现实问题？女工的故事返回上海不久，鲁迅随即陷入版税的纠葛之中。
事情是直接由《奔流》的稿费问题引起的。北新书局长期拖欠作者的稿费，写信去催问，也不答复，这样便给杂志的出版工作造成很大的困难。作者往往直接查问鲁迅，或者大发牢骚，使他不胜其苦。这时候，他想，许多生命，都消磨在没有代价的苦工中，人又何苦如此！
实在忍耐不下去，便又给老板李小峰写了一封信。这一回，措辞强硬了许多：奉函不得复，已有多次。我最末问《奔流》稿费的信，是上月底，鹄候两星期，仍不获片纸只字，是北新另有要务，抑意已不在此等刊物，虽不可知，但要之，我必当停止编辑，因为虽是雇工，佣仆，屡询不答，也早该卷铺盖了。现已第四期编讫，后不再编，或停，或另请人接办，悉听尊便。很清楚，他要罢工了。
其实李小峰是靠发行《语丝》进入出版界，而以出版新书刊，特别是鲁迅的著作扩张起来的。鲁迅对北新颇有感情，在厦门、广州时，曾有另一家书店托人同他磋商，许以优惠条件，要求他把在北新发行的著作移交他们出版，也没有答应。到上海以后，除了为北新编辑两种刊物外，还替它办的《北新》半月刊长期译稿。他所编的《语丝》是没有稿费的，编校《奔流》，也不过每月拿回少数校对费而已，大半还是尽义务。可是，对于这样一位惟靠版税维持生活的人，北新方面竟丝毫没有尊重他的劳动。原先，在交付他的个人著作的版税时，说是每月送款一百元，后来连这一承诺也置之脑后了。北新积欠的越来越多，他从小报中获悉“已有国币二万元之谱”，又听说书店方面把资本挪了去开纱厂，当然十分气恼。
春潮书局的张友松听到他谈及的情况，很为他抱不平，主张他同北新打官司。他同意了。就算开一回玩笑吧。
他通过张友松及其友人聘请了律师，就版税问题正式提出诉讼。这样一来，被告就立刻变得紧张起来了。
李小峰亲自上门找鲁迅说情。鲁迅说，现在主权已经不在他这里，既然已经全盘委托给律师，那么也就非由律师结束不可。不得已，李小峰只好打电报催促郁达夫赶回上海，为此事从中斡旋。经过几次交涉，鲁迅终于答应暂且把诉讼按下不提，但北新方面必须分期摊还积欠的两万余元，新欠则每月改送四百元；此后再版，须加贴版税印花。双方还议定，《奔流》仍归鲁迅续编，稿费由书局交由鲁迅转发作者。
鲁迅获得了胜利。
然而，书局毕竟没有合作的诚意。对于《奔流》，只好听任它在断绝给养的情况下慢慢夭亡。
可记叙的还有一段小插曲。那是在双方已经和解，北新请客吃饭的晚上。席间，林语堂偶尔提起张友松的名字，而他，正是北新方面确认的鲁迅提起诉讼的挑拨者。鲁迅听了，不知是以为林语堂责备自己呢，还是执意为张友松辩护，立即从座位上站了起来，脸色变得铁青，大声说道：
“我要声明！我要声明！”
林语堂当然也要声辩他所讲的话，并非针对鲁迅。这样，互相争执着，整个宴会的气氛陡然变得十分险恶。在这中间，能够充当和平使者角色的只有郁达夫。他一面按住鲁迅坐下，一面拉过林语堂及其夫人，一起走下楼去……
对于鲁迅，林语堂有相当深入的理解，而且是一直抱着近乎崇敬的心理的。前两年，他发表的《鲁迅》一文，就盛赞鲁迅作为“叛逆的思想家”，“透彻地照了中国的历史”，“深知中国人的生活及其生活法”。他说鲁迅也有着“一个受了满身的疮痍的灵魂”，但是一个“光荣地胜利的武夫作家”。称鲁迅为“白象”，也是来源于这篇短文，那分明是指可珍惜的异类。
感情这东西，其脆弱实在不堪一击。不管林语堂是如何的绅士风度，鲁迅又是如何的天生仁爱，过去两个人的那种朋友情谊是永远不可能修复的了。
许广平住进了产院。
生活中又出了一桩可堪烦扰的事情。
作为女性，生命本体包含着双重的牺牲：其一是做妻子，其二是做母亲。对于许广平来说，不但不可能参与社会性事务，发挥她的出色的组织活动才能，连在家学习和翻译也不得不被迫中断。起初，为了学日文，鲁迅自编自校，把一本谈论文化的书《尼罗河之草》作为她的启蒙教材，后来加入一部口语文法，每晚教读一小时。第三本是童话《小彼得》，她一边阅读，一边在鲁迅的鼓励和指导下译完了全书。第四本是神永文三著的《马克思读本》，这是一本浅显的介绍马克思生平及其学说的书。不过才开头，她就读不下去了，怀孕好几个月，精神和体力都已经支持不住。现在，则无论如何是躺在白雪般冷酷的产床上了。
9月25日夜。鲁迅身体有些发热，仍然照常工作，直到晨3时才睡。这时，许广平开始腹痛，知道小生命即将来到人间。但是，为了不影响鲁迅休息，她咬紧牙关，强忍住痛楚，直至上午10时才告诉他。
他冒着低烧，立刻同许广平办理住院的一切手续。
护士预备好小床、浴盆、热水，告诉鲁迅，马上就要生产了。然而，一次又一次，阵痛仍在继续。除了回家吃饭，鲁迅片刻也没有离开许广平。又是整整一个夜晚，由他和护士分别扶着许广平的两条腿，艰难地熬到次日凌晨。
医生来了。
产前检查结果：婴孩的心音听来只有十六下，并且已经逐渐减少下去。最可怕的是，那濒死前的污便也早已下来了。医生问：“留小孩还是留大人？”
“留大人。”鲁迅不假思索地说。
接着，他俯下身子，轻声安慰许广平说：“不要紧，拿出来就好了。”
钳子由医生的手，把婴孩的头拔出来，赤红的小身体也跟着出来了。一阵呱呱的哭声。之后，鲁迅凑近来，看了看婴孩，微笑着对许广平说：“是男的，怪不得这样可恶！”
第二天，他手里捧着一盘文竹，来到医院，轻轻地端放在许广平床边的小桌上。苍翠，劲挺，深沉，一似他的个性。或许，这就是他祝福中的年轻的母亲？有所操持，独立不倚，具有内在的力量。以往赠送的都是书，同赠送给其他朋友的一样，惟有这回才费心想到书籍以外的赠品，但却非世俗所习见的鲜花。
从景云里到福民医院并不很远，小孩生下来以后，鲁迅每天至少有两三次到医院里来，有时还领着一批批的朋友来慰问，而且，来时总要带一些食用物品。每当坐下来之后，就静静地看着小孩的脸，承认很像他自己，却又说：“我没有他漂亮。”后来，他也还会这般地时常提起。
是一个晴朗的下午。他又来了，坐在许广平的床上，显得很悠闲地谈话。
“你想过给他起个什么名字没有？”
“没有。”
“我倒想起两个字。因为是上海生的，是个婴儿，就叫海婴吧，你看怎样？”他说，“这名字读起来好听，也容易写，而且绝不会雷同。译成外国名字也简便，何况古时候的男人也有用婴字的。如果他大起来不高兴这个名字，自己随便改过也可以，横竖我也是自己在另起名字的，这个暂时用用也还好。”
事情小到孩子的命名，他也不肯自专，而又想得这么精细周到。许广平深情地凝望着他，微微点头道：“你想的真好。”
依照上海人的习惯，不论是谁，都喜欢叫“弟弟”，也许，这是最初从护士小姐的口里叫起来的，“弟弟”也就成了海婴日常的称呼。他还有许多小名，是家里私下叫的，譬如，林语堂把鲁迅誉为“白象”，鲁迅便拿来赠送海婴，叫他“小红象”。
十二天之后，许广平出院了。
本来，鲁迅是希望她多住几天的，但是许广平不愿意。她看到他每天不时奔走于医院与寓所之间，总是静不下来，心里非常不安。她不能让自己的身体过多地拖累他的工作。
家，毕竟是人生的港湾。踏进台阶，踏上楼梯，她的心里就感觉到了舒坦和温暖，及至走到卧室，更是惊喜异常，不由得默颂爱力的伟大。床边已经摆起了小桌子，楼上安放些茶杯、硼酸水之类的常用品，还有一盘精致的文竹，每一件家具，尽可能地调换了位置，以期换起一种新鲜感。平时，鲁迅是不大留心过问这些琐事的，现在却自动地安排它们，而且是如此合适，比她往日所布置的齐整多了。
女性做了母亲，便可以领受到男性的加倍的同情和怜惜。这时候的体贴温存，实在是远胜于初恋时代的。那时，多少还保持着女性的矜持，不像现在这样，可以舒展地躺在床上，等待着身体在一个竭尽忠诚的男人的照料下一天天复原起来。眼看着在面前走来走去的熟悉的瘦小的身影，许广平常常从心底涌起一股热意，感激？愧歉？大约这就叫做幸福吧。
比较起来，他更是一个好父亲。
每天工作，他都在楼下，把客堂改在书房，这样工作起来可以静心一点，还可以避免用烟熏了小孩。在会客的时候，也省得干扰许广平的休养。可是，只要到了夜里12时，他必然上楼，主动代替新近雇请的女工，担任到2时的值班。2时以后，才由许广平值夜，留意海婴的服食眠息。
鲁迅值班时，常常抱着海婴坐在床头，手里搬弄一些香烟盒盖之类，发出锵锵的声响，逗引小孩高兴。倦了，他就把海婴横抱在臂弯里，从门口到窗前，来来回回地走，一遍又一遍地唱着胡诌的平平仄仄的摇篮曲：小红，小象，小红象，
小象，红红，小象红；
小象，小红，小红象，
小红，小象，小红红。有时，又改口唱一首无字的歌：吱咕，吱咕，吱咕咕呀！
吱咕，吱咕，吱吱咕。
吱咕，吱咕，吱咕咕呀！
吱咕，吱咕，吱吱咕……海婴，成了家庭生活的中心。
关于给养，甚至洗浴，鲁迅都得费心尽力。“我们现在怎样做父亲”，已经不仅仅是发议论的题目。——“闸门”沉重着哪。
医生通过诊断，料定母乳不足，于是再三劝告他们雇一位奶娘，并且建议在医院里找，这样验身体更为方便些。但是鲁迅执意不肯，一定要许广平亲自照料。由于他们俩都没有这方面的经验，鲁迅又不怎么相信别人的经验，除了医生，惟一可请教的就是“育儿法”之类的书籍，这样一来便闹了许多笑话，吃足了苦头。
洗浴看似简单，实际上也很讲究。回到家里以后，等到许广平稍稍能够起床了，鲁迅就商量着给海婴洗浴。他不愿假手别人，不许用未曾开的水，其小心实不下于古董商搬弄一件刚刚出土的稀有的陶器。一只小面盆，盛半盆温水，由许广平托住小孩的身子，由他来洗。刚刚浴毕，小孩就冷得脸色发青，全身发抖，弄得他们狼狈不堪，只好草草了事。但小孩反应很快，身体立刻发烧，如此几回，后来竟连打开衣服也不敢了。鲁迅吩咐许广平，必须每小时查看一次小孩的尿布。他是学过医的，许广平不好反对，结果小屁股被湿污所浸而脱皮了。没法子，只好又去看医生，医生亲自介绍看护每天来给小孩洗浴，这样一直延续了七个多月。“还是让她洗罢，”一天，鲁迅苦笑着对许广平说，“我们洗病了更麻烦，我多写两篇文章就是了。”
最可怕的是海婴生病的时候，小有伤风，便使他坐立不安，甚至几近于眠食俱废。他本来就是一个容易焦躁的人。遇到这种时候，除了自己带去看医生之外，白天一定把孩子放在身边，到了夜里才交给女工照管，即使这样，也还得不时到她们的卧室去打听。小孩有些微咳嗽，最先听到的还是他。为了省得他操心，许广平每每不当是一回事，忍耐着不加理会，但是他更敏感，时常叫她留心听，督促她去看。遇到许广平睡熟了，如果不是咳得太厉害，他总是不打扰她，自己一个人照料。有时候，忙够了，就叹一口气说：“唉！没有法子，自己养的。”
他们深知这种人生的负累，都不想要孩子，然而瓜熟蒂落，这已经是无可如何的事情。但当有了孩子以后，又不胜怜爱之至，待许广平从医院里回来没几天，他就给海婴照了相给母亲寄去；每逢朋友到来，必定从卧室里抱出来给他们看，给母亲或好朋友写信，几乎都要带上海婴的名字。一个天生仁爱的人，是没有不喜欢儿童的。
希望，希望，而希望的所在，不正在于未来的儿童世界吗？
他写过一首题名为《答客诮》的诗，诗云：无情未必真豪杰，怜子如何不丈夫。
知否兴风狂啸者，回眸时看小于菟。为了更好地照看新生的海婴，经同乡介绍，雇用了一名年轻的女工。
女工姓王，名字叫阿花。她十分能干，做起事来，又快又好。鲁迅和许广平都很喜欢她，对她非常尊重，日常许多事情，只要可以做的也都不必等候她做。寄寓陌生的大都市，举目无亲，惟在这里寻得家庭的温暖。她每天一面干活，哄海婴，一面哼着家乡的山歌，唧唧喳喳，像一只快活的小鸟。
后来，不知为什么，无忧无虑的王阿花忽然有些心神不定了。看见算命的瞎子和化缘的和尚，她便上前招呼，算个命，或买一张鬼画符；再后来，竟有点失魂落魄，甚至不敢上街了。原来她是不堪忍受丈夫平日的虐待，毒打，在即将变卖的险境中逃到大上海来的。有一天，她在路上碰到一同乡，虽然马上回避，但终于被她的丈夫发现了，几次出去都发觉有人盯梢。她不敢明说，怕主人把她交出去，丈夫再把她卖掉。许广平看到她神色异常，再三追问，她才把自己的身世讲了出来……
有一天，王阿花蹲在灶间里的水龙头下洗尿布，抬头间，大约发现了什么，立刻丢下尿布，逃上二楼。
“不好了，那死鬼就在对门，要是被抢去怎么办？”
鲁迅正在写东西。他听了，对吓得面色煞白的王阿花安慰说：“不要怕，我去对付。”说着，放下笔，匆匆下楼。
这时，一伙人已经在后门口站着，探头探脑地，但一时不敢冲过来。鲁迅问他们是谁，他们回答是浙江上虞同乡会的，要王阿花回去。鲁迅说，有事找律师来说话，不可动手动脚的，然后砰然关上了后门。
过了几天，上虞的一个绅士模样的人来了。见面之后，才知道他原来是鲁迅的学生。鲁迅把情况对他说了一遍，并且对他说，卖人是不允许的。他告诉鲁迅：“阿花的丈夫原本要抢人回去的，既然先生有意收下，我想大约得贴补些银钱，好另外娶一房媳妇便是了。”
鲁迅听罢大笑，说：“那么，还得听听王阿花本人的意见。”
王阿花一口咬定，坚决不跟丈夫回去，宁可离婚。于是，由乡绅出面调解，言明由鲁迅替她付出一百五十元的赎身费，以后，陆续用工资扣还，事情才告结束。
就这样，山歌和自由又属于王阿花的了。
过了两个月，她另有所爱，这才依依离开景云里。
为了反抗权力者，他渴望加入集团的战斗。在白色恐怖的日子里，在大量产生的流血与牺牲，帮闲与叛卖的事实之前，他成了第一个“争自由的波浪”。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