及其他？在壕堑中仆倒衰老与死亡，都是鲁迅所极力回避的。对于将尽的生命，他的态度是既超越又痛苦的。他是那般的热爱生活，怎么可能做到庄子式的随随便便呢！
这是两年前的事。
徐诗荃来访，赠了一方名印，文曰“迅翁”。他在日记中记录此事时，写道：“不可用也。”他不喜欢“翁”字。翁字太尊，且含“老头子”之意。从高长虹到创造社到最近的小报，都拿年纪来“射”他，自然是他所不愿意使用的。但有一层很深潜的心理因素，就是经不起老与死的提示。
即便在他想到战斗的时候，也都会因为这种提示，而有于心不甘又无可如何的伤感。他写信给山本初枝，说：“我有生以来，从未见过近来这样的黑暗，网密犬多，奖励人们去当恶人，真是无法忍受。非反抗不可。”紧接着，就是“遗憾的是，我已年过五十”。
这种憾恨，或隐或显地伴随他度过了最后的几年。直到6月大病期间，他的情绪，便临到了一生的最低点。
然而，病情一旦转好，他的情绪也就马上变得明朗起来。在一个晚上，他对冯雪峰说：“总不至于即刻‘翘辫子’了……我在1927年住景云里的时候，也生过一次像这次一样的大病，真的昏迷，几乎要‘翘辫子’，但一愈就是十年。我不大相信西洋医生的话。今年的病，也和那次差不多，那么大概总还有十年吧。”说罢，胜利者似的哈哈大笑起来。
到了10月，他的病情的确好了许多。他自己，以至他的朋友，也都认定死亡离他是远了。
8月。下午，鲁迅到八仙桥青年会参观“中华全国木刻第二回流动展览会”。
这位中国现代木刻之父，以他罕见的热情，提倡和推动着黑白木刻这一艺术运动的发展。对于木刻青年，他通过对话、通信、提供艺术范本等多方面的渠道，提醒他们不要忘记木刻是一门艺术，作为艺术的形式技法，是需要认真研究、实践和提高的。但是，青年在木刻队伍中建立健康的艺术倾向，显然是他更为关注的问题。关于“中国精神”、“中国风”，关于“沙龙绘画”，关于内容的“小资产阶级的气氛”，以及艺术家重在“经验”的表现等等，他都不只一次地有过独特而深刻的表述。他强调新兴木刻的人民性、现实性，而又极富于开放性，富于广阔的艺术视野。他一直梦想着中国木刻运动能拥有一支旌旗蔽空的部队，现在，继去年由平津木刻研究会发起的木刻联展，又由广州现代版画研究会接力进行，这是不能不使他感到兴奋的。即使身体怎样不行，他也必须看一看，何况展出只剩下最后一天。
这一天，会场相当热闹。
像鲁迅这样身材瘦小、衣着平常的老头子是不会惹人注目的：惯穿的长衫早已褪色，衫襟和袖口都有明显的污痕；一顶至少用了十年的咖啡色呢帽，此刻仍然戴在头上，而且故意拉了下来，几乎要碰到鼻子，只露出半个瘦削的苍白的脸庞，和鼻下的一横厚厚的胡须……然而，人们还是立刻发现了他。大约等待已经许久了。
“鲁迅先生来了！”
“真古怪！”
“……”一片杂乱的笑声和问候。
曹白迎上前去，向鲁迅招呼。鲁迅仰起脸来很兴奋地说：“哦哦，你的信我收到了，你的信我收到了。仗不会打的：我不搬家。嘻嘻。”
“我也这么想。……不过，搬家的那种胡乱和吵闹，会使人很不好受的。”曹白再想不出什么话说了，只好一个劲地捏自己的手。
“受惯了。嘻，我们一起看画吧。”
这时候，另外几个青年也都围了过来，跟着他一起看。
看到一半的时候，他坐下来，拿了批评簿翻看着。当他看到那些题着“艺术之光”、“力的艺术”之类的批评时，他就指着说：
“这是匾。”
大家轰地笑了。
还有一些意见说，展览会最好开到贫民窟、灾区，或穷乡僻壤去。他看到这里，便说：“这些都是不会做事的呆鸟！”
大家又轰地笑了。
也许他有些累了，说：“我们歇一歇吧。”说罢，把帽子摘下，额上冒着细微的汗气。
于是，大家围着小茶几坐了下来。除了鲁迅，其余还有四个人：曹白、林夫、陈烟桥、白危。
陈烟桥和白危有事情先谈，他们请求鲁迅为一个人的东西做一篇“序”。鲁迅听到这个人的名字，露出很反感的神色，摇着头说：
“什么？他在段祺瑞手里就压迫我的。——我不会做！我不会做！叫他请别人去！”
看见他这样子，陈烟桥和白危就不再说了。
这时，林夫插话问道：“近来身体好了些吗？”
“稍好一些，不过也还时常发热，不能随便做事。”
“现在也还服药吧？”陈烟桥问。
“服的，……害肺病真没办法，要是我年轻倒还有法子想。……”他说到这个，一阵咳嗽就把话打断了。
“先生可打过空气针？”白危问。
“那没有。打的都是药针，一共打了六七针，现在好些了。”
“那么就再打打。”
“我也这样想。”他的呼吸急促起来，脸色显得有点可怕。
“先生应该休养了。”大家异口同声地建议说。
“呵，我怎么能够休养呢？像我这种人是无法休养的。”他笑了笑，接着说：“我的父亲又没有留下遗产给我。病也没有法子想。不写文章就活不下去。嘻哈。”
“但你的毛病没全好，也得息息呢！”曹白说。
“息得太多，也就很无聊。”
曹白提起他答徐懋庸的公开信，他立刻说道：“不要说他了！他明明晓得我有病，不能写什么，这么一来不就想气死我吗？哈哈，但我哪里会……我就斜躺着，用一只手搭在茶几上，写了四晚，写成功了。我是不放过他的，太可恶了！我不给他气死……哈哈！”
“但你的《死》也写得太悲哀了！”
“没有法子想，我只能这么写。”他伸手到衣袋里掏了一阵，很久才掏出一个小纸袋。白危以为他带来了药片，还问他要不要开水，不知道纸袋里装的是香烟，他掏出一支点着，后来连香烟灰也索性弹在里面。
他忽而记起了什么似的，问曹白道：“你就在新亚教书？”
“是的。”
“那学校——我的侄女儿在那里上过学，要打手心的。现在还打吗？”
“还打的。”
“为什么要打手心呢？”他望了大家一眼，叹息似的说：“孩子是最怕这种刑罚的。”
接着谈木刻，谈翻印画册，他又变得兴奋起来了，有时候笑起来，眼睛就像小孩子一样，眯起一条缝，只是说话多了，呼吸就会跟着迫促起来，连下颚和太阳穴也都痉挛般抖动着，露出久病的痕迹。
“我总是吃亏的，”他自嘲似的说，“几乎每印一次画集，都要赔本。例如《引玉集》、《珂勒惠支版画集》、《士敏土之图》……这些，现在都通通送光了。”
一支香烟刚刚抽完，第二支又接了上去。
“那本你告诉我的《拈花集》，什么时候出版呢？”曹白问。
“呵，恐怕一时还不能吧。钱都差不多赔光了：印珂勒惠支，印《海上述林》……”他说到这里，很有兴致地忽然问道：“珂勒惠支的选集印得怎么样？”
“好极了！”大家都说。
“这都是我亲自衬纸，亲自校阅，——多的抽出，少的补上去的。”
“你有病还……”
“嗯。别人做的不如意呢。”他说：“而且，我送了一本给作者。”
“珂勒惠支收得到吗？”
“不是直接寄给她，是叫人转去的。”
“谁？”
“武者小路实笃的哥哥。他是日本驻德的公使。不知会不会收到？”
“叫官转去，我想总不会有什么毛病的！”曹白笑着说。
“我也这样想。”他说着，嘻嘻笑了。
“先生可知道珂勒惠支现在住在哪里？”白危问。
“她现在已经回德国了。希特勒自然要抓她的，不过，大约已经订下了条件：不准教书，不准出版画集，要她安分守己地做个贤妻良母。”
“还有那位刻《士敏土》插图的梅裴尔德呢？”
“呵，那恐怕早已死在希特勒的‘仁政’之下了。”他表示很惋惜，接着又说：“所以，我要翻印珂勒惠支的版画。在世界上的女画家中，她是最值得我们介绍的。现在那画集都选定了，可惜的是没有钱来再版。”
正当他说得入神的时候，座位旁边有人持着照相机“咔嚓”一声将瞬间的情景拍下来。他向那人扫了一眼，像怀疑，也像是厌恶，话也因此中断了一下，随后又照样无所顾忌地谈了下去。
这回谈的是苏联版画。他说，家里虽然已收藏了不少，但苦于没有时间整理，也没有钱翻印。有人问他能否拿出来公开展览，他摇了摇头，说：
“这恐怕很难。譬如在这里，政府是一定要和我捣蛋的。”说到这里，他提高了声调，神色也变得严肃起来，“借用日本青年会吗？日本领事馆要来看，也不行。上次我所以把法国的作品也拉来同苏联的摆在一起，就是为了让他们看得莫名其妙。”
说罢，他大笑起来……
又谈了一阵，第三支香烟也抽完了。这时，他站起身，扭了扭呢帽，把它戴在头上，说：“我们再来看一看吧。”然后，轻捷地走近墙壁跟前去。
大家又跟着他看了许多的木刻，听着他随时作出的中肯而委婉的批评。他指着画面说，这人的脚骨断了，手太长了，而不说是解剖学的错误；他说这不像中国人，饥民，而不说是轮廓和明暗的错误；他看见刻的群像，就说面孔都是一样的；他看见战争，就说战云不大对，去看看克拉夫兼珂的吧。
“先生以为这回的作品怎样？”陈烟桥问。
“自然进步不小，但人物总还刻不好，素描的功夫太差。”说到基本功夫，鲁迅又提到珂勒惠支，赞叹地说：“她的功夫实在太深了，尤其是光线的凝散，布置的非常有力。”他说柔石死后，已经寄信给珂勒惠支，请她画一幅被害的图画，以作永久的纪念。但珂勒惠支来信说不能，因为她没有看过真实的情形，而且对中国的文物又太生疏，没有答应。又说对于同样的一幅画，她也要画上两三遍。于是，他总结道：“那种作画的认真的精神，我们应该学学她。”
他主张多作素描，如果环境不允许，就作速写，又说，有关的参考书也要多看。当有人反映说真正可作参考的书并不多时，他很有同感地说：“所以，即使赔钱赔功夫，也得印画册。只是画册要印得好，对于学习的人才有用。但那样，成本就要贵了。有钱的不想买，没有钱的又买不起——就只好送。哈哈！”
“赔钱赔功夫——你真是一个傻子呵！哈哈！”
“由他去吧。哈嘻……”
整个展厅沉浸在一片温和而又活跃的气氛中……
最后，鲁迅说要走了。曹白他们才知道，三个多小时已经过去。对于一个病弱之躯，要耽溺这么长的一段时间，实在是难于承受的。大家的心里充满歉意，然而又很希望能留住他，听到他更多一点关于木刻艺术的意见。这时，走过来两位洋记者，为首的一位同鲁迅打过招呼之后，就立刻向大家介绍他的太太：
“My wife，——”
“唔……”鲁迅若无其事地唔了一声，拉低了帽子，就急急地走开了。
萧军从青岛回到上海，就急于要看鲁迅。10月15日，他带上从北方带回来的五个石榴和一袋小米，约了黄源一同前去。
黄源带的是一个小小的高尔基木雕像，是一个刚从日本回来的朋友托他转交的。鲁迅拿过雕像，端详了一下，饶有兴致地对他们说：
“雕得不坏，很像。……”
这时，海婴拿着一个石榴进来，看见那雕像，立刻爬到桌子上，嚷道：“这是爸爸，爸爸……”
相随着进来的许广平也问道：“雕的真是你吗？”
“喔……我哪里配！……这是高尔基……”鲁迅说着，把小像轻轻地放在身边的桌子上，又让雕像的正面朝着自己，又说：“雕得很好，简单……这是‘立体派’呢！……”
他把头靠在藤椅的枕托上，眼睛望着顶棚，思索似的静静地抽烟；接着，便起身呷了一口茶，向黄源发问道：
“《杜勃洛夫斯基》去看过了没有？很好。”
不久前，他重看了这部电影，曾特意写信催促黄源也到上海大戏院看去。那电影最后的复仇的一枪，使他感到十分痛快，简直逢人都要称赞一番。
“又在做宣传了。”许广平笑道。
“还没有，准备今晚同萧军一道去看。”黄源告诉他说。
“我没有看过原作，不知他是否完全依据原作改编的。譬如，其中有一场小杜勃洛夫斯基叫村子里的人放火烧死关在他家里的四个官员，普希金那时有这种想头，自然要被杀死了。……”
接着，他问起萧军北行的情形。萧军说了沿途所见的渔场、盐场，还有日本人经营的炭坑等等，然后说到泰山，问他：“你去过泰山吗？”
“我只是在外面看了看……我是瞧不起泰山的……”
不知怎样，在鲁迅的眼中，泰山总要跟孔夫子联系起来。
前不久，他为日本杂志写的《在现代中国的孔夫子》，说起这个由权势者捧起来的圣人，“留声机”，“敲门砖”，他就表达了“愚民”的不敬，和自己的憎恶……
萧军说：“孔老二小天下的地方我也见过了，其实他还没有到全山三分之一的地方，就小起天下来了……”
“孔老二他是没有见过‘山’的。”鲁迅接着说。
萧军告诉他，在游山时，还曾买了几张碑拓。他说，那上面也没有什么好碑的。总之，沾着圣人或阔人气味的东西，他都不会喜欢。
“我是不懂，也不管好歹，只是觉得好玩便买了两张，”萧军咧嘴笑道，“我还给你带来一个一角钱的‘泰山石’笔架……今天忘了……没带来……”
“那不忙。”
为了不要太多地干扰他的休息，两位青年谈过一阵就告辞走了。
在归途上，萧军谈起他所得的印象，认为鲁迅的身体比以前好多了。黄源听了表示同意他的观察，但跟着责备他适才同鲁迅说话的声音太大，以致鲁迅也不得不提高声调，这样于一个肺病患者是很不好的。萧军一边解释着，心里一边想：下次再不要这样了！
17日午后，鲁迅同胡风一起来到鹿地亘的住所。
鹿地亘是亡命中国的日本年轻学者，由内山完造介绍认识。这时，他正在翻译《鲁迅杂感选集》。因为有了疑问，帮助翻译的胡风前去找鲁迅，这样，鲁迅就亲自来了。
见到鲁迅使鹿地亘夫妇十分高兴。池田幸子担心鲁迅被北风吹坏了身体，连忙关上所有的门窗。
“坐吧。”热心的主人让鲁迅坐家中惟一的帆布椅子。
“这似乎是不稳当的……”鲁迅说着，亲自拉过来一把方形的木椅坐下，池田幸子上前为他加放了一个小小的红垫子，同时大笑着说起有一次胡风坐折了椅子的事情。
“请把这个送给日本朋友。”鲁迅把《中流》连同英文的Voice of china，以及两册珂勒惠支版画选集一同放在桌上。然后告诉鹿地亘说：“这一次写了《女吊》。”
文章的写成，无疑给他带来莫大的快慰。说话时，脸部全被笑意挤成皱纹了。
“先生，我前个月写了《死》，这次又写了吊死鬼，下次该写什么呢？真可怕——”池田幸子听胡风说过鲁迅肺病的严重情况，以这样濒临死亡的人，竟一次又一次地寻找死亡的题目，是她所不敢想像的。
鲁迅笑而不答，突然问道：“日本也有无头的鬼吗？”
鹿地亘回答说：“无头鬼，没有听说过，但脚是没有的。”
“中国的鬼也没有脚，似乎无论哪一国的鬼都是没有脚的——”
于是，在鲁迅和鹿地亘之间，古今中外文字中的“鬼”便成了共同的话题。胡风和池田幸子因为从来未曾听见过别人把鬼这种东西说得这般有趣，不时地发出愉快的笑声。
鲁迅接着说起在绍兴教书时踢“鬼”的故事。
“从学校回家的路是这样弯曲的，”他用细长的手指在桌沿画了一条弧线，说：“但有一条斜行的近路，是经过坟地的。一天晚上，我在学校耽久了，回家时我选了近路。两边草很高，我在小路里走着走着，忽然看见有个白东西向面前走来，走到面前就像石头那样不动了。唉呀，我当然不信鬼类的东西，但也有点害怕，这里跳动起来了——”
他按着干瘪的胸部，继续说：“回头呢？还是怎样？没有法子想，只好仍旧往前走了……白东西不动……走近去一看，原来是一个人蹲在那里。我喝了一声：‘在干什么呀！’踢了他一脚，他就向草中逃走了，到了家里以后，还尽是心跳，那似乎是个小偷。”
说起鬼来，好像他有许多特别的感兴，又说：“最可怕的是日本的鬼，在日本戏里有的，是叫做什么呀？呵，是的，叫牡丹灯笼……还有御岩。我在仙台时常常花费八分钱站着看戏，可是御岩很脏，是讨厌的。”
“中国的鬼非常奇特。”他介绍了女子常常变做鬼魂，又常常有与鬼魂亲昵的男人的故事，以为这是很真切地表现了小资产阶级的心理的东西。“因为是鬼，只好在夜里出来，在不必要时就隐灭了，别人不会知道，而且无须给予。我以前想：若有那样的鬼倒是好的。”
说罢，哈哈大笑起来。
这时候，风大起来了，鲁迅时时地咳嗽着。池田幸子几次想用空烟盒代替痰罐递给他，又怕他发烦，弄的心里非常不安。
“鬼的时节在日本是夏天，所以在那时演戏，现在已经是秋天了，鬼要渐渐隐退了吧……”
鹿地亘说完这句总结性的话，鬼魂真也仿佛隐退了。只是，自杀接替它而成了新的话题。
“现在说吊死吧，这也是女人常做的。”鲁迅说：“在中国，吊死在男子是很少的。据传说是因为死了的鬼魂来把活人哄去，所以有这种自杀。古时候王灵官这个人把男吊打死了，所以剩下来的就很少，而女的却没有被打死，便常常出来带了活人去。因此说吊死鬼，照例是指女人无疑的。”
他又说：“女人自杀，近来往往用吞咽金子的办法。因为金子是重的，停在肠里会引起肠炎。这种自杀，因为不是直接的，要费相当时间，所以弄得有的人结果不愿意死了。医生使金子和排泄物一同出来的方法来救治。女人等痛苦停了之后，最先查问的事是：‘先生，我的戒指呢？’……”
大家不禁大笑。
鲁迅每说到鬼或自杀，都带有破坏偶像的启蒙意味，而且也像他的文章一样，时时闪耀着尖锐的讽刺的光芒。
“我要静默三分钟，”他从衣袋里取出体温计，说：“每天四点钟左右都要测一次体温。”说罢把体温计插进口内。一时默然。
“热倒没有。”过了一会，他说。
“时间太短咧。”
“这是因为必须给医生看的，这样就可以了。”他这样说，立刻把体温计装进衣袋里去了。
跟着的话题是对八仙桥的木刻展览会的批评。
“先生，听说你去看过展览会了。有那样的成绩，实在令人惊异。除了苏联以外，其他国家的木刻艺术运动像这样进步的还有吗？”
“嘿！的确很有进步，我也没有想到会进步这么快的。”说起木刻，鲁迅变得更加兴奋，眯缝了眼睛说话，好像木刻画就在面前展开似的。他说：“不过人的脸孔都像外国人，中国人是有中国人的脸孔的……可是青年们肯努力，这样就很好……”
说起青年，胡风不禁想起他在几天前说的一段话：“中国将来如要往好的方面走，必须老的烧掉，从灰烬里产生新的萌芽来。”完了还加重地说：“老的非烧掉不可。”……
他们又说了许多话，鲁迅才告辞回去。他阻止胡风送他，这样，胡风就同鹿地亘立即回到楼上工作了。
送他的是池田幸子。门外，她向一个瘦小的背影挥手道：
“好好保重，再会！——”
从鹿地亘那里回来，时候已经不早了。傍晚，周建人过来，便一直谈话到11点，没有丝毫歇息，他太亢奋了。
周建人走后，许广平立刻整理卧具，催促他休息。他坐在躺椅上，说：“我再抽一支烟，你先睡吧。”
睡下来的时候已经是1时了。3时半，他忽然坐了起来。许广平见状也坐起来，仔细观察他的呼吸，像是气喘初发的样子，接着咳嗽，气息也渐渐变得急促起来。他告诉许广平说：“一直睡不好，净做噩梦。”这时正当深夜，请医生是不方便的，为了减轻他的痛苦，许广平把自己事先购置的“忽苏尔”气喘药拿出来给他服了。按照说明书的规定，陆续服过三次，然而病态仍然不见减轻。
后来，他连斜靠着休息也不行了，只能屈曲着身子，双手抱膝而坐。许广平坐在他身边，分明地听见他心脏咚咚的响动，心里十分难受。
他叫许广平早上7点钟去托内山打电话找医生。6点半左右，许广平就匆匆盥洗起来，准备出去。他坐在写字桌前，要了纸笔，戴上眼镜给内山写便条。许广平见他气喘得厉害，要求他不要写了，由自己亲口托请好了。他不答应，仍旧执笔写下去，歪歪扭扭地，几乎每个字都要改正了又改正。写到中途，许广平又一次请求他，不要再往下写了。他听了很不高兴，放下笔，叹了一口气，又拿起笔来续写，许久才凑成短短的几行，然后交给许广平。
内山粗粗一看，立刻觉察到问题的严重，心里不免一阵悸动。鲁迅平时写信，字迹总是非常工整的，今天却凌乱得快不能辨认了：老板：
出乎意料之外，从半夜起，哮喘又发作起来了。因此，已不能践十点钟的约，很对不起。拜托你，请你打个电话请须藤先生来。希望快点替我办！
草草顿首
L拜十月十八日看完信，内山马上打电话给须藤，随后立即赶到鲁迅家去。
这时，鲁迅无言地坐在桌前的椅子上，右手拿着香烟，脸色很坏，呼吸是异常的困难，内山告诉他，须藤医生很快就会来，说罢就按摩他的背部。过了一会，许广平也过来按摩有关部位。
所有这些动作，似乎都不能缓解他的病情，内山只好劝他服用他从家里带来的鸡蛋油。他顺从地吃了，结果，还是不能生效。
当内山和许广平仍在按摩着他的背部的时候，须藤来了。鲁迅见到须藤，便断断续续地说：“从4点钟起，哮喘又发作了，请快替我注射。”
须藤早已把注射的手续准备好了，马上在他的右腕上打了一针。过了一两分钟，他说：“怎么搞的？总是没有效果。”须藤又加打了一针。几分钟过后，他的呼吸好像是平缓一点了。这时，须藤从旁观察着他那指甲已经发紫的手指，一边嘱咐给他用热水袋暖脚，再包裹起来……
过了一些时候，他要内山停止按摩，说自己已经好一点了。等到快8点，内山因店里有约会，只好拜托须藤照顾他，然后匆匆离去……
日报到了。
“报上有些什么事情？”他一直关心报纸。
“没有什么，只有《译文》的广告”，许广平告诉他，“你翻译的《死魂灵》登出来了，在头一篇上。《作家》和《中流》的广告还没有。”
她熟悉他的脾气。敌人写他的文章，他倒未必急于要看，他最关心的还是和他有关系的书的出版。往常，到了晚间撕日历时，他常常要提起：“明天什么书的广告要出来了。”他怀着对自己的写作即将出版的兴奋的期待，熬到第二天早晨，等报纸到手，就急急寻找这方面的消息。如果报纸来得迟，或报纸上没有按预定的计划登出广告，他就会立刻显出失望的样子，于是也就虚拟了种种变故，直到广告出来或刊物到手为止。
许广平以为，他知道了《译文》和《死魂灵》的消息，就可以安静下来。然而他不，立刻要许广平把报纸和眼镜一并拿来。他一面喘息，一面细看《译文》的广告，看了许久才放下。原来，他记挂的并不仅仅在于他个人。
注射，吃药，中午还吃了大半杯牛奶，然而仍然喘息不止。下午，冯雪峰前来，但是他已经不堪病苦的折磨，不能说话了。
6点钟左右，内山叫来了看护妇，给他注射和吸入酸素、氧气。看来效果还不错，他已经能够安卧。须藤观察了一会，以为大约不妨事，交代说明天再来，便回家去了。随后，内山也回到了店里，但是仍然放心不下，先是派了一个店员到鲁迅家里住下，吃饭过后，又亲自请来了石井医生。
诊察的结果，说是非常严重，内山便同许广平商量把周建人也叫来。
周建人到来不久，冯雪峰又来了。这时，许广平劝内山回去休息。内山怕她太操心，一直过了子夜，这才起身告辞。
马蹄钟嘀嗒嘀嗒响着。无边的寂静，夜太可怕太漫长了！
连看护妇也睡去了。这时，由许广平看护病者，给他揩汗，好几次揩他的手时，他都紧紧地握住她的手，不肯松开……
“时候不早了，你也可以睡了。”声音是那么温柔。
“我不瞌睡。”
为了使他满意，许广平就在他对面的床脚上斜斜靠着。
他不时地抬起头来看她，她一样报以深情的凝睇。有时候，她还陪笑地安慰他说，病情似乎轻松些了。但他不说什么，就又躺下了……
后来，她给他揩手汗，他还是照样地把她的手紧紧握住。但是，她没有勇气回握了。她怕刺激他，怕他难过，便装作不知道的样子，轻轻放松他的手，给他盖好棉被。他似乎有些烦躁，好几次推开被子，她怕他受冷，又连忙盖好，过一刻，他又推开。看护没有法子，告诉他心脏十分衰弱，不可乱动的。他才不大推开……
过了5时，看护提前给他注射，叫许广平立即把医生找来。然而，等医生赶到时，他的心脏已经停止了跳动，体温也渐渐地消失了……
冯雪峰、胡风、萧军、黄源、雨田来了；
宋庆龄来了；
内山、鹿地亘夫妇来了——
整个房间笼罩在一种悲哀、沉重、静肃的气氛中……
人注定是要毁灭的。但是，有多少人是在抗拒的行动中毁灭的呢？毁灭于枪林弹雨的战场，也许能激起人们一种英雄主义的仰慕；如果在一个小房间里，在书籍和稿件的毫无危险的包围之中，在紧张然而悄无声息的连续的写作之后猝然毁灭，还能唤起那种搏战的悲壮感吗？……
《日记》写着“星期”二字就中断了——
然而，灯亮着。手稿摊放着。“金不换”无声地站在笔架上……
没有人怀疑他不是在战斗中仆倒的，倒在落满箭镞的壕堑内；倒在以他的血肉筑构的掩体旁边，倒在黎明前最黑暗的时刻。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