综上所述，我们可以问一个问题，那就是难道国家不应该对人民的教育加以注意吗？如果应当注意的话，要注意哪些部分呢？应该如何注意呢？
在某种情况下，即使政府不关心人民的教育，社会的自然状态也会为大多数人创造一种环境，使他们形成社会所需要的能力和品德。但是，在更多的情况下，社会并不能为大多数人创造这样一种环境，这时，为了防止人民的堕落或退化，政府就应当开始关注教育问题。
人类的大部分能力都形成于日常的工作中，而分工的进步则使大多数劳动者的工作被局限在了少数甚至一两个简单的操作上。如果一个人一生都在进行少数相同的简单操作，那么他基本上碰不到什么困难，这样他也没有什么机会发挥自己的聪明才智去寻找解决困难的方法了。于是，他逐渐没有以前那么努力了，慢慢地变成了一个愚钝无知的人。由于精神上的无知，他不仅不能理解一些正常的谈话内容，而且缺少高尚宽大的情感。最后，他甚至没有能力来判断许多日常生活上的一般义务，更不用说要他判断国家的重大利益了。即使在战时，我们也必须花费很大的力气才能教会他如何作战以保卫国家。单调的生活，不仅磨去了他精神上的勇气，使他不习惯士兵不规则的冒险生活；也磨去了他肉体上的活力，使他不能坚强从容地从事任何别的工作。从这些方面来看，他牺牲了所有的社交能力和尚武品德，才获得了自己工作中的技巧和熟练。因此，在所有的文明社会里，如果政府不加以注意人民的教育，那么大多数的人民就将会陷入上述这种状态。
在那些被称为野蛮社会的狩猎社会、游牧社会，以及制造业和国外贸易不发达的初期农业社会里，就不会发生上述情形。因为在这些社会里，每个人的工作多种多样，他不得不具备各种能力，随时想出应付不断发生的困难的办法。于是，发明会层出不穷，人们的精神也不会像文明社会的底层群众那样呆滞。前面曾经提到过，野蛮社会中的所有人都可以称得上是战士，并且也可以称得上是政治家（在某种程度上，我们可以这样说）。他们能够正确地判断社会的利益以及统治者的行动。每个人几乎都能明白酋长平时是一个怎样的裁判官，战时是一个怎样的指挥者。然而，不可否认的是，文明社会的人们的确比野蛮社会的人们拥有更多的大智慧。这表现在：在野蛮社会里，虽然每个人的职业多种多样，但社会整体的职业却没有多少种类。一个人所做的工作其他人都能做，虽然每个人都具有一定程度的知识水平和发明天赋，但这种能力并不是很高。当然，在他们的时代，他们所具有的能力是足够应付社会的所有领域的。相反，在文明社会里，虽然大部分个人的工作单调得没有任何变化，但社会全体的职业却种类繁多。对那些愿意去研究自己没有从事过的职业的人来说，这些种类繁多的职业为他们提供了无限的可能性。研究者必然会花费很多心思，观察比较这些又多又杂的对象，在这个过程中，他也会变得更加聪明并且眼界开阔。然而，如果这些少数聪明的人不能在社会上拥有一种特殊地位的话，那么他们的这些能力就仅仅是对自己有用，而无法为社会做出什么贡献。最后，这些能力很强的少数人也将逐渐淹没在人群之中；人类的高尚品格也逐渐地消失在社会中。
在文明的商业社会里，相对于那些有身份、有财产者的教育，国家更应当关注普通人民的教育。这是因为，那些有钱人在从事职业之前，有充分的时间或者说准备时间去学习各种知识。正是这些知识能够使他们受到人们的尊敬。一般来说，他们基本上是在十八九岁以后才去从事他们想要从事的特定职业的。并且，他们的父母或监护人也都非常希望他们能学习到各种知识。在大部分情况下，父母们总是会毫不犹豫地支付这些学习的费用。所以，那些有钱人如果没有受到合适的教育的话，那么其原因并不是因为支付不起费用，而是因为费用花费得不当；并且其原因不是因为教师太少，而是因为教师都不够勤勉能干，或者是当时找不到更好的教师。另外，有身份的有钱人，并不像普通人那样一成不变地度过自己大部分的职业生涯。他们的工作基本上都非常复杂，动脑多、动手少。他们的理解力不会因为脑力太少而变得迟钝，他们的工作也不是很繁忙。因此，他们有大量的空余时间来钻研并掌握自己已有基础的各种有用或无用的知识。然而，普通人民则不一样。他们基本上没有多少时间接受教育。在幼年期间，他们的父母可能都无力抚养他们。因此，一到可以工作的年龄，他们就马上去工作了。他们的工作一般都很简单，不需要动用多少脑力，并且他们的工作很繁忙，因此他们根本没有空暇的时间来做别的事情。
在文明社会里，虽然普通人民不能像有身份的有钱人那样受到那么良好的教育，但他们在早年还是可以学会一些基本的诸如读写和算术知识。这个时候，可以说他们就在为那些最低级的工作做准备了。因此，国家其实只需要花费很少的费用，就能让全体人民接受这种基础教育，而无论他们是自愿还是被强制的。
在各地教区，国家可以建立教育儿童，并且收费低廉的小学校，这样，普通劳动者就能够负担费用，从而人们就能够便利地获得基础教育了。对于这种学校教师的薪酬，国家只应当支付其中的一部分，因为如果国家负担全部或者大部分的话，教师就容易变得懒惰。例如，苏格兰的教区学校，所有的人民在那里都学会了诵读，而大部分人都学习了写算；英格兰的慈善学校也是如此，只是建立得不像苏格兰教区学校那么普遍，因此其效果也不如苏格兰的教区学校。试想，与现在学校用的普通读物相比，小学教育儿童的读物变得更有意义了；并且，在他们的课程中，几何学和机械学的初步知识替代了那些没有什么用的拉丁语。这么以来，这一阶级人民的文化教育水平就可能达到较高的程度。由于任何普通的工作都涉及几何学和机械学原理的应用，所以在学习更有用、更高深的科学之前，都必须先学习几何学和机械学的原理。
其实，国家还可以采取以下方式保证人们接受到基础教育，那就是：①为那些学习成绩优秀的儿童设立小奖励或小荣誉奖章，鼓励他们好好接受教育；②规定所有人在加入某种同业组织之前、在自治村落或自治市从事某项工作之前，都必须接受国家的考试或检测。在希腊、罗马各共和国，它们就是采用这种方法来保持全体人民的尚武精神，强制他们接受军事和体操训练的。当时，各共和国为了便利人民学习和训练，都提供了学习和训练的场所，并授予一些教师在这种场所教授的特权。但是，这些教师的薪酬并不是由国家负担，他们也没有任何排他的垄断权。他们的所有薪酬，都由学生的学费构成。并且，与接受私人老师教授的市民相比，在公立体育馆学习的市民，并没有什么法律上的优越性，只有前者也学得一样好。当时，各共和国为了鼓励市民好好学习，为成绩特别优异的学生提供了小奖励或小荣誉奖章。例如，在奥林匹克运动会或地峡运动会地峡运动会是与古代奥林匹克运动会并称的古希腊四大运动会之一(其余两个运动会是尼米安运动会和皮西安运动会)，每两年一届，在每次奥林匹克运动会之后的第二年和第四年春天，在科林斯地峡的海神殿举行。地峡运动会音译为伊斯米安运动会。“地峡”指的是希腊科林斯地峡。地峡运动会始于公元前6世纪，是为纪念海神波塞冬而举行的，自公元前573年后与尼米安运动会轮流举行；内容除赛马、田径、划船等体育竞技外，还有音乐比赛；胜者奖以松枝冠。希腊人均可参加，雅典人尤为热衷。古希腊诗人品达罗斯为四大运动会写过《竞技胜利者颂》4卷，分别献给四大运动会的获胜者，其中第3卷即为地峡运动会竞技胜利者颂，也是品达罗斯留存下来的最完整的诗作。——译者注或尼米安运动会上，不仅那些获得奖励的人自己，就连整个家族的人都会感到很光荣。另外，所有共和国的市民，一经召集都必须在共和国军队中服务一定的年限。为了完成军队服务的工作，所有市民都被强制进行军事和体操训练。
政府需要费大力气来维持治安和军事训练，否则大多数人民的尚武精神就会逐渐衰退。在近代欧洲，这种情况时常发生。然而，无论哪个社会的治安维持，都需要依靠大多数人民充满活力的尚武精神。在近代，虽然仅有尚武精神而没有精练的常备军并不能够保障社会的安定，但是如果人们都具有军人精神的话，那么社会所需要的常备军也就不会那么多了。并且，对于那些担心常备军会危害自由的人来说，他们的担心也就可以减少了。总之，在外敌入侵时，人民的尚武和军人精神能够促进常备军的行动；而在常备军违反宪法发生叛乱时，人民的尚武和军人精神也能够很好阻止不良后果的发生。
与近代的民兵制度相比，在保持大多数人的尚武精神方面，希腊和罗马时期的制度似乎更为有效。在希腊和罗马时期，上述制度一经确立就非常有活力地继续进行下去，几乎不需要政府太多的关注。而在近代，由于民兵制度的规则非常复杂，政府需要不断地加以关注。并且，一旦政府不注意的话，这些规则就会被人们忽略，直至被抛弃。还有一点不同的是，在古代，上述制度对人们的影响更为普遍，几乎所有人都会使用武器；而在近代，除了瑞士外，其他国家的民兵教育都只针对一小部分人民。我们说，一个不能保持甚至无法保护自己的人是懦弱的，他缺少人性中最重要的精神。这种精神上的残缺比身体上的残缺更叫人痛苦。我们知道，痛由心生，身体上的残缺所带来的痛苦要小一些，然而精神上的残缺所带来的痛苦要大得多。因此，即使社会的发展已不需要人民的尚武精神了，但为了防止上述精神上的残缺在人民之间蔓延，政府仍然应当切实地关注人们精神上的教育。虽然这种残缺和一些令人讨厌的疾病一样不会致人死亡或危险，然而政府还是应当注意防止这种情绪的蔓延，即使这种注意没有带来别的利益。
同样，当文明社会的所有底层人民失去理解力而变得愚昧无知时，他其实比懦弱者更可耻。因为，那更是人性中重要部分的缺失。因此，虽然保证底层人民接受教育，国家得不到任何利益，但国家仍然应当关注这种教育，使底层人民摆脱无教育的状态。实际上，人民接受了教育之后，国家最终还是会受益的。这是因为，无知的国民常常因为狂热的迷信而引起可怕的骚乱。当底层人民接受的教育越多，他们就越不会受到狂热和迷信的影响。与没有知识的人相比，有知识的人常常更懂得礼节、更遵守秩序。因为有知识的人总是觉得自己的人格更高尚，他们更容易获得法律的认可，以及长者的尊敬，因此他们自己也就更加尊敬那些长者。对于利己者的煽动，他们也能看得更透彻，于是，那些反对政府的放肆言论也不能蛊惑他们。因此，对国家来说，自由政府的安全，就是极大地依赖人民对政府行动的善良意见。人民不轻率、不任性地批判政府，对政府来说当然是一件幸事。
第三项各年龄人民的教育经费
一般来说，针对各年龄人民的教育，基本上是宗教教育。这种教育的目的是让来世人们的生活更好、世界更好，而不仅仅是为了使人们成为一个优秀公民而已。和其他普通教师一样，这种教育中教师的生活费，或者由听讲人自愿负担，或者由经国家法律认可的某些收入来支付，例如地产、什一税、土地税、薪水等。然而，这种教育中老师的努力、热心和勤勉，比一般的老师要大得多。因此，新教的教师们在攻击古老的旧体制时，常常有一些优势。这是因为，旧教牧师依赖国家收入的薪俸，常常不怎么关注大多数人民的信仰和皈依的维持，甚至懒得都不愿意保护自己的教会。由捐赠财产成立的古老国教中的牧师，一方面，往往都是一些博学儒雅之人，具有绅士或者类似的品质；另一方面，他们容易丧失这些感化底层人民的品质。这些品质无论好坏，恐怕都是他们的宗教称为国教的主要原因。于是，当这些牧师遇到那些勇敢但可能无知的新信徒的疯狂攻击时，就犹如亚洲南部懒惰、无忧的国民遇到北方活泼、强健的鞑靼人的侵略一样，完全不能自卫。这时，他们常常采取的一种手段，就是向行政长官申诉，声称新教教徒扰乱治安，应当对其进行迫害或消灭。例如，罗马天主教教士迫害新教徒，采取的就是这种方法；英格兰教会迫害非国教派，也采取了这种方法。实际上，那些被认为是国教而安静地度过了一两个世纪的宗教，一遇到新宗教对其攻击而自己无力反击时，都会请求政府援助。在新教与国教的对抗之中，虽然国教可能在学问方面的确比新教要强；但新教更善于笼络和收买人心，采取各种手段拉拢很多新教徒入教。而在英国，那些拥有巨额捐赠财产的国教教会的牧师们，早已不会这些手段了。目前来说，只有反对国教派和美以美派的教徒还保持着这些笼络人心的手段。很多地方的反对国教派，它的牧师依靠自由捐赠、信托权利和其他违法行为，获得了独立的生活资料。因此，牧师们的热情和活力也不断下降，他们中有很多人成为了非常有学问和高尚的人，而不再是令众人尊敬的传道者。所以，就目前来说，那些在学问方面劣于反对国教派的美以美派教徒是最得人心的了。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