再次，只要大麦的需要并未减少，大麦耕地的地租和利润也就不会减少。假设酿造啤酒和淡色啤酒的麦芽，每夸脱税率由24、25先令降为18先令，那么它的需要将会增加，大麦耕地的地租和利润，和同样肥沃的其他土地地租利润将不相上下。如果少于其他土地的地租利润，那么大麦耕地的一部分资本将转入其他用途；如果多于其他土地的地租利润，那么其他土地将会转而种植大麦。只有当土地的某一特定产物具有垄断价格时，对其征税才会减少该土地的地租和利润。以葡萄酒为例，由于它经常供不应求，所以其价格极大地高于同样肥沃土地的其他产物的价格。如果现在对葡萄酒征税，那么必然会使葡萄园的地租和利润降低。这是因为，葡萄酒的价格已经达到市场范围内的最高价格，如果市场的葡萄酒数量不减少的话，它的价格就不会再提高，那么土地也就不能转用去生产其他同样贵重的产物；如果上市数量减少的话，它的损失会更大。因此，赋税的所有负担，都落在了地租和利润上，更准确地说是落在了地租上。当有人主张对砂糖征收新税时，蔗糖种植者总会说，该税的所有负担都将落在生产者身上，而不是消费者身上。过去在征税以后，他们并不能将砂糖的价格提高到超过未征税以前的水平。因为砂糖价格在未征税以前就已经是一种垄断价格了，而对于垄断者，应当是随时都最适于征税的。而大麦的普通价格从来都不是一种垄断价格；因此大麦耕地的地租和利润，与同样肥沃的其他土地相比，并不会超过自然的比例。对麦芽、啤酒和淡色啤酒的各种税，并不会使大麦的价格降低，也并不会使大麦耕地的地租利润降低。使用麦芽做原料的酿造者对麦芽支付的费用，不断地根据麦芽税的提高而提高，麦芽税和啤酒税、淡色啤酒税，都不断地提高了那些商品的价格，从而降低了那些商品的质量。所以，这类税的最后负担者，是消费者而非生产者。
这种税制改革，只可能对自家消费的酿造者造成损害。因为，现在一般穷苦劳动者和工匠们负担的重税，到了上层阶级那里却被免除了，那应当说是最不公平的了。即使不变革税制，也应当将这种免除加以废止。然而，一般来说，也正是上层阶级的利益在妨碍着利国利民的各种制度的改革。
除上述关税和国产税外，还有一些更间接影响货物价格的不公平的税。法国将之称为路捐、桥捐，撒克逊时代将其称为通行税。和我国道路通行税以及运河、通航河流通行税的目的一样，其开征的本来目的是用来维持道路和水路的。并且，这种税最适宜按照货物的体积或重量来征收。最开始，这些税都是地方税或省税，大多数情况下都是委托地方的特定市镇、教区或庄园来进行管理，希望他们能采用各种方法负责实施该税。后来，很多国家的君主都将这项税收的管理权掌握到了自己手中。但他却并不负责任，在大多数情况下，他极大地提高税额，但完全不关心道路的维持。试想，如果英国的道路通行税被当做了政府的收入来源，那么看看其他国家的先例，我们就能差不多猜到它的结果了。这种通行税，最终都是由消费者来负担的；并且这种税不是按照消费者消费的货物价值的比例，而是按照消费货物的体积或重量来负担的。当这种税按照其推定的价值而非按其重量来征收时，它可以说其实就是一种国内关税或国产税，会极大地阻碍国内贸易的发展。
对于从一国运往另一国的货物通过其领域内的水路或陆路，一些小国也会征收类似的税。有国家将其称之为通过税。例如，位于波河及各支流沿岸的一些意大利小国，就是由这种税获得一部分收入的。这种收入全部来自外国人，并且不妨害本国的工商业。这可能是唯一的一种对外国人民的征税吧，其中世界上最重要的通过税，是丹麦国王对所有通过波罗的海海峡的商船征收的税。
虽然大部分关税和国产税，都是平等地由各种收入来负担，最终由消费货物的消费者负担，但一般来说并不是平等地由每个人分担。因为，一个人的性格会决定他的消费倾向和消费数量，因此，对他的消费征税，应当根据他的性格，而不是根据他的收入。这样，浪费者缴纳的数额将超过适当的比例，而节约者缴纳的数额反而达不到适当的比例。例如，大财主在未成年时，因为国家的保护而获得了大量的收入，但一般情况下，他都不能以自己的消费向国家做出多少贡献。尤其是那些身居他国的人，对于自己收入来源国，基本上没有在消费上做出任何贡献。如果他的收入来源国是爱尔兰那样没有土地税，并且对动产或不动产的转移也没有任何重税的国家，那么他对收入来源国政府可以说一点贡献都没有。当一个政府隶属或依赖于其他国家政府时，一个在附庸国拥有广大土地财产的人，总是愿意定居在统治国。而爱尔兰正是处于这种附庸地位，因此向外国居住者纳税的提议，在该国非常受欢迎。然而，遇到的困难是，一个人要怎样才能算是应当纳税的外国居住者，以及其纳税应当从何时开始何时结束。不过，将这种困难排除，这种税的确可以解决每个人在贡献上的不公平情况；于是每个人的贡献，完全凭他对课税商品消费的自愿。因此，如果该税的评定很公平，所税商品也很适当，那么纳税人的埋怨也会很少的。当这种税由商人或制造者垫付时，最后负担此税的消费者，不久就会将它和商品价格混同，从而忘记自己支付了税金。
这种税可以说是完全确定的，即对于纳税数额和期限都是确定的。英国的关税或其他国家类似的各种税之所以有时会不确定，并不是因为税的性质，而是因为法律的措辞不明确。
奢侈品税一般是零碎地缴纳，也就是说纳税人什么时候需要购买课税品，就什么时候纳税，购买多少就纳税多少。这种税在纳税时间和方法上，可能是最方便的了。而且，从总体上看，这种税符合前述征税四原则中的前三项原则，却违反了第四项原则。和其他所有的税相比，人们缴纳该税的数额比实际归入国库的数额要大得多。这种情况可能是由以下四种情况造成的。
第一，即使安排得很合适，该税的征收也需要很多的税关和收税人员。人民缴纳的一部分税无疑将负担他们的薪水和津贴。不可否认，英国的这种费用，相对于其他多数国家都较轻。以1775年1月5日为止的那个税收年度为例，英格兰国产税委员管理下的各税总收入共计5 507 308镑18先令814便士，其中花费了55%的费用，然而，在扣除出口奖励金和再出口退税之后，这项总收入缩减到了500万镑以下。不过，盐税作为一种国产税，由于管理方法不同，从而其征收费用要大得多。再如关税，其纯收入不到250万镑，然而征收人员的薪水和其他费用就超过了10%。无论哪里的海关人员，其津贴都是多于薪水的，有时甚至是薪水的两三倍。因此，如果海关人员薪水和其他费用超过了关税纯收入的10%，那么征收该税的全部费用总计可能超过20%或30%。国产税的征收人员没有任何津贴，且其管理机构为新设，因而没有海关那么腐败。因此，如果现在将麦芽税和麦芽酒税变为只征收麦芽税，那么国产税每年的征税费用将节约4万镑以上；如果关税按照国产税的征收方法且只对少数货物征收，那么关税每年的征收费用也可能节省很多。
第二，该税必然会阻碍某部门的产业。因为被税商品因此价格上涨，从而在一定限度内妨碍了消费及其生产。如果该商品是国产商品，那么生产和制造该商品使用的劳动就会减少；如果该商品是外国商品，那么，由于其价格因税上涨，国产的同类商品就能在国内市场获得利益，从而使大部分国内产业都转向这种商品的生产。虽然国内某特殊部门的产业将受到鼓励，但所有其他部门的产业都将受到损害。例如在伯明翰，外国葡萄酒越贵，制造业者购买葡萄酒的那部分金属器具的价格就越便宜。对他来说，这一部分金属器具的价值相对于以前减少了，那么促使他去增产金属器具的动力也就减少了。也就是说，一国消费者购买的他国剩余生产物价格越贵，他们卖掉的自己那一部分剩余生产物的价格也就越便宜，从而促使他们去增产那一部分生产物的动力也就减少了。因此，对所有消费品征税，会使生产性劳动量降低到自然程度（无税时）以下。当消费品是国产品时，被税商品生产上的劳动量将缩减；当消费品是外国商品时，外国商品购买的那部分国内商品生产上的劳动量将缩减。除此之外，那种税经常会改变国民产业的自然方向，使其转向一个通常来说比较不利的方向。
第三，走私活动常常会导致财产的没收和其他惩罚。虽然走私者违反了国家的法律，应当加重惩罚，但他并没有违犯自然、正义的法律。如果国法将所有大自然未视为犯罪的行为也不认定为犯罪的话，他应当是一个良好市民。在那些腐败、任意支出、滥费公币的国家，保障国家收入的法律常常得不到人们的尊重。因此，如果能有安全容易的走私机会，并且不会触犯伪誓罪，那么很多人都会进行走私。那些假装对购买走私物品心存顾虑的人，其实明明就是在奖励别人去做违反财政法规或者伪誓的事，于是，他们在很多国家，都被认为是伪善的人。由于公众对走私活动的宽容，走私者便经常受到鼓舞，继续从事着这种活动。当税收法律要对其进行处罚时，他常常想通过武力来保护自己的所谓正当财产。最开始，他可能只是粗心，但到了后来，应该说他是大胆地触犯法律了。当走私者没落后，他之前用来维持生产性劳动的资本，被吸收到国家收入中，从而去维持非生产性劳动了。这样，社会的总资本就会减少，以前得到维持的有用产业也会减少。
第四，该税的施行使得经营课税商品的商人，不得不因为常常受到收税人员的烦扰而感到某种压迫。我在前面说过，虽然说这种烦扰不是费用，但人们一般为了摆脱烦扰总是愿意支付费用，因此，烦扰和费用也就差不多了。国产税在这一点比关税还让人烦扰，虽然其设定目的的效果比较好。这是因为，征收关税时，如果商人进口课税商品时已经支付了关税，那么在大多数情况下，他将不会受到海关人员的烦扰。但征收国产税的情况就不是这样。商人常常要受到收税人员的不断访问和检查。虽然有人说国产税征收人员的表现其实比海关人员要好，但是，相对于关税来说，人们更讨厌国产税。一些秘密从事走私的商人由于常常受到国产税征收人员的阻碍，因此常常嘲讽国产税征收人员冷酷。
然而，只要有消费品税，就可能免除这种对人民带来的不便。虽然英国有很多地方还有待完善，但与其他邻国相比，英国的各种制度可以说还是比较优良的，这种不便恐怕也是比较小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