上海。
古老而忧伤的长江缓缓流向这座城市，而后突然中断，出现一片浩淼无涯的海域。风和船舶，从四面八方纷至沓来……
以特殊的地理位置，上海成了殖民帝国的野心、资本以及西方文明在中国的最大的输入口。黄浦滩头：租界出现了。领事馆出现了。纺织厂和各种工厂出现了。弥漫的烟云，汽笛，机器繁杂的鸣响，给上海蒙上一层现代都市的迷幻色彩。
1927年，工人起义的火炬烧红了天空，接着鲜血如注，涤荡着这里大大小小的街衢。于是，上海由一个工业城市变成为新型的封建专制政权——蒋介石政权的第二首都。政府的许多重要机构，都不设在南京，而设在这里的公共租界和法租界。在租界地，党国要人都有他们的公馆和别墅。还有所谓“上海闻人”，即流氓帮会头子，与反动军警及巡捕房的上层人物互相勾结，贩卖人头，走私贩毒，包庇娼赌，坐地分赃。专制，混乱，黑暗。整个上海，成为大小军阀、官僚、政客、党棍、买办、帮头、流氓、特务交混一体的罪恶的渊薮。
这时，新文化运动的策源地北京，早已显出一派古战场的情景。文人们纷纷望旗南下，这里，还聚集了一群从溃败的革命队伍中过来的作家，以及文学青年。高密度的集结，预示着全国性的思想文化的激战，必将在这里展开。
上海又名“沪”。沪，从扈衍变而来，乃系一种捕鱼工具。鲁迅常常自比为鱼。的确，他一生都在“争自由的波浪”。当他和许广平逃离广州那个仅可“以沫相濡”的险滩，而终于漂流到了上海，是否便知道：等待他们的竟是别一种厄运？
横站的士兵/盗火者人间鲁迅（下）10月3日。是到沪的第一天。
在共和旅馆安顿下来以后，鲁迅随即偕同许广平前往北新书局访问李小峰，并邀三弟周建人共进夜餐；次日，又与林语堂与孙伏园、孙福熙兄弟合影留念。
郁达夫、王映霞夫妇到访时，他特意介绍了“密司许”，让她陪着说话。显然，他有意公开与许广平的关系。但是最有意味的，还是那种不经意的公开方式。
一次便宴过后，茶房端上咖啡，他便向着正往杯子里搅拌的许广平投了一瞥，然后告诫道：“密司许，你胃不行，咖啡还是不吃的好，吃些生果吧！”如果换了林语堂，也许不会觉得有什么特异之处。事实上，林语堂也是到了后来许广平行将分娩的时候才醒悟过来的。郁达夫却不同，这个富于罗曼气质的人物几乎一下子就可以做出判断：在鲁迅的目光和说话中，分明有着一份从来没有的柔情。
别人怎么猜测，怎么议论，都任由他们去！反正自己没有那份说明的义务。人生劳劳，可焦虑的何其多呢！经验过一场血的游戏，他觉得，对于舆论这东西，实在无需太顾忌。如果总是为别人的言行所窒碍，那么，做人岂不是白做了吗？
旅馆毕竟不是久居之地，必须有一个较为稳定的住所。周建人初次到来，鲁迅就让他给找房子。恰巧周建人在商务印书馆做编辑工作，住在宝山路附近的景云里内，那里还有一间空房子可以租赁。建人介绍说，房子是单幢的石库门住房，不整齐，前宽后窄，有三层楼。鲁迅听了，说我只有两个人，不假思索地便立刻订了下来。
要购置的家具十分简单，每人仅一床、一桌、一椅，如此而已。至于吃饭，则同周建人以及他的同事一道，没有雇用工人。6日看屋，8日移居，全部工作只消一个上午就完成了。
人的灵魂大约总得寻求安定。在大上海，有了这小小的栖身之地，鲁迅顿觉全身轻松了许多。
下午，他一个人逛内山书店去。
书店是由一个叫内山完造的日本人开设的。1913年，内山作为日本眼药店的推销员第一次来到中国，从此在上海定居。三年后，他在日本京都同井上美喜子结婚，婚后伉俪同到上海，在北四川路魏盛里租了房子，接着在前门开办了一家小书店。最初，书店出售的是一些圣经、赞美诗之类的宗教书籍，后来扩大了品类，其中包括文学艺术和社会科学方面的书籍，从此声誉鹊起。
店堂间不大，日常店务由井上喜美子同中国店员王宝良经营。店里东西北三面都是一人高的书架，房子中间还有一排书架，书架后面有一张小桌子，四面摆着一套藤制沙发。进门是一张写字台，朝里放着，这就是柜台。店面虽略嫌简陋，但主人是善于经营的。1923年起，店内设有茶座，经常举行有中日两国文人参加的“漫谈会”，像郭沫若、郁达夫、田汉等都参加过。这时，内山开始用“邬其山”的笔名撰写文章。他为人正直，仗义好客，于是书店也就渐渐成了文化人惯常往来的地方。
三天前，鲁迅曾经来过一次，仅仅一次便成了盯梢的对象。
长而乱的头发，浓黑的口髭，咬一个牙黄色烟嘴。穿的竹布长衫已经褪色，一双陈嘉庚式鞋子，鞋帮弄得很脏。这般模样哪里像是购书的人呢？恰好最近店里不时发生失窃现象，一本很珍贵的书，插画往往不翼而飞。内山的哲学是不要声张，怕因此吓退了顾客，只是嘱咐尽量地加以防范。这样，王宝良立刻被告知：注意这一个！
只见来客进门以后，慢慢地顺着书架浏览一周，然后又返过来选书；每一本书都看得很仔细：装帧，书名，目录，有的还大致翻看了内容，一点不像偷书的样子。最后，他竟选了一大叠书，付过钱，才从容地携着出去。
一个怪客。
今天鲁迅到书店里来，恰好内山没有外出，喜美子发现了他，立即把他在前几天买书的事偷偷告诉了丈夫。内山毕竟是有点历练的人，一看就知道来客非同一般：身材虽然矮小，却有一种浩大的气魄，眼睛清澈而威严，闪烁着睿智的辉光。
来客挑了几种书，然后在沙发上坐下来，一边喝着喜美子送过去的茶，一边点上烟，指着挑好的书，用漂亮的日本话说：“老板，请你把这些书送到东横滨路景云里23号。”
内山立即问道：“尊姓？”
“周树人。”
“呵——你就是鲁迅先生吗？”内山简直叫了起来，“久仰久仰！我早已听说你从广东到这边来的了，只是不认识，失礼了！”
就这样，一对异国朋友，从此奠定了长达十年的深厚情谊。
“就是不出卖朋友的人，在日本人中也有的。”闲谈中，内山曾经这样向鲁迅表白过。的确，从收转信件和稿费，介绍出版及代售书籍，直到安排避难之类，鲁迅都得到内山的大力帮助。内山把认识鲁迅看做“一生的幸福”，称为“刎颈之交”；而鲁迅，一生中最后的文字也都是写给内山的，充分表明了他对朋友的信赖。
以后，鲁迅经常去内山书店买书或小坐。仅10月份，去过十次，有时一个人去，有时同许广平一起去。随着业务的扩大，两年后，书店迁至北四川路底施高塔路新址，他去的次数便更多了。
相处很长一段时间，鲁迅不谈政治，也不谈文学，后来就变得无所不谈。1931年，他作诗题赠“邬其山”道：廿年居上海，每日见中华：
有病不求药，无聊才读书。
一阔脸就变，所砍头渐多。
忽而又下野，南无阿弥陀！鲁迅的旧诗，除了少数“少作”，均作于上海十年。这不是偶然的。对于一个从事社会批评的作家来说，不可能没有一种适于主观表现的形式。当鲁迅中止了小说和散文诗写作之后，作为代替物，旧体诗便成了书店以外借以倾吐积悃的重要的语言媒介。由于这些诗都是应邀之作，讽刺诗不多，像这样的“中华全景图”可以说绝无仅有。诗中对中国人的自负、麻木、苟且的根性，尤其是权力集团的横暴而善变的本质特点，虽属信笔，却刻画入微。可见在平日，中国的政治文化，是他们经常接触的话题之一。
当鲁迅把这幅立轴送给内山时，内山发现，署名的下面没有盖章。鲁迅经他指出，随即探手于身边的印泥，按了一个指印。人到忘情，即所谓至交。至交又何必区区于形式呢？
对于内山，至今连私事，也可以不加隐瞒了。有一天，鲁迅到书店去，直白地告诉他说：“老板，我结婚了。”
“同哪一位？”
“那个姓许的。”鲁迅说，“我本不打算结婚，因为人们太为我们操心了，说了不少话，想到这样下去对大家都不好，所以结婚了。”
“你的太太不是在北京的吗？”
“那是我母亲的太太，不是我的太太。”
在上海所有的朋友中间，鲁迅从来未曾这样宣布过。而所谓朋友也者，也无非是往来较多一点的熟人而已。对鲁迅来说，真正的朋友，应当是在共同承受的痛苦中间彼此感通的人。这个条件未免太苛刻了。即如内山，便有不少隔膜之处。可是他笃实，真诚，在上海这块惯于以商人眼光看人的地方，毕竟是难得的。尤其作为一个外国人，对中国怀有一种乡土般的热爱，更是令人感佩。在中国，即使“爱国者”成打成打地产生，然而到底有多少是真正热爱自己的祖国的呢？
在景云里，鲁迅住二楼的前屋，许广平住三楼，两人的住房是隔离开来的。这种似乎形式主义的做法，使熟识的人们颇感困惑。作为人道主义者，他既然要在名分上为朱安保留应有的地位，那么，就不可能为自己的爱情赢得一个正统的、合法的形式。这是尴尬的。但是，他重视的是内容。他相信事实的力量。
对于爱情和婚姻问题的这种不彻底的处理，给鲁迅的论敌，以及社会上的遗老遗少制造了攻击的方便。他曾收到一位署名周伯超的信，说有人宣传他“讨姨太太”，“弃北京之正妻而与女学生发生关系，实为思想落伍者”。直到他逝世前一年，此间报纸仍在造谣，并称许广平为“鲁迅之小爱人”而加以笑骂诬蔑。鲁迅的办法是“自画招供，自卸甲胄”。自然卸起来并不如说得轻松。
特别是许广平，许多打击都是缘她而来的。有流言说，鲁迅的原配夫人朱安是鲁迅的“佳偶”，鲁迅所以离弃朱安，全在她从中作梗。因为她和鲁迅同居，她的亲属便中断了同她的联系。一些好意的同学亲友，则陆续来信询问实际情形，表示愿意在经济上给予接济……
在写给老友的信中，许广平作了如下深情的表白：其实老友面前，本无讳言，而所以含糊至今者，一则恐老友不谅，加以痛责，再则为立足社会，为别人打算，不得不暂为忍默，今日剖腹倾告，知我罪我，惟老友自择。……周先生对家庭早已有十多年徒具形式，我亦飘零余生，向视生命如草芥，所以对兹事亦非要俗世名义，两心相印，两相怜爱，即是薄命之我厚遭挫折之后的私幸生活……我之此事，并未正式宣布，家庭此时亦不知，知之为知之，不知为不知，谅责由人，我行我素……在幸福的体验中间，明显地存在着一种压抑感。鲁迅不会不知道。他看过这封信，说是“说得我太好了一点”，内心自然是十分感激的。
然而，他并不可能感觉满足，至少不可能长期做到这一点。在幸福的底端，他已经感到了某种苦痛的碰触。他的怀疑与忧虑似乎是与生俱来的，并且他过于怜惜生命个体，始终不肯放弃精神上的企慕与追求。其实，爱情并不意味着个性的消解，相反它应当通过新的形式得以强化。如果两性的结合，可以让人在世俗的欢乐中获得满足，个人的欲求因此而进入酣眠的状态，所谓爱情，也就完全被毁绝了。对于生命实体，无论是哪一个层面，包括爱情所具有的苦难的质性，他都一样有着至深的感悟。
现实的问题是：许广平的朋友邀她去办关于妇女的刊物了，那么，去不去呢？
一个年轻女性，理应出去做事的。她不应该像子君那样整天地忙家务，只懂得照顾阿随和小油鸡之类，她应当有她的广大的世界。可是，果真如此，自己的生活岂不是又要回到从前一个人干的孤境中去？如果不这样，还能怎样呢？让她呆在家里不出来，你不觉得太自私了一点吗？半年之后，在回答李秉中“结婚然否问题”时，他在信中写道：“结婚之后，也有大苦，有大累，怨天尤人，往往不免。”后来又说：“结婚之后……理想与现实，一定要冲突。”所说虽然带有普泛的意味，但多少总融进了一些切身的感受。
许广平外出做事，应当说，也不无从生活方面着想的。从广州带过来的薪水就不多，今后将赖什么维持生计？教书，还是写作？要是教书就难以从事译著；可是教书不自由，而且至今已毫无这方面的趣味了。那么，处在一个不安定的环境里，写作就可以顺当地进行吗？在这里，杂志确乎不少，书铺的经济状况却并不见佳。许寿裳有信来，说是南京国民政府大学院院长蔡元培意欲聘为“特约著述员”，但不知是否出于敷衍？要做学问，与人斗争的事自然减少许多，然而恰恰为此，他就觉得于自己并不相宜。目下是什么时候？著述！他们需要著述些什么！每想及南京政府，他就感到气闷之至。
离粤时，曾向朋友表示说“但可玩玩时，姑且玩玩”，而且确也有过游一次杭州的打算，但此刻已没有这样的时间和心思了。看上海的情形，比北京复杂得多，一一对付怕也要很吃力。你到底是准备在这里长住呢，还是客居一个时候？如果不想久呆，又当投往何处？
住地隔邻是大兴坊，北面直通宝山路，竟夜行人，或唱戏，或吵架，嘈闹得可以。最苦是隔壁住户，日夜搓洗麻将，高声谈笑，兴发时把牌重重掷落桌面，有如惊堂木的击拍，真是不胜烦扰，无可如何。虽然有许广平温情的慰解，他仍然无法摆脱内心的焦虑，人生最根本的焦虑，尤其在夜里。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