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本来不大喜欢下地狱，因为不但满眼只有刀山剑树，看得太单调，苦痛也怕很难当。现在可又有些怕上天堂了。”在一则通信里，鲁迅写道，“四时皆春，一年到头请你看桃花，你想够多么乏味？即使那桃花有车轮般大，也只能在初上去的时候，暂时吃惊，决不会每天做一首‘桃之夭夭’的。”
单调枯燥的生活是可以扼杀文思的，写什么呢？
后来他回忆说，“我曾经想要写，但是不能写，无从写”。大约这也就是他所说的“有饭吃而头痛”之一端罢？然而责任，良心，习惯，又使他不能不写。在厦门的几个月间，他一面发牢骚，一面确也作了不少事：写完最后几篇《旧事重提》，编完《华盖集续编》，还有《坟》；写《〈嵇康集〉考》一类学术性的文字，翻译一些日本的短文，还有相当分量的通信，记录着他与周围环境的紧张关系，以及灵魂的最微末的震颤。
看完淦女士的《卷葹》，编好董秋芳的《争自由的波浪》并作小引，陈梦韶的《绛洞花主》也是由他写了引言介绍出去的。
“三一八”惨案发生后，董秋芳就陈源的《闲话》写了一篇短文，骂他是“狗彘不知”的“畜生”，登在《京报》副刊上，陈源凭仗系主任的权力进行报复，使董秋芳不能毕业，同时攻击他是“受鲁迅指使”的“语丝派”。离京时，鲁迅要他把《京副》发表过的一些俄国短篇小说和散文集中起来寄给自己，这就成了后来的《争自由的波浪》。未始不可以说，这是对陈源的报复的报复。集子原名《大心》，改动是经过鲁迅同意的，它表达了中国底层的声音：自由！自由！自由是不可遏止的！
在鲁迅的指导下，《鼓浪》和《波艇》终于出版了。鼓浪社里有数的几个作者，在他看来，或则受创造社的影响，过于颓唐，或则像狂飙社的嘴脸，大言无实，将来下去也不见得就有好结果，但是他仍然去“打杂”。除了看稿改稿，编印和发行工作也都必须过问的。《波艇》很幼稚，为了鼓动空气，他也一样地怂恿出版。
自高长虹公开寻衅以来，他就不只一次试图说服自己改变方针：丛书不编，文稿不看，回信不写，关门大吉，自己看书，吸烟，睡觉。然而，只要遇到了求助的青年，他就又无法顾及自己，避免牺牲了。
鲁迅不拘于做小事情，但是他毕竟是做大事业的人，宏观着历史和社会的各个方面。他不会忘记中国由来已久的人肉筵宴，总时时想着怎样从底下掀掉它。
厦门，作为中国的一块地方，当然不可能没有几千年官僚政治的烙痕。由于近海，近商，倒也多出一份与正统的权力崇拜不同的风气：拜金主义。说起厦大，鲁迅便觉得：“中枢是‘钱’，绕着这东西的是争夺，骗取，斗宠，献媚，叩头。”其实，“权”与“钱”在这里不可能截然分开，无论是人身依附还是人身买卖，都一样教人不自由。
在反抗的行动到来之前，必须造就一种空气，使人们获得一种状态。在厦门，鲁迅除了鼓励创办新文学杂志以外，还作了几回演讲。演讲之风，是他到了厦大以后才慢慢兴起来的。
10月14日上午。群贤楼大礼堂。在例行的周会上，他作了近一个小时的演讲，题目是：《少读中国书，做好事之徒》。
他居然把少读中国书同“救中国”联系起来，使听讲的人大感意外，虽然他提倡少读中国书主义不自今日始。他指出：多读中国书的流弊至少有三点：一、使人意志不振作；二、使人但求平稳，不肯冒险；三、使人思想模糊，是非不分。相反，他是主张多看西文报纸杂志的。
其次，他劝大家做好事之徒。他说，世人对于好事之徒往往不满，其实不然。今日的中国，这种“好事之徒”却不妨多。因为社会一切事物，就是要有好事的人，然后才可以推陈出新，日渐发达，新大陆的发现，北极探险，以及科学家的种种发明，没有一件不是从好事来的。他深知做好事之徒不容易，所以最后说，万一不能做到，则我们对于“好事之徒”，应该不可随俗加以笑骂，尤其对于失败的“好事之徒”，更不要讥笑轻蔑！
演说不断为掌声所打断，发表在《厦大周刊》时，“少读中国书”的内容却已不见。校长根本不会同意这样的结论，故从演讲稿中予以删除，不过，此后请他演讲，却也被他回绝了。
应权力者的邀请演说是一大苦差。要演说，当然要说一点自己要说的话，否则，宁可一声不响，算是死尸。净说些与己无关的话，又何苦呢？
偏偏又是权力者。集美学校校长叶渊请厦大国学院的人去演说，分为六组，每组两人。鲁迅正好同林语堂一起分到第一组。前一天晚上，就有秘书来联络。鲁迅问他，叶渊办学如何？那秘书说，校长一向是主张学生埋头读书的，不喜欢他们有什么活动。鲁迅告诉他，自己同校长的尊意正相反，不如不去的好罢。秘书说道不妨，尽可以随便说说。
第二天鲁迅如邀去了。招待很隆重。叶渊知道他是一个思想激进的文人，惟恐演说与自己相左，特地请他先吃些好东西，然后才带他走进礼堂。
饭已下肚，如何说呢？他明知与校长的意见不同，也只好照样说了：聪明人不能做事，世界是属于傻子的。现今世上，聪明人虽然很多，可是不能做事，为什么？因为他们想来想去，过于计较个人的利害得失了，即使肯做有利于社会别人的事情，也常常不真诚，不彻底。农民，工人，青年学生，他们能奋斗，肯牺牲，是被称做愚民和傻子的一群。但是，惟有他们才能做出事情来。世界是傻子的世界，他们是社会的改造者和创造者，未来是属于他们的。
叶渊听了，大摇其头，《集美周刊》当然没有发表这演讲辞。后来，集美学校闹风潮，叶渊说：都是鲁迅不好。可见印象之深。
12月12日，厦门大学学生自治会创办的平民学校举行开学仪式。当天上午，二百多个工农男女学生排队进入大礼堂。会上，鲁迅向这些贫苦的子弟作了演说。
在给《争自由的波浪》做的“小引”中，他正是以平民和“上等人”相对立的观点，赞颂了苏联的十月革命的。革命是不是成功了？那么就得看平民是否比先前抬了头。至于中国是否会有平民的时代，他说无从断定，但是他们代表了革命的希望，却是的确的。
平民学校，原是根据鲁迅的提议，由一群“傻子”临时组织而成。学校的教室是借用的，教员是兼职的，条件十分简陋。对于这所学校，鲁迅事先就有过捐款，听说开成立会当然很高兴。学生跑来要他演说，他把编写中的讲义一扔就出来了。
他不能不来，不是奉旨而来，无须顾忌什么，只是想说话。他说：“你们都是工人农民的子女，你们因为穷苦，所以失学，须到这样的学校来读书。但是，你们穷的是金钱，而不是聪明才智。你们平民的子弟，一样是聪明的，穷人的子女，一样是有智慧的。你们只要能下决心去奋斗，就一定会成功，有光明的前途……”
礼堂很静，有一种轻悄的切切的声响，是不是有人啜泣了？
他说：“没有什么人有这样的大权力：能够叫你们永远被奴役。没有什么命运会这样注定：要你们一辈子做穷人。你们自己不要小看了自己：以为是平民子女，所以才进到这平民学校来……”
说到要读书，要关心国家大事时，他突然发问道：“半个月前，你们听见说革命军攻下泉州城没有？”有一个女子回答说：“听见的！”他感到非常满意，接着说：“军阀被消灭了，中国才会好起来，你们的境况才会好起来！……”
五分钟。演讲结束了。就这样，他交给了学生以一个发自心底的祝福。
接着是校长辈的冗长的讲话。有一个曾经留学西洋的教授说：“这学校之有益于平民也，例如底下人认识了字，送信不会再送错，主人就喜欢他，要用他，有饭吃……”不待说完，鲁迅就溜出了会场，到邮政代办所查看“害马”的信件去了。
忍耐是有限度的。
既然鲁迅面对社会问题是一个进攻的好手，那么，当高长虹向他步步进逼的时候，他就不可能安于防守。
对于青年的攻击，他是从来不去还手的，不像对待前辈和地位相同的一群。他觉得，他们都还脆弱，不如自己禁得起践踏。然而，要是以忍让为可欺，或纠缠，或奴役，或责骂，或诬蔑，闹个不完，大有避进棺材，也仍当戮尸的样子，那是不行的。他愤慨了。他必须奉行他的个人主义，因为他发现他们大多是挂新招牌的利己主义者，所以决定不再彷徨，拳来拳对，刀来刀挡。
11月20日，他做了一篇《所谓“思想界先驱者”鲁迅启事》，分发《莽原》、《语丝》、《北新》、《新女性》等期刊揭载。同时出击，火力相当猛烈。
启事撇开高长虹个人，刀锋正对由他领衔的“狂飙社”。他声明说，在北京编辑的三种出版物，所用稿件都是以个人名义送来的，向来不知道“狂飙运动”是怎么一回事。这样，高长虹关于他破坏狂飙社的种种指控便不攻自破了。至于“思想界先驱者”的称号，他认为这是狂飙社特赐的“第三顶‘纸糊的假冠’”，便把它同陈源类似的嘲骂先后联系起来。“暗中所加，别有作用”，那意味就很明显了。但是，对于所有的“假冠”，他的态度是：“头少帽多，欺人害己”，“本人事前并不知情，事后亦未尝高兴”。
文章虽然简短，却比高长虹的长文要刻毒得多。
鲁迅始终觉得，高长虹的突然翻脸是有来由的，但是，投稿的纠葛显然不是惟一的原因。在给韦素园的信中，他作了各种猜测，说到某一种可能的原因时，他好像有点不便明言，只是说：“我推测得极奇怪，但未能决定，已在调查。”
作为文坛上的一种现象，他认为有进一步揭示的必要，因为启事毕竟做得太简单了。
过了一些天，他接连写了两篇文章：《〈走到出版界〉的“战略”》和《新的世故》，以新颖的形式，泼辣的语言，狠蜇了像高长虹一类青年的“天无二日，唯我独尊的酋长思想”。他指出，这类青年在内太要虚饰，在外太依附和利用了先驱。他们缺乏做人的真诚和勇气。对于前进的青年来说，其实是本无所谓“绊脚石”者的。如果敢于唾弃旧时代的好招牌，敢于正视和坦白自己，则即使真有绊脚石，也会成为踏脚石的。
文中，他插入一段相当长的自白。他说，他是一个很平凡的人，要动转，要睡觉，但有个性。他不能没有个性。他承认，他是“党同伐异”的，从来不挂什么“公理”、“正义”之类的金字招牌。他一再申明自己的做人原则：我乃党同而伐异，“济私”而不“假公”，零卖气力而不全做牺牲，敢卖自己而不卖朋友，以为这样也好者不妨往来，以为不行者无须劳驾；也不收策略的同情，更不要人布施什么忠诚的友谊，简简单单，如此而已。对高长虹的“调查”结果，证实了他的推测不为无因。根据传说，他终于查看了《狂飙周刊》第17期发表的一首题为《给——》的诗。
诗中说：“月儿我交给他了，我交给夜去消受。……夜是阴冷黑暗，他嫉妒那太阳。太阳丢开他走了，从此再未相见。”韦素园的解释是：“太阳”是高长虹自况，“月儿”是许广平，鲁迅则是“夜”。
是不是这样呢？推断未必是确切的，他想，也许是别人的神经过敏，也许是狂飙社的同伙故意附会宣传，但是，出于“单相思病”所引起的病态反应也不是没有可能的。他疑心你破坏了他的好梦，因此嫉恨你。你与她同车离京，是不是存心带她到厦门“消受”呢？上海，北京，不都有了一些类似的传闻了吗？更早一些时候，他在《狂飙》里说的：“我对鲁迅先生曾献过最大的让步，不只是思想上，而且生活上。”什么叫“生活”？那意味不是很明显的吗？……
“如果真属于末一说，则太可恶，使我愤怒。”12月29日，鲁迅写信告诉韦素园说：“我竟一向在闷葫芦中，以为骂我只因为《莽原》的事。我从此倒要细心研究他究竟是怎样的梦，或者简直动手撕碎它，给它更其痛哭流涕。只要我敢于捣乱，什么‘太阳’之类都不行的。”
他迫不及待，第二天就跟高长虹“捣乱”了。
“捣乱”就是胡来。无须正规战法，论辩还有什么必要呢？该弄的都弄过了。当他决定以讽刺性的形象把高长虹一类标本化的时候，作过的《补天》便成了新的诱惑，在女蜗胯下画一群小东西确曾使他感到惬意。太可恶了！……太阳，月亮，太阳，月亮……读了诗之后，一整天脑子里都旋转着太阳月亮，于是，他也就连带想到了射日的羿和奔月的嫦娥。《淮南子》：“羿请不死之药于西王母，娥窃以奔月。”恰好，太阳月亮都可以混到一块。还有《孟子》说的：“逢蒙学射于羿，尽羿之道，思天下惟羿愈己，于是杀羿。”哈哈，连小人也有了！……
鲁迅完全避开羿“射十日”、“断修蛇”、“禽封”的黄金时代，而表现他的困境。由于善射，乃致连生活也不能维持。为了喝一口鸡汤，他居然来回跑了二百里路，还得挨老太婆一顿毒骂，外贴十五个白面炊饼；接着，又差点儿遭了弟子逢蒙的暗算，幸而有防身的“啮镞法”；最后是妻子嫦娥弃他而去，独自飞升。总之是运交“华盖”，接连倒霉。他从来未曾有过“追月亮”的打算，道士送的金丹就一直被他放在首饰箱里，即使后来说是要“追上去”，也不是为的月亮，而是被他视为生命的嫦娥。
逢蒙和嫦娥都是利己主义者，逢蒙学会了射术，便要谋害老师，而且到处造谣诽谤，破坏羿的声誉，贪天之功以为己有，在领教了逢蒙的各种卑劣手段以后，羿仍然笑着教训他：“你闹这些小玩艺儿是不行的，偷去的拳头打不死本人，要自己练练才好。”又说：“本人面前捣什么鬼，俺向来就只是打猎，没有弄过你似的剪径的玩意儿……”嫦娥贪吃懒做，让羿终日为她奔忙，还喋喋不止，且用高长虹式的语言骂道：“若以老人自居，是思想的堕落。”羿不但毫无怨尤，而且仍然为她设想，以致自责起来：“不过乌老鸦的炸酱面确也不好吃，难怪她忍不住……”他善良，坦诚，大度，无须听女乙女辛诸如“战士”、“艺术家”之类的奉承话，一样不要“纸糊的假冠”。但是，他又是疾恶如仇，不容欺负的，怒射月亮的场景足以表现他的战士的雄姿。他目标如一，不改初衷，在遭到亲人叛离以后，依旧追随不舍。文章多处写到马，对于一匹多年陪伴他的坐骑，他充满着关切之情。当他不得已终于做出服药升天的决定以后，仍然对女庚说：“你去吩咐王升，叫他量四升白豆喂马！”
这便是小说《奔月》最后的一句话。
羿与逢蒙、嫦娥的态度在这里有了最鲜明的对照。鲁迅在给许广平的信中写道：“我愤激的话多，有时几乎说：‘宁我负人，毋人负我。’然而自己也觉得太过，做起事来或者且正与所说的相反。”在羿的身上，是掺和着鲁迅的人格气质特点的。
总之，羿是一个悲剧英雄。鲁迅借他抒愤懑，获得某种愉快，但也表达了内心深处的孤寂之感。
小说登在1927年1月25日版的《莽原》上面。离厦时，他这样做了总结：“但从去年以来，我居然大大地变坏，或者是进步了。虽或受着各方面的斫刺，似乎已经没有创伤，或者不再觉得痛楚，即使加我罪案，也并不觉着一点沉重了。这是我经历了许多旧的和新的世故之后，才获得的，我已经管不得许多，只好从退让到无可退避之地，进而和他们冲突，蔑视他们，并且蔑视他们的蔑视了。”
他的反击是有力的。《奔月》发表后，尚钺便有信来，显出大不舒服的样子。不久，狂飙社也就解体了，其中或许有别的原因，但是鲁迅接连的报复性行动肯定起了促进的作用。从此，高长虹真的走出出版界，带着他的“贫穷与自由”，开始了长长的漂泊生涯。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