没有被拒绝的。
几乎与鲁迅发表《答托洛斯基派的信》和《论现在我们的文学运动》两文的同时，郭沫若在上海《文学丛报》和《文学界》分别发表了《在国防的旗帜下》和《国防？污池？炼狱》。其实前者是后者的初稿，是作者认为有必要改变笔调而“流产了的东西”，基本精神是一致的。
在文中，他把“爱国”分为两种，凡帝国主义国家的国民，其主张“爱国”，所爱的自然是帝国主义的国，可称为污池式的爱国主义者；而生在被帝国主义侵略的国家，大家觉醒起来要认真地爱国，那么所当取的必然是反帝国主义的行动，是炼狱式的爱国主义者。在中国，除了像“国家主义者”等替“强权”做内应工作的“国贼”以外，都可以看做是炼狱式的爱国主义者的。所谓“国防”，是由救亡运动，即积极的反帝运动的大联合，而目前文艺界树起的“国防文学”的旗帜，得到多数派的赞成，正是广大的统一战线，它的出现，是体现了时代的要求的。因此，他建议把“国防文学”进一步扩张为“国防文艺”以期团结更多的文艺家，他认为，“国防文艺”应该是作家关系间的标帜，而不是作品原则上的标帜。关于文艺创作，他反对一色的涂抹而主张多样的统一，表现了一个富有创作经验的诗人的识见。但是，以“国防文艺”的口号统一作家，毕竟为宗派主义留下了可容隐匿的洞穴。实际上，他在文章中也都流露了这样的倾向，把怀疑和反对“国防文艺”口号说成是“对于统一战线不肯积极地参加”，是一种带白手套革命的“洁癖”。所以，他最后颇带挑战意味地说：“前进的主义不是跨在云端里唱出的高调，不是叫人洁身自好地在亭子间里做左派神仙。请大家把‘白色的手套’脱下吧。”
“左派神仙”当是有所指的。恰巧，在三年前的一封“假名夹杂着真名”，其中有“郭冰若”者攻击鲁迅的公开信里，就曾经出现过“戴白手套的革命论”之说。
稍后，郭沫若又以答记者问的形式在《东方文艺》表示了对于国防文学的意见。
在答问中，他明确地表明自己的立场，是“站在国防文学旗帜下边的”。其实，周扬等在正式提出“国防文学”口号时就已征得了他的同意。他说，因为在政治方面，早就有国防政府的提倡，文学界的人，又以国防作为联合战线的标帜，所以得到多数派的同意是当然的。他批评了对国防文学的不信任态度，特别严厉指出：“更有一部分人，标新立异地提出了什么‘民族革命战争的大众文学’这个口号来和国防文学对抗。这些都很明白的是错误的理论和举动。”
这时，周扬找人写信给东京支部，要他们对“国防文学”口号表态。魏猛克和任白戈去找郭沫若商量，决定召开一个座谈会。会上，大家的发言一致支持“国防文学”口号。郭沫若亲自把会议记录编成专辑，名为《国防文学集谈》。
在这篇“集体论文”中，要点也无非辩护“国防文学”口号，以及批判“民族革命战争的大众文学”口号的扰乱和破坏统一战线的错误。比起论战的其他文章，不见得有什么特别的地方。其中，郭沫若的意见是值得注意的。他以插科打诨的态度，嘲笑了据说是由什么“理论家”编出来的口号——“民族革命战争的大众文学”，高度评价“国防文学”口号对巩固统一战线的作用。话间，他还把夏衍的《赛金花》和洪深等的《走私》两个剧本看做是国防文学的重要建树。当与会者一致指责胡风的时候，他惟一的一个批评了鲁迅，说：“鲁迅先生把国防文学分为岳飞式与非岳飞式而立在后者的立场，我看这里有点语病的。我们应该分为‘真岳飞式’与‘假岳飞式’。真正的岳飞我们是应该欢迎的。”应当说，他所批评的并不仅仅是所谓的“语病”问题。在这里，“岳飞”是一个符号，是某种意识的代表。对“岳飞”的欢迎与否，表现为民族救亡中的两种不同的思想倾向。在郭沫若的发言之后，林林附和说：“郭先生所说的岳飞和鲁迅先生所说的岳飞不同，我们欢迎郭先生所说的岳飞！”
这不是没有根由的。在此以前，“国防文学”派还曾召开过几次大型的座谈会，讨论“国防文学”问题，《赛金花》的评价问题等。以集团行动的方式，人为地强化某种理论的优势，实为四五十年代以后文艺批判运动的滥觞。这时，为郭沫若在会上所推崇的《走私》，也是最初的集团创作。
集团势力是可利用的。以政治手段推行文艺运动，是一大发明。
茅盾读到郭沫若的《国防？污池？炼狱》，其时正在病中。他觉得文章对“国防文学”的解释很有见地，于是引发了他的思路，认真比较了两个口号的不同：“国防文学”是文艺家抗日统一战线的口号，是作家关系间的标帜，而“民族革命战争的大众文学”则是对左翼作家说的，是左翼作家的创作口号。
其实，对于两个口号的实质性的区别，茅盾仍然缺乏透彻的理解，也就是说，他至今还没有从根本上改变最初作为“国防文学”口号的拥护者的立场。
冯雪峰探看他时，对他说，读过一些论战的文章，总的印象是周扬他们没有要停止论争的样子，对鲁迅和他的意见并不尊重。又说，他们反对两个口号并存，是排斥不同意见、“只此一家”的宗派主义。他说，胡风他们有宗派主义，而周扬他们又以宗派主义回敬。冯雪峰说，目前要害是周扬他们的宗派主义。
说到对两个口号的解释，茅盾表示了自己的看法，认为把“国防文学”看做创作口号是欠妥当的，有关门主义和宗派主义的危险。冯雪峰听了，建议他写一篇文章把这个观点提出来。
文章由茅盾夫人孔德沚的弟弟孔另境草拟了初稿，标题定为《关于引起纠纷的两个口号》。初稿基本上把茅盾的意见写进去了，只是对周扬的批评严厉了一些，而且还点了徐懋庸的名。茅盾觉得不妥，在草稿上作了修改，加重了对胡风的批评，删掉了对徐懋庸宗派主义的批评，对周扬则着重指出他把“国防文学”作为创作口号的危害性。此外，文章还表示，希望善于“内战”的朋友即速停止“内战”。
文章由徐懋庸在《文学界》登了出来，但是，紧排在本文后面的便是周扬的反驳文章：《与茅盾先生论国防文学的口号》。原来编者把原稿先送了周扬审阅，所以文章还未发表，反驳的文章就已经写好了。这种“内定”的作法，也未尝不可以看做是一种发明。
周扬全盘否定了茅盾提出的观点，坚持“国防文学”口号既是作家关系间的标帜，又是创作活动的指标。他反对在“国防文学”口号之外另提别的口号，自外于文学上的统一战线的运动。他是始终不忘把“国防文学”同“统一战线”联系在一起的。他批评茅盾滥用了宗派主义、关门主义等等的名词，对于茅盾在文中阐述的在抗日旗帜下联合起来的作家在创作上需要更大自由的观点，也同时给予驳斥，并引用高尔基的话说：“创作的自由不是没有限度的，绝对的创作自由的说法是有害的幻想。”
周扬的文章和《文学界》编者做的手脚，使茅盾十分恼火。本来，他是站周扬一边的，即今的对于两个口号的解释，也不过对“国防文学”口号的一次小小的修正和补充罢了。他根本想不到周扬会如此拒绝他的意见，而且，如此地急于反驳！
这时，冯雪峰又上门做争取工作来了。冯雪峰对茅盾说，你主张对他缓和，现在该有了教训了。目前阻碍文艺界团结的是周扬，是他的宗派主义和关门主义。胡风是错误，但我批评了他，他就不写文章了；而周扬，谁的话都不听，自以为百分之百的正确。于是，建议茅盾再写一篇文章，把主要问题放在周扬的宗派主义和关门主义上面，集中予以反击。
茅盾同意了。
这回的题目叫《再说几句——关于目前文学运动的两个问题》。文章送到《生活星期刊》时，正当鲁迅的答徐懋庸的公开信在《作家》上发表而引起轰动的时候。邹韬奋婉转陈词，建议茅盾不要发表，还劝告说是以不介入文艺界的纠纷为好，茅盾坚持发表，说周扬连调解人都打了，是非答复几句不可的。
文章发表后，周扬再没有回答。在周扬看来，茅盾是出卖他的人，因此特别忿恨。一天，他同苏灵扬、周立波、沙汀等四人一起拿了棍子，要到茅盾家里去揍茅盾一顿，恰好被夏衍遇见，当场阻止了。也许，周扬最终觉得棍子和文章都不见得奏效，所以才放弃了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