被人爱和爱别人是同样的幸福，而且一旦得到它，就够受用一辈子。
——托尔斯泰
（一）
在创作《复活》的最后阶段，托尔斯泰的身体状况不是太好，1899年秋天和冬天的日记中，经常出现他患病的话。因此可以说，《复活》这部小说绝大部分内容是托尔斯泰在年逾古稀的时候完成的。对他来说，这的确不是件容易的事。
在这期间，由于托尔斯泰及其追随者与弃绝仪式派教徒的关系，受到了沙皇当局的严密监视。而他在《复活》中对东正教会的揭露，更令东正教对他恨得咬牙切齿。
托尔斯泰患病的消息很快就由密探呈报给当局，为此感到窃喜万分的官方教会决定不能轻易放过托尔斯泰。
1900年4月5日，在托尔斯泰健康状况处于危机关头时，沙俄东正教最高议会作出了一个秘密决定。“决定”称托尔斯泰是“东正教基督教会的敌人”，在历数了托尔斯泰的所谓“亵渎上帝、毁谤教会”的罪行以后，下令：
“列夫·托尔斯泰伯爵在去世时如果不作忏悔，不与教会和解，则取缔其追荐与安魂弥撒之仪式。”
在这年的上半年，托尔斯泰的病情并没有恶化，反而还有所好转；加上这一“决定”是秘密作出的，因此这件事并没有在社会上引起波动。但是，当局显然已经加快了迫害托尔斯泰的步伐，迹象也越来越多。在此前不久，托尔斯泰的好友和助手切尔特科夫已经被逐出俄国，比留科夫等人也被处以流放。
而与此同时，托尔斯泰的声望却与日俱增。1900年1月，托尔斯泰被推选为科学院文学部名誉院士。就在这个月，他又同高尔基结识了。
那是在1900年1月13日，高尔基第一次慕名踏入托尔斯泰在莫斯科的寓所，托尔斯泰也第一次见到了这位有才气的青年作家。他十分高兴，热情地询问高尔基的生活和创作情况，并坦率地谈了对高尔基小说的印象，称赞有些小说写得很“朴素、真实”。
在1月16日的日记中，托尔斯泰写道：
“高尔基来过了，我们谈得很投机。我喜欢他，一个真正来自人民的人。”
这年的秋天，高尔基还应邀到亚斯纳亚·波良纳作客，与托尔斯泰一起度过了一段难忘的日子。尽管两个人在一些问题上有不同的认识，但高尔基始终对托尔斯泰怀有真诚的敬意，而托尔斯泰也给予高尔基以有力的的帮助。
1901年4月，高尔基因参加反对政府的活动被当局逮捕。5月6日，托尔斯泰得到这一消息后，马上给内务大臣写信，要求释放高尔基。
同一天，托尔斯泰又给他熟悉的奥尔登布斯基亲王写信，请求他帮助高尔基获得自由。半个月后，亲王通知托尔斯泰，高尔基已经获释，改为在家软禁。
高尔基也写信给托尔斯泰，向托尔斯泰给予他的帮助表示感谢。同年7月，大病初愈的托尔斯泰收到了一封由高尔基执笔，有33人签名的信。信中写道：
我们为您的疾病顺利康复而感到由衷的高兴，我们热烈地祝愿您——伟大的人——为了真理在大地上的胜利而健康长寿，并且一如既往地用您强有力的语言不倦地揭露欺骗、伪善和恶劣。
当时与托尔斯泰交往密切的文坛巨匠除高尔基外，还有契诃夫。两人在1895年就相识了，此后一直来往密切，契诃夫也十分尊敬和爱戴托尔斯泰，并常常去看望他。虽然他对托尔斯泰的某些宗教道德学说持有异议，但在他信中，托尔斯泰是一位具有无上权威的导师。托尔斯泰也非常喜欢契诃夫，认为他“很有才华，心地善良”。同时，他对契诃夫的艺术才能也极力赞扬，认为他是“散文中的普希金”。
不过，托尔斯泰对契诃夫的戏剧并不感兴趣，认为“尽是一些神经衰弱的知识分子无休止的谈话”。但托尔斯泰正是在剧院看了契诃夫的《万尼亚舅舅》后，才萌生了创作剧本《活尸》的想法，并很快就着手拟定了写作提纲。他在日记中写道：
“我觉得，《活尸》一剧中有些音调是从契诃夫的作品中吹送过来的。这便是艺术创作的神秘莫测之处。”
（二）
《活尸》的情节来源是一个真实的案件，它是莫斯科高等法院审理的一起席默尔夫妇诉讼案，检察官达维多夫将案情告诉了托尔斯泰。
案情的基本情况是：一对夫妇，年轻时就分居，主要因为丈夫酗酒。分居后，丈夫日渐堕落，并最终失去了赖以生活的职位，沦为一个流浪汉。这时，妻子找到了一份工作。可在工作中，她的同事爱上了她，他以为她是个寡妇，便提出让她嫁给他；她也爱上了这位男同事。他们一起找到这个流浪汉，希望他能同意离婚。流浪汉答应了，并递上要求解除婚约的呈文。
然而，宗教法庭却不同意他们离婚，于是妻子想出一个办法：让丈夫写信给她说，因对生活感到绝望，他决定自杀。妻子将这封信交到警察局。不久，警察还真的在莫斯科河里捞出一具尸体，河岸上还发现有这位丈夫的身份证件和衣服，警察便将这具尸体当成是丈夫自杀了。
这样，妻子就成了寡妇，与自己的同事结婚了。但最终因某种疏忽，真相暴露了：丈夫根本没有自杀。于是，夫妇俩被带到高等法庭审判，一审判决流放西伯利亚。后来由于科尼从中说情，才最终被判决在狱中监禁一年。
托尔斯泰根据这个案件，经过一段时间的酝酿，终于创作出六幕正剧《活尸》。该剧突破了原案情节上的单独婚姻悲剧范畴，赋予它全新的内容和主题，并塑造出了富有时代气息的艺术形象。
初稿完成后，托尔斯泰像对待以往的作品一样，对其反复修改。但就在这时，托尔斯泰手稿的抄写员伊万诺夫竟将这部剧作的情节泄露出去，许多报刊纷纷加以报导。结果有一天，托尔斯泰的家中来了一位衣衫褴褛的客人——“活尸”的原型席默尔。
不久，席默尔的儿子也来了，他希望托尔斯泰不要发表这部剧本，因为这会让他的妈妈很痛苦。这件事已经平息下来，她担心将此事公诸于众之后，会给她招来麻烦。
虽然剧本与原案迥然不同，但托尔斯泰还是将它搁置起来，没有发表。直到托尔斯泰去世后，剧本才于1911年9月首次刊载在《俄国言论》上，次年元旦又被搬上莫斯科艺术剧院的舞台。
在世纪之交，年逾古稀的托尔斯泰完成的重要作品还包括《什么是艺术》、《我们时代的奴役》等作品。
《什么是艺术》完成于1898年，是托尔斯泰多年来在美学领域探索的结晶。在这部作品中，托尔斯泰对形形色色的艺术理论作了评述。但同时，托尔斯泰也尖锐地抨击了那些脱离人民的艺术理论和艺术作品，有时甚至走向了极端。他还错误地认为，艺术的内容决定于宗教，并以此来分析艺术发展的一般过程。
《我们时代的奴役》于1900年8月完稿，同年刊载在伦敦的《自由言论》上。写作这篇论文的起因是铁路司磅员阿格耶夫给托尔斯泰讲的一件事情，那就是自己供职的莫斯科-喀山铁路搬运工人毫不停息地劳动36个小时的情况。托尔斯泰对此大为震惊，他还亲自去了一趟货运站，才相信了一切的确如阿格耶夫所讲述的那样。
在这篇文章中，托尔斯泰指出，废除农奴制并没有废止奴役制度，它只是改变了从前的形式，成为一种无归属的奴役制度。新的奴隶们不属于工厂主个人所有，而是所有工厂主都肆无忌惮地欺辱、嘲弄他们。对工厂主来说，最值钱的是牲畜，而不是人。他们爱惜自己的马匹，限制它的负重量，担心它过早累死；可对工人，他们却迫使其一刻不停地工作36个小时。
托尔斯泰狠狠地鞭挞了暴力者和强盗的政府，鞭挞了官方教会，并且毫不掩饰地说：
“只有消灭政府，才能把人们从奴隶制度下解救出来。”
大多数人对托尔斯泰的宗教观点都是一副漠不关心的态度，他们不理解，也不能理解。但是，托尔斯泰真诚和激烈地反抗压迫的愤慨却感染了普通大众，令他们也开始仇视现存的恶劣制度。
（三）
由于托尔斯泰在《复活》、《我们时代的奴役》等一系列作品中对专制政权和它的精神支柱——东正教会进行了无情的揭露和鞭挞，他预感到反动政府是不会轻易放过他的。他对一个朋友说：
“我感到惊奇，为什么他们还不把我关到什么地方去？”
这话刚说完不到半年，东正教就对他发难了。
其实，当《复活》问世以来，反动分子、黑暗势力和僧侣们的愤怒和不满就已经达到了无法形容的地步。只是由于托尔斯泰的声望太高，他们不敢采取贸然的行动。
在《我们的时代的奴役》在英国发表后，这些反动势力和东正教会再也忍无可忍了。1901年2月24日，俄国教会的最高机关——东正教事务总管理局公布了一项关于革除托尔斯泰教籍的决定。决定中说：
在我们的时代，上帝降下天灾，出现了一个虚伪的导师列夫·托尔斯泰伯爵。这个全世界着名的作家，出身为俄罗斯人，按其所受教育与洗礼的方式应为东正教徒。列夫·托尔斯泰伯爵在其智慧和自负的诱惑下，傲慢地反对我主耶稣及其神圣教义，在众目睽睽之下，公开抛弃抚育并教育他的正教母教会，把他的文字活动和上帝赋予他的天才用于在民众中散布反基督和反教会的学说，在世人的头脑和心灵中破坏对祖国与教会的信仰，而此信仰业已确立全宇宙之和谐，我辈祖先赖以信仰以为生而得救，神圣的俄罗斯赖此信仰至今仍然以屹立于寰宇而坚不可摧。
在以相当长的篇幅列举了托尔斯泰的异端学说后，公告接着说：
“在他忏悔并恢复与教会的交流之前，教会不承认、也不能承认他为教会的成员。”
以圣彼得堡总主教安东尼为首的7个主教，都在这篇文告上签了字。根据这一裁决，所有俄罗斯教堂的神父都必须每年在一个星期日做礼拜时，郑重其事地诅咒“邪教徒和叛教分子”托尔斯泰。
这些反动分子在等待着托尔斯泰承认自己的错误，然而他们打错了算盘。在写给总管理局的信中，托尔斯泰再一次论证了自己的观点，指出了教会和僧侣的可耻作用。
与此同时，整个进步的社会都拥护托尔斯泰。为了表示对作家的声援，很多大学生和工人还在广场上进行抗议集会，抗议政府强迫参加学潮的学生去服兵役，抗议政府的腐败和教会的黑暗。
1901年的春天，在彼得堡的艺术展览会上，观众们更是在托尔斯泰的肖像前热烈欢呼。托尔斯泰收到了成千上万封向他表示同情的书信和电报。
马利采夫玻璃厂的工人们还给托尔斯泰送来了一份礼物——一块刻有动人题词的绿色大玻璃，上面的题词写道：
您也遭到了许多走在时代前面的伟大人物的同样命运，最尊敬的列夫·尼古拉耶维奇！过去，他们死于火刑，长期被监禁在牢狱之中，或被流放。尽管伪善的最高主教费尽心机将您革除教门，但俄国人民始终将您当做自己伟大的、高尚的、可爱的人。
对于被革除教籍这件事，对托尔斯泰本人并没有产生什么影响。他还劝说那些向他表示同情和声援的人们，不要在当前普遍动乱的情况下做出什么过激的行为来。
但是，整个莫斯科，人们谈论的都是关于学潮和托尔斯泰被革除教籍的事，而几乎所有的老百姓都站在托尔斯泰的一边。索尼娅在日记中写道：
“连日来，我们家里一直有某种过节一般的情绪。访问的人络绎不绝，来了一群又一群……”
当局惊恐万状，这与他们最初期望的截然相反。因此，他们急忙下令禁止电报局接发同情托尔斯泰的电报，禁止报刊登载有关的消息报道和声援托尔斯泰的文章，禁止图书馆出借托尔斯泰的任何着作。但事与愿违，公众们以嘲笑的态度对待此事，因此也陆续出现了许多讽刺当局和教会的手抄的或印刷的匿名诗，如《列夫与七只温顺的鸽子》、《波别多诺斯采夫之梦》、《狮子和驴子》等。
寓言《狮子和驴子》更是将教会头目比作驴子，而用与列夫谐音的狮子来赞美托尔斯泰。它是这样开头的：
“有个国家，那里驴子当权，出现了一头狮子……”
1901年5月，托尔斯泰的孩子们都已完成学业，托尔斯泰决定结束近20年的断断续续的莫斯科生活。5月8日，托尔斯泰全家返回亚斯纳亚·波良纳。许多人都拥向车站，为托尔斯泰送行，并向他致敬。
