世界未曾注意到他们，而他们却在注视着世界。
周树人除了一段短时间去学校学德语外，仍旧躲起来自修。作人也懒得上学，于是兄弟俩便有了足够的时间，在一间孤悬的小屋里，阅读和纵谈地带开阔的世界文学。
这时候，周树人特别喜欢买德文书。专卖德文书的书店只有南江堂一家；郁文堂和南阳堂都是卖英文的；至于要买日文书，则有相模书屋，不过他同该书屋的主人很熟，可以凭借在旧书摊里买的文学杂志的出版消息，一本一本的开了账，托他向丸善书店定购，然后从欧洲远远地寄来。当时，树人拟购的德文书目就有一百二十七种。开发计划确实庞大得惊人。
在广泛的浏览中间，他侧重于文学史知识的积累，和弱小民族的文学作品的吸收。为了买一套德文本的《世界文学史》，他花了十元的大价钱；此外，还函购了英文本的《英国文学史》、《英国文学里的古典神话》等。对于德国古典文学，他几乎完全没有兴趣，歌德的著作一本也不买，海涅倒是他所热爱的，集子便有四册。即使是作为“敲门砖”也罢，他也并不想通过德国的语言去叩缪斯的大门，而是要打开地狱，试图结识那许许多多匍匐和挣扎在黑暗之中的异族的同类。匈牙利、芬兰、保加利亚、捷克、塞尔维亚、新希腊，这些置身于殖民主义的铁掌之下的各民族文学，都是他所关心的。还有俄国，虽然是独立强国，由于政治专制，人民正在力争自由，发动革命，也便成了阅读的重点对象，并且准备下一步着力介绍。他珍爱这些书籍。有一次在书摊上用一角钱买到裴多菲的惟一的小说《绞吏之绳》，高兴得就像得了什么宝贝似的，尽管这个薄薄的小册子铁丝锈烂，书页已散。还有菲律宾革命家列扎尔的日译本小说《社会的疮》，也很珍重，总想找一个英译本对照译出。
战时流行起来的托尔斯泰的作品，在树人的心灵中引起强烈的共鸣。当他刚刚做出弃医从文的决定，这位以文学理想闻名于世的俄国作家，其对文学作为改造社会的有效工具的评价，便使他抱有一种知己之感。托尔斯泰伯爵站在农民的立场上，抨击专制的沙皇政权，揭露贵族社会的腐化堕落，批判资本主义文明，反对以人类为敌的一切战争。他认为，专制、奴役和歧视，乃是现实生活中最大的罪恶，是对人类之爱的最大的亵渎。他怀着人道主义的伟大的同情心，成了农民的保护人。他不但表达了农民对于土地，对于人类的基本权利的要求，而且直接反映了农民的淳朴、善良、热情和无畏的精神，而这卑贱的一群正是为高贵的沙龙作家不屑一顾的。周树人几乎读过托尔斯泰所有的日译本，他从那庞大的思想体系之中吸取有益的材料，构筑自己的以“人”为中心的社会观和文学观。他只是不满于“勿抗恶”的道德说教，那种只知爱人而不知自爱的过分的宽容与卑顺；虽然，作为一个思想者，他也一样倾向于精神力量的崇拜，但始终不能接受伯爵对宗教的无条件的皈依。
托尔斯泰的思想缺陷，恰恰可以从尼采那儿得到弥补。直到这时候，周树人仍然喜欢尼采，喜欢他的传记，他的《查拉图斯特拉如是说》。达尔文强调的是客观环境对生物进化的影响，而尼采则把人的主观因素同客观世界对立起来，以为正是人类的生命意志的扩张，才获得了不同于自然界生物的发展。他的“超人”学说，尤其为周树人所倾倒。什么是“超人”？在查拉图斯特拉口中，就是道德的破坏者，偶像的破坏者，一切传统价值的破坏者。“超人”学说充满着一种反叛、独立、进取的精神，对于一个立志于思想批判的中国青年，无疑是极大的鼓舞。查拉图斯特拉就是一个“超人”，在他看来，人是尚未成熟的东西，是原料，是需要琢磨的难看的石头。“但是，”他说，“我热烈的创造意志永远驱使我重新做人；它这样的驱使锤子敲打石块”；“现在，我向着它的囚徒，无情地舞动我的锤子！”说得多么好呵！多么精警，多么有力量呵！中国国民不就像尼采笔下那沉睡的顽石吗？让你也以决斗的方式进入社会，挥动铁锤，猛力砸碎它的牢笼吧！整个的《查拉图斯特拉如是说》，就是这样一首孤独的赞歌，它不但带着德国哲学的思辨色彩，而且带着作家个人的浓烈的感情色彩和魅人的诗性色彩。周树人真的被它迷住了，甚至因为它而引起对德国文化的兴趣，以致一度产生过留学德国的念头。
不久，兄弟俩搬出了伏见馆。
这次迁居，是由“法豪事件”引起的。周围下宿的多半是岩仓铁道学校的学生，虽然树人鄙视他们志趣低下，但因为他们整天上学，归来也还用功，所以一时也还能够和平共处。自从第五、六号房间来了几个江西汉子，平静的局面便被打破了。他们大抵不去上课，留在家里却是经常地高谈阔论，放声狂笑。一位绰号“法豪”的尤其放肆，醒时固然大叫大嚷，睡时也是鼾声大作，如同猪叫。他的记性特别坏，房门分明写着号数，也经常走错；冲进别人的房里去，愕然退出，也从来不打一个招呼。这群汉子似乎对洗澡特别感兴趣，每逢澡堂烧了热水，“法豪”便不等下女的通知，径自先钻进去。树人平常并不怎么热心于理发和沐浴，平常住在没有洗澡设备的下宿处，往往三四个月也难得洗浴一次，但是这回却因为“法豪”的缘故，浴室竟成了足以影响他的注意力的地方。他本来就受不了别人的刺激，但是又无力改变环境，只好在踌躇一番之后悄悄撤退了。
新居是在本乡区东竹町的中越馆。
中越馆坐北朝南，一共两层楼房。房东老太婆同她的小女儿住在门口，两边的两大间包给周氏兄弟，住在楼上的，是有名的《汉声》杂志的编辑但焘。
这地方左右没有邻居，倒是相当清静。不过，房饭钱却很贵，而吃食又极坏。有一种叫“素天鹅肉”的圆豆腐，要是中间加点素菜也还可口的，老太婆只用盐水煮熟，简直如嚼枯柴；而且三日两天地给吃，弄得这对穷兄弟实在没有法子，不得不花钱买一点罐头咸牛肉来补充。
老太婆贪钱，却又很守旧礼，每当走进房里拿水壶、洋灯之类，总是屈着身子，爬也似的走路。那小女儿富子，是一个很懂事很勤快的小学生，放学回来常常帮忙着干活。她晚上睡得早，到了10点钟左右，老太婆总是硬要把她叫醒，例行教训一通：“阿富！快睡吧，明天一早要上学哩！”本来，小姑娘是已经睡熟了的。这使兄弟俩都感到十分憎厌。
树人没有什么日本朋友，只是因为一个偶然的机会，才结识了宫崎寅藏和堺利彦。
这次来日，途经南京的时候，作人的朋友孙竹丹，托他给留日的一位亲戚带去一件羊皮背心、一个紫砂茶壶，交宫崎收转。作人初到日本，地理不熟，语言不通，只得由树人代送。
宫崎原名虎藏，自号“白浪庵滔天”，是日本著名的“大陆浪人”。他一向同情中国的反清革命，曾经加入兴中会，1900年帮助孙中山革命失败回国。两年后出版了《三十三年落花梦》，不久译成中文，在反清革命派中很有影响。周树人对这位革命志士是敬仰的，加上他为人坦率，豪放不羁，因此，两人初次见面便谈得相当投契。
过了两天，宫崎又约了周树人在麴町区的“平民新闻社”会面，并且把当时号称日本社会主义运动三巨头之一，《平民新闻》的主笔堺利彦介绍给他相识。
那时候，日本的社会主义者只是一群激进的民主主义者和无政府主义者。在青年中影响较大的幸德秋水、大杉荣等人致力于无政府主义的“直接行动”，而堺利彦则比较侧重于马克思《资本论》的经济思想体系的宣传。周树人同他们便谈得很好，但由于他的注意力已经转移到了文学方面，因此谈话不可能深入下去。他买过一套他们出版的刊物《社会主义研究》，一共六册，其中有一册是《共产党宣言》的日译本。不过，他也只不过把这类书刊当作西方社会思潮中的一个流派而加以浏览，并未曾给予特别的注意。此后，他同日本的这两位革命家再没有什么往来了。
比起伏见馆，这里的交通比较方便，于是，来访的同学朋友渐渐多了起来。
周树人是不去访友的，只等着他们来谈。这段时间，或许是他最自由散漫的日子了。早上起得很迟，大约在十点以后，醒来伏在枕上先吸上一两支“敷岛”牌香烟。盥洗完毕，不再吃点心，看一会儿新闻，便用午饭。不管饭菜怎么坏，至今全不计较，吃完拉倒。朋友们知道他的生活习惯，大抵下午来谈。假如没有客人，等到差不多的时候，穿上和服，或随便蹑了双木屐，就到“书店街”里去看旧书，不管有钱没钱，总买上一二册德文的旧杂志挟着归来。
夜晚是完整的。矮桌上的洋油灯，同静静地站在角落里的景泰蓝花瓶看得最清楚：这位穿和服、长须发的青年表现出了怎样的一副拼搏状态。四周都已沉沉睡去，惟有他和书醒着，只是疾驰的精神没有响声。他要到什么时候睡觉，谁也不大晓得。到了第二天早晨，房东来拿洋灯，整理炭盆，才会发现盆内插满了烟蒂头，像是一个大马蜂窝。
过多的客人是一种负担。无论是散漫的闲聊，或是空洞的宏论，都是周树人所要回避却又无法回避的。往日的政治热情，此刻都交付给了文学事业。搞文学，从来就不是群体性行动，而是中世纪作坊式的独立操作。因此，他愿意把自己关进夜晚，关进房间。寂寞总比热闹好。可是，在一个动荡的大时代里，很难有人可以拒绝政治的单独访问，何况他本来就没有背对政治，只不过埋首于一个在他看来比政治更为切实的目标而已。
一天，政治敲门了。
早上起来，报纸的头条新闻是发自中国的电讯：安徽巡抚恩铭被Jo Shiki Rin刺杀，刺客就擒。学生们震惊了好一阵，随即容光焕发地互相告语，并且研究这刺客是谁，汉字该是怎样的三个字；接着纷纷预测他将怎样地被处以极刑，家族又将怎样地株连受罪……
树人心情十分沉重。他早已明白，这人就是徐锡麟。
一个精悍的青年就这样突然完结了！头戴一个小顶子，留一条细辫子，完全是一副遗少打扮，谁想得到，他会做出这样惊天动地的大事情呢？因为进不了日本的陆军学校，他听了陶成章的话，回国后，出钱找人替自己在安徽捐了个候补道。有了这样一个机会，他便同陈浚一起合谋刺杀恩铭。他死时，是在安庆被挖了心，给恩铭的亲兵炒食净尽的。
隔了几天，女侠秋瑾在绍兴遇害的消息也传过来了。她死的地方，是树人最熟悉的轩亭口。
皖案和渐案相继发生，再度点燃了日本留学生运动的引信。有几个人开了一个秘密会议，筹集川资，把日本浪人请来。那浪人撕乌贼下酒，喝个半醉之后，便领命前往中国接徐锡麟的家属。接着，绍兴同乡会召开追悼大会，并且就善后事宜进行了讨论。
仇恨笼罩了整个会场。
当讨论到发电报的时候，会议分成两派。以蒋观云为首的一派，极力主张同清朝政府接触。要求文明处理，保证以后不再随便用刑。主张“排满”的反对派认为，既然革命，必得双方开火，没有谈判妥协的余地。争论到激烈处，有一个身材高大的汉子蹲在席子上，仰起脑壳，拖长了声调说：
“杀的杀掉了，死的死掉了，还发什么屁电报呢！”
周树人觉得有点面熟，一打听，原来是徐锡麟的学生，自己曾到横滨迎接过的同乡范爱农。本来，自己也都并不主张发电的，可是，对于范爱农的这种漠然超然的态度，不免有点反感，心里想：究竟是先生，怎么连这么一点感情也没有？……
蒋观云站起来说：“我看电报非发不可——猪被杀也要叫几声，何况人呢！？”
话说得慷慨而得体。其实，他这时已经掉头倒向立宪派一边，正在同康梁诸人组织“政闻社”，预备妥协了。所以，他才竭力主张发电报，以争取一个同政府对话的机会。
幕后的一切，都未必是周树人所知道的，但是他早已发觉这位长辈蜕变的端倪。
前不久，他同许寿裳再度拜访蒋观云。谈到服装问题时，蒋观云认为，满清的红缨帽有威仪，接着指着自己头上的西式礼帽说：“这倒是无甚威仪的。”辞出以后，周树人就说：“观云的思想变了。”日后，他给蒋观云起了一个绰号——“无威仪”，便也不再登门造访了。
听了蒋观云的“猪叫论”，周树人随即反驳道：“猪才只好叫叫，人可不能这样就算了的！”
争论结果，主张发电的到底占了大多数。
中国的有为之士，往往越到后来，越是趋向保守和消极。像蒋观云，以前写的不少诗文都很富于革命热情的，那首送陶成章归国的著名的五律，周树人至今犹能成诵：“亭皋飞落叶，鹰隼出风尘。慷慨酬长剑，艰难付别尊。敢云吾发短，要使此心存。万古英雄事，冰霜不足论！”今天的表演就未免太拙劣了，于是一种滑稽之感油然而生。周树人据此仿作了打油诗一首，把蒋作的颈联翻成这样两句：“敢云猪叫响，要使狗心存！”
日本浪人找不到联系人，在一个鸦片馆里混了两晚就回到东京来了。吊烈士，骂满洲之类的会议的余烈，也都日复一日地平淡下去。
徐锡麟和秋瑾，都是周树人所熟悉的；当他们成为新闻的中心人物而重新引起他的注意时，早已电光石火般迅速消失了。从“安庆事件”开始，他就每天翻查报纸，追索着时态的发展，结果希望成为了泡影。他们的生命和事业，与其说结束于清政府的屠刀之下，毋宁说是结束于国民的一片淡漠之中。归国后，他们致力于培训干部，组织军队，筹备起义，无疑要比陈天华的行动更为积极，可是，事情一定要这般进行吗？国民沉醉若此，作为少数的先觉者，为什么要这般浪掷生命呢？……
他感到深深的寂寞。
但是，寂寞者也未尝不可以战斗的，只是战斗被改换为别种方式而已。周树人就是这样的寂寞者，作为后死者，他愿意把自己消磨在思想启蒙的漫长而无止境的工作之中。这时候，除了阅读，就是加紧进行着早已开始了的译述工作——有一个秘密计划在暗暗催促着他。
于极度紧张之中，他仿佛尝试到了一种复仇的快意。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